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二七）割據幽州的公孫瓚

與當時的割據者相同，公孫瓚也是靠武裝力量起家的。他所割據的地區在幽州，轄境相當於現在的河北北部和遼寧等地，與烏桓等相鄰接；因此，他不斷與這些少數民族的貴族以兵戎相見。東漢末年，公孫瓚是一個能征慣戰、手握重兵的割據者，在「武」的方面充分顯示了他的才能。對公孫瓚的這種才能，《英雄記》有過精彩描述： 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驚，輒厲色憤怒，如赴仇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太平御覽》卷四三七引） 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為所圍。瓚回師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同上卷八七○引） 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常乘白馬，又白馬數十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同上卷八九七引） 這裡所謂「邊寇」「胡」，是指東胡族的烏桓。西漢以來，這支少數民族遷居到現在河北、遼寧一帶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的塞外。由於烏桓貴族經常對漢族聚居地進行劫掠，漢族人民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公孫瓚對烏桓貴族的反擊，這是一種正義行動；同時，從上引《英雄記》看來，在不斷反擊烏桓的戰爭中，公孫瓚「厲色憤怒，如赴仇敵」，也是他的「剛毅」性格的一種反映。 據《後漢書》《三國志》的《公孫瓚傳》及其他史料，公孫瓚的經歷是這樣的：以屬於郡小吏的門下書佐任上計吏，舉孝廉為郎，再為遼東屬國長史、涿縣令；從任涿縣令開始，就奉命統率過三千名幽州突騎出征，後來又以騎都尉率軍反擊烏桓貴族對幽、冀等州的掠奪；罷兵以後，又以降虜都尉統率步騎萬人屯駐右北平郡（今遼寧凌源西南），再以中郎將兼領遼東屬國長史，封都亭侯，掌握了一支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最後則是任奮武將軍、前將軍，封薊侯和易侯。在戎馬生涯中，公孫瓚在河北，軍隊愈來愈多，職位愈來愈高；與此相應，對河北地區的其他割據者，矛盾也必然會愈來愈大。彼此之間，終於導致了相互兼併的長期戰爭。 除公孫瓚外，河北地區還有三支擁有強大武裝的割據勢力。其一是公孫瓚的上級幽州牧劉虞，其二是冀州牧韓馥，其三是韓馥屬下的勃海太守袁紹。劉虞是東漢王朝的宗室，祖父劉嘉擔任過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光祿勛。他「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後來還曾被任命為三公之一的太傅，是當時世族中的著名人物。初平二年，在討伐董卓的戰爭中，袁紹和韓馥甚至企圖推舉劉虞為帝，以代替董卓所立的小皇帝（即漢獻帝）。韓馥「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英雄記》）。他是董卓心目中的「群士」之一，即當時的名士；同時，他又是「袁氏故吏」，與「汝南袁氏」這個顯赫世族有著密切的關係。袁紹是當時汝南袁氏的代表人物，不但是世族，也是著名的豪傑和遊俠。 劉虞和公孫瓚共處幽州，韓馥和袁紹共處冀州，兩雄不並立，彼此都在企圖兼併對方。《後漢書·劉虞傳》說：「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這件事雖然記載在初平元年，實際上，劉虞、公孫瓚之間矛盾的形成，遠在這年之前，主要原因在於，公孫瓚「務會徒眾，以自強大」，所擁有的武裝力量已達到劉虞不能控制的程度。次年，劉虞拒絕韓馥、袁紹擁立，儘管他的理由十分堂皇，說什麼「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詬誤邪！」（《後漢書·劉虞傳》）其實，主要還在與公孫瓚之間的矛盾，他是不可能得到公孫瓚支持的。後來劉虞戰敗被俘，公孫瓚殺他的理由即是「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注引《典略》說：「（公孫）瓚曝（劉）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夏，竟日不雨，遂殺虞。」充分說明，公孫瓚是反對劉虞稱帝的，劉虞拒絕袁紹、韓馥的擁戴，其原因也主要在此。 公孫瓚力量逐漸壯大，實際上，已經基本控制了幽州，劉虞將被兼併，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至於對韓馥據有的冀州，公孫瓚一直是虎視眈眈的；但是，袁紹卻早已在企圖消滅韓馥，占有冀州。袁紹謀士逢紀利用公孫瓚的這種心理，建議說：「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韓）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果然，公孫瓚為袁紹火中取栗，「引兵入冀州，以討（董）卓為名，內欲襲（韓）馥」。正如逢紀所策劃，韓馥被迫遜位，袁紹唾手得到了冀州。過去幽、冀兩州各自的內部矛盾，從此轉化為兩州之間的矛盾，亦即公孫瓚、袁紹爭奪整個河北地區的矛盾。 初平二年，當袁紹取得冀州之後，青徐黃巾軍三十萬眾進入河北，為公孫瓚所破。通過這次戰爭，公孫瓚不但解除了黃巾軍對他的威脅，而且得到黃巾軍的大量「車甲財物」，「威名大震」。因此，公孫瓚認為，進攻冀州的時機已經成熟，即以袁紹擁立劉虞為理由，發動進攻，展開了著名的「界橋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