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第二十一章 為什麼大規模的革命越來越少
數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等級制度或階級制度下的人民，只有經過一系列長期的艱辛程度時大時小的改革，藉助於暴力，在財產、觀點和權力等相繼出現多次急劇變位之後，才能達到民主的社會情況。
在這場大規模的革命完成之後，它所製造的革命習慣還將長期存在下去，而且一些深重的動亂也將隨之而來。
因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身分逐漸趨於平等的期間發生的，所以人們可以由此得出結論：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間存在著一種潛藏的關係和一種隱秘的聯繫，以致其中的一者只有依靠另一者的產生才能存在。
關於這一點，推理看來是與經驗符合的。
在等級逐漸接近平等的國家，沒有一種形諸於外的聯繫把人與人結合起來積使他們固定於所在的地位。任何人都沒有永享的權利，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沒有受人支配的境遇。
但是，每個人都會發現，只要自己有些文化和財產，就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並同其他一切人分開而自己單獨前進。
導致公民們各自獨立的同一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們產生新的急於實現的欲望，並在不斷鞭策他們。
因此，人們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在民主社會，思想、人和物必將永遠不斷地改變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時代就是急劇的和不停的改革時代。
情況果真如此嗎？身分的平等能夠使人們習以為常地和永遠不斷地去進行革命嗎？身分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種動亂的根源在妨礙社會安定，驅使公民們不斷去改變他們的法律、主張和民情嗎？我認為不是如此。這個問題很重要，我請讀者注意我的評述。
凡是使國家改變了面貌的革命，幾乎不是為了使不平等神聖化就是為了破壞不平等而進行的。撇開造成人類社會大動亂的次要原因不談，你幾乎總能看到是不平等在這裡作祟。
這就是說，不是窮人想奪取富人的財產，就是富人要束縛窮人。因此，如果你能使一個社會處於人人都有某些東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別人那裡去取某些東西的狀態，你就會對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貢獻。
我並非不知道，在一個大民主國家裡，總是有一些公民極其富有，而另一些公民則十分歧困。但是，民主社會的窮人並不象在貴族社會裡那樣構成為民族的絕大多數，而是人數很少，法律也沒有規定他們必須祖祖輩輩永遠貧困下去。
在富人那一方面，則是一盤散沙，而且力量不強；他們沒有使人看到眼紅的特權，連他們的財產也不再同土地結合和以土地表示，而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甚至是看不到的東西。如同不再有窮人家系一樣，富人世家也不復存在，在芸芸眾生之中每天都有富人產生，而且也不斷有富人變為芸芸眾生。因此，他們並未形成一個可以容易確認和識別的階級。
另外，由於他們與自己的同胞大眾有千絲萬縷的隱而不現的聯繫，所以人民要是攻擊他們就不能不害及自己。在民主社會的這兩極端之間，還有無數的幾乎是各方面都相同的人。這些人既不極窮，又不極富；他們持有的財產，只達到使人們看到之後不會造反和嫉妒的程度。
這些人自然反對激烈的變動。他們的保守性使高於他們的人和低於他們的人都保持於安靜狀態，並保證著社會機體處於安定狀態。
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本身已經滿足於現有的財產，對於使他們能夠分享到好處而又不受損失的革命也有一種天生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們以無比的熱情渴望發財，但使他們為難的是，他們知道這會侵奪某些人。使他們不斷產生新欲望的同一社會情況，也在把這些欲望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它使人增加了進行改革的自由，但卻減少了人對改革的興趣。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僅不從心裡希望革命，而且從心裡害怕革命。
任何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威脅既得的所有權。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大部分都擁有財產；他們不但持有財產的所有權，而且生活在人人都十分尊重他們的所有權的環境中。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社會上的每一個階級，便不難發現所有權所帶來的激情在中產階級身上表現得最為堅定和執拗。
