論語與算盤 · 第六章：人格與修養
樂翁公的幼年
樂翁公（松平定信）生平的事跡在社會上已經廣為流傳了，所以我們這裡也就不用多說。我只是根據他自己所說的，還有松平家族流傳的《撥雲筆錄》里記載的，來看一下他幼年時的生活，再從側面分析一下造成他獨特人格和精神的原因，據他說：
「在我六歲的那年得了一場大病，所有的名醫和大師甚至連高島朔庵法眼都表示無能為力。那時我特別想活下去，沒想到，挨到了九月份的時候竟然不藥而愈了。我七歲的時候就開始讀《孝經》，學習日文字母了。到了八九歲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稱讚我聰明，有才，對此我一直深表懷疑。」
他認為別人之所以會說他有才，說他聰明，那都是人家在奉承他。接下來他還說了一段往事：
「再後來，我開始接觸《大學》，老師怎麼教我都記不住。反省之後我才知道，別人說我的記憶力好，說我聰明有才華那都是對我的阿諛奉承。其實我的天資很愚鈍，記憶力也很一般，發現這一點的時候我只有九歲。現在想想，小的時候老是被別人的誇獎所蒙蔽，對今後的成長真的很不好。在我十歲那年，我就有了一個很高大的志向。我雄心勃勃地想在整個日本，甚至在中國揚名立萬，成為一個婦孺皆知的大人物。志向太大了，有時候也是一種愚蠢的表現。」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一個想名揚四海的人，必須很早就為自己定下遠大的目標，並且付諸努力。雖然他立下了大志，但是他卻謙遜地把這看成是愚蠢的表現。他還說：
「那個時候起，我經常會應別人的邀請，去為他們題字。自從我知道了那些找我要字的人大多是奉承巴結我的，我就再也沒有心思去寫那種東西了。」
無獨有偶，我的情形也和他差不多。時常會有人前來向我討要字畫，或是請我去為他們題字。或許這就跟樂翁公說的一樣吧，那些人只不過是為了阿諛奉承我而已。
在後面他還說了：
「我十二歲那年喜歡上了寫作，並且開始了通俗類書籍的收集工作。並且在讀過的書裡面嘗試做註解，其中《大學》這本書我還特意寫過批註，傳授別人為人處世的方法。可是這種書一般沒有人願意去讀，所以我也就半途而廢費了。」
樂翁公十一二歲的時候就開始寫書了，可是他等到涉及專業知識的時候，發現自己很多都不太專業。想到參照失實的書籍有可能會誤人子弟，於是他就停下了創作。他在後文又接著說：
「現在想想，還好當初沒有去搜集真西山的《衍義》。在那個時候起，我就已經開始嘗試寫詩了，雖然文采不怎樣，沒有韻律。在那個時候也沒有人可以指點我，於是我就自己去讀，後來就丟到一邊去了。在一次偶然的就會，去鈴鹿山郊遊時，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我就有感而發：
鈴鹿之旅投宿遠，
依舊眷戀花叢中。
這是我十一歲那年的作品。」
可想而知，一個十一歲就能作詩的孩子，在當時的文壇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十二歲那年，我發表了一篇名叫《自教鑒》的文章。並且請到了大塚先生幫我修改，他對我的文章大加讚賞，他給我的文章的批註我至今還記得，我記得當時是明和五年寫的。後來我把它給父親看後，他非常高興，立刻就送給了我一套《史記》，這份禮物到現在我還留著。那個時候的我是剛剛開始寫詩的，根本不懂平仄押韻的手法，因此也很難拿出來見人。
《雨後》詩文如下：
虹晴清夕氣，雨歇散秋陰。
流水琴事響，遠山黛色深。
《七夕》詩文如下：
七夕雲霧散，織女汲銀河。
秋風鵲橋上，今夢莫暢波。
這些詩是經過眾多很多老師們修改過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樂翁公從小就是一個多才多藝，非常非常優秀的人。從他的藏書里可以找到那本《自教鑒》，過去我還讀過這本書，這是教育別人同時告誡自己修身養性的書，這本書篇幅不長，但是很耐讀。樂翁公是一個生性溫和的人，他非常擔心老中、田沼、玄蕃頭的統治。因為他認為，他們的統治集團會毀掉德川幕府。所以他打算隻身一人行刺田沼，這些事在《自教鑒》里都有記載。通過這件事，我認為樂翁公是一個非常善良，有長遠見識的人，但是他又是一個脾氣暴躁，容易衝動的人，他還有一段因為發脾氣被手下勸諫的故事：
「明和八年，那年我十四歲，就從那個時候起，我的脾氣變得非常地暴躁。對一點點小事也會大發雷霆，或者是沒完沒了地動怒，身邊的人都對我表示難以忍受。大塚孝綽尤經常會來勸告我，還有水野為長也是這樣。他們總是會把我不好的言行都提出來，雖然我很感動，還是沒法控制自己的怒氣。後來，他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他們在我的房間裡掛了一幅姜太公釣魚的畫，我每次發怒的時候只要看一眼這張畫，就會慢慢地想到自己要克制，沉下心。雖然非常難控制，後來居然奇蹟般地一天也不發火了。直到我十八歲之後，這種怪脾氣就慢慢地改掉了，這都是周圍人勸諫的結果。
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樂翁公雖然是一個天才，但他的感情個性太過強烈。然而堅定自身的信念去修身養性，才是他形成獨特人格的關鍵。
評價人的標準是什麼
