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拉斯基為《托克維爾全集》中之《論美國的民主》所作的導言

一 當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和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於1831年4月動身去美國的時候，安德魯·傑克遜就任美國總統剛剛二年出頭。他們所去的美國，正處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時期。1787年結成聯邦時只有東部13個州，現在又多了11個州，其中有兩個州，即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蘇里州，已經伸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阿帕拉普亞山地和密西西比河之間的地區，這時已經開發得足以取得州或正式領土的地位。 1800年美國還只有500萬人，到1831年便已超過1300萬人，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已經是定居在阿帕拉普亞山地以西了。 生活在這新開發地區的居民，具有拓荒者擁有的一切粗獷品質，他們自信，而且膽大敢為。他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承認任何人對他們的主宰。他們蔑視一切清規戒律，而且大部分人認為文質彬彬是懦弱的表現。他們有熾烈的民族氣概，而如果說他們是堅強的民主主義者，則這種民主主義主要表現在社會關係方面，而很少表現在政治關係方面。 他們大部分人是攜家帶口，遷到西部來躲避東部工業地區的日益艱苦的生活條件的。在東部工業地區，商業興盛造成的資本主義的發達，意味著工資水平太低、勞動時間過長、工廠的生活條件惡劣、居住條件卑陋和經常有失業的危險。 教育設施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大概在1831年還有100萬兒童不能入學，因為他們不得不到工廠去勞動。不僅大部分州規定欠債蹲牢，而且靠不住的銀行組織還會使本來不多的工資減值，給人們存放在銀行里的一點點積蓄的安全造成威脅。工人政黨和工人報刊的出現雖然為時不長，但至少已經可以表達工人的願望，促使工人成立工會。儘管一些著名人物，比如馬薩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和法官斯托里，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麥迪遜和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都發表過一些憂心忡忡的警告，但除了直至1843年才勉強承認成年人選舉權的羅得島州以外，其餘各州只是默認成年人有選舉權。 在紐約州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悲傷地預言成人選舉權將使政權「落於對自己有權行使的權利的性質和重要性一無所知的人們之手」，聲稱這會使「窮人和敗家子控制富人」的時候，他不過是以簡單扼要的語言說明了老一輩人沒有能力理解一個由財產決定法律的殖民地社會的選舉制度，已經不能長期存在於以經常變化的規模不斷擴大並使政治平等具有了自然規律所固有的原則的外觀的社會。 安德魯·傑克遜的勝利，使美國人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呈現出新的氣象，並促進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進了新型大學的創立，促進了監獄制度的根本改善（其聲譽已經傳到法國），促進了全國和平信念的出現，促進了羅伯特·歐文思想的推廣，促進了錢寧、伊萊亞斯·希克斯、約瑟夫·史密斯推行的真正的宗教改革，促進了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和華盛頓·歐文等作家的成長和很快就被歐洲承認的具有本國特點的美國文學的發展。——這一切合在一起，可以稱得起一次真正的文藝復興。1829年，第一條使用蒸汽機車的鐵路開始運行了。許多發明使家庭生活和農業操作變得更為簡便了。1831年，威廉·勞埃德·加里森創辦了他的《解放者》報，而次年他領導的「新英格蘭反蓄奴制協會」的成立，則證明很少有新的社會推動力不在美國的某一地區受到歡迎。不久以後愛默生在評論自信的一篇文章中所寫的一切，就已經可以適用於托克維爾和博蒙在1831年經過38天的旅程而到達的美國。愛默生堅持說：「我們既不是附庸，又不是殘廢，更不是逃離革命的膽小鬼，而是領導者，是救世的人，是服從上帝的旨意並在混亂和苦難中留下足跡的造福者。」 事實上，如不了解美國人擁有的強烈的自信心和熾熱的生命力，不了解哪些地方證明他們正在使人們的生活，尤其是使一般人的生活變得空前健全和圓滿，誰也研究不好傑克遜時期的民主美國。毫無疑問，這個時期的美國仍有其陰暗面，而且南部各州的陰暗面還很突出。同樣地，它也有悲觀主義者，也有經濟活動的停滯使人懷疑它能否不斷增長的時刻。狄更斯10年以後初次訪問美國時所寫的東西，對1831年來說也同樣真實。狄更斯寫道：「這裡的人民多情，慷慨，心胸開闊，好客，熱情，心情舒暢，對婦女有禮貌，對所有的外國人都坦率真摯，樂於助人，很少有人們時常提到的那些偏見，經常表現得十分開化和文雅，很少有粗野或令人討厭的舉止。」 在托克維爾訪問美國的1831年，美國報紙的聲音非常低沉，人們對於批評過分敏感，並且總是喜歡批評那些主張實行所謂私生活權利的歐洲慣例的來訪者。在狄更斯訪問美國的1842年，這種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們還應當指出，在南北戰爭前訪問過美國的歐洲人，即使他們也象狄更斯和哈里斯·馬蒂諾那樣表現得和藹仁厚，也可以說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一致作出如下的兩點結論。第一點結論是：使他們大為吃驚的是美國和歐洲的差異，而不是它們的相似之處。第二點結論是：他們一方面被美國人的激動情緒所感動，另方面又被美國人決不讓功績泯滅的堅決意志所打動。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在撰寫他的關於「外國人表示的某種謙遜」的著名評論時也沒有忘記指出：一個自認為顯然優越於舊社會的新社會，正應當從外國人表示的謙遜中或至少是應當部分地從其中來為自己作結論。在現代，我們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與世界其他各國的來往中，也看到與此相似的反應。 二 當托克維爾在美國進行考察的時候，他才25歲。托克維爾出生於一個極端保皇黨人的家庭。對這樣家庭來說，波旁王朝的復辟是對他們在大革命時期遭受的苦難（只是由於羅伯斯庇爾垮台，他父親才免於死在斷頭台上）和對竊國大盜拿破崙屈從多年的最好補償。因此，在年輕的托克維爾心中，從上學讀書開始就長出了自由主義的幼芽。不錯，這並沒有使他與父母疏遠。事實上，他對在他十分幼稚的童年時期還不能理解的一些思想之能夠有濃厚的興趣，與他父母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兒子的思想獨立，允許兒子反對別人對他指手畫腳有關。這種情況，或許是他能對新舊兩種事物都表示容忍的原因之一。不管怎麼說，這種自由主義還相當溫和，還象它的鼻祖馬爾澤爾布在接受18世紀的哲學家們的思想時所表現的那樣，對新思想容易表示好感。但是，這種自由主義也相當警覺，使托克維爾在1828—1830年於巴黎攻讀法學結業時，終於理解基佐的著名講演的意義。基佐在講演中竭力證明，全世界的歷史，尤其是法國的歷史，將必然導致中產階級的勝利。托克維爾認為基佐的這一總命題是無可爭辯的，從而使他明白查理十世末年波利尼亞克外交大臣推行的政策，不知不覺地使查理十世走向了失敗。托克維爾毫不懷疑，革命一觸即發。雖然他目睹了1830年的使人心驚肉跳的「三天」，但他始終認為這正是應驗了預言。