窮人往往不關心他們手中擁有的財物，因為他覺得與其享有少量的財物，不如乾脆一點沒有。富人除了愛財之外，還有其他許多需要得到滿足的激情，但經過長期地和辛勤地經營巨額的財產之後，有時反而感不到財產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極其的小康之人，卻對自己的財產甚為重視，因為他們離貧窮並不太遠，深知貧窮的痛苦，並害怕這種痛苦。使他們沒有陷入貧困的，只是一小點家產，他們把自己的擔心和希望隨時都寄托在這點家產上。他們時時刻刻都希望家產更多一些，所以對家產給予不斷的關心；他們通過日以繼夜的努力使家產增加，所以對家產更加依戀。把一小部分家產讓給別人的思想，在他們看來是不可想像的。他們把損失全部家產視為最大的災難。但是，使這些熱心保護家產和唯恐喪失家產的小所有者人數日益增加的，正是身分的平等。
因此，在民主社會，公民的大多數看不清革命會對他們有什麼好處，而是時時刻刻感到革命會從四面八方給他們帶來損失。
我在本書的一個地方說過，身分的平等自然要驅使人們去經營工商業，並使地產不斷增加和地塊日益化小。我也曾指出，身分的平等時時都在鼓勵每個人熱烈地和不斷地追求幸福。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一切事實更能抵製革命的激情了。
革命的最終結果可能是對工商業有利，但它的最初效果幾乎總是使工商業者傾家蕩產，因為革命一開始不能不改變消費的一般狀態，不能不暫時使生產和需求之間的關係失常。
另外，我不知道再有什麼東西比商業道德更與革命道德對立的了。商業自然是一切狂熱的激情的敵人。商業愛溫和，喜歡妥協，竭力避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婉轉，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採取極端手段。商業使人各自獨立和重視自己的個人價值，使人願意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教導人學會成功之道。因此，商業使人傾向自由而遠離革命。
在革命當中，動產的所有者比其餘一切人都害怕得多，因為他們的財產一方面往往易被查封，另一方面又隨時有完全喪失的可能。土地所有者就不必如此擔驚受怕，因為他們即使失去了土地的收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至少有希望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在面臨革命運動的時候，前者要比後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動產數量越大及其種類越多，就越少發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們操什麼職業，擁有什麼樣財產，有一個特點是人所共有的。
這就是沒有一個人完全滿足於現有的財產，人人都在不斷努力以各式各樣的辦法增加財富。考察一下他們當中的每個人的任何一段人生，就會發現每個人都在不斷擬定以增進自己的安樂為目的的某些新計劃，對他們大講人類的利益和權利，均是枉費工夫，因為他們當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去操勞那些瑣碎的自家小事情上去了，希望你讓他們另找時間去考慮公眾共同關心的事情。
這不僅阻止他們去進行革命，而且打消了他們的革命念頭。狂熱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夠打動也以同樣狂熱追求幸福的人。他們對小事情的熱心，使他們對大事情的熱心變涼了。
不錯，在民主社會裡，有時也出現一些大膽敢為和懷有野心的人，他們的巨大欲望不能滿足於按照常規前進。這些人喜歡革命，並發動革命；但是，如無非常的意外事件助他們一臂之力，他們是極難發動起革命的。
誰也不能在反對他的時代和他的國家的精神的鬥爭中得到好處。一個人，不管他認為自己多麼強大，也難於使他的同時代人接受為他們的整體願望和感情所厭惡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不要以為一旦身分的平等成了永久確立的事實，並使民情打上了它的特點的烙印，人們就會輕易地跟著一個鹵莽的領袖或一位大膽的革新家走上冒險的道路。
但是，人們也不能通過深謀遠慮的籌劃，甚至通過事先安排好的抵抗計劃，去公開反對這樣的領袖或革新家。人們不會同他們進行激烈的鬥爭，有時甚至還會恭維他們幾句，但決不會跟著他們走。人們私下裡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們的狂熱，以自己的保守主義態度抵制他們的革命習性，以自己的日常愛好抵制他們的冒險家熱情，以自己的良知抵制他們的靈機天才，以自己的散文抵制他們的詩篇。這樣的領袖和革命家，經過千辛萬苦可能使人們一呼而起，但不久以後人們就會離開他們，而他們自己則好象身體過重而跌倒在地。他們用盡全身解數試圖喚起這些態度冷淡和漫不經心的群眾，但又終於覺得自己無能為力，這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認輸，而是因為他們成了孤家寡人。