人們常說，人類是萬物的靈長。既然都同為靈長，那麼人與人也就不會存在太大的差異了。可事實上呢？這世界上的人這麼多，每一個人都大不一樣，可以說有天壤之別。光是在我的交際圈裡面，有尊貴的王公貴人，還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們的差距可以說是相當的大。就連一個小山村，一個小鄉鎮也有明顯的區別，那更別說一州一縣了。再談到一國的區別，那懸殊就更大了。像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如果說，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智愚尊卑的區別的話，再想要把人按這種標準區分開也是很難的，更何況要提出這樣一個明確的標準呢？就算我們承認人類是動物中的靈長，其間自然也會有優劣之分。我們從「蓋棺定論」的古話里就能看出來，這個明確的標準是存在的。
有人說「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這句話很有道理。再來想想，「所有人都各不一樣」這句，也沒有說錯。可是到了真正要我們評定一個人價值的時候，對上面的兩個論述我們又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然而這又是非常困難的問題。我想，只有我們在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才有可能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在關於什麼是人的標準的問題上，我想我們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據說，很久以前歐洲有一位國王做過一個實驗，是關於人類天然語言的形成問題。他讓人把兩個嬰兒放在封閉的室內「隔離」起來，不讓他們聽到一點人類的語言，也不進行任何的教育，等到他們長大以後再帶出來。結果他們一點人類地語言都說不出來，只會發出像獸類的哼哼聲。這是不是事實我不清楚，但是我想說的是人類與禽獸的不同點非常小。縱然有些人四肢五體健全，有人的基本形態，可我們不能籠統地稱他們為人。只有在修德、開智，並且對社會做出了有益貢獻的前提下才能稱之為真正的人。換句話說，就是那些具備了靈長能力的，並且有社會性人才具有真正作為一個人而存在的價值。所以說，這也就是鑑定人真正價值的標準，脫離了這幾點，以上論點就不成立了。
自古以來的偉人中，有幾個能作為真正有價值的人而存在呢？在中國的歷史中，周朝的文王和武王並起，推翻了殘暴的殷紂王，統一了動盪的政局並且大力推行以德治天下。為了紀念兩位豐功偉績的偉人，後人把文武王稱為聖人。
由此可見，文武兩王，可以說是豐功偉績，富貴顯赫。可是和文王、武王、周公等人並稱為聖人的孔子又是怎麼樣的呢？而作為他的弟子，也冠有聖人之名的顏回、曾子、子思和孟子呢？他們畢生只是為了道而雲遊天下，在那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就連一個小國也沒有。在德行，名氣方面，他們絲毫不亞於文武王。可是在富貴方面，他們和文武王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所以，如果我們把財富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真正價值的標準，那麼孔子就是一個非常差勁的人了。可是孔子自己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很差勁的人呢？我們知道，文王，武王、周公還有孔子等人都是常伴知足而度過一生的，如果把富有作為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標準的話，把孔子作為一個差勁的人來看這能說得通嗎？
所以說，評價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只有從各方面去看他的成就，他的影響，還有對社會對人類所作的貢獻，才能評價一個人真正的價值。
再來看看日本的歷史人物，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就比如在藤原時平、菅原道真、楠木正成還有足利尊氏這些人中，我們可以試著來評價一下誰的價值更高一些。藤原時平和足利尊氏一樣，他們在財富上也是佼佼者，可是在今天看來，只有在大家談論忠誠的時候才會想起藤原時平的名字，而菅原道真的名字卻是家喻戶曉的。到底該怎樣看待一個人真正的價值呢？我們說到尊氏、正成兩人情況也是差不多的。
對一個人進行評價，是一種社會潮流，許多人對此津津樂道。但是要真正地去了解這個人，對他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卻又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輕易評價一個人。想要真正地去評價一個人，必須把他各方面的成敗綜合起來，以及對社會所作的貢獻進行考察，最後才能進行評價。
什麼才是真正的氣魄
我們常說的氣魄是什麼？這個詞很難用具體的形式加以說明，但要是從漢學的角度來看的話，我認為我們可以把它歸結到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一類。
我們常常會提到年輕人有氣魄。但這並不能斷章取義地說，只有年輕人才有氣魄，而老年人卻沒有。其實氣魄是所有人都有，雖然大隈侯爵比我只大兩歲，但我不能不承認他的氣魄很宏偉。