他早已是波旁王朝的法官，而現又要決心宣誓效忠路易·菲力普的新王朝，所以他在宣誓時必將「非常痛心」，並知道這一決定必然引起家庭的激烈反對和被大部分親友離棄。儘管他一再宣稱他內心坦然自若，但在當時他寫給未婚妻的幾封信中卻清楚地表明，他的決定使他感到處境困難和孤獨。1830年10月間，當種種跡象表明新政府有意要他重新宣誓時，他就毫不遲疑地決定必須立即擺脫這一尷尬處境。 正是在這種心情下，托克維爾才同他的友人博蒙一同申請停薪留職，要求訪問美國，並答應回國後對美國的監獄管理制度最近發生的變化作出報告。我們不知道他們兩人是誰先產生了這次旅行的想法和規定了旅行的目的地，但他們申請的原因是相當清楚的。到國外去旅行，可以使他同家庭和親友的關係暫時和緩下來。這樣，他就有可能既為新政府服務，又不致於使自己的名譽過分快地或過分嚴重地受到影響。 當然，托克維爾本人對改革監獄制度也很關心，因為他父親吃過蹲監獄的苦頭，而他本人的短期法官經歷，也使他有機會了解法國監獄制度的落後情況。此外，他也想提出建議，改革已在法國引起激烈爭議的刑法典。顯然，個人的雄心壯志對這一決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持久存在下去，則對初創的中產階級社會進行的現場觀察，就可能給托克維爾和博蒙兩人所渴望的政治生涯帶來好處。從1830年11月起，托克維爾就有意寫一本書論述美國；1831年2月，這個想法促使他要就「人人都在談論但誰也說不清楚」的美國制度如何具體地發生作用的問題舉行一次「詳盡的和儘量偏重學術的」討論會。一個作家能就這個題目成功地寫出一部書，他就很有希望一舉成名，因為他要說明民主一詞的含義，而民主這個詞甚至當時在法國也被一小撮有名的空談理論家說成是「完全過時的了」。因此，1830年11月，他們二人提請停薪留職，以便去美國研究那裡的監獄生活條件。 他們去托他們可能請到的知名人士從中說項，經過大約三個月的爭論和研究，司法大臣才還有點不放心地批准了他們的申請。他們事先請一些人對他們介紹情況，其中有夏多勃里昂，大約還有拉法夷特。法國監獄典獄長還給他們寫了介紹信去見幾位美國人，而著名的律師愛德華·利文斯頓就是其中之一。他們還專心致志地閱讀了一些有關美國的書籍，並在旅途中隨身帶著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政治經濟學》。他們於1831年4月2日上船，途中抓緊一切機會研究同船人的思想動態。38天後，他們在紐約舍舟登陸。 我們應該感謝G．W．皮爾遜教授，他經過精心的研究，對托克維爾和博蒙在美國的旅程作了差不多是逐日的總結。根據皮爾遜的著作，我們知道他們二人到過什麼地方，同什麼人接觸過，在美國逗留期間得到了那些印象。雖然他們把可用的時間和精力主要用於調查監獄制度，所會見的人物大部分是同他們討論刑罰問題的，但是他們對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面也顯然很感興趣。他們的主要考察地區是新英格蘭，但他們也訪問了五大湖地區和加拿大，俄亥俄州和田納西州，紐奧良和查爾斯頓。他們曾特意到華盛頓去就地了解聯邦政府的組織結構。他們訪問過印第安人的巧克陶部。他們結識了許多美國知名人士：上自在白宮親自接見他們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下至艾伯特·加勒廷、紐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約翰·昆西·亞當斯、弗朗西斯·利伯和賈雷德·斯帕克斯等人。他們與傑克遜總統的友好會見雖然只是禮節性的，但對其他人的拜訪，正如皮爾遜教授指出的，卻對他們的觀點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響。他們還同幾乎代表美國生活各個方面的其他男男女女進行了較短時間的交談。他們提出了無數問題。托克維爾的家信或他的筆記和日記，使我們清楚地知道他在哪些方面事先擬好了問題和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不同答案。 毫無疑問，托克維爾也漏掉了許多東西。比如，他們在加拿大訪問時，只限於會見法裔居民並同他們進行討論，結果妨礙了他們全面地掌握加拿大問題的實質。他們感到法裔加拿大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受到勝利者不列顛人的壓迫；而且認為他們應當過上昔日在法國那樣的生活，成為法國人的後代。托克維爾有時也輕率地接受某個名人，比如賈雷德·斯帕克斯的理論，而沒有深刻研究名人用以作結論的證據。他太容易輕信美國報紙對政治問題所作的惡毒評論。但是，同當時的仍須經過政府檢查的法國報紙比較一下，就可以使他知道美國報紙的撰稿人所要證實的東西只是他自己所接受的印象，而不是本人的見解。當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埃勒里·錢寧告訴他宗教是美國民主的主要保障之一時，他忘記了亞當斯曾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宣傳不信宗教的結果，忘記了錢寧不僅是個著名的上帝一位論者，而且也曾積極維護他個人的信仰。錢寧認為他個人的信仰是一種與自然宗教差不多的宗教，而自然宗教本身就是向接受無神論邁出了一大步。 但是，他那追根問底的求教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去美國，一部分自然是為了擺脫在法國的尷尬處境，但有一部分是出於一種雄心，即希望自己一舉成名，如果可能，還想在那裡發現美國生活方式中一些使法國採用後既能保持國家強大又能順應走向平等的潮流的因素。他堅決相信，歐洲文明的任何部分都不能頂住這一潮流。如不充分注意托克維爾的旅美經歷與他初到紐約時所持的一套原則（用「信念」一詞，可能更恰當一些）之間存在的聯繫，是不可能理解皮爾遜為我們整理出來的那些珍貴資料的。托克維爾不是民主主義者，他的最大希望首先是找到可以限制暴政和特權的方式與方法，因為他認為暴政和特權是社會動盪不已的根源。他相信國家權力的廣泛分散是限制暴政和特權的良好辦法，但他對普選卻毫無興趣。充其量說，他不過是古典學派自由經濟的信徒，但他又確信政府通過增加公民之間的交通手段（比如，修築道路和開鑿運河）和辦好郵政服務，能給全國人民辦許多好事。他雖然不希望國家政權和任何教會之間有直接的聯繫，但又認為社會的安寧和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該社會的成員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測一個教會的信仰越沒有教條，似乎就越難維護社會的基礎。他去美國的時候，就相信立憲君主的政績要比共和國的好。後來，他仍然這樣認為，並舉出一些理由，說這部分地來因於政黨的有害的搗亂精神，部分地來因於地大物博使人們不去爭奪政權，而把精力用到謀求生活舒適和發財致富方面。他認為，美國人的幸運在於他們的歷史是「一張白紙」，而不在於他們獨具世界上最先進的實際政治修養。他認為美國人之能夠享有自由，不僅僅是因為徹底的分權使地方政府可以有餘地去影響全國政治，而且也是因為人們在繼承「陪審制度」的長期歷史傳統當中養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權」的習慣。 托克維爾在旅途中訪問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國的社會制度矛盾重重。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憲章》基本上是貴族性質的；但是，自從法國的民法典也象美國那樣否定了長子繼承特權以後，貴族政治的精神已被平等的思潮所取代，平等的思潮在法國也象在美國一樣必將取得勝利。托克維爾認為，任何政府都不能阻止這一思潮的發展，充其量只能以法律把它範圍起來。然而，美國制度的特點在於使多數管理國家，並通過法律使多數受到最大的尊敬，而這個多數又被社會上的最有教養的階級所領導。儘管美國社會有許多缺點，但它確實有其偉大之處。