我決不認為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天生就是不好動的；恰恰相反，我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裡，有一種永恆的運動在起支配作用，人們在這種運動中從不知道休息；但我相信，人們在其中活動時總有不可逾越的一定界限。對於次要的東西，他們每天都在予以改變、改進或改革；而對於主要的東西，他們則謹慎小心，不加觸動。他們愛改革，但怕革命。
儘管美國人不斷修改或廢除他們的某些法律，但他們很少表現出革命的激情。當公眾的騷動開始構成威脅的時候，甚至在公眾的激情極為高漲的時刻，他們就立即止步並冷靜下來。從他們的這種急速反應就不難發現，他們害怕革命，視革命為最大的災難，每個人都在心裡暗自決定，準備付出重大的犧牲來防止革命。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象美國那樣最愛所有權而又最怕所有權丟失，也沒有一個國家象美國那樣有絕大多數人反對以任何方式威脅所有權制度並使其改變的學說。
我曾一再指出，具有革命性質的理論，當它只有通過完全徹底的和有時是突然的改變財產和人的現狀才能實現的時候，在美國不會象在歐洲的一些大君主國那樣受到無限的歡迎。即使有人主張這個理論，群眾也要以一種本能的反感抵制它。
我敢說，被法國一貫稱為民主名言的那些名言，大部分要被美國的民主所取消。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在美國，人們具有的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而在歐洲，我們具有的還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
如果有一天美國發生了大規模的革命，那也是由於美國的土地上住有黑人而引起的。也就是說，造成這種革命的原因不是身分的平等，而是身分的不平等。
在身分平等的時候，每個人都願意閉關自守，把他人置於腦後。如果民主國家的立法者們不去糾正這個有害的傾向或者助長它，認為它能使公民消除政治激情和遠離革命，那他們將會作法自斃，遭到本想避免的惡果，而且會有一天，某些人的破壞性激情，在大多數人的愚昧的利己主義和膽怯心理的幫助下，迫使整個社會經歷異常的變故。
在民主社會，並沒有希望革命的少數，但少數可能製造革命。
我並不是說民主國家可以避免革命，而只是說這種國家的社會情況不會導致革命，或者勿寧說可以使人們遠離革命。
民主國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們不會輕易投身於重大的冒險行動。他們只是在猝不及防時，才被捲入革命。他們有時也經歷過革命，但這種革命不是他們製造的。我再補充一句：這種國家的人民一旦獲得知識和經驗，便不會縱容革命出現。
我深知，國家的各項制度在這方面可以發生很大的影響。
它們對於來自社會情況的各種習性，起著促進或抑制的作用。
因此，我再重複一遍，我並不認為一個國家只是依靠國內實行身分平等才得以避免革命；但我確信，不管這種國家實行什麼制度，它那裡發生的革命所使用的暴力，總要比想像的小得無限和少得多。於是，我不難設想，這樣的政治情況一與平等結合，就會使社會達到我們西方未曾有過的安定。
我方才就事實所述的一切，也部分地適用於思想和觀點。
在美國，有兩件事使人感到驚奇：人們的大部分活動的流動性很大；某些原則的固定性很強。人們在不斷地流動，但他們的精神卻好象幾乎一動未動。
一旦某一觀點在美國的土地上傳播開來，並紮下了根，那就可以說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根除。在美國，宗教、哲學、道德、甚至政治方面的通行學說，從來沒有變化，或者至少可以說，它們只是通過隱秘的而且往往是人們發覺不了的方法改變的。在人和事物的這種漂浮不定的環境中，連一些最粗野的偏見也只能以慢得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去清除。
我聽說，感情和思想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是民主的本性和習慣。對於古代的那些可以把全體公民集合於一個公共場所，然後由一位演說家任意鼓動的小共和國來說，情況可能如此。
但是，我在位於我們大洋彼岸的偉大民主共和國里，卻沒有見到過這種現象。在美國，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很難使多數放棄它所認定的觀點和拋棄它所選定的人。無論是書寫文章還是發表演說，對此都沒有用處。只有親身經驗才能使他們改變初衷，而且有時要反反覆覆地多次親身經驗。
乍一看來，這使人感到吃驚；但是，深入研究之後，便可以知道它的究竟。
我認為，使一個民主國家放棄它的偏見，改變它的信念，在宗教、哲學、政治、道德等方面用一套新原則分別取代各自原有的原則，簡而言之，使這個國家在知性方面經常進行大規模的革命，並不象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容易。這不是說，在民主國家裡人的精神懶惰。人的精神在不斷活動，但它不是在探求新的原則，而是在沒有止境地改變已知原則的成果。
