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六八）「浮華」與何晏

這裡所要著重討論的是，魏明帝的反「浮華」，以及何晏是否參與過當時的「浮華」活動。所謂「浮華」不是一般意義的虛浮不實，而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特定概念，指彼此之間的相互標榜，並議論朝政。《三國志·魏志·曹爽傳》注引《魏略》說：「（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聰』『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又說：「初，（鄧）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同書《盧毓傳》說：「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誚，（明）帝疾之。」同書《諸葛誕傳》說：「（諸葛誕）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師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注引《世語》也說：「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凡十五人。（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顯然，這種朋黨活動是東漢末年「黨錮」的繼續。所謂「四聰」「八達」，即東漢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共相題表」即「共相標榜」（《後漢書·黨錮傳》），由於他們站在朝廷的對立面，同樣被「免官廢錮」。作為統治者，無論東漢的桓帝、靈帝，還是曹魏的明帝，都不允許這種朋黨勢力存在。 「浮華」和反「浮華」並非始於魏明帝時，《後漢書·孔融傳》所載曹操與孔融的信說：「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後來孔融即以「謗訕朝廷」「跌盪放言」的罪名被殺，說明從曹操開始即是打擊所謂「浮華交會之徒」的。曹操提出的「退不能建德和人」，實際上是以「德」與「和」作為政治準則，以打擊「浮華交會之徒」。《論語·為政》說：「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學而》說：「禮之用，和為貴。」顯然，這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建安十年曹操所下的《令》也說：「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所謂「先聖」指孔子。《論語·為政》說：「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也。』」說明曹操站在儒家立場，反對「比而不周」的「阿黨」。《三國志·魏志·明帝紀》說：「（太和）四年二月壬午，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魏明帝詔書所謂「罷退」「浮華不務道本者」，顯然，「浮華」與「道本」是對立的，「道本」指的是儒家的「經學」，以及儒家的「典謨」。曹操站在儒家立場以「德」反對「浮華」，魏明帝也站在儒家立場以「德」反對「浮華」，兩者所打擊的都是「阿黨比周」的人士，其間的繼承關係十分明顯。因而應該說，反「浮華」是曹魏自曹操以來一貫的政策。 這裡再回到所討論的問題，何晏是否在當時的「浮華」即「共相題表」的人士之列。《三國志·魏志·曹爽傳》說：「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一般肯定魏明帝時何晏屬於被「抑黜」的「浮華」之士，根據即在這裡。這條記載是否可信，應該從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據前引《諸葛誕傳》《魏略》《世語》所說，列名於所謂「四聰」「八達」的，有諸葛誕、夏侯玄、鄧颺等四人，以及僅有其名而無可考的「疇」「備」二人。從當時的聲望來說，何晏不但超過鄧颺、李勝，而且超過諸葛誕、夏侯玄，更不用說史籍上僅具其名的「疇」「備」二人。如果說，何晏確預於「四聰」「八達」之列，那麼，前引《諸葛誕傳》等條為什麼都未曾敘及，這將成為十分不可理解的事。問題的答案已經明確，何晏並沒有預於當時「浮華」之士的行列，也沒有參加他們的政治活動。至於前引《曹爽傳》的記載，應該出於司馬氏方面的誣衊，從而被王沈寫入「多為時諱」的《魏書》，而《魏書》又是陳壽《三國志》關於魏國史事的主要史源。 其次，《論語集解·敘》中何晏的結銜是「駙馬都尉、關內侯」，《集解》撰集於齊王曹芳正始年間，以他是曹操的女婿，這個結銜應該上溯到曹魏取代東漢之後，說明魏明帝時何晏沒有遭到「抑黜」，如當時的「浮華」之士，從而證明何晏未曾參與當時「浮華」之士的政治活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文選》卷一一收有何晏的《景福殿賦》，這篇文章值得重視的是《賦》末的一段：「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皋陶）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李善注引《典略》說：「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何晏）遂有此作。」這裡不擬討論這篇賦在文學上的價值，所要考察的是，魏明帝時，何晏雖為「冗官」，仍有較高的地位，而且賦末所反映的正是他的儒家思想。據《三國志·魏志·明帝紀》，景福殿建於太和六年魏明帝「行幸」許昌之際，這時何晏應該在他的身邊，否則不可能奉命而作《景福殿賦》。如果說何晏曾在兩年前的太和四年即以參與「浮華」被「抑黜」，這將是難以想像的。同時，在上引《景福殿賦》中，除頌揚外，還在《賦》末提出「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對魏明帝加以諫喻。所謂「想周公之昔戒」，據《文選》李善注，這指《尚書·無逸》，即周公所說「君子所其無逸」，亦即反對佚樂。至於「慕咎繇之典謨」，李善註：「『咎繇典謨』，謂『康哉之歌』也。」所謂「康哉之歌」，見《尚書·皋陶謨》：「皋陶（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即君明，臣良，百姓就可以安康。何晏特別重視「庶事康哉」，亦即《景福殿賦》末所說「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使百姓得到休養生息，並藉以反對魏明帝營造「景福殿」之類大興土木的勞民活動。這裡引用儒家典謨以諫喻魏明帝，如果將這一段與前引反「浮華」的詔書對比，應該說，何晏思想中所重視的，正是作為儒家「道本」的「經學」和「典謨」，而這又正是「浮華」的對立面。 最後需要討論的是何晏的《魏明帝議諡表》。《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儀注類著錄有「《魏明帝諡議》二卷，何晏撰」。《新唐書·藝文志》同。其書今佚，僅《北堂書鈔》卷九四「議者百五十人」條引有佚文：「何晏《魏明帝議諡表》云：『案外內群僚議，宜曰「明」，余所執難，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眾。」今稱「明」者可謂眾也。』」《魏明帝諡議》一書應該包括「外內群僚」一百五十人對於明帝的諡議，因而有七卷之多，何晏僅是將這些不同議論加以匯集，前面有他的《表》，即《北堂書鈔》所引的《魏明帝議諡表》。看來，魏明帝死後的這次諡議，由何晏主持，這不是個人行動，而是奉朝廷之命進行的。《表》所引用的《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見《尚書·洪範》；《傳》「善鈞從眾」，見《左傳·成公六年》。由於提出「明」字的占優勢，何晏即根據《尚書》《左傳》這類儒家經典之語加以決定，當然他也應該是提出「明」字的「群僚」之一。這同樣可以說明，在魏明帝一朝何晏具有較高的地位，否則不可能承擔這項重要任務，而且《表》中稱引《書》《傳》，也可以與《景福殿賦》互證。 何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與魏明帝尊崇「道本」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參加與「道本」對立的政治上的「浮華」活動，為魏明帝所「抑黜」。事實上，也並無任何跡象足以說明何晏當時曾被「抑黜」；相反，直到魏明帝死後諡為「明」，正是出於何晏主持的「諡議」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