那裡的人是自由的，他們的精神是獨立自主的，他們有自信心並善於合作。他們的這些品質，也在限制國家的那種總是保護特權，從而限制個人的獨創精神的「家長式統治」的需求。成年人選舉權實際上意味著每個美國白人都有投票權。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經濟發展沒有止境，沒有封閉社會的那套體制，財產也不可能過分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托克維爾說，如果歷史的未來就在於走向這樣的平等，那末對於法國來說，再沒有比學到美國獲得成功的重大秘密更為重要的了。 隨著在旅美途中的深入考察，托克維爾對這種觀點又不斷增添了新的內容。他堅信，設在華盛頓的中央政府或各州的中央政府權力不大，有兩大好處：一方面可以避免過分的統一，另一方面又可以對每個地方的本身利益提供強有力的刺激。但是，他同接待他的美國人的交談，尤其是他同艾伯特·加勒廷和紐約州立法機構的柯林頓集團首領約翰·坎菲爾德·斯潘塞的交談，表明他對報紙的種數的眾多，對兩院立法制的存在，對臨時更換陪審員和律師的規定，以及對大量的不同教派的共存，都相當滿意。他原以為，這樣多教派的林立，必然強制人們去維護自己所信的教派，但他看到的和諧的道德風尚，又使他消除了這種懷疑。 托克維爾還進行過其他一些暫短的會見。他從這些會見得出的結論，表明他的直觀推理能力非常敏捷。他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過的難忘的兩星期，使他確認美國當時的西部邊疆與其說是一個停腳點，不如說是一條使人們很快就能達到太平洋的大路。這條道路雖然只能使他依稀看到拓荒者當年留下的建設痕跡，但無論如何它是後來政治和社會革新的基礎。他認為，印第安人的氣質比美國殖民者評定的高尚得多。但是，他面對印第安人的這些美德，卻沒有象夏多勃里昂和費尼莫爾·庫珀那樣在他們的娓娓動聽的浪漫主義描寫中學著盧梭讚美高尚的野蠻人。毫無疑問，印第安人在商品化社會必然產生的壓迫下受到了嚴重的創傷，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由於征服者美國人給印第安人安排的條件，印第安人既十分懶於又十分懈於適應徵服者對他們提出的要求。他同博蒙先生一樣，對美國人奴役黑人非常氣憤；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從俄亥俄到肯塔基的途中所描述的奴役黑人的最壞後果，主要是使奴隸主遲鈍和粗野了，而不是使奴隸對自己的權利漠不關心了。他承認波士頓的大主教們的態度高尚，同時也指出他們的態度比紐約的大主教好。他接著指出，這種差異應當歸因於在波士頓有一個悠閒階級，他們繼承了大量的家產，有足夠的金錢，不必去經營實業。這個階級無疑同歐洲的上層社會人士相似。當然，這個階級的人數不多。 還應當指出，他很快就看出丹尼爾·韋伯斯特首先是一個大野心家，特別貪圖掌握政權。他看到美國的工作人員有嚴守時刻的習慣，並認為這是經常勞動的結果。他也指出美國人對門第沒有成見，只要雙方互有情感，出身不會成為結婚的障礙。 托克維爾在波士頓同哈佛大學校長昆西討論地方自治政府的意義和美國的尚未開發的廣大土地之後，認為自己才開始看到對個人發展很少限制的行政管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托克維爾認為，如果一個這樣的人打算進行某一公益事業，比如說創辦一座醫院或一所中學，則他可能更容易得到國人的同情和自願合作，比向政府求援還有效。當然，一個人的行動肯定沒有公家的行動大。但是，如果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同心協力，共同努力，效益就將大得多，而且會產生在執行任何政府計劃時都無望產生的深刻的道德影響。 因此，托克維爾得出了顯然可以作為他的整個社會哲學體系的基礎的結論。必須指出，托克維爾早在開始編著他的大作之前就已確信自發的選擇是自由的秘訣，只應當把政府看作是在緊急情況下私人無能為力時才求援的備用力量。對此還應當補充一點，即他逐漸認識到，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把限制政府的權力視為憲法的實質。他認為，國家權力是一種危險的東西，所以一個政府的法定權力越小，暴政的危險也越小。特別是經過長時間的口頭的和書面的討論之後，他不得不承認法國政府的最大弱點，就在於它干涉地方事務的權力太大。正如他父親對他說過的那樣，這種「令人討厭的中央集權的結果，只能是妨害地方發揮主動精神，讓地方放慢行動的速度，使公務人員怠惰和對事無巨細都要加以控制表示反感。因此，分權就成為自由的秘訣。」 但是，托克維爾並沒有到此止步。他越深入研究斯帕克斯提供的材料，就越相信多數在某些細節上可能是不對的，但在整體上卻總是對的，而且沒有任何道德力量可以超越多數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他還補充說：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城市或國家，是其本身利益的唯一合法裁判者；只要它不損害別人的利益，誰也無權干涉它。對這個題目他還續有發揮。他認為，由於民主可能感情用事，所以必須制定預防這種危險的保護措施。因此，他贊成兩院制，贊成政府首腦有否決權，贊成並非不重要的「複審」原則。事實上，他比這走得還遠。他從每個公民都是自身利益的最高裁判者這一觀點出發，主張共同體不能組織得使每個公民事事都可以指望依靠這個共同體，因為不這樣的話，共同體就要承擔它不能很好完成的任務，而且會削弱個人的志氣。 托克維爾在旅美的最後幾個月，思想上開始產生一些疑竇。追求物質享受的熱情是不是有點過分？財產上的懸殊是不是會妨礙追求實際的政治平等的努力？經常改選果真能夠防止在任的當權者實行暴政？或者反過來說，如果在任的當權者不討好他的選民，他是不是還能保住他的職位？這樣的選舉會不會妨礙優秀人物報名參加競選？它會不會妨礙政府將一項巨大的政治計劃貫徹到底？他訪問賓夕法尼亞州時同人們交談之後，思想上就產生了這些疑竇。在巴爾的摩，人們告訴他：統治美國的是律師。巴爾的摩的拉特羅布先生向他解釋說：如果財產太平均了，則傑出的人物就不會太多；在北部由於商業突飛猛進，才使一些實業家對社會取得了絕對的控制權。在輿論方面，多數要求照他們所希望的最小公約數來徵稅，而安德魯·傑克遜的當選總統，則證明軍功對共和制度發生了「有害的影響」。有些人也和他一樣，都異口同聲的說：民主不適於辦理外交。 托克維爾逐漸得出結論，認為共和制度對美國北方比對美國南方更為適宜。他日益加深地確信，一個國家的地理特點和民情比它的法制更為有力，雖說法制有利於民情的形成，但民情中有一種比任何法制都更為有力的東西，而且這種東西能把人民所創造的法制中存在的最壞東西消滅乾淨。當他發現文明的傳播未使傑出人物輩出，而下層階級的消滅又不等於上層階級的出現時，感到如墜入五里霧中，無法理解。這個使他困惑不解之謎，又促使他作出如下論斷：儘管美國人民對本國政府的了解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深刻，但缺乏偉人領導國家。言論自由之廣泛已使他感到吃驚，而當時存在的結社自由，既受到他的讚美，又使他目瞪口呆。特別是在他同銀行家尼古拉斯·比德爾進行一次有趣的談話之後，使他更加大惑不解，因為他未能發現美國的政黨也象他在歐洲所見到的那樣是為了實現偉大的思想而組建的。比德爾滿懷信心地告訴他，只有總統和國會短兵相接，美國的事情才能進行得最好，而我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最好證明，則是沒有政府我們仍能容易存在下去，沒有行政的管理我們照樣前進。他聽完之後，真是感到聞所未聞。在1831年11月將要結束旅行時，他在長期的旅遊考察中積累的豐富材料，通過他的廣泛概括和透徹洞察而開始開花結果。在匹茲堡和在俄亥俄州時，他就已經指出：最多不過30年，那時決心來這一帶定居的移民就難於發財致富，如果他們想要發財致富，就不得不投奔新的地區。他開始認識到，雖然出身和才幹在美國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自然標尺卻是金錢。