關於浩然之氣的說法，孟子曾經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孟子·公孫丑上》）他這裡所說的「至大至剛」、「以直養」的說法，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常聽人說某某人沒有氣魄，或是拿出點氣魄出來之類的話。甚至還有人說，在爛醉如泥的時候大喊大叫，那是有氣魄的表現；然而沉默不語常常被人家認為是窩囊廢、沒有氣魄。
酒醉後在街上大喊大叫直到被警察抓走而表現出來的氣魄是沒有人讚賞的。如果和某某人發生爭執，明明知道自己是錯的，還強詞奪理也能別稱之為氣魄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以上都是誤解了氣魄這個詞本意的表現。
福澤先生非常注重獨立自尊，他所說的自尊，我們可以理解為有氣魄，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等，如果人們在做到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的前提下，同時具備自尊，那就再好不過了。自治、自存，只有在付出一定的辛勞之後才能達到。而我們所說的自尊，稍有差池就容易被人誤解為倨傲或是不像話，也就是缺德。
氣魄這種東西並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說，過一下馬路，也要說我有自尊，看到迎面開來的汽車也不避開，最終釀成慘劇，這種自尊並不是有氣魄的表現。氣魄是一種非常剛強，非常強大的氣勢，這種氣勢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那種單純，輕率的意氣用事。
如果只是因為一時發酒瘋表現出來的「氣魄」，昨日還很厲害，今天就疲憊不堪，這並不是有氣魄的表現。只有用剛正之心日積月累培養出來的氣魄才能「塞於天地之間」，形成真正的氣魄。
現在的學生們普遍缺少這種氣魄，常常被外界評論為軟弱、淫靡、優柔之輩。如果現在的年輕人再這樣下去的話，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整個民族都會喪失氣魄。我覺得責任重大的這一代年輕人應該承擔起這個重任，修身養性培養起氣魄才行。我記得程伊川說過一句話：「哲人見機誠之思，志士厲行致之為」，或許文字有些出入，但這句話所蘊含的思想是我非常讚賞的。
明治時代的前輩們，也就是我所說的「哲人見機誠之思」的這種人，而大正時代的年輕人無論如何也要成為「志士厲行致之為」的人。現在正是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時代，我給現在年輕人們的意見是，時刻保持旺盛的氣魄，努力為社會，為國家和人民造福。
二宮尊德和西鄉隆盛
明治五年（1872年），陸奧宗光、芳川顯正還有我，跟著擔任總指揮，負責管理所有相關事項的井上侯爵一起遠渡英國籌集公債。明治四年（1871年），那個時候吉田清成正在想辦法對財團進行改革。有一天傍晚，西鄉公（西鄉隆盛）忽然到神田猿樂町來找我，那個時候西鄉公是政府的參議員，擔任一個非常高的官職，而他卻來訪問我這個官職低微的財政大丞，說真的，一般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我在受寵若驚之餘還感到非常惶恐。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為了相馬藩的《興國安民法》而來。
說起《興國安民法》，這是一部由相馬藩聘請二宮尊德先生擬定的涉及財政、產業和很多方面內容的法案。後來以井上侯爵為首的，在我們財團政改的時候，曾經打算過要廢除二宮先生遺留下來的《興國安民法》。後來相馬藩等人得知了這一消息，認為這是一件關係到這個藩消長的大事，他們於是就派了富田久助和志賀直道兩人到東京，面見了西鄉參議。他們請求西相公在財政改革的時候出面，保留下《興國安民法》。西鄉公就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可是後來與大久保先生和大隈先生談論時，卻沒有得到認同。接著他又想到如果井上侯爵也不同意的話，這個要求無論如何都不會被接受了。西相公煩悶到了極點，突然就想到我了，他認為如果說服了我，就有可能達到不會廢止興國安民法的目的。因為他非常看重對富田、志賀作出的承諾，於是他特意來看望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官。
西鄉公把自己的處境跟我說明了一下，並且表示廢除這樣一個好的法律實在是很可惜，希望我能幫他出一把力，讓這個法律繼續維持下去。
於是我就問了西鄉公：「您認為應當繼續維持這個法律，那麼您知道二宮先生的《興國安民法》的具體內容嗎？」
他誠實地回答說不知道，就連基本的內容都不知道。
「既然您都不知道這是一部怎樣的法律，就過來勸我不廢止它，那樣不是太難以令人理解了嗎？不過，在談這個之前我還是先為您說明一下吧。」
於是我就根據我對《興國安民法》進行的充分調查，詳細地向他加以說明。
