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算盤 · 第五章:理想與迷信

澀澤榮一 《論語與算盤》
美好未來的根本在於「信」 打敗仗無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是,傾注一國之力而在戰爭中一決高下,這又是不合乎王道的。縱觀當今時局,我們大可不必為這種情況擔心。但是,我國工商業的方向該何去何從呢?對於恢復和平之後的實業界而言,也許會產生許多意外的變化,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壞,總之是我們無法預測的。 無論如何,我們在面對未來時,一定要保持信念,就算再失望,也要堅持自己的信仰和主張。也就是說,凡事三思而後行,就一定能減少錯誤。像戰爭這樣的突發事件,雖然超出我們所料。但人生在世,所有的興趣和理想,都必須要從道德出發去進行。其中所謂的商業道德,說到最根本的就是一個字——信。如果沒有了誠信,實業界就沒有堅實的基礎。總而言之,在和平年代,我們這些身處實業界的人不僅是責任重大,還要對實業未來的發展作出合理的規劃,然後以此為基準,將經濟活動逐步開展。 「國民保持充分的希望,活潑地工作」,這是一個美國人對日本的評語。不久前,他通過對日本的觀察,從而得出了這一結論,認為日本人總能懷抱希望積極地工作。聽了他的評論,我覺得很高興。雖然我已經老了,可我從心底希望我的國家能一天比一天繁榮富強,希望百姓能安居樂業,幸福快樂。我想,這應該也是我們所有實業家的共同心愿吧! 處在當今這樣一個時局,想要預測未來如何,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根據所經營的事業,制定出適宜的方針。因此必須遵照上面所說的「信」字,如果所有實業家都能做到這一點,相信不久的將來,不僅日本的財富會增加,就連國民的整體素質也會提升一個檔次。當然,這不僅僅是對時局的希望,更多的還是希望大家能從相互承擔的工作出發考慮,共同制定出適宜的方針。 對工作保有興趣 近來流行一句話:「無論對於什麼工作,都必須保持興趣」。那興趣的具體含義又是什麼呢?我不是學者,難以作出完善的解釋。不過,我深切地希望每個人在恪守自己職責的同時,都能對自己的工作保持良好的興趣。 興趣一詞,既指理想、欲望,也有愛好、喜歡的意思。按字面意思可以理解為履行職責,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例行公事」。但是,如果對某項工作充滿興趣,就會從內心深處想把這項工作做好,也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和欲望加諸到工作上,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興趣。 雖然興趣的確切定義我不知道,但我認為,一個人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一定要保有興趣。如果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又是積極向上的,那麼,就能在社會中發揮自己的才能。帶著興趣去工作的人,往往都是神采奕奕,激情飽滿的,而且工作的效率也很高。反之,就會覺得工作毫無意義,人也只是一個受工作支配的空殼而已。 有本書中說到了養生法,就是說人老了以後,如果只有吃飯、睡覺這些事的話,那就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肉體的存在。所以,人的年齡可以增長,身體可以不靈活,但是思想不能不存在,只要有用心做事的信念,這才能稱得上生命的存在。 人都希望生命的存在,而不希望自己活得如行屍走肉一般,這是我們老年人應該要謹記的。另外,我們說一個人還活著,大概都是指肉體還存在。如果這樣的人多了,日本也就不會充滿生氣了。其實現在的社會,很多人,包括一些名人都是指只有肉體還活著的。 所以,對於所做的事,並不能僅僅把它視作一項工作,還要對它保持足夠的興趣。如果一個人對工作沒有了興趣,那他也會變得無精打采,就像木偶一般。因此做任何事情,必不可少的就是興趣,即使不能事事如願,也一定會有部分與自己的初衷相吻合的。孔子有句話說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這是指興趣到了頂點的最高境界。 道德傳統 道德是否也會像物理學、化學那樣逐漸進化呢?有人認為,道德是隨著文明的發展而進化的。