他認為，美國人是一個對精神享受最不感興趣的民族。美國人最關心的是多賺錢，他們對財富有一種崇拜思想。據他觀察，美國和法國之間的最大區別是：在法國，出身和職業的不同，在人與人之間製造了永久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壁障；而在美國，這方面的差別並不妨害結婚。簡而言之，在美國社會有一種靈活性，可以使人不考慮法國的那種為區別階級而任意規定的條條框框。當然，在美國，人與人之間也有差異，但人們總是希望排除這些差異。於是，產生一個重要的效果，即在美國，任何階級都感到在發展上不受阻礙。他對聯邦能否把如此廣大和如此參差不齊的國土團結得固若金湯，曾表示過一些懷疑。他對華盛頓政府把國家的重要職位分給執政黨的黨員和支持者的制度的效果，也曾有過疑惑。從歐洲遷來的廣大移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拋棄過去的一切的新社會。 這個嶄新社會一點也不重視它所繼承的傳統，它對祖先的才智也不感興趣。托克維爾從調查中了解到南方黑人的處境，所以不能不為蓄奴制的慘澹前景表示深切的不安。他認為蓄奴制是一種具有破壞作用的勞動制度，只能使奴隸主養尊處優和頹廢下去。 但是，托克維爾的這些感受，清楚地表明他被美國人生活的活力和快速節奏打動到什麼程度。思想和實業以飛快的速度齊頭並行。人們不僅深刻了解本國的自然資源，而且也深刻了解開發資源所需的人才。在美國，沒有什麼靜止不動的東西；有時，人們對一項公共工程比如伊利運河的重要性還未了解，但國家已經著手開鑿了。到處都有各式各樣的企業，沒有任何死規定因強求某種一致性而阻止人們不斷革新。 只有紐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那樣的保守派，才會害怕各種公司的迅速發展。托克維爾認為，組織公司是激發人們從事勞動所需的積極性的有益措施。他確信，一個自立自主的民族，即使某一法律有益，但它如不受人們歡迎，也不會去制定它。他知道，除非有某種危機要求加重稅收和進行必要的徵兵，就不用指望美國人會放棄民主。當托克維爾上船離開美國的時候，他承認自己雖然在美國學到了很多東西，但又思忖美國的民主能否持久。他概述了他認為歐洲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走的道路；但對如此開闊的遠景的評價，他的心裡仍然沒有譜。 三 托克維爾在旅美期間曾就所討論的問題或提問，向許多人請教。任何人如不事先了解他同這些人接觸的意義，即不了解這些人之所談都是個人的親身經歷，並且是托克維爾回到法國後寫作本書時所表達的觀點的主要根據，就無法理解他所接觸的人的名單為什麼長得驚人。托克維爾也閱讀了許多書刊。他從美國帶回一大堆書籍和文件，不過後者絕大多數是有關監獄制度改革的。此外，他一開始寫作，就大量利用了自己的藏書，王家圖書館可能找到的圖書，美國使館的藏書，朋友的尤其是美國朋友的藏書。他看過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若干法規、年鑑和檔案，讀過如傑斐遜論述弗吉尼亞州之類的經典著作，如馬歇爾的《華盛頓生平》之類的傳記，如托馬斯·哈欽森關於馬薩諸塞和傑里米·貝爾納普關於新罕布希爾州的歷史著作。他還瀏覽過許多古書，其中最著名的有科頓·馬瑟《基督教美洲傳教史》。托克維爾顯然特別下功夫參考了法學著作，如斯托里和肯特的法學著作，當然還有《聯邦黨人文集》。據皮爾遜統計，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引用過70多部著作，並且通讀過20多部著作。應當特別指出，正如托克維爾自己向博蒙說過的那樣，他極力不讀他同時代人在這方面的著作，如詹姆斯·西爾克·白金漢或哈里特·馬蒂諾以及他的法國同胞米歇爾·謝瓦利埃等人的著作。我認為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為他不願意因試圖參考訪問過美國的其他作家的觀感而攪亂自己的直接印象，一部分是因為他要避免任何強有力的相反思潮打亂他顯然認為是自己的獨特見解和個人直觀的感受。 事實是除了少數細節之外，他很少依靠書籍。儘管他在巴黎雇用了兩個美國青年幫助他進行研究，但根據這兩個青年本人說，他們除了對資料分門別類整理之外，很少幫助他做其他工作。這一點，由兩個青年中的一個在1835年回到美國後才知道托克維爾在寫書一事可以證明。但是，有些人的指責也很可笑。比如，斯托里就曾含沙射影地指責托克維爾在引用當時的名著《美國法釋義》和《聯邦黨人文集》而不注出處。大家知道，托克維爾非常了解這兩部著作，而且很相信它們並經常加以引用。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托克維爾在引用這兩部著作時，也象利用賈雷德·斯帕克斯和約翰·坎菲爾德·斯潘塞等人向他提供的材料一樣，雖然借用了它們，但卻作了重新組織，取其精華，去偽存真，使事物恢復了原來的面貌。有時，他的判斷並不正確，或者說缺乏真知灼見。比如說，他始終沒有理解美國政黨制度的機制和意義。有時，他也很武斷，比如他對安德魯·傑克遜的輕蔑評價，在他的書出版16年以後，還使托馬斯·哈特·本頓表示不滿。實際上，托克維爾總是用法國貴族的眼光去看美國，他寧願同一個羅馬天主教神甫站在一起，也不願意同一個基督教牧師站在一起，他寧願到波士頓的沙龍去，也不願意到孟斐斯的酒巴間去。人們也不能否認，他對自己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十分珍惜，在整理它們的時候唯恐安排不當，可以說象一個昆蟲學家似的，儘可能把自己的蝴蝶標本排列得好看一些。顯然，托克維爾應當多多感謝他曾詳細請教過的那些人，而博蒙就是其中之一。任何人只要讀過博蒙的《瑪麗》（一部很好的著作，但後人不願意承認），就不能不認為，正是兩個旅遊者在九個月當中的日以繼夜的討論，才給托克維爾的理論勾出了清晰的輪廓。如果沒有一位他能夠信賴並能諒解他的知心朋友伴隨旅行，他就不會建立其他的理論。其實，應當說只是由於博蒙一再寫信幫助他，他才得以順利地寫下去的。 無須諱言，不管你從什麼角度去看，《論美國的民主》都是托克維爾的著作，而且在寫作意圖、寫作方法和對比方面，既有缺點又有優點。這顯然是一部懷有感傷情緒的貴族作品，但它卻能高瞻遠矚，看出貴族特權的時代已經日落西山，而一個他所不歡迎的新的階級，正以飛快的速度走上即將由它統治的歷史舞台。他非常清楚地知道，1830年的革命是法國的君主政體和貴族階級為把鐘錶的指針撥回到1789年以前的時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由於他認識到舊制度已經過時，所以他開始考慮資產階級勝利之後法國將會如何，並使人相信他應當做這樣的最後考慮。人們也許要問：既然托克維爾有了這樣的直觀認識，那他為什麼不試圖對已經進入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時代的大不列顛寫一部書呢？我認為原因有二：第一，他覺得英國離法國太近，不足以避開一方面是由家庭和朋友，另一方面是由路易·菲力普政府給他造成的困難處境，而美國卻離法國有3000多英里，到那裡去以後，因意見分歧而造成的心理緊張可以被時間和空間緩和，他的家庭和上司都不可能在短期內把他召回來，使他有機會從過分緊張和神經劇痛中恢復過來；第二，抱著考察新文明各種特點的目的去訪問美國，可以說是等於在新文明傳播到歐洲以前到現場研究它的得失。美國對於托克維爾那個時代的許多法國人特別有吸引力。法國曾援助美國建立新的共和國；而美國的1779年，則對法國的1789年的特點畫出了主要輪廓。 美國是個新國家，托克維爾的親屬夏多勃里昂寫過一篇著名文章報道美國，而博蒙的親屬拉法夷特最初也是在美國找到了成名之路的。在美國內部了解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同在蘇聯內部觀察1917年以後的蘇俄一樣，是一件既使人感到新奇又引人入勝的事情。他來到美國，從後台看了一場大戲，並作出了他的同時代人很少能夠作出的生動而有趣的現實主義報告。這是從事政治活動並急於成名的20多歲的青年人初露頭角的方法。當然，任何人都不會認為托克維爾不考慮自己要想一舉成名，而只憑一股熱情去追求目的就能獲得成功。