它不是迅速地、直接地努力沖向前去，而是圍著自己輕盈地打轉轉。它以不斷的和匆忙的小動作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但決不會突然改變自己的活動範圍。
權利、教育和財產相等的人，簡而言之，就是身分相等的人，必然有相差無幾的需要、習慣和愛好。由於他們從同一角度觀察事物，所以他們的思想自然趨於相同的觀點。儘管每個人都可能與他們的同時代人有差距，並且可能形成自己的信仰，但到最後，他們全體終將不知不覺地在一定數量的共同意見上重新合流。
我越仔細考察平等對智力活動的影響，就越深信我們現今所見到的智力活動混亂現象，並非象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民主國家的自然狀態。我認為，莫如把這種混亂現象看成是民主國家的青年時期特有的偶然事態，它只出現於人們已經衝破以前把他們彼此聯繫在一起的舊關係，而他們在出身、教育和習慣上仍有很大不同的過渡時期。因此，在過渡時期，人們只要各自保留非常不同的思想、本性和愛好，就沒有辦法不讓它們表現出來。但隨著人們的身分日趨相同，人們的主要見解將會達到一致。在我看來，這才是普遍的和常在的事實，而其餘的都是偶然的和過渡的東西。
我認為，在民主時代，一個人能夠一下子就想出一個與其同時代人所接受的思想體系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思想體系，那是極為罕見的。如果出現了這樣的一位革新家，我也認為他最初叫人們聽他的思想體系時就有極大的困難，而後來叫人們信他的思想體系時困難更要大。
在身分幾乎相等的時候，一個人不會隨便輕信他人。由於大家都很相似，在一起學習同樣的東西，過著同樣的生活，所以自然不願意從中選出一個人當領導並盲目追隨他。人們不會隨便聽信與自己相同或平等的人的話。
因此，在民主國家，不僅某些個人對於知識的信任程度降低了，而且象我在本書的另一處所說的那樣，在智力上可能優越於其他所有人的某一個人的一般觀念，不久也會失去光彩。
隨著人們日趨相同，智力平等的主張便逐漸滲入人的信念。於是，不管什麼樣的革新家，都將更加難於對全國人民的精神擁有和施加重大影響。在這樣的社會裡，突如起來的智力革命是少見的，因為我們瀏覽一下世界史就可以發現，使人們的見解發生迅速而巨大轉變的，主要的不是理論的力量，而是名望的權威。
還要注意一點，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沒有任何束縛把大家捆在一起，所以要對每個人一一進行說服。但在貴族社會裡，只要對某些人的精神施加影響就足夠了，其餘的人都會跟著走。如果路德生活在平等的時代，而他的聽眾中又沒有領主和王侯，那他在改變歐洲面貌的活動中可能要遇到更大的困難。
這並不是說民主時代的人天生就相信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並牢固地堅持自己的信念。他們往往產生在他們看來誰也解決不了的懷疑。在這樣的時代，人的精神有時也想改變方位，但因為沒有力量推動和指導，所以仍在原地徘徊，一動不動。
在贏得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信任之後，還要做艱苦的工作使他們尊重你。如果在同生活於民主制度下的人談話時不談到他們本身的問題，則很難使他們傾聽你的話。他們不注意聽別人對他們講的話，因為他們總是忙於自己所做的工作。
事實上，在民主國家，遊手好閒者極少。在那裡，人們生活於忙亂而喧鬧的環境之中，工作緊張得連思考問題的時間都沒有。我想特別指出的是，他們不只是忙於工作，而且工作得十分用心。他們永遠處於行動狀態，而且對每一行動都貫注全神；他們用於事業上的熱忱，妨害了他們點燃思想之火。
我認為，激發民主國家人民狂愛同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沒有明顯的、直接的和迫切的關係的某一理論是極其困難的。
這樣的人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舊信念，因為能使人的精神脫離已經走熟的老路以及完成智力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正是狂愛。
因此，民主國家的人民既無餘暇又無興趣去尋求新的見解。甚至在他們對原有的見解產生懷疑的時候，也仍然要固守它們一段時間，因為他們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和反反覆覆的考察，才能改變原來的見解。他們之保護原來的見解，並不是因為它是可靠的，而是因為它是早已確立的。
民主國家人民的原有主張之所以難於發生重大的變化，還有另外幾個比較強大的原因。我在本書的緒言裡已經指出過這些原因。
在這樣的國家內部，個人的影響力是薄弱的和幾乎是等於零的，而群眾對每個個人的精神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其原因，我已在其他地方談過。我在這裡想要指出的是，如果認為這完全取決於政府的組織形式，以為多數一旦失去其政治影響力，它的精神影響力也將隨之消失，那將是錯誤的。
在貴族制度下，人們往往擁有自己的高貴性格和力量。當他們發現自己與大多數同胞有牴觸時，他們會退避三舍，在家裡自省自慰。在民主國家裡就不會有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受到公眾的愛戴，其必要性有如呼吸空氣，而與群眾背道而馳，可以說等於無法作為一個人而生活下去。群眾不必用法律去制服那些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只對他們進行譴責就可以了。孤立感和落魄感，很快會使他們感到抑鬱和失望。