雖然很難給道德下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但宗教信念卻是可以用來加強道德的。從邏輯上說,也能維持人的道德心。這樣的解釋,不也詮釋道德的進化嗎?「道德」這個詞出自中國古代唐虞之世所說的王道,歷史非常的悠久。 進化不僅僅是在生物方面,以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來說,古代的東西都是在不斷進化的。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生物的進化,很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雖然進化論是針對生物體來說的,可仔細研究過後,即使是非生物體,不也是在發展變化的嗎?與其說是變化,不如說是進步。 禮教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歷來為中國人所推崇的二十四孝,列舉了很多孝順長輩的故事,其中最可笑的是和一個叫郭巨的人的故事。這個郭巨因為家裡很窮,無力養活父母和孩子,因此想把孩子活埋了,好省下糧食給父母吃。挖土的時候,發現了一口裝滿金子的鍋,這樣他的孩子才逃過一劫,父母和孩子也都過上了好日子。這就是所謂的「孝道」。如果換作今天,一定會有人說這個人是腦子有問題的,竟然做出這樣的蠢事。 還有一個故事,名叫「臥冰求鯉」。說的是晉朝有個叫王祥的人,早年喪母,繼母朱氏對他不好,常在王父面前說他的壞話,他因此也失去了父愛。一天繼母朱氏想吃鯉魚,可恰逢天寒地凍,也沒辦法捕捉,王祥便赤身裸體地躺在冰面上,結果鯉魚果然躍冰而出。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我們無從查證,可真想盡孝道,如果在感動上天之前自己已經被凍死了,這反而又是在違背孝道。 像二十四孝這樣的故事,多是虛構的,所以很難作為恰當的例子。對於做善事的看法,則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單從物質方面比較,沒有電力、沒有蒸汽機的時代,與現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如果道德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話,那麼過去所推崇的道德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的價值,更有可能被推翻。所以,不管物理、化學如何進步也好,這些自古就被東西兩方所提倡的道德仁義還是不能變化。因而我認為,古代聖賢所說的道德,並沒有像其他事物那樣,隨著科學的進化而發生變化。 摒棄戰爭之道 法國流行著一句俗語:「強者總是有理的」。隨著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重視道德、愛好和平、厭惡戰爭的心情是與日俱增。也就是說,社會在進步,戰爭的代價也更加昂貴。如果每個國家都能考慮到這一點,那趨向極端的戰亂自然就會減少,而且一定會減少。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左右,有個名叫達勒姆的俄國人,寫了一本名為《戰爭與經濟》的書。他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戰爭會變得更加殘酷,而戰爭經費也會急劇上漲,所以,戰爭最終會消亡。有人認為,當初俄國皇帝主張召開和平會議,就是相信了他這番言論。 那麼,如果各國真的能認識到戰爭帶來的災難後果,那不久前的歐洲大戰就不會發生了。明治四十七年(1914年)七月底,各報紙都在爭相報道戰爭的情況,我剛好要外出旅行,一個朋友問起我怎麼看待時局的變化。我回答他說,我也是看過報紙之後,才確信戰爭已經爆發了的。 我還記得美國的喬丹博士在「摩洛哥危機」發生時,特地發了一個電報,說是由於聽了美國著名財政家摩根的忠告,戰爭停止了。喬丹博士素來倡導和平,所以才會與我聯繫。雖然我對他的觀點深信不疑,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思考問題的角度也會更加全面,因此,戰爭必然也會減少,這也是人心所向。 觀察當今歐洲的戰況,雖不了解詳情,但也覺得非常悲慘。尤其是德國的行為,簡直是野蠻到了極點,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根本看不到一點文明的影子。