托克維爾知道自己很有才幹。他所缺少的，只是一個使他能夠運用才幹的重大題材。 顯然，他到美國後不久，就抓住了這個題材，否則你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在收集必要材料時能有那樣孜孜不倦的精神。同樣地，不知道托克維爾一開始就掌握了經過長時期的深思熟慮而準備出來的參考材料，也無法理解他的這項研究。 囿於家庭出身和宗教信仰的封閉社會的時代。已隨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的到來而結束。從此以後，文明的性質將由隨著特權的不斷消失而日益主張平等的社會思想所決定。金錢，才幹，領導權，無所不在的法律權威，對以多數的法律為指導原則的政治制度的影響，都隨著貴族在1789年的沒落及其無法再抬頭，而轉移到另一些人手裡。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它將以不同的方式，在某些地方慢些，在另些地方快些，去建立適合它要求的各項制度。托克維爾看到這個後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社會本身希望保持安寧。托克維爾之所以要到美國去，是因為他確信在那裡可以看到這些後果出現後產生的變化。他把所見所聞寫出來，是希望不僅能夠說服同胞看到本國未來的一般特徵，而且可以向他們指出未來的光明前景和可能發生的危險。他對美國發生興趣，主要的不是因為美國好，而是因為那裡有可以使文明、尤其是使法國文明擺脫束縛的哲理。 因此，1835年出版的這本書的第1卷，在敘述美國的政治制度的同時，對它的成敗進行了全面的評述。在評述的過程中，他圍繞著美國實行多數統治這個主題，指出這個多數統治的最大危險在於它可能變成暴政，而能防止這種危險的措施和辦法，則有教育、實踐經驗、合理的保守主義、宗教、以個人主義為主的公共精神、結社自由、尊重法律、給予各階級的大量機會，等等。這一切措施和辦法，可以減少偶然出現暴政而破壞美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縈繞在托克維爾頭裡的主要問題，在其著作的兩段文字中呈現得最為清楚。他寫道：「至於我，當我研究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達到的狀態和其餘的一切國家都行將走進的狀態時，我就情不自禁地認為，不久以後，它們不是享有民主自由，就是陷入凱撒的暴政」。他作結論說：「但我認為，如果在我們中間不能逐漸引進並最終建立民主制度，如果不讓所有的公民產生先是使他們學習享有自由隨後又使他們行使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末，不管是資產階級還是貴族，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誰都不能獨立自主，而大家都要遭受暴政的統治。我可以預言，如果我們不能逐漸地建立起絕大多數人的和平統治，我們早晚要陷入獨夫的·無·限權力的統治。」 這兩段文字清楚地說明了托克維爾寫作時之所想。法國大革命先是引出了一個羅伯斯庇爾，隨後又推出了一個拿破崙。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憲章》引起了查理十世的專政企圖，導致了1830年革命和「中庸政府」的無力治理。托克維爾在寫本書的第1卷時，就已經感覺到了「中庸政府」的危險。能否從一個由少數人壟斷財富和權力的制度和平而有秩序地過渡到一個由人人分享財富和權力的制度呢？或者說社會的變革非要經過鬥爭和衝突不可嗎？如果能和平實現平等，那代價又是什麼呢？如果非衝突不可，那又有沒有點希望避免暴政呢？托克維爾在大約用了三年時間寫出的第1卷里，相當嚴格地堅持了只寫美國的作法；而在寫完全書之後於1840年出版的第2卷里，他卻遠遠超出美國的範圍（儘管他經常把美國放在眼前作為背景），以其比較全面地概括平均主義的文明。這部著作的第1卷與第2卷，不管在寫作方法上還是在筆調上，都有一些顯著的不同。在第1卷里，他所用的材料大部分都很具體，而在援用引文時也很細心，所以基本上反映了他所要寫的美國。有的評論家指出，即使不算某些明顯的錯誤、某些遺漏和某些解釋錯誤，他所作的一些著名的直觀論斷和這種論斷所依據的實證材料，比其他所承擔的進行廣泛的概括的重任來說，也有些不夠分量。但我認為這也無妨，因為我們還可以核對他的觀察及其所作結論的正確性。再者，在第1卷里，他雖然讚揚了許多事情，但從未表現出任何熱情，而且在展望未來的時候，也總是經過反覆考慮才下筆的。他生性持重沉著，作風正派。另外，無論是描寫個別現象，還是描寫大量現象，從來不帶一點幽默或偏愛，這也是托克維爾的特性。但是，我們從他所描繪的圖景中，卻看到了他的觀察細緻和直接接觸素材的寫實特點。 至於第2卷，（沒有象第1卷那樣成功），恕我直言，不但寫得很抽象，而且筆調也很低沉。在這卷里，美國已退為遠景，使人看起來有些模糊不清，而且托克維爾所敘述的，大部分是追求物質財富和當時的平均主義思潮的文明的一般特點，但這種追求使他更加害怕文明將來真會毀滅。我認為，作如下的評價既不過分，又不荒誕：在第2卷里我們聽到發表議論的，是身為路易·菲利浦的法國議會議員的托克維爾；是站在以梯也爾和基佐為突出形象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前排的托克維爾；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貴族制度的時代已經結束，但對取代它的資產階級推行的金融寡頭政治又沒有信心的托克維爾；是看到在金融寡頭政治下越來越多地進入工廠的群眾的悲慘生活，比如象在1834年的里昂可怕動亂當中表現越來越不滿的群眾的悲慘生活的托克維爾。再者，我認為以下的猜測並非沒有根據：托克維爾在發表其著作的第2卷時，他對「中庸政府」治下的法國的作為感到失望，迫使他有意無意地扮演了珈桑德拉的角色。法國政局的變化，使這位熱愛自由的人，使這位認為提高文化水平是預防平等帶來的危險的必要措施的政治哲學家，使這位感到要想使一個民族不陷入平庸的唯物主義的泥潭、宗教就得擁有廣泛而深刻的駕御作用的半信半疑的宗教信徒，不得不經常憂心忡忡。他的健康不佳，在競選眾議員時遭到暫時失敗（1837年落選後，1839年又當選），以及心情憂鬱，也可能在這方面發生了作用。我們永遠不會完全弄清托克維爾的觀點，但我們可以毫不隱諱地指出，他雖然部分地由於他的名聲，部分地由於他對人誠懇而取得了農村選民的善意支持，但政治雄心很大的托克維爾，卻沒有一點在以議會辯才為主的制度下取得成功所需的才能。 除了親人知己以外，他對人冷淡和拘謹。他不善於辭令，一點沒有迅速適應辯論氣氛的能力，看不到已經到了應當妥協或作戰略大轉移的時刻，而且沒有作為一個大議員既能委屈婉轉，又能靈活答辯的天資。他過分要求自主，以致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黨人。他過於堅持原則，好高鶩遠，不為了在當時的制度下達到團結和平衡而參加不光彩的陰謀詭計。 他悲觀地認為，要達到這種團結和保證其實現的平衡需要花很高的代價。選民的人數縮小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抗議的行動遭到殘酷的鎮壓。政治派系傾軋的醜聞一年一年增加，尤其是在1834年以後。如果說工業的騰飛和發展造成了巨額財富，那也很難看出這給群眾帶來了什麼好處。對於托克維爾這樣一個渴望發揮重大作用，並象他對自己的妻子所說的那樣感到「有無限希望……有無法形容的開展活動和顯露激情的需求」，但欲使自己的監獄改革引起人們的注意都無能為力的人來說，可以想見在和他的朋友古斯達夫·博蒙把他們的理想同現實比較的時候，世界對他們就顯得有點陰沉了。 不錯，托克維克在本書的第1卷出版之後，立即博得很大的聲譽。他的同國人魯瓦伊埃—科拉爾，儘管身居高位，也出面稱讚他是孟德斯鳩的當之不愧的繼承人。英國的著名人士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拿騷·西尼爾，立即聯名聲稱他的著作是經典性的。但是，他本想在第1卷出版之後得到兩項收穫。