只要身分趨於平等，大家的意見就會對每個個人的精神發生巨大的壓力，包圍、指揮和控制每個個人的精神。這主要來因於社會的組織本身，而很少來因於政治法令。隨著人們更加彼此相似，每個人也就越來越感到自己在大家面前是軟弱的。每個人看不出自己有什麼出人頭地或與眾不同的地方，所以在眾人同他對立的時候，他立即會感到自己不對。他不僅懷疑自己的力量，而且開始懷疑自己的權利，而當絕大多數人說他錯了的時候，他會幾乎完全認錯。多數不必強制他，只是對他進行說服。
因此，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不管各項權力是怎樣組織和保持平衡的，人們都很難接受群眾所反對的東西和宣揚群眾所譴責的東西。
這一點，對於安定人們的信念有很大促進作用。
當一種見解在民主國家裡紮根，並深深地印在大多數人的腦海時，它便會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而且可以毫不費力地長久存在下去，因為沒有人反對它。最初譴責它是謬誤的人，最終也會因為大家都接受而接受；而在心裡堅持要同它鬥爭到底的人，也不會公然站出來。他們不想進行一場危險而又無益的鬥爭。
不錯，當民主國家的多數改變其見解時，多數可能隨意在精神世界掀起一場使人感到離奇的突然革命。但是，多數的見解是很難改變的，而確認它已經改變了，也差不多是同樣困難的。
有時，時間和事件，或個人的單獨思考活動，會逐漸地動搖或破壞一種信念，但從表面上卻看不出來。人們無法同這種變化進行鬥爭，也無法為了進行鬥爭而集合力量。結果，這個信念的追隨者只是一個接著一個不聲不響地離開了它，但是每天都有一些人公開表示拋棄它。最後，只有少數幾個人信奉它了。
但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起著作用。
它的反對者們繼續保持沉默，或者只是秘密地交流思想，所以一般他們在很長時期內還不能確信一場大革命已在進行，仍在遲疑而一動不動。他們尚在觀察，仍不作聲。大多數人雖然已經不再信它了，但仍佯作信它的樣子；而公眾思想的這種假象，便足以使革新者心灰意冷和保持沉默，被人敬而遠之。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人們的精神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但是不久以後，人們的基本觀點也許要比我們歷史的過去許多世紀存在過的基本觀點穩定得多。這個時候尚未到來，但它可能正在接近我們。
我越深入研究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然需要和本性，便越加確信：一旦平等在世界上全面而永久地建立起來，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現就遠比人們想像的困難和稀少。
由於民主國家的人看來好象總在活動，總在變化，總在忙活，時時準備改變自己的主意和地位，所以使人覺得他們要隨時廢除他們的法律，立刻接受新的信仰和採用新的習慣。
但是，人們並沒有想到，平等在使人發生變化的同時，還告訴人要想滿足自己的利益和愛好，必須有安定的環境。平等在推動人前進，同時又控制他前進；平等在激勵人奮起，同時又讓他把腳踏在地上；平等在點燃人的欲望，同時又限制人的能力。
這種情況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清的，因為使民主國家的公民各自東西的激情是外現而明顯的，而使他們團結和合作的力量則是潛藏而不是一看就可以看見的。
我對以後幾代人表示的最大擔心並不是革命。但在我的周圍都是革命造成的廢墟的現況下我敢這樣說嗎？如果公民們繼續閉關自守于越來越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裡，並在其中永無休止地追求這種利益，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始終不會產生那種雖然可使人民動亂，但卻能使人民前進和革新的強大的大公無私情操。當我看到財產如此容易變動，而愛財之心又如此激烈和殷切的時候，我不能不擔心人們將會視一切新的理論為災害，視一切改革為輕舉妄動，視一切社會進步為走向革命的初步，並唯恐被卷進去而一動不動。我的心在顫抖，而且我坦白承認是由於害怕而顫抖，因為人們現在不顧一切地追求眼前的享樂，忘卻了自己的將來利益和子孫的利益，喜歡輕鬆自在地走命運所安排的道路，而不肯在必要的時候作出毅然決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張。
人們認為新社會每天都在改變它的面貌。至於我，則害怕新社會過於固守原來的制度、原來的偏見、原來的習俗，而終於無所作為。結果，人類停止前進了，自己束縛了自己；人的精神逐漸萎縮，並永遠自怨自艾而創造不出新思想；每個人都把精力用於一些小而無益的獨立活動之上，看來所有的人都象是在不斷地活動，但整個人類卻不再前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