究其根源,是因為道德的標準不適用於整個世界,才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如果真是這樣,那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必要,也有責任清醒地認識到,與其將全部的經歷都放在捍衛國家上,還不如留出一部分時間想想如何將國際的道德統一起來,讓「弱肉強食」的行為銷聲匿跡。 如是執政的領導人和國民,都沒有了我行我素的欲望,那麼也就不會再發生這樣殘酷的戰爭。如果一方忍讓,而另一方步步緊逼,戰火勢必會被點燃。這中間既有種族關係,也有國界問題。一國對另一國擴張勢力,另一方奮起反抗,戰爭也必然會爆發。總之,不能將自己的所要求的強加於人,如果隨心所欲、恃強凌弱,就會形成今日的局面。 文明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在我看來,今日的世界文明依然不健全。這樣想來,我心中不免想到,日本今後將要走向何方呢?作為國民該有怎樣的覺悟才好呢?是不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戰爭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除了奉行弱肉強食的主張以外,就別無他途了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全體國民必須要有一個堅定的主張。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點,弘揚東方的道德,維護和平,增進各國之間的友誼。至少,在不增加他國困擾的前提下,謀求本國的發展之路。我相信,如果能從本國全體國民的福祉出發,放棄唯我獨尊的觀念,不僅在國內,就是在全世界也能實現真正的王道,那樣今日的慘劇就不會再重演。 兩種人生觀 人如果沒有目標地活著,那就叫白活了。可目標究竟是什麼呢?如何才能實現目標呢?這恐怕如同人的長相一樣,各不相同。也許有人會想,只要能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能,就能忠於君,孝於父母,救濟社會。但是,光說不練是沒有用的,必須要落實到實際行動中來。所以,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得依靠我們平日裡所學的知識,盡力發揮自己的長處。例如,學者要盡學者的本分,宗教家應履行自己的職責,政治家要明確自己的責任,軍人則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務,各行各業各司其職,各顯其能。這種時候,人們的心情,與其說是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國家和社會。我們把這稱作國家為主,個人為輔的客觀人生觀。 反之,有的人只考慮自己,對社會和其他人不聞不問。對於這樣的想法,也不是沒有理由可尋。因為人是為自己而生的,憑什麼要為了社會和他人犧牲自己呢?當然可以為自己利益考慮了,對於社會中的事務,自然也就能依據自己是否得利來處理了。 例如,借錢是為了自己,自己當然就有還錢的義務;租稅是出自於自己的生存需要,理應由國家來徵收。除此之外,救濟他人這種公共事業,都是在為社會和他人做事,因而不關自己的事。參與到社會中的事,一切都要以滿足自己為主,以社會和他人為賓,將自我主義堅持到底,就算是盡到了責任,我把這觀念叫作主觀人生觀。 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上述二者。如果人人都像後者那樣,我們的國家、社會就會自私、粗鄙、落後,最終陷入無藥可救的衰敗之中。反之,如果堅持前者,國家和社會一定會日益發達,到達一個最理想的狀態。 因而,我提倡客觀的人生觀,反對主觀的人生觀。孔子說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我認為,不管是社會,還是個人,都要按著這個教導去做。乍一聽,這話里似乎有交換的意思,為了自己的欲望達成,先要忍耐,讓利於他人。但孔子的真實意圖絕非如此,他的意思是人先要完成立人的目的,然後再達成立己的目標,君子的行為應該要有順序。這是孔子處世的智慧結晶,我認為這說得很有道理。 理想的歸一思想 我們組織了一個歸一協會,歸一就是無外的意思。世界上的各種宗教觀念、信仰等,不是最終都將歸於一嗎?不論是神、佛,還是耶穌,都是在講人要遵循的道理。