二宮先生一去相馬藩，第一件事就是對藩內過去180年間的年收入進行了一個詳細的統計。並且把180年分成了天地人三個年份，每個年份有60年，並且算出了這60年的平均年收入，並且把這作為這個藩的一年平均收入的參數。然後再把這180年分成乾坤兩個年份也就是90年一年份，把收入少的坤這90年的人均年收入作為藩內的年支出數額，並且以這個作為依據，預算出年支出。如果當年的年收入超過了坤的平均年收入參數，那就是增收：如果還有結餘的勞動力，就作為次年開墾荒地的依據，而開墾出來的新田地就給予當時的開墾貢獻力最多的人。這個也就是相馬藩的《興國安民法》。
西鄉公聽了我對二宮先生《興國安民法》的詳細說明，他就說：「照你這麼說，《興國安民法》倒也符合量入為出的原則，那不是挺好嗎？不廢除不是更好嗎？」想到我堅持自己的財政意見的時機到了，於是我向他講述道：「您這點講得很對，如果繼續沿用二宮先生的《興國安民法》，相馬藩一定會越來越昌盛。但是您要知道一點，我們這是為國家制定法規，若是單為一個相馬藩保留這個法律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了，權衡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西鄉公聽了我的話之後，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他默默地告辭了。
我要說的是，不管別人知不知道，我認為像西鄉公那樣，沒有一點架子的人才是最令人敬佩的豪傑。
不能空談理論上的修養
修養，到底應該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有修養？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千萬不能只是空有理論，而不付諸實踐，因為修養是必須由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的。
我在這裡必須對實際和理論的配合，特別作一個說明。歸結成一點就是，理論與實際、學問和事業是相輔相成的，如果這些不能同時得到發展，那麼一個國家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強大起來。不管一個方面做得有多好，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緊密地與之相結合，那麼這個國家永遠不可能邁入世界強國之列。不能一味滿足於事實，也不能只看純粹的理論，一定要兩者相結合，只有兩者相結合，國家和民族才能文明富強，作為個人才能臻於完美。
像這種例子很多，就拿漢學來說，孔孟之道在中國歷來都有非常高的地位，稱之為國學或是經學，相比文人墨客的詩詞歌賦，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文學。對儒學探究最深，並且讓其得以發展的是中國宋末的朱子。朱子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熱愛講學。遺憾的是他生不逢時，那個朝代政治衰頹，兵力微弱，實學絲毫沒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說，儘管學問的發展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可是在那個時候絲毫是沒有用的，也就是完全被實際隔離了。總之，儘管宋代的經學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振興，卻沒有真正地把它運用到實際中去。
然而日本人卻能很好地利用這本經學，並將它應用到實際中來。使這一套中國宋代流行的空談死學，得以發揮它真正的效力。德川家康是少數幾個能運用這套經學的人，元龜、天正時代，當時的日本四方割據，有號稱二十八天下的局勢。兵荒馬亂，各大諸侯只熱心軍備。這個時候德川家康表現得相當明智，他意識到光憑武力是不可能治國平天下的。於是他大力推行文化事業，採用中國視為死學的朱子儒學。聘請到藤原惺窩，和林羅山等人，為他推行儒學，並把它付諸於實踐。
至今為止，我們還能看到德川家康遺訓中的一句話：
「人的一生，猶如負重擔而行遠道。不可操之過急。常想到不自由。就沒有不是之感。起非分之望時，宜想到困窮之時。忍耐為安全長久之基，怒為敵。知畦不知負，害至於身。責己寬人，不及勝於過。」
這些話大都出自於名學典故中。他之所以能夠平息戰亂，一統天下維持三百年的和平，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死板硬套，對理論能夠活學活用並且付諸實踐。
到了元祿、亨保年間，各種學派也慢慢地發展起來了，並逐步演變成為玩弄空理不切實際的空論。雖然有很多有學識的儒學家，可是注重聯繫實際的卻很少，只有少數的像熊澤菩山、野中兼山，新井白石和貝原益軒等數人。德川末期的國勢一蹶不振，這和沒有結合實際的空論有莫大關聯。
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在今天看來，不注重理論與實際結合就是不切實際的。再回過頭看日本，至今也很難說它已經達到了兩者的充分平衡。不僅如此，還能看到兩者的相離傾向已經愈來愈明顯了。想到這點，不能不為這個國家的未來擔心。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一個以修養為主的人，一定要記住這幾點：切勿走旁門左道，要恪守中庸，努力向前，同時向智慧之路穩步邁進。在精神發展的同時，智慧必須也與之同步發展。修養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一個村，一個鄉，進而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努力奮鬥做出貢獻。
