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六七）「明惠若神」「慧心大悟」

《世說新語·夙惠》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據《三國志·魏志·何晏傳》，何晏的祖父是東漢靈帝時掌握朝政的大將軍何進，因誅滅宦官的策劃泄露，何進為宦官所殺。何晏的父親何咸死後，其母尹氏成為曹操的夫人，因而他是在曹操身邊長大的。此外，《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何晏別傳》也說：「何晏小時養魏宮，七八歲時便慧心大悟，眾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綜合這兩條記載，所反映的應該是，首先，何晏自幼即「明惠若神」「慧心大悟」，這種驚人的聰明，當然來自天賦。如果說，僅由於「明惠」「慧心」，何晏即得到曹操的「奇愛」「欲以為子」，看來這個問題不可能如此簡單。上引《何晏別傳》說，當曹操讀兵書「有所未解」之時，何晏可以為之「分散所疑，無不冰釋」。這個事例說明，除過人聰明之外，何晏還應該自幼即勤奮好學，博覽群書，而且明悟慧解。據《三國志·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曹操「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因而在曹操身邊為之「分散所疑」的，不可能僅限於兵書。何晏的著作傳世不多，《文選》卷一一《景福殿賦》，即可以說明他的博學和卓識。何晏為什麼得曹操的「奇愛」，原因也應該在這裡。其次，上引《世說新語》說，當得到曹操「奇愛」並「欲以為子」之後，何晏即「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們問其故，他的回答是「何氏之廬也」。與此類似的記載，還見於《太平御覽》卷三九三所引《何晏別傳》：「（何）晏小時，魏武（曹操）雅奇之，欲以為子。每挾將游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坐位。』」據《禮記·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從何晏來說，幼時在魏宮之內，即自處於「畫地令方」的「何氏之廬」，也不願與曹操諸子「長幼相次」，理由是「禮，異族不相貫」，也即是上引《曲禮》所說的「定親疏」「別同異」。不但如此，拒絕曹操的收養，自處於「何氏之廬」，對何晏來說，所顯示的更是儒家的「孝行」。由於其父名「咸」，在所撰集的《論語集解》中，凡引用前此為《論語》作注的包咸之說時，以「咸」字屬於父諱，何晏都僅稱為「包氏」，同時他還為《孝經》作過注。所有這些，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何晏思想的主流屬於儒家。 《晉書·鄭沖傳》說：「初，（鄭）沖與孫邕、曹羲、荀、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妥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這就是後來列入《十三經註疏》的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此書儘管題為「何晏集解」，實際是集體編纂，曹爽親弟與何晏關係密切的曹羲也是編纂者之一。除他們二人外，鄭沖、荀則是司馬懿父子的「腹心」。泰始三年，晉武帝下詔說：「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在這些參與「克定大業」的「英雋」中，便有「太傅壽光公鄭沖」和「太尉臨淮公荀」，他們都是司馬氏「與之斷金」的「腹心」（《晉書·鄭沖傳》）。《論語集解》的參與者，曹羲是執政的大將軍曹爽的親弟，皇族的近支，鄭沖、荀是司馬懿父子的「腹心」，何晏則是「駙馬都尉、關內侯」，他雖自外於曹氏，但由於得到「奇愛」，曹操仍將金鄉公主許配，使之成為自己的女婿。集體編纂《論語集解》這種著作，編纂者之間必然志趣相同，思想一致，同時應該具有相當深厚的友誼。這裡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當曹氏與司馬氏劇烈鬥爭之際，按理說，何晏應該屬於曹氏集團，但他並不完全黨於曹氏，參與《論語集解》的，即有司馬氏的「腹心」鄭沖和荀。而且就思想而論，他是儒家，也與儒學世家的司馬氏一致。 除《論語集解》外，何晏還有一部歷來被忽視的著作——《孝經注》。《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孝經》一卷。王肅解。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劭、孫氏等注《孝經》一卷，亡」。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也有王肅、蘇林、何晏、劉劭等人的《孝經注》。唐代劉知幾《上〈孝經注〉議》說：「王肅《孝經傳》有司馬宣王（司馬懿）之奏，並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王）肅說為最長。」（《唐會要》卷七七《論經義》，又見《文苑英華》卷七六六、《全唐文》卷二七四《孝經老子注易傳議》）這條記載十分重要。所謂「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當然包括何晏的《孝經注》在內。據《經典釋文·敘錄》，何晏其時的結銜是「魏吏部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說明《孝經注》應撰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何晏任吏部尚書之時。再據上引劉知幾《上〈孝經注〉議》，齊王曹芳正始年間注述《孝經》，出於司馬懿「奏」，所謂「奉詔」奉的是齊王曹芳的詔書，因而何晏等人為《孝經》作注的時間，應該在司馬懿稱病不預政事之前，亦即在正始八年之前。《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世語》說：「（王肅之女）適司馬文王（司馬昭），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王肅是其時大儒，《論語集解》所集「諸家善說」即有「太常王肅」的「義說」，同時他又是司馬懿的兒女姻親，關係至為密切，包括何晏在內的諸家《孝經注》，「以（王）肅說最長」，這是必然的。參與為《孝經》作注的，除何晏、王肅外，蘇林是「魏散騎常侍」，劉劭是「魏光祿勛」（《經典釋文·敘錄》），都是當時的著名人士。 