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六九）何晏是曹爽的「腹心」嗎

在齊王曹芳正始十年的高平陵政變中，司馬懿父子以所謂「陰謀反逆」的罪名，誅除控制朝政的大將軍曹爽及其同黨，何晏即其中之一。《三國志·魏志·曹爽傳》說：「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曹）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同《傳》還有如下記載：「初，（曹）爽以宣王（司馬懿）年德並高，恆父事之。及（何）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遂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使主者先收毓印綬。」「（曹爽）作窟室，……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張）當陳（曹）爽與晏等陰謀反逆，……於是收晏等下獄。」為什麼這裡多次出現「晏等」，顯然以為，從曹爽與司馬懿關係的惡化，直到「陰謀反逆」，何晏都曾為曹爽出謀劃策，參與行動，不但屬於曹爽「腹心」，而且是手下的第一號人物，其重要性大大超過鄧颺、丁謐、李勝等人，甚至超過親弟曹羲、曹訓。這裡首先提出的是，何晏與曹爽的關係真的如此親密嗎？只能說，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何晏並非曹爽的「腹心」。據《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曹爽宿與（丁謐）相親」；「（畢軌）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與曹爽善」。顯然，在執政之前，曹爽的親信是丁謐、畢軌、李勝三人。如果何晏與曹爽的關係同樣如此，《魏略》不可能不有所記載，而裴松之注也不可能不有所徵引。又據《何晏傳》注所引《魏略》說：「至正始初，（何晏）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所謂「曲合」，所反映的應該是，在齊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之前，即魏明帝在位時，曹爽與何晏並無如同丁謐、畢軌、李勝等「相親」或「相善」的關係，到了正始年間始與曹爽「曲合」。 第二，何晏「曲合」於曹爽是出於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以及與曹爽親弟曹羲之間的密切關係，對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考察。據《三國志·魏志·管輅傳》，管輅認為何晏具有「經國才略」，從何晏出任吏部尚書的政績（見後），以及前引《魏略》所說，曹爽用何晏為尚書是為了他的「才能」，因而管輅對何晏所作的這個評語，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何晏與曹羲一起參加過《論語集解》的編撰，一般說來，共同編撰如《論語集解》這類富于思想性的著作，彼此之間，必然志趣相同，看法一致，並具有深厚友誼，否則是難以想像的。可以看出，與何晏關係密切的，是曹羲而不是曹爽。《北堂書鈔》卷九八引《何晏別傳》說：「曹爽嘗大集名僚，長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羲乃嘆曰：『妙哉！平叔（何晏）之論道盡其理矣。』」也說明曹羲不但對何晏表示了極其傾佩之情，而且思想共鳴，看法一致。 第三，《文選》卷二一收有應璩的《百一詩》，李善注引《文章錄》說：「（應）璩字休璉，博學能屬文，（魏）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據《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所引，《文章錄》應為《文章敘錄》。同注又引孫盛《晉陽秋》說：「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這組五言詩，《文選》所收僅是其中的一篇。據上引《文章錄》和《晉陽秋》，應璩這組詩所諷刺的「時事」，是對執政的大將軍曹爽而發的。儘管組詩全部現已失傳，但概括起來應該即是「多違法度」這四個字。《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又說：「齊王即位，應璩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作為詩人的應璩，當曹爽以大將軍秉政時，又是曹爽的重要幕僚「長史」，顯然不是站在曹爽的敵對面，因而《百一詩》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蓄意攻擊，而是對曹爽「多違法度」的善意諷諫。《文心雕龍·明詩》說：「應璩《百一》，獨立不懼，亦魏之遺直也。」也說明應璩作為曹魏「遺直」，對曹爽作了「獨立不懼」的批評，完全出於善意。如何對待《百一詩》，當時的「當事者」反映了他們的態度，唯獨何晏卻迥異於這些「當事者」，同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說：「汝南應休璉（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當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所謂「當事者」，不是依附曹爽，即是對曹爽有所畏懼的官僚，他們「咸皆怪愕」，或者以為「應焚棄」，當然是在為自身的前途和安全著想。「獨無怪也」，僅何晏鮮明地表達了對詩人「譏切時事」的肯定。據前引《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所謂「（何）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等不法行為，應該包括在應璩所「譏切」的「時事」，以及曹爽的「多違法度」之內。何晏對《百一詩》的「獨無怪也」的態度，說明他不但不在「多違法度」的「當事者」之列，而且對曹爽這類行為同樣是不滿的。更從而證明，將何晏作為曹爽的「腹心」，並將「多違法度」作為「晏等」，即以何晏為首的行徑，這完全出於司馬氏方面的誣衊。 不僅何晏，曹羲也是反對曹爽的這種違法行為的。《三國志·魏志·曹爽傳》說：「（曹）羲深以（曹爽所為）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如前所說，何晏、曹羲關係密切，說明二人在反對曹爽「多違法度」方面也是一致的。 另外一面，當曹爽秉政時，何晏在吏部尚書任上是有成績的。《晉書·傅咸傳》說：「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傅咸是傅玄之子，傅玄和他的從兄傅嘏都站在司馬懿父子一邊，並與何晏不睦。傅咸在這裡稱譽何晏任吏部尚書主持選舉時，內外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對何晏，傅咸沒有「虛美」的必要，所反映的應該屬於真實情況。但是，《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說：「（鄧）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又說：「（何）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顯然，這與《傅咸傳》所述是矛盾的。如上所說，傅咸絕不可能對何晏「虛美」，因而《魏略》的記載需要具體加以分析。首先，由於各種原因，不但何晏，對任何人來說，「選舉」都不可能完全公正，個別失誤是難免的，《魏略》所記載的事例即可以說明。當時某些選舉的「不得人」，出於鄧颺「不公忠」的「薦達」，何晏僅是「同其罪」，以及「交友非其才」。其次，鄧颺所「薦達」的人們中，有的也應該與何晏「有舊」，因而這筆賬就記在何晏頭上。再次，不可否認，《魏略》某些關於何晏的記載出於司馬氏方面的誣衊。 綜上所述，何晏對曹爽執政是不滿的，他所主持的選舉基本上是公正的。因此，何晏既沒有站在曹爽一邊，更不是曹爽的「腹心」。另外一面，何晏又與司馬懿具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尤其在思想上，他們之間具有共通之處。《三國志·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說：「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王）弼，……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何晏所用的賈充、裴秀二人，都是司馬懿父子的「腹心」。《晉書·賈充傳》說：「（賈充）累遷黃門侍郎，……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司馬師）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後為文帝（司馬昭）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復從征（諸葛）誕，……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同書《裴秀傳》說：「（裴秀）為廷尉正，歷文帝（司馬昭）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帝之討諸葛誕也，……裴秀以行台從，豫參謀略。」可以看出，賈充、裴秀兩人，不但在政治上擁護司馬師、司馬昭，而且在軍事上也都參加過討伐起兵反對司馬氏的諸葛誕，並「同受腹心之任」。說明何晏既交友於曹爽集團的人物如曹羲、鄧颺，又交友於司馬懿父子集團的人物如賈充、裴秀，在這兩個集團的鬥爭中，何晏所採取的是獨立於兩個集團之外的立場。關於參與《論語集解》編纂的，有曹爽的親弟曹羲，也有司馬懿父子的「腹心」鄭沖、荀，何晏是主持者，同樣可以說明這一點。對此，已別有論，茲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