磨鍊自己的意志力
總的來說，世間太多的不如意，這不僅是對於有形事物而言，更多還是對人的內在精神來說的。就比如，我們在心裡已經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常常會因為一點小事而發生變化。有時，可能是被身邊的人勸誘而改變，雖然這並不是惡意的，但也充分說明了自己意志力太過於薄弱。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卻還是如此，就是意志力不夠堅強的表現。
也就是說，獨特人格的形成重在平時對意志力的磨鍊。我們應該形成一種意識，對做任何事都要形成「要先這樣」或者是「然後那樣」的意識。一旦開始做某一件事，不管別人怎麼說，或是發生什麼突髮狀況，決不能被干擾，疏忽大意，進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所以我們應該注重平時意志力的鍛煉，在處事的過程中依次進行。
人心是很容易產生變化的，常常會在決定了做某件事，或是必須做某件事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動搖意志，改變初衷，做出背離本意的事，這是意志力匱乏，精神修養有所欠缺的表現。事實上，那些精神修養好，意志力經過千錘百鍊的人也難免會迷失方向。更何況社會經歷淺薄欠缺鍛煉的年輕人呢。所以年輕人更要提高警覺，對問題深思熟慮，不要倉促行事。一旦決定，就堅持著自己的原則和主張一直走下去。同時也要注意，行事的時候不能反過頭來再三思考，這樣會打亂計劃，最後失去自我。
以上就是我對有關鍛煉意志力的理論，或許有些說教之嫌，但我僅僅是為了能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經驗。自從明治六年（1873年）我辭官之後，我就開始在工商界闖蕩。在那之後，無論政界發生什麼事我都不再干預。本來，政界和商業界是有著非常錯綜複雜的關係，只有通達事理的人才能巧妙地盤桓其中，這也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我自認為自己的能力比較平庸，所以一直不敢挑戰其險惡。
然而，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凡人，如果這樣去做的話很可能會一步走錯，就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我就和政界徹底斷絕了聯繫，全身心地投入到商業界裡來。說起當初作這個決定，絕大部分是我的意思，在這之前還有些朋友曾經對我有過勸阻，最後被我一一回絕了。縱然我當初的信念是那麼的堅定，但是在後來我慢慢發現理想和現實差距是很大的。在這過去的四十年里，我常常會體會到，改變最初的決定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一想到這裡，我就會立刻打消動搖決定的念頭，直到發展到今天。這些年所經歷的種種磨難，和所有曲折比起當初所預想的要多得多。
如果我是一個意志力薄弱的人，在遇到了這些變化和誘惑的情況下，稍微有一點差池，就會走錯路。也許就會造成和今天大不一樣的局面，形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就比如在過去的40年里，在一件事情上的決策上有失誤，讓本該朝正確方向發展的事變成一件重大失誤。先不說事件的大小，這件事定會成為我人生的一大敗筆。
就算是一次很小的挫折，也會讓人亂了陣腳，讓自己的意志力受到很大的打擊。今後行動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就會讓自己產生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以後就會認為出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千里之堤，潰為蟻穴」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我這40年的經歷告訴我：一個人成功與否，在於能不能堅持自己的道路。一路走來，也許會碰到很多一念之間的決策，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初衷，中途轉向，最終只會毀掉自己的一生。
我們不難看出，意志力的鍛煉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覺得，大家能從這些經驗中得出一些教訓，收穫也是不菲的。這些經驗我總結如下：即便是一些小事，只要是違背了自己一開始的意志，一定要堅決摒棄。如果一開始就被小事而左右，那麼最終只會產生不可收拾的惡果，所以在對待小事上也要三思而後行。
由果探尋因