不管是有差別的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最後也都將歸於一。 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反之,所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這真是千古名言。如果一個人缺乏誠信,表里不一,不能篤敬,就算是親朋好友也會討厭的。西方的道德觀念也是如此,區別就在於西方偏於積極的一面,而東方則要稍微消極一些。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耶穌則說:「己之所欲,施之於人」,說法雖有不同,但都是在告誡人們要棄惡從善,只是一個從正面說,一個從反面說,道理還是一樣的。深入研究之後,發現各個宗派和門之間,相互抨擊,互相指責,實在是不明智啊!我不能斷言所有的都能達到歸一,但希望得到某種程度上的歸一,因而才成立了歸一協會。 協會成立數年後,成員不僅有日本人,還有一些歐美人士的加入,大家共同針對某一問題互相研究。四十多年了,我一直倡導仁義道德與物質利益的統一,並付諸了實際行動。話雖如此,可社會上的反面例子,屢見不鮮,這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對於我的主張,和平協會的保羅氏、井上博士、鹽澤博士、中島力藏博士和菊地大麓男都表示贊同,即便不能完全歸一,但也一定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歸一。世上的事,有的時候會偏離正道,這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真理不會因此而改變。在過去也有類似的觀點,認為必須把仁義道德和物質利益統一起來,如果二者不能一致,就不能創造出真正的財富。 不過這樣的觀點,也僅僅是停留在理論上而已,如果將這一觀點推廣的徹底,那違反仁義道德的事也就不會再發生了。例如,負責購買公家物品的人,如果認識到收取賄賂是違反仁義道德的,也就不會這麼做了;而商人能認識到行賄也是違背仁義道德的,也就不會再有行賄這樣的事了。 這種關係要是再進一步,上升到政治、法律、軍事等領域,一切事情都與仁義道德一致。只要一方能遵守道德,從事正當的買賣交易,那另一方也勢必就不能單方面的要求行賄了。社會上的事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雙方都不遵守仁義道德,就一定會產生矛盾。如果能讓社會上的一切事情合乎仁義道德,那也就不會再有賄賂這樣骯髒的事發生了。 「日日新」和利與義的統一 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學問也隨之不斷更新。總之,當今社會處在日新月異的進步當中。但是,時間一久,世間的許多事物也容易滋生弊病,長處也難免會變成短處,利成為害。尤其是因襲一久,還會喪失掉勃勃生機。中國的《湯盤銘》中有句話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句話雖然不值得特別提起,但它的說法還是很有意思的。一切事物,一旦流於形式,精神也會隨之喪失,這就是凡事都要經常更新的原因。 今日政界中的遲滯,主要是由於繁文縟節所導致的結果。官員們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而不深入研究事情發生的真相。比如,每天滿足機械地處理上司分派的工作。這種風氣並不只限於在政府部門中存在,社會中的企業、銀行等也是如此。一般說來,在生機勃勃的新興國家裡應該是很少發生這樣流於行式的事的,多發生在死氣沉沉的古國。幕府統治的垮台也正是這個原因。按照「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的說法,滅幕府的正是幕府自己。 我一向沒有什麼宗教觀念,話雖如此,但並不意味著我沒有信仰。我的信仰是儒教,它規範我的一言一行。「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對我個人可以,可對於一般民眾恐怕不行。畢竟知識程度較低的人,還是需要宗教的。然而時至今日,天下人心既沒有歸一,宗教也只是流於行式,空洞無物。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必須設法轉變,不能放任自如。 我認為,必須要建設向善的設施。現今迷信成風,有的人還因此傾家蕩產。