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人物 · （二六）公孫瓚「文武才力足恃」

《後漢書·公孫瓚傳》說：「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劉虞的東曹掾魏攸曾說：「瓚文武才力足恃。」）儘管他出身於世代任郡太守的家族，但由於「母賤」，在當時「子以母貴」的禮法之下，公孫瓚是很難得到人們重視的，因此，只能出任「郡小吏」。根據《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所謂「郡小吏」是「郡門下書佐」。「書佐」的職責，僅屬掌管文書的起草抄寫，地位低下，正是所謂「小吏」。但是，公孫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三國志·魏志·公孫瓚傳》注引《典略》）。說明公孫瓚是一個有才能的人。當時，「書佐」這個職位，不過是選拔通曉《史籀篇》《蒼頡篇》等「學童」課本的人充當，文化水平是不高的。為了提高水平，郡太守又派公孫瓚到緱氏山中從盧植讀經，劉備就是他當時的同學，並且成為好友。 盧植是著名經學大師馬融的弟子，與當時另一經學大師鄭玄是同學。但是，不同於馬融或鄭玄，盧植「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而且「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後漢書·盧植傳》）。說明他不是一個墨守經典的單純的經學家。因此，在他從事講學時，才得以有公孫瓚、劉備這類學生。後來，盧植還以左中郎將率軍鎮壓過黃巾起義。惠棟《後漢書補註》卷一六說：「案《劉寬碑陰》載門生姓氏中，有（公孫）瓚名，則瓚又從寬學也。」（惠棟所據見洪适《隸續》卷一二《劉寬碑陰門生名》）劉寬是當時的「通儒」，曾任太尉，並常在漢靈帝面前「講經」。儘管劉寬也是經學家，公孫瓚作為他的「門生」，看來不過是列名門下，因此，《後漢書》《三國志》（包括裴注）的《公孫瓚傳》都沒有提到這件事。盧植卻不同了，不但所講授的學問，就是他性格中的「剛毅」「大節」，以及「濟世」之志，都曾明顯地體現在公孫瓚身上，說明他的確受到過盧植的頗大的影響。 對公孫瓚，有一個傳誦一時的故事，《後漢書》和《三國志》本傳都有所描述。《太平御覽》卷四二二和五二六所引《英雄記》，敘述的也即是這個故事。現以卷五二六所引的為主，補以卷四二二所引： 公孫瓚字伯珪，為上計吏。（遼西）郡太守劉其（卷四二二作「基」），以事犯法，檻車征。伯珪褠衣平幘，御車到洛陽。其當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邙墓上祭先人，舉觴醊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時，州里人在京師者，送行見之，及觀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還。 對公孫瓚的性格來說，這個故事具有典型意義。東漢時期，地方政府對中央朝廷表現了相對的獨立性，郡府也稱為「本朝」或「郡朝」，被看作是朝廷；因此，郡守和屬吏之間就出現了「君」「臣」的關係。這種情況，可以參考《後漢書》的《郅惲傳》《彭修傳》，以及《三國志·魏志》的《田疇傳》等。當時認為，如果郡守是「賢君」，屬吏就應該是「忠臣」；但是，真正能夠付諸實踐，仍是個別的，特別是在郡守失去權勢之時。上引《英雄記》是有節略的，《後漢書·公孫瓚傳》說：「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征，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英雄記》所說「褠衣平幘，御車到洛陽」，即是改著「侍卒」的「容服」，「身執徒養」，以逃避「不聽吏下親近」的「官法」。對身為「上計吏」的公孫瓚來說，這是難能可貴的。同時，由於堅持「君」「臣」關係，公孫瓚不避艱險，護送劉其到日南。事君以「忠」，公孫瓚拋棄了事父以「孝」的準則，在以「孝」治天下的漢朝，更是難能可貴的。為了對郡守劉其的「忠」，公孫瓚可以不顧對皇帝的「忠」（劉其「坐事檻車征」，對東漢朝廷來說是不「忠」的）；為了對郡守劉其的「忠」，還可以不顧對其先人（包括父母在內）的「孝」。為此，當公孫瓚慷慨陳詞時，旁觀者感動歔欷，這典型的說明，公孫瓚具有敢於向國法和傳統挑戰的「剛毅」性格。這個故事所以能為人傳誦，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