第一，他希望他的同胞承認他是一個了解他們處境的人，從而使他立即取得高官的職位；第二，他希望利用這個職位在法國推行他從美國得來的經驗。他的這兩個希望都落空了。他的文學觀點立即得到承認。魯瓦伊埃—科拉爾和基佐，夏多勃里昂和聖伯夫，也立即評論其他的著作的第1卷，而對其中的關於政治哲學的論述，評論得最為熱烈。毫無疑問，他對所取得的這些成就深感高興，但這僅僅是他希望得到的滿足的一部分。他本希望他在書中表現的政治智慧會贏得政治領袖的地位。他終於明白，儘管他的才華橫溢，然而不但距離成功還遠得很，而且在政治戰場上還不能同那些被他在《回憶錄》里輕蔑為沒有道德和學問的人進行較量。當這種希望成為泡影的時候，他在第2卷中通篇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悲觀甚至絕望的語調，就決不足為奇了。第2卷里充滿了預測性的描寫，他預言要出現真正的危機。但當我們客觀地分析局勢時，既沒有看到凶兆和危機同時出現，又沒有看到它們各自單獨發生。關於凶兆和危機的預言，至少是托克維爾的內心失望的表白，使他不得不在他想扮演主角的一場戲裡充當一個觀眾。 四大家知道，托克維爾使用「民主」一詞時有些含混。這既影響了他本人，又影響了讀者。他在自己的腦海里，對「民主」這個詞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準確的概念。事實上，他經常用這個詞表達好幾個意思。他基本上是把「民主」這個詞看成是社會的各個方面走向平等的趨勢的同義語，認為這個趨勢是法國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不可逆轉的結果，並把他的注意力幾乎全部用到這一方面。但是，有時他也用這個詞指代議制政府。在某些場合下，他又賦予這個詞以人民，特別是散漫的群眾的意義。他還用這個詞指普選，指社會日益走向可以清掃一切特權，而主要是可以清掃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權的平等的演變。他在腦海里所以產生這種混亂，是因為他去美國是為了尋找他在歐洲已經看到的正在發展中的趨勢的後果，而實際上他卻認為自己在美國找到了走向民主的趨勢。因此，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解，使托克維爾和他的讀者都陷入歧途。他完全沒有及時地發現，他的思想所依據的原則在他開始以為冷靜地和沉著地審查他從美國得來的經驗時就已經形成。他也沒有恰當地理解，他在研究這些經驗時，其中的事實就是基於他在旅行中得到的主要原則而確定的。聖伯夫一針見血地指出：「他還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就已開始思考了。」 因此，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的大部分敘述所帶的色彩，就是充滿了臆測。首先，他對美國殖民地時代的歷史幾乎沒有興趣，所以他不能恰當地了解那些看來是新鮮的東西事實上早已深深紮根於1776年以前的歷史。他特別愛用貴族階級的詞彙來考察當時的英國，所以他不能及時地發現，英國的制度實際上就是美國的第一批移民從母國帶來的制度的原版。 他過分相信他所聽到的東西（比如：關於傑克遜的評論，關於美國沒有政黨的說法，關於分權的好處的說法，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強大的聯邦政府就意味著暴政，而普選就在促進強大的聯邦政府的出現），相信關於卓越人物日益不願意擔任公職的趨勢的說法（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就是這一趨勢的徵兆）。他過分擔心多數的暴政，而在他寫第2卷的時候才終於明白，普選實際上是十分容易同一個有影響的少數派政黨共存的。他過高地估計了作為群眾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陪審制度」的作用，但目前已經很少有人認為法官還能影響臨時同他一起執行公務的陪審員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了。人們也不難發現，他對於選舉司法官員制度的猜測主要是從他那懼怕群眾的成見出發的，而不是以在現場對美國司法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為基礎的。他大錯而特錯地認為，宗教可以作為防止唯物主義的有力措施而發生作用；而且據他說，唯物主義是由於民主過於追求物質享受而造成的。他在確信自由結社的原則是防止革命的措施時也走得太遠，因為他沒有看到自由結社經常造成的後果——出現由力圖保住民主的人也反對的某種特權人物所大力組織和資助的壓力集團，而只認為自由結社是防止立法暴政的自發性措施。 因此，儘管他的精確觀察和對讀者提供的現場報道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但他卻給自己的所見所聞規定了一個不但總是擴大推論的範圍，而且往往是很少有事實作根據的論述提綱。這種現象在第1卷里表現最為突出。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提綱的存在阻礙了他表現驚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預感天才。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表現出了這些氣質，並能戰勝先入之見，才使他的書具有了永久的價值。最為重要的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並果敢地指出平等原則還牽涉到許多大大超出政治範圍的問題。他認為，美國的聯邦有能力在實質上就是一個大陸的廣袤土地上製造一個可以實行共同的經商原則的地區，是它保持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看到一個國家的邊界能夠向四外移動的重要意義，認為這是防止人民的主動精神受挫的手段；而在歐洲那樣的已經無法向四外發展的大陸，人民的主動精神一旦受挫，就會遭致不滿和引起革命。在歐洲，階級結構的固定不變，是設在天才的發展道路上的障礙。 發財致富的遠景日益擴大，工業逐漸在廣泛的範圍內取代原先由小手工業占據的地位。托克維爾從分析美國的資本主義得出的結論，是19世紀的人所作的直觀預言的最光輝範例之一。因為他注意到以分工為基礎的工業得到發展，所以他指出：「當你追溯到源頭的時候，就覺得有一個貴族集團好象依靠一種自然力從民主社會中產生出來了。」 但是，新舊貴族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某些工業在今天的廣泛民主之下形成的若干貴族小集團，仍象從前的貴族大集團一樣，使少數人極其富有和大多數極其貧困…… 不僅富人之間沒有牢固的聯繫，而且可以說窮人和富人之間也沒有可靠的聯繫。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是永遠不變的。工人一般是依靠廠主的，但並不依靠某一個廠主…… 廠方要求於工人的只是他的勞動，而工人期待於廠方的則只是工資。廠方沒有庇護工人的義務，工人也沒有保衛廠方的義務。他們在習慣上和職責上也無永久的聯繫。…… 這樣組成的貴族階級並不能對其雇用的人擁有強大的權力。」「……我們今天的廠商貴族，使他們雇用的人貧困和愚昧之後，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就把他們推出大門，讓他們靠社會救濟過活。…… 工人和廠主之間雖然經常往來，但沒有真正的結合。…… 我們今天親眼看到其發家的廠商貴族，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殘酷貴族之一。…… 愛好民主的人應該不斷密切注視的正是這一方面，因為有一天身分的永久不平等和貴族制度又進入這個世界時，我們可以預言它們一定是從這扇大門鑽進來的。」 