社會上對於乃木大將的殉死，一直以來都眾說紛紜。也有很多人評論他：「殉死的行為是理應受到世人批判的，然而乃木大將的死沒有人有資格去批判他。」也有人評論：「大將的死，何其壯哉？他的死是偉大生命的升華，大家會永遠地記住他。」等等。各種各樣的評論接踵而來，媒體報刊紛紛響應。由這點，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死，對社會的影響有多麼的深遠。
雖然我的看法和後者大致相同，但我個人認為，與其說大家是對乃木大將死的行為而崇敬，倒不如說是對他生前的行為感到敬佩。或者可以說是，大正元年（1912年）9月3日之前，乃木大將的行為品性是深受大家所愛戴的，因為他的猝然離去，讓大家一時無法接受，猶如晴天霹靂，震撼了所有人。
我們先不論大將殉死的動機是什麼，現在僅僅對是不是因為一死才給社會帶來這麼大反響而討論，我覺得有必要把我的看法敘述一下。因為我和乃木大將沒有什麼親密關係，對他不是特別了解，我只能從社會各方面對他的評價來認識他。從各個層面的人對他的評價看來，他確實是一個真誠待人，正直廉潔的人。我們還可以從他生前的一些事跡看到他對事是一絲不苟、全神貫注的精神態度。
尤其是在軍務方面，他更是不惜一切為君為國盡力，是名副其實的忠君愛國之人。他的兩個兒子先後在日俄戰爭中捐軀，晚年喪子的大將，在人前從來沒有掉過一滴淚。
乃木將軍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名軍人了，作為軍人，他時刻謹記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與此同時，他還能保持著一顆明辨是非，不懼強權的正義之心。他甚至曾因為忤逆上司，而受到被開除的處分。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個感情偏激，容易衝動的人，但是他同時是一個平易近人，詼諧幽默的人，他溫文爾雅的君子之風讓他手下的士兵深深折服。
古代中國有吳起吮膿的典故，他為了給士兵治傷，親口幫士兵療傷，讓受傷的士兵非常感動。士兵發誓說：「我的傷一旦治癒，我一定要為了將軍拿起武器，在上沙場拚命。」
後來，傷兵的母親感嘆說，報恩雖然是人之常情，可你要知道你的父親也是這樣死的。」這位母親對吳起的做法是出於愛心，還是作秀有些心存疑慮。
如果乃木將軍這樣做的話，絕對是出於愛心，他向來是以無邪的心來對待士兵的。在學習院擔任院長的時候也是一樣，大家隨處都可以看到他對學生們關愛的真情流露。就乃木將軍的為人而言，我們可以說他不是那種只會以武力解決問題的人。他文雅風趣，就像薩摩司令一樣，在他戰死的時候，身上還懷揣著和歌的草稿；又比如八幡太郎義，在勿來關寫的和歌，到現在還是經典傳唱。這些辭世之歌不僅是勇武和文雅的激情碰撞，更是毫無做作的真情流露。
因為大將是一個有強烈奉獻精神的人，先帝不幸駕崩，讓他忽然就覺得在這個世上活著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縱然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務需要他去料理，就比如未來的軍事發展方向，學習院的各種事物，對英國皇族的外交政策等。這些事再怎麼重要也難以遏制他內心的苦痛，他還是決定殉死以求解脫。大將殉身的消息一經傳開，他生前的各種事跡和思想也隨之公之於世，轟動全國。只是拋棄生命的做法並不偉大，偉大的是他六十多年來所做的一切，他的事跡是偉大的，他的人格是值得世人永遠讚頌的。
現在社會上的年輕人都有一個通病，他們只看一個人最後是多麼的光輝榮耀，卻常常會忽略他們成功背後的辛勞和汗水。
只能看得到表面，卻往往無視內在的東西，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我們對於乃木大將同樣也是這樣，很多人只是感嘆他那壯烈的一死，卻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殉死的目的，以及他生前光輝的事跡和崇高的精神品質。
德川家康的貢獻
東照公（德川家康）之所以得到世人的敬仰，是由於他在神道、佛教和儒教以及各個領域所做的貢獻。他做過很多的調查，希望能藉助這些摸索出成功之道以謀求國家的興盛和繁榮。事實上，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這點，歷史學家們有不少好評。他在文學和政治領域所做的貢獻，一直以來都是我深為敬佩的。在佛教上，他一開始讓一個叫楚舜的人負責，由於那個人造詣不高，所以東照公不太器重他。後來是由一個叫南光坊天海的主持的。在儒學方面，他首先聘任了藤原惺窩，隨後又聘用了他的弟子林道春。而且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後人尊稱他為官方儒學者，並且確立了一個新的流派。東照公對儒教非常重視，並且大力推崇。
大家一定都還記得，歷史書上常常介紹他熟讀《論語》和《中庸》的事跡。並且還有一篇雜有平假名寫的《神君遺訓》的文章，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得其中的一句話：「人的一生，猶如負重擔而行遠道，切不可操之過急。」這是出自東照公的遺訓里的，這也是他熟讀論語的證據。《論語·泰伯》裡面曾子說了一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裡用東照公的話來講就是：「人的一生猶負重擔而行遠道」其實這句話的意思也差不多。在他的遺訓結尾還說「不及勝於過」，這句也是出自孔子的話「過猶不及」，他在這裡強調而為「勝」。以上的這些，都是東照公引用《論語》的例證。