從兩漢以來，統治者是以儒家思想的「孝」治天下的，作為儒家經典的《孝經》更特別受到重視。《後漢書·苟爽傳》說：「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荀）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同書《樊准傳》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同書《儒林傳》也說：「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說明當時統治者對《孝經》的重視。《世說新語·任誕》說：「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司馬昭）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據《晉書·鄭沖傳》，何曾也是司馬懿父子「與之斷金」的「腹心」；據《何曾傳》，他又是其時的「至孝」，被譽為「古稱曾（曾參）、閔（閔子騫），今稱荀（荀）、何（何曾）」。說明司馬懿父子同樣是以「孝」治天下的。 這裡有必要回到何晏為什麼參與編纂《論語集解》以及注釋《孝經》的問題。如上所說，參與《論語集解》的人士中，鄭沖、荀是司馬懿父子的「腹心」，即是說，何晏既與曹爽的親弟曹羲，同時又與鄭沖、荀交友。至於《孝經注》則更為突出，因為「注述《孝經》」出於司馬懿的直接奏請，而在司馬懿心目中，何晏也是理想的注釋這部儒家經典的「諸儒」之一。如前所說，何晏不願作曹操的義子，自處於「何氏之廬」，並在《論語集解》中徵引包咸之說時，為諱其父「何咸」之名，稱「包咸」為「包氏」，這類遵守儒家準則的孝行，顯然符合司馬懿父子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說明司馬懿選擇何晏注述《孝經》，完全不是偶然的。因而，何晏不但與司馬懿具有共通的儒家思想，而且應該在司馬懿心目中占有足夠的重要地位。 《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說：「（正始八年）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暗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這就是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以為何晏「有大儒之風」的「奏言」（《何晏論》，《潛研堂文集》卷二）。所謂「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見《尚書·皋陶謨》的「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所謂「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見《尚書·洛誥》的「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至於所謂「《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見於《尚書·呂刑》。世所習知，所謂「放鄭聲」「遠佞人」，系《論語·衛靈公》所載孔子答顏淵的話。錢大昕認為何晏「有大儒之風」，應該說，這是有根據的論斷。 附：何晏與「玄學」 何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同時也有其非主流的一面，即宗奉《老子》一書的道家思想，成為「玄學」的創始人。關於何晏《老子》注，見於《世說新語·文學》的凡二條，其一說：「何平叔（何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劉孝標註引《魏氏春秋》說：「（王）弼論『道』約美不如（何）晏，自然出拔過之。」其二說：「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注引《文章敘錄》說：「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何）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何晏《道德論》今佚，《隋書·經籍志》子部道家類著錄有「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其時已「亡」，但《舊唐書》子部道家類仍有著錄，則唐時尚有存者。《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為：「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道德問》或即《道德論》。所謂「道德二論」即《道論》和《德論》，故此後著錄為二卷。《列子·天瑞》張湛注引「何晏《道論》」說：「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向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規之以員。員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同書《仲尼》張湛注又引有「何晏《無名論》」，論「有名」「無名」的關係。《晉書·王衍傳》說：「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這個意見不完全是何晏的，也包括王弼在內，所討論的同樣是「無」。即是說，何晏尊奉的僅是《老》，沒有兼及《莊》，《老》《莊》並列是以後玄學家們提出來的。 湯用彤先生《魏晉思想的發展》一文中說過：「三國以來的學者，在『名教』與『自然』之辨的前提下，雖然一致推崇『自然』，但是對於『名教』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我們此刻不妨把一派稱作『溫和派』，另一派名為『激烈派』。前者雖不怎樣特別看重『名教』，但也並不公開主張廢棄『禮法』，如王弼、何晏等人可為代表。他們本出於禮教家庭，早讀儒書，所推崇而且常研習的經典是《周易》《老子》，後派則徹底反對『名教』，思想比較顯著浪漫的色彩，完全表現一種《莊子》學的精神，其立言、行事像阮籍、嵇康等人可為好例。」（《魏晉玄學論稿》，收入《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如果僅從「玄學」立論，我基本上同意這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