宗教家如果不奮起扭轉局勢,這種情形只怕會愈演愈烈。西方有句話:「信念強,不需要道德。」所以,必須讓民眾保持堅定的信念。 有人認為,經商的目的就是利己,只要對自己有利就可以了,可以對他人不聞不問,因此出現了道德與利益對立的觀點。這是極其錯誤的。這種舊的想法早已經落伍了,不能再適用於現在。在明治維新以前,社會上流,也就是所謂的士大夫一類人,是自詡與追求利益沒關係的,認為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會去追名逐利。在後來,這樣的風氣有了很大改變。 孟子也認為利益與仁義道德是一致的,但後來的學者卻割裂了二者之間的關係。其後果就是行仁義則遠離富貴,求富貴則不行仁義。商人被稱為奸商,備受鄙視,是下三濫角色,將賺錢作為首要任務。經濟界的發展,也因此落後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今天,這種風氣雖逐漸減少,可還未徹底消失。我希望人們能把利益與仁義統一起來,而論語與算盤也能成為大家從商的指南。 巫術的失敗 在我15歲那年,我的姐姐患了腦病發瘋了,那年她才二十歲。風華正茂的年紀,可她的一言一行卻與其他女性有著天壤之別,言語粗俗,不堪入耳,醜態百出。父母和我都為她操碎了心,特別她又是個女人,不方便由其他男性來照顧,這個重任就只能落在我的肩上。雖然經常遭到嘲笑,但畢竟血濃於水,我還是盡心盡力地照顧著姐姐,因為這個還得到了鄰里的一致好評。 姐姐的病情不僅僅讓我們自己一家人為之憂心,同時也牽動著親戚朋友們的心。特別是父親同族的宗助的母親,是個非常迷信的人,總是認為姐姐的病是由於家中的鬼怪在作祟,就勸我們去請法師來作法驅魔。父親素來就反對迷信,不相信這世上有什麼妖魔鬼怪,就把她的話當作耳邊風,還準備帶姐姐去田野的室田療養。室田有個著名的瀑布,據說病人只要在瀑布下面洗洗就能康復。但趁著父親不在家之際,宗助的母親說服了我的母親,請來法師作法驅魔。我和父親一樣,從小就討厭迷信,當然極力反對,可悲的是,母親她們根本就聽不進去我這個十五歲小孩子的話,甚至於連說話的機會都不給我。 最後,家裡來了兩三個巫女做先期準備。因為還需要一個人坐在她們中間,所以就連家裡新來的女傭也被派上了陣。她們在室內掛上稻草繩,故作認真地裝飾了一番。坐在中間的女傭被蒙上眼睛,手裡握著一枚御幣,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一切準備妥當,巫女們開始念誦各種經文,其他信徒也都隨之高聲誦讀起來,好像是一種叫「遠加美」的經文。 坐在中間的女傭,剛開始像是睡著了一般,而後又時不時地擺弄起手裡的御幣。見狀,巫女們立刻解下女傭的蒙布,在她面前低頭問道:「何方神聖降臨,請賜神諭吧!」接著禱告道:「這家的病人不知被什麼鬼魂附體了,請告之!」坐在中間的女傭傲慢地答道:「這家有灶神和井神在作祟,還有野鬼也在作祟。」在場的眾人,尤其是宗助的母親最為得意,忙說道:「你看,神靈說得多准啊!我以前就聽老人說過,這家裡曾有人去伊勢神宮參拜,可再也沒有回來過。想必是病死在途中了,變成了孤魂野鬼回家來了,肯定是他在作祟了。神靈說的多靈啊!」然後,巫女又問女傭應該如何驅除鬼怪,女傭答道:「建立一個祠堂,加以祭祀才行。」 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反對這件事,所以對於整個法事的過程都格外留心,想看出有什麼破綻。一聽到野鬼,我立刻就問:「這大約是多少年前的事?不管建祠還是立碑,不弄清楚時間是不行的。」巫女又問了女傭一番,女傭答道:「大概五六十年以前。」我又追問了一句:「當時是什麼年號?」她答道:「天保三年左右。」 眾所周知,天保三年距離現在不過23年,根本就不是什麼五六十年前。於是我又厲聲說道:「按您剛才所說的,您應該是很了解這隻鬼怪了,可您怎麼會連他出事的年號都弄錯呢?您這樣又如何讓我們相信您啊!」宗助的母親有些不滿地打斷道:「說這樣大不敬的話,是要受處罰的。」話雖如此,可周圍的人也都明白了這個中原由,都滿腹狐疑地盯著尷尬的巫女。無奈之下,巫女支吾著說:「可能是什麼野狐來了!」如果是野狐來了,那也就用不著建祠堂祭祀了。巫女瞪了我一眼,似乎在警告我說:「好小子,有你好看的時候!」我卻不以為然,得意地一笑。 從此以後,宗助的母親也再沒做過這個請神、禱告的事,而村子裡也再沒有巫女的身影出現,自此村子裡的人也就不再迷信了。 真正的文明 文明和野蠻是相對的,想要將二者分清,是很難的,主要還是得通過比較才能得出。比如,一種文明,如果與另一種更先進的文明相比,就成野蠻了;同樣的,一種野蠻,與另一種更野蠻相比,也許就成了文明了。 