在道德方面他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元龜，天正年間，日本內亂不斷，民不聊生。當時人們對文學興趣已經蕩然無存，更別提什麼仁義道德了。然而東照公這個時候已經開始著手於文學的振興，他決定採用朱子的儒學。
經學一派可以說是百家爭鳴，而林家卻能徹頭徹尾地把儒學發揚光大，東照公的用心良苦實在是令我敬佩不已。
他不僅僅是只注重仁義道德主義和文學的發展。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佛教方面的傑出貢獻。他最初皈依了廣三河的大樹寺，並且和這裡的僧侶們結下了深厚的交情，但是大樹寺是屬於淨土宗的。再後來，他招用了一位芝增上寺的主持。到後來，他有轉移到駿河之後，又任用了金地院的崇傳、承兌等人。再到後來，他才接受開闢東睿山的南光坊天海的指導。不得不說的是，這個天海實在是僧侶裡面的英雄人物。說是英雄或許有些過分誇張，怎麼說他也是僧侶中數一數二的傑出人物。他是一個精力非常好的人，足足活了126歲。比大隈侯預想的還要多出一歲。東照公非常信奉天海禪師，經常向他討教佛法。
最近我讀了南光坊天海的傳記，書裡面也有提到，東照公在駿河的時候曾多次和天海禪師交流佛法，那些數不盡的年頭裡到底有多少次已經說不清楚了。但是據天海禪師的記載，在某一年的三個多月里，竟然有六七十次之多。即便在他卸任以後，身在江戶也時常和天海禪師有書信往來，遷到東京以後也是這樣。
他不像平常人一樣，在茶餘飯後打發無聊才做這些事，而是一有空餘時間就回去聆聽佛法。在《德川實記》中雖然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記載，但是很多地方都講到了他向南光坊天海諮詢的事。
反駁修養無用論
在談論修養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受過一個人的攻擊。他的觀點大體上可分為兩點：其一是，修養會磨滅人的天性，所以不值得提倡；其二是，他認為修養會束縛人，讓人變得卑屈。對於他說的這兩點，我也要闡述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第一，說修養會磨滅人的天性，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對。這是混淆了修養與修飾的區別，所謂的修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修身養性，這裡面有鍛煉、研究、克己和忍耐的因素。主要強調的是人要通過努力逐漸讓自己達到聖人和君子的境界。為此，我要特別聲明一下，修養並不是改變人的天性。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有充分的修養，那麼，假以時日，他的品行和人格就會日趨完美，逐漸接近聖人的標準。如果認為修養會把人的天性磨滅，那麼，也就是否認了聖人的存在。
如果說因為修養使人變得卑曲的話，那樣的君子也不就不能稱之為君子，應該說是偽君子。這是一種錯誤的修養。人的天性是善良的，而我們的七情六慾往往會左右我們的心，就算是聖人也要對自己有所控制，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修養來克制自己。所以，我認為，說修養會束縛自己，讓人變得卑曲這種言論純屬謬論。
修養使人卑屈，是不注重禮節和忽視了虔誠的人的狹隘說法。我們常說的孝悌忠信、仁義道德都屬於修養範疇，絕不是一般的愚昧卑屈所能達到的。《大學》中所說的「致知格物」，還有王陽明的「致良知」，也都是說的修養。修養並不是塑造泥偶一樣，相反，他是結合自己的性情，加以靈性在為人處事中積累而成的。真正達到有修養的時候，就能分辨善惡是非，做到正確地取捨。
這樣斷章取義地說話，是對修養最大的誤解。修養在生活中具有非常廣泛的意義，可以說是在精神、智慧、知識、身體，以及言行上最大限度地磨鍊自身。無論你是青年還是老年，只要堅持不懈地修身養性，終有一天會達到聖人的境界。
以上就是我針對修養無用論的反駁。我由衷地希望廣大青年朋友們能吸收這個理念，努力做一個有修養的人。
人格養成法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最切實，最需要的是高尚人格的培養。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道德觀念非常好。後來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國民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以至於今天道德局面的混亂不堪。現在的年輕人把儒學視為陳舊的東西，一味地追求時尚和潮流，排斥甚至抵制這些東西。那個時候，基督教義還沒有成為一般的道德法律，在明治時代也沒有真正確定道德規範，所以那個時候，日本人民的思想處於動盪之中。國民精神無所寄託，民不聊生。
