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六四）龐統、法正與劉備
當時益州是安定富庶的地區，諸葛亮《隆中對》指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法正對劉備的「獻策」說：「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法正傳》）龐統遊說劉備時也說：「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號稱「天府」的益州，除「殷富」外，更為重要的是，其地具有自然地理上的特殊條件，即所謂「險塞」「險阻」，四周群山環繞，外敵不易攻入。當然，劉備對此更不可能是一無所知的，不但劉備，孫權及其大將周瑜、甘寧同樣看中了益州。《三國志·蜀志·劉備傳》引《獻帝春秋》說：「孫權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劉）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拒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三國志·吳志·魯肅傳》也說：「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孫）權取蜀，故以咨（劉）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發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從劉備拒絕孫權取蜀的言詞中可以看出，除益州的富強外，劉備也重視這個地區的「土地險阻」「足以自守」。相對之下，如龐統對劉備的說詞所指出：「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吳，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三國志·蜀志·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龐統是劉備入蜀的主要謀士，對此，劉備應該是首肯的。龐統所謂「鼎足之計，難以得志」，這是明顯的對《隆中對》的挑戰，不但顯示了龐統與諸葛亮的分歧，更顯示了劉備與諸葛亮的分歧。
重視益州的「土地險阻」，所謂「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實際上這是劉備當時的心態。以「荒殘」的荊州與「富強」的益州對比，以「用武之國」（《隆中對》語）的荊州，與「土地險阻」的益州對比，在劉備的天平上，益州是大大超過荊州的。既然「鼎足之計，難以得志」，因而劉備首肯龐統的策劃，主要正是看中「足以自守」的益州，並擬步劉焉、劉璋父子後塵，在這裡稱王，甚至稱帝，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如同前此王莽末年的公孫述。
《三國志·蜀志·劉備傳》說：「（建安）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劉備）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曹操）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聯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這條史料十分重要。由於劉備心目中荊州已處於次要地位，可以將荊州給予孫權，但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即須在劉備取得涼州之後。所謂「須得涼州」，從地理條件來看，益州與涼州的關係十分密切，而且作為蜀地咽喉的漢中與涼州接壤，可以直接威脅漢中，進而更可以威脅益州。涼州尚未到手，孫權即派呂蒙襲取長沙等三郡，劉備當然不惜以兵戎相見。待曹操定漢中，「蜀中一日數十驚」，權衡輕重，劉備思想中，益州安危當然遠超過荊州，重新劃定荊州的勢力範圍，與孫權「聯和」，必然提上日程。對此，劉備與諸葛亮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
一旦從曹操手裡奪取漢中之後，劉備志滿意得，即自稱漢中王。據《三國志·蜀志·劉備傳》所載群下上劉備為漢中王的表，僅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麼漢中王「為國」不包括荊州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呢？是不是荊州將給予孫權，這三郡已無足輕重呢？這種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即是說，劉備準備放棄荊州，在益州「自守」。自從龐統提出「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吳，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繼而取得益州之後，諸葛亮《隆中對》所提「跨有荊益」的策劃，早被劉備置諸腦後了。這是劉備與諸葛亮的最大的分歧。
既然荊州已無足輕重，為什麼被孫權襲取、關羽被殺之後，劉備卻大舉出蜀發動夷陵之戰呢？對這次行動，如果僅從政治軍事方面著眼，將十分難於理解。但是，一個歷史人物的活動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內心活動，因而不能忽視某一時期的個人心態。如果從這個角度加以考察，劉備為什麼挑起夷陵之戰，則是可以理解的。
劉備發動這次戰爭，蜀中群起反對。《三國志·蜀志·法正傳》說：「先主（劉備）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在諫阻的「群臣」中，包括追隨劉備多年的趙雲在內。同書《趙雲傳》注引《趙雲別傳》說：「孫權襲荊州，先主（劉備）大怒，欲討權。（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趙雲所諫，從政治上說「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從軍事上說更「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顯然趙雲反對東征孫權的戰爭。「群臣多諫」的具體內容不詳，僅同書《秦宓傳》說：「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總之，群臣都是從政治、軍事上考慮反對與孫吳作戰的。對這些諫阻，為什麼劉備不聽，仍一意孤行？因而這裡有必要不從政治軍事上的利害，而從另一角度加以考察。
勸說放棄荊州的，如前所說，出於龐統的獻策，為劉備所採納。此外，劉備內心深處還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章太炎曾說過：「關羽世之虎臣，……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檢論·思葛》）這很有見地。對鎮守荊州的關羽，劉備極不放心，而關羽對劉備也心懷不滿，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如章太炎所說，假手吳人將關羽除掉，應該是劉備所思考的問題。關於此點，已另有評論，可參看。
《三國志·蜀志·法正傳》說：「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諸葛）亮嘆曰：『法孝直（法正）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對劉備發動夷陵之戰，如果說諸葛亮不加諫阻，這是不可能的，其諫阻之詞也應該僅是從政治、軍事上著眼，與趙雲相同。從所謂「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諸葛亮認為，劉備對法正的信任遠超過自己之上。法正背叛劉璋來歸，劉備得以取蜀，因而獲得高度信任，這是人所共知的，問題還不在這裡，必然有其另外一面，即法正洞曉劉備的心態和隱情，敢於在劉備面前說他人不敢說或不願說的話。
劉備對荊州之失，尤其是對關羽之死負有責任，但為了掩蓋，有必要故作姿態，打出「以復關羽之恥」的旗號，顯然這是在欲蓋彌彰，也為當時所了解，前引趙雲的諫阻之詞即僅從政治、軍事的利害方面立論，不急觸及所謂為關羽復仇的問題，當然不為劉備採納。從劉備的心態來說，人們愈是不願說「以復關羽之恥」，他愈要顯示他與關羽之間「恩若兄弟」的情誼；反之，如果有人順應劉備心態，指責關羽之過，再轉而陳說伐吳的利害，劉備是可能自行轉彎的，法正即是具備這樣條件的人物。首先，法正是中途投奔劉備的，不像諸葛亮或趙雲那樣很早即與劉備結合，並深悉關羽的功績。其次，法正本來是見利忘義，而且如《法正傳》所說，更是「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的殘酷無情的人物，對劉備有意除滅關羽，不可能如諸葛亮、趙雲那樣耿耿於懷。最後則是，法正是當時唯一敢於在劉備面說私房話的人。諸葛亮所嘆息的「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原因很可能即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