但我們今天並不只是空洞地談理論,而是要用事實說話。當然,只談一個鄉、一個市的話,由於文化程度不一樣,而且範圍也有限,不太好比較,所以,我們就以國家為單位進行比較。說實話,我對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狀,並沒有做過深入的調查,因而不能說得很詳細。但是,對於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這樣世界聞名的國家,還是有所了解的。那他們的文明是什麼呢?我想指的是明確的國體、嚴密的制度、完善的法律等等。 不過,光具備齊全的條件,還不能稱之為文明國家。因為在條件齊全的基礎上,還必須保證國家有正常運轉的實力。說到實力,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軍隊,當然警察制度,地方自治團體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充分具備這些條件之後,還要保持彼此之間的平衡與協調,不偏重於任何一方,使之統一發揮作用,只有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文明。換句話說,不管一個國家有多麼完善的制度,如果沒有與之相匹配的知識,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文明國家。 如上所述,各種條件都具備,而沒有能夠駕馭的人的情況,並不少見。有時,外表看似齊全,可是基礎根本不紮實,即所謂的優孟衣冠,只是服飾看起來漂亮,卻與其人格不合。因此,所謂真正的文明,在各種制度條件具備之外,還必須有擁有優秀品質與知識的國民。這樣看來,即便沒有提到貧富,實際上在文明中已經把財力包含在內了。然而,形式與實力有時候並不相符,形式上看似文明,實力卻很弱小,這樣的情況也時有存在。總之,真正的文明,必須是強大的國力與實在貧富兼具。 一個國家在進步和發展的道路上,應該優先考慮什麼呢?結合從古至今的實例來看,大多是先發展文化,再發展實力。當然,也有先發展兵力,而財力遲緩發展的國家。從日本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我認為很有必要說明一下後者。日本的國體制度,是在明治維新以後,由輔弼賢臣大力推動起來的,各種條件也都齊備,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與之相匹配的財富,是否也達到了同樣的程度呢?不得不承認,由於時間太短,還沒有達到相應的程度。短期內,是不可能建立起強大的實業的。 因此,與上述完備的國體制度相比,日本所積累的財富還遠遠不夠。但是,全體國民全力以赴地積累財富的話,還是大有希望的。不過由聚財來說,有必要先用財。以犧牲財富為代價,從而達到提升文明的目的。當然,要想成為文明國家,發展文明,財富的犧牲也是不得已,也是有必要的。為了保持一國的體面,謀求未來的興盛,必須擴展軍事力量。同時,內政、外交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支出。 這就是說,為了使國家各方面都強大,就必須要耗費一定的財富。但是,過分偏重於發展某一方面的話,就會削弱文明的進步。如果文明落後了,那治國的方略也就形同虛設,而且,用不了多久,國家就會由文明變成野蠻。 由此看來,要使文明成為真正的文明,就必須讓財富與國力兩者保持平衡。目前,日本最大的憂慮是為了擴張國家的規模,不惜消耗多年來累積下來的財富。所以,我認為,必須要文武協調、上下一致,這樣才能保持國家的平衡發展。 對外發展中要注意的 明治時代是一個吸取新事物、改造舊事物,不斷謀求進步的時代。雖然不能說進步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對於一個長期閉關鎖國,沒有接受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的日本來說,能在這短短的四五十年時間裡,採用取彼之長,補己之短的策略,使某些方面能與外國發達國家相媲美,這也算得上是很大的進步了,這也是托聖天子治世的福和明治天皇的英明領導,以及各級官員的努力,還有全體國民的辛勤奮鬥,才能有了今日的成就。 從明治時代過渡到大正時代,有些人認為,艱苦創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到了該好好享受的時代了。但是,國民們千萬不能安於這樣的小小成就。