現在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是，年輕人越來越不注重人格的修養了，這樣的局面非常令人擔憂。各大世界強國都信奉宗教，並且有相關的道德律；唯獨我們大日本國卻還是處在思想混沌的時代，難道就沒有人感到羞愧嗎？大家再來看看現在的社會現象，人們都紛紛偏向於極端主義，為了金錢，什麼都願意做。人人都這樣，還談什麼國家富強，追求個人富強倒是真的，這個想法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當然，致富並不是壞事，可以說是重中之重。我認為，以「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為生活準則最好。
孔子曾經說過：「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這句話說的是追求功名富貴並不是壞事，並且是重要之舉，理應受到支持。如果說人人都只顧著自己富裕，把國家的興盛與繁榮拋諸腦後，一味只顧自己的話，那就值得大家好好想想了。現在的人看待金錢，已經形成了這種風氣。換句話說，這是現在人，人格修養欠佳的表現。如果一個國家有了明確的道德底線，所有的國民都對它保持著信仰，那麼，也就能扶正社會風氣，在潛移默化中讓國民形成一種人格。
這也是我為什麼苦口婆心地規勸年輕人們，要注重人格修養的原因。年輕人有活力，衝勁大，並且非常有上進心。所以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成為一個威武不能屈的人，要在謀求自身富足的同時，為國家，為人民謀福祉。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年輕人極容易受到蠱惑，所以更要把持住，堅持自我。
人有各式各樣的，有人信奉佛教，也有人是基督教徒，信仰不同的人比比皆是。針對不同的人，還有不同的人格修養。
從我年輕時候起，我就立志要把儒教發揚光大。尊孔子為我一生的參照。所以我認為，具備忠義孝悌的人才是最具有權威人格的，只有這才是人格的最高修養。因為作為一個人來講，最基本的也是這幾個方面，忠義孝悌是一個擁有健全人格的人不可或缺的，同時是為人處世中最基本的道義。
同時，智能的開發也要建立在這四點上，如果不是，也就不能稱之為健全的人格。如果智能開發不夠充分，也就不能很好地做到明辨是非，在日常的為人處世上也就難以發揮效力，因此也不算圓滿地達到「忠孝悌義」。
在為人處事方面，做到講求原則，儘量避免犯錯，這樣的人生才能圓滿。關於人生終極目的究竟是什麼，也有著各式各樣不同的說法；有人理解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也有人認為是不停地積累財富，取得足以令人仰望的地位。我向來是對這兩種觀點不贊同的，我認為如果不以有高尚人格為前提，取得不義之財或是通過不折手段取得的地位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商業無國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舊金山的學童事件導致日美關係的逐漸惡化，日美間的外交出現了疏遠的傾向。這是美國單方面的態度，他們開始厭惡日本人，逐漸疏遠日本。出現這個問題是由來已久的積怨所致。
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還發生過「日本人不准游泳」的事件，在這之後事件愈演愈烈，逐漸發展成為外交關係的瀕臨破裂。對於美國，我向來是有種特殊感情的。作為實業界的一員，我對日本的整個實業的命運感到非常擔憂，尤其是外交方面更加令我感到十分憂慮。這個事件之後，一些居住在舊金山的日本人就建立了一個叫在美日本人會的組織，由手島謹爾氏擔任會長。他特意派渡道金藏這個人回到日本，請求我能幫助他們在國內爭取到人民的支持。同時我們也大力配合他們，希望他們在美的各位能取得成績。
我就這個事，向渡道金藏講述了明治三十五年在金門公園目睹的事件。並且囑咐他一定要向會長和會員們反映這個事，一定要重視起來，這不是小事，萬不可掉以輕心。那一年是明治四十一年。
同年秋天，由在美日本人會舉辦了一個活動。邀請了美國太平洋沿岸各大商會的議員來日本旅遊，這個活動是我們提議發起的。這次的盛會促進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消除了長久以來的誤會。這次來旅遊的有舊金山的F·W·杜魯門，西雅圖的J·D·羅曼，波特蘭的O·M·克萊克以及其他的議員。在各種各樣的聚會中，我們就日美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溝通，並且真誠地表達出對雙邊關係的重視與良好希望。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對移居到美國的日本人在美國存在的種種陋習進行了批評，並指出這是兩國需要努力溝通，及早解決的問題。
如果在美國，依然存在著種族偏見與歧視的話，這就是美國的問題了。也就是說，這是對美國主張的人人平等原則的踐踏，是美國的錯。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對我的觀點表示極為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