如果可以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托克維爾的直觀預言的最高範例，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認為它最引人入勝，這也不過是他的許多範例中的一個和最高超的方法之一。這種方法首先在於通過深思熟慮得出一個假定，然後再把深思熟慮的結果用於所掌握的事實，最後當事實似乎可以證明他的想法是正確的時候，就把假定變成原則，以便不僅對研究進行總結，而且為行動提供指南。任何人都不能不發現，托克維爾在寫這部書的時候，越是往下寫越是感到必須為行動提供這一指南，以便檢查自己的論斷。托克維爾在去美國的時候就已確信，貴族制度的時代即告結束，並將逐漸為一個以身分平等為時代特徵的時代所取代。由於有這樣的明確認識，所以他在美國訪問的時候就極力想勾勒出一個平均主義社會的面貌，寫出它對舊世界特別對法國將會發生的教益。不過我猜想，隨著他研究的深入，特別是1835年以後，而日益覺得自己的最迫切任務，首先是提醒他的同時代人避免新舊勢力的盲目交鋒。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他在當選眾議員後發表的重要講話為什麼要竭力證明：如果不聽他的警告，就避免不了災難。我認為，如果讀完《論美國的民主》再讀他的《回憶錄》，特別是再讀二月革命即將發生之前他在議會發表的著名講話，必將承認他的這個結論是有其邏輯的連貫性的，所以他的所有講話幾乎都可當作《論美國的民主》的附錄來讀。 五托克維爾對於人性都有一些什麼看法呢？他的這些看法又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魯瓦伊埃—科拉爾有一句名言，說他是一個承認失敗的貴族；但和大部分諷刺話一樣，這句話只含有部分真理。顯然，托克維爾決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也很難把他看成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同樣顯然，他的信念並不是貴族的信念，因為他一生從來沒有試圖與貴族的等級制度妥協的表現。他的《回憶錄》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社會主義者，並對當時的社會主義政黨不夠尊重。 熱愛自由的信念，是貫穿在他的一生活動中的一條紅線。 這種自由可為人們的社會活動造成良好的精神氣氛，而保護這種氣氛則是托克維爾的全部努力的中心。他知道，從1789年起，這種自由已不再是少數貴族的特權；但他也看到，這種自由有被渾渾噩噩的群眾的盲目行為破壞的危險，因為這些群眾在以其堅決一致的個人主義態度抵制自由，而自由正是他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的人格的唯一無二特點。他以一個不怕面對最壞結果的思想家的清醒頭腦確信，新產生的文明的種種趨勢，都在向消滅人格的這一唯一無二特點的方面發展。因此，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標，是保護這種自由，並反對他認為是平均主義原則所造成的令人討厭的單調一致。他害怕習慣勢力，擔心追求物質生活的安逸會窒息人們對偉大思想的興趣。他擔心財富的積累會造成以金錢來衡量人的地位。 他也擔心追求物質生活的安逸會擴大分工，以致使普通公民在安逸當中完全無法培養自己的能夠以廣闊而十分冷靜的眼光評價生活，並且既能熱愛豐富的精神生活又能使物質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的人格。 因此，我認為他終生如此熱心尋求預防措施的性格就來源於此。這也就是他為什麼寧願要一個代議制政府，而不願意要一個獨裁政府的原因，他認為代議制政府有可能不讓「多數的暴政」施虐。這也就是他為什麼不得不認為一個民主社會必須有宗教信仰來防止永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享受的原因。這也是他為什麼確信分權十分重要的原因，因為分權是使國家的公共目的變成公民個人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的途徑。他對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堅決擁護，是與他為分權進行的熱烈辯護分不開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分權是公民的行動的保證，並為防止那種踐踏人類尊嚴的獨裁的官僚統治提供了手段。在美國，他讚美公民有自信心，有安全感，有創造成就的熱情。美國人不承認地位低下是命中注定的。他們既強烈反對人們輕視自力謀生，又強烈反對人們依靠與職務不相干的出身和財勢去發號施令。他也讚賞美國人在社會階梯上能上能下的氣質，自由發表意見的勇氣，以實踐為基礎的習慣，拒不作傳統的俘虜的決心。不過，他承認這一切收穫也使他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普選的當選人，比如象美國總統這樣的重要人物，也不敢挫傷普通人的意見。集中精力追求財富，不僅使最有能力的人自外於政界，而且也縮小和貶低了野心的標的。物質方面的成就可能使人逐漸降低所追求的目標，高瞻遠矚的人也必須遷就群眾的習慣。美國人的水平是比較高的，但在群山之中高峰並不太多。美國人是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不大善於思考。他們凡事考慮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長遠的利益。他們所重視的，是夠得到、摸得著、切實存在並能用金錢估價的東西。此外，他們追求安逸舒適的熱情，或許會使他們遭到金錢製造工業貴族的危險。 這種貴族雖然非常強大，但責任感比較小。這種貴族一旦出現，它的法律的嚴酷程度將是無法忍受的。這種危險很可能導致激烈的內戰，其規模將比希臘和羅馬的最慘悲劇還要大，直到有一個新凱撒出來扼殺自由的理想為止。 在過了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顧托克維爾的政治哲學時，很難對這位哲學家的直觀推理才能作過高的評價。 如果想到托克維爾毫不理解傑克遜改革的意義，想到他一點也不知道政黨的重要性，尤其是想到他很少或根本沒有考慮到工業生產的劇增的意義及其使初興的美國就不斷出現大城市的效果，這樣來評論他就顯得更為合適了。其實，說他所描繪的美國甚至在他寫書的時候就正在消失，而為他提供主要材料的人不是大部分也是小部分在當時就已批評或十分懷疑他所堅持的論點，也不算誇大其詞。為他提供材料的人，無論是賈雷德·斯帕克斯還是斯托里，無論是約翰·斯潘塞還是愛德華·埃弗雷特，都很少有平均主義的民主觀點。對於高傲、性格嚴肅而有點憂鬱、生性熱情、懷有雄心壯志的托克維爾來說，不但能戰勝他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響，而且能以充滿想像力的冷靜頭腦去觀察這個他不大同情並不抱太大希望的社會演進，真是難能可貴。很有可能象皮爾遜所說的，托克維爾從觀察到得出結論所走過的道路，只有一小段是建築在科學方法上的。毫無疑問，大部分結論是深思熟慮的直觀的結果，但這種直觀的魅力卻使《論美國的民主》進入19世紀最著名的社會學成就之林。 當然不要忘記，儘管托克維爾有突出的創造性，但他仍然沒有超出19世紀法國社會哲學的主要傳統。這個傳統並不單純。正如聖伯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在每個時代的浪漫主義運動中都有其流派。這位大評論家暗示說，托克維爾是「一個研究世紀病，即維持病或勒內病的青年人」。雖然在治學方法上他屬於基佐學派，但他又時時注意，決不把所遇到的問題研究到他要與自己的過去完全決裂的地步。他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但又無意解決問題所包括的一切難點。特別是在問題涉及到所有制在美國所占的地位時，情況更是如此。對於他為宗教勢力與金錢勢力和解所做的努力，幾乎也可以這樣說。