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二八）公孫瓚與「商販庸兒」

與世族、豪傑的代表人物袁紹不同，公孫瓚所依靠的，不是當地的大姓豪族，而是所謂「商販庸兒」。《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注引《英雄記》說：「（公孫）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台、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劉緯台是「卜數師」，即所謂「庸兒」；李移子、樂何當兩人，一個是販賣絲綢的商人，一個是「賈人」，都是所謂「商販」。為什麼公孫瓚會依靠他們，「定兄弟之誓」，並結成兒女婚姻關係？十分明顯，因為他們「富皆巨億」，是擁有巨額資財的「富室」。 曹丕在《典論·自敘》中說：「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後，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董）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連阡陌，以還相吞滅。」這裡所描寫的是，當董卓控制了東漢朝廷的大權以後，關東起兵討伐。在「家家思亂，人人自危」的情況下，「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的人們中，曹丕根據他的親身經歷，列舉了四類，除「名豪」（著名的豪傑）、「大俠」（聲威顯赫的遊俠）、「強族」（強大的大姓豪族）之外，「富室」也卷進了「人人皆得討賊」的戰爭中。公孫瓚所依靠的「富皆巨億」的「商販庸兒」，就是屬於「富室」這一類型的人物。 對公孫瓚所依靠的「商販庸兒」劉緯台、李移子、樂何當三人，還沒有其他史料能夠作較為具體的說明。但不難看出，劉緯台等三人應該屬於大商人而兼大地主，是掌握武裝力量的「富室」。在東漢末年的戰爭年代，這類「商販庸兒」與公孫瓚聯合，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與公孫瓚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即公孫瓚需要他們「富皆巨億」的財力支持，他們也需要藉助公孫瓚的力量，從而躋身於政治舞台。 至於前引《英雄記》所說，對「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公孫瓚「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並說「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按照當時通例，刺史、太守、縣令等地方長吏，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他們的屬吏卻必須由地方大姓豪族，即所謂「衣冠子弟」來充任。關於這一點，唐長孺先生在《東漢末年的大姓名士》一文中有很好的論述（見《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版），這裡不擬多說。公孫瓚的行動，卻是反對這個慣例。如果進一步加以申論。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公孫瓚為什麼反對這個慣例？從他個人的遭遇來看，由於母親出身微賤，自己也被輕視，不能躋身於「衣冠子弟」之列，因此，當他成為割據者之後，也就必然會對「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加以壓抑，「使困在窮苦之地」。做這樣解釋，當然可以，也具有一定理由，但卻是不夠的，需要全面地來加以分析。 在幽州境內，公孫瓚的對手是幽州牧劉虞；在河北地區，對手是冀州牧袁紹。如前所說，劉虞是東漢王朝的宗室，袁紹出身於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當時最為顯赫的世族之一，都具備當地大姓豪族支持他們的條件，事實上，他們也得到這種支持。劉虞在幽州能夠站穩腳跟，所依靠的，就是漁陽大姓豪族的代表鮮于輔、鮮于銀等人，他們分別擔任了幽州的重要職位。尤其是鮮于輔，他所任的是州從事，從《後漢書》的《戴就傳》《史弼傳》《橋玄傳》，以及《三國志》的《劉繇傳》《潘濬傳》等來看，在東漢末年刺史擁有重權的情況下，州的「部從事」同樣擁有重權，甚至可以使「一郡震悚」。在幽州，鮮于輔不但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權力，還可以發動「州兵」。公孫瓚最後失敗，就是由於「瓚以母賤」得不到這類大姓豪族的支持；同時，公孫瓚又不像袁紹那樣，儘管與其有共同出身，但卻能夠為自己廣造輿論，藉此掩蓋母親的「傅婢」身份，竭力爭取大姓豪族的支持。由於這種錯綜情況，公孫瓚壓抑幽州的大姓豪族，並轉而向「富室」尋求支持，其根本原因應該在這裡，而公孫瓚最後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應該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