日本國土面積小,人口眾多,而且還在持續不斷地增長,因此,我們在治內的同時也要考慮向外發展。同時,也要尋求改良耕地的方法,有效地利用這有限的耕地。 比方說,我們通過改良種子,再追施氮肥、磷肥等優質肥料,把耕作方法改成集約化,那樣一塊原先只能收5草袋的上等田地,就可以增收一半左右,下等田地甚至可以多增加一倍。過去種植早稻,使用人造化肥,一畝半地只能收5至7草袋左右。耕地面積狹小,我們就不能忽視土地的有效利用。此外,北海道或者其他新的疆土的開發,也需要投入資金和勞力,以建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業。不過,無論如何,這些利用都是有限度的,日本必須要考慮向海外開闢新的發展道路。 既然這是必然趨勢,那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呢?我認為,自然是應該選擇地理條件比較優越的地方,比如,氣候適宜、民風樸實,土地易於開發等。不過,我最擔心的是美國與我們日本的關係。造成今天這樣一種局面,實在令人遺憾。雖然這是由於對方太過隨意、不講信用造成的,可我們的也有必要進行反省。這件事情涉及外交問題,我在此也就不方便多談了。 國民所期待的是,不管在什麼地方,我們都要以敢作敢為的勇氣和一定的忍耐力,開闢日本民族向世界的發展之路。同時也要謹記,發展的同時不要被其他民族所厭惡,這是對外發展的第一大要素。 肅清歪風是急務 日本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中,形成了的新局面,打破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商人也脫離了原先狹小的活動範圍,逐漸走向世界。此外,即便是日本國內的商業活動,也由先前的政府一手操辦,變成了現在的一切都由個人負責。對於商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片新天地。 無論是商人也好,工人也罷,都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地理、歷史、商業等文化知識,這樣才能使商業更加繁榮,也能從世界吸取更先進的知識。這當然是指實業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因而就有人認為,只用學習實業知識,不用顧及道德文化。 因為,他們覺得即使不加強道德教育,也一樣可以獲得財富。在這些刺激和誘惑下,人人都有了一個發財夢。不能否認的是,這當中確實有人實現了這個夢,一夜暴富的事也並不鮮見。可是,仁義道德卻被他們拋在了腦後。這就造成了今日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世風日下,腐敗橫生的混亂局面隨處可見。現在又到了肅清歪風邪氣的時候了。 那應該怎麼肅清呢?前面我們曾說過,一個用不正當的手段獲取財富的人,最終就會變成一個唯利是圖、道德敗壞的社會敗類。如果過分的憎惡其行為,也可能阻塞致富的根本。這就好比過分地反對男女齷齪行為,結果會導致健康的自然戀愛也要杜絕。這就有點不合情理了,而且也難以實行。對於批評實業界的腐敗墮落是一樣。要注意採取適當的措施,否則,還會傷及國家發展的元氣,造成更大的損失。 所以,做好肅清這件事,是相當困難的。如果在過去,只要治者能重視道義,對從事生產致富的人加以限制,讓其只能小範圍的活動,說不定就可以減少這種弊害。可真這樣做的話,只怕也會阻礙國家財富的發展。因此,為了能真正的致富,必須制定一個大家共同認同的規則,就是我所提倡的仁義道德。仁義道德與物質利益是沒有衝突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才能保持仁義道德。假如我們能夠依照這些道理行事,於國於民,都是能增加財富的。 至於具體的方法,我們雖然不能就日常之事舉例一一詳述,但務必請大家牢記仁義道德與物質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發展經濟,應該把公益事業放在首位,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情。所有人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發展的同時,不危害國家、社會和他人。這樣正當勞動獲取的財富才是自己的,而且能久遠。如果真能這樣,那肅清腐敗這件事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