儘管托克維爾竭力表示他唯理是從和決不自棄，但他從來沒有完全承認自己為使他明知行將壽終正寢的舊秩序與他認為正在上升的新秩序和解所做的努力徹底失敗。他看不起由於貪圖權勢而容易變為資產階級君主國的新金融寡頭政治的工具的梯也爾之流的人物，但他並沒有設法認識，更沒有比較認真地去理解被這個金融寡頭政治的金錢壓榨得喘不過來氣的法國人民的事業。1841年托克維爾在寫給穆勒的一封專談這個問題的信中說過，他希望資產階級的法國變得偉大；但他又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即認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所作所為根本不能保持他所要求的偉大。他相當清楚地看到，基佐時代人民的貧困和制度的腐敗必將引起革命。他十分明確地指出，人民知道他們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但在當時的法國，卻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樣迅速而清楚地看到，當統治階級把自己的財富和幸福建築在工人受壓迫和受貧困的基礎之上時，沒有良心的金融寡頭政治固有的危險就要表現出來，而社會也要為此長期付出代價。 聖伯夫有一段生動的描寫談到這個情況。他寫道：「在這裡，我們請來一位優秀、高尚和寬宏的人，並向他說：再也沒有比胃更值得尊重的東西了，而呼喊的聲音再高也高不過貧苦的聲音，大多數人的揭竿而起並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活命和生存。當前的問題就在這裡，對於看來不太高貴和不太適於在政黨里混事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是重大的和神聖的事業了。」 聖伯夫又進一步拿1847年的托克維爾的洞察力與其魯東的洞察力對比。他說普魯東是「純無產者」，嘗過貧困的痛苦，毫無托克維爾那樣的優越條件。聖伯夫說得非常正確，托克維爾之接受民主是「理性與必然的結合，而決不是理性與愛好的結合」。在托克維爾求助宗教來號召人們追求精神方面的東西的時候，那也主要是出於他對作為民主根源的平等的擔心，而不是因為他相信宗教能夠激發。 群眾。他指望教會發揮使自由免遭平等所帶來的危險的作用。 正如他在1852年向蒙坦朗貝爾所說的，但願他所希望的「有節制和合法的」自由能使人民各得其所。我們還必須指出，托克維爾雖然非常討厭路易·波拿巴的政變，但對卡芬雅克破壞群眾舉行二月革命的理想的殘酷手段卻毫無反感。 上述的一切並不等於說，托克維爾只是隱隱約約地看到了沒有偉大理想、從而沒有形成偉大政治動力的社會的資產階級的狹隘觀念的危險性。他也多次提到群眾政府的危險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胃戰勝腦和心帶來的危險。那麼，他的觀點實際上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一般說來，他是反對個人主義的，但也不能忽略他在《回憶錄》中對社會主義所持的懷疑態度。他確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認為沒有自由的平等是無法忍受的。顯然，他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政府，但又對一切支持人民參加政府管理工作的制度的發展表示不安。他害怕由金錢掌握一切大權但又逃避政府職責的獨裁制度。他也擔心分工的無限擴大會妨礙工人完成公民義務和處於只顧物質享受而甘作行政管理的單純對象的地位。他瞧不起梯也爾之流的玩弄陰謀的政客。他決不原諒路易·波拿巴踐踏自由而建立自己的帝國。他也以同樣的理由擯棄無政府主義和革命，但他好象更討厭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他懂得「人們所說的必要的制度，往往就是人們已經習慣的制度；而在社會制度方面，可能做出的選擇要比生活在每一個社會的人所能想像出來的選擇廣泛得多。」 在出身於貴族而能平等待人的托克維爾身上，有一種東西好象總在抵制他的情感和精神。托克維爾生性冷漠而憂鬱，但卻雄心不小，很想出任高官。但是，正如梅耶所正確指出的，他決不是只因為愛權而想得權。他反對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他認為政治家的藝術首先在於：竭盡一切努力，使人相信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人的尊嚴，並以此作為崇高的社會意識的一個不可缺少部分。他在美國時感到高興的是：他看到了一個尊重自由的社會本身在如何發揮它的作用，儘管這個社會實現平等的原則已比任何歐洲國家都更完善，但它仍注意採取廣泛的措施來保衛自由。除了在1848年二月事變以後幾天他由於性格易於激動而曾身不由己發怒以外，他對普通人都有一種尊重的感情，而這種感情也是他對事物進行判斷的基礎。 關於人的看法，他在1848年1月3日寫給一位知己歐仁·斯托費爾的信中表達得最為清楚。他寫道：「一般說來，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壞，都平平凡凡……人有劣行，有缺點，也有美德，集好、壞、高、低、正、邪於一身。但總的說來，人還是地球上最值得研究、關心、可憐、親近和讚美的生物；既然沒有天使，我們就只能與最偉大的和最值得我們效忠的同類親近。」 如果我們再稍微深入地認識一下托克維爾，那就不能懷疑他在這裡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表達了他的整體思想。 他一心想使政治學變成一門研究美德的科學，並認為從自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美德才是持久的美德。在他看來，愛自由要見諸行動。這就不僅要憎恨奴役他人的行為，而且也要憎恨想從奴役他人當中得到物質好處的意圖。這本身就是一種必須「歷經千辛萬苦」 去追求的善。他在其《舊制度與革命》中寫道：「誰要想從自由中尋找非屬於自由本身的東西，那他就去伺候人好了。」 托克維爾就是以這種精神寫《論美國的民主》的。正如伯克的名言所講，對托克維爾來說，「真理的殿堂」是「建築在高台之上的。」 不錯，他的理想遠遠超過與他一起進行同樣鬥爭的人的理想，從而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往往感到自己在同時代人中甚為孤單。他的同時代人約翰·斯圖爾特·穆勒以及屬於他下一輩的阿克頓，可能是用與他的語言相同的語言表達與他的理想相同的理想的僅有的兩個人。這兩個人象他一樣深深地愛上了的那個理想，可以說同托克維爾的理想具有相同的來源：都來自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制度造成的動盪不安、深刻的矛盾和強烈的抱怨。如果說這兩個人誰都沒有找到他們想要找到的成功秘訣是有目共睹的，那末說他們誰也沒有得到他們最需要得到的或者說對他們報酬最大的東西，也是言而有據的。這兩個人都想尋找一個新的世界。他們二人都認為他們所處的世界可怕得無法生存下去。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愛上了在他們的時代正沿著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一條大道尋找通向結束人剝削人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出路的社會主義哲學。《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是一位想在新世界發現能夠照亮和復興舊世界的建設原則的思想家的奮鬥結晶。這部書之敢於宣告它所追求的崇高目的，也不失為它的一大優點。凡是認為建築在平等大廈上的自由才是唯一能使自己分享人類的永恆遺產的手段的人，都不能不對這部書的作者表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