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的民主 · 第五章 美國的民主政府
我知道我在討論中將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這一章的每句話，都要在某些方面刺痛使我國分裂的各個政黨。儘管如此，我還要說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歐洲，我們很難判斷民主的真理性和不變性，因為歐洲有兩個互相對立的主義在鬥爭，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哪些爭論是來自主義本身，而哪些爭論又是來自爭論所引起的激情。
這與美國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那裡，人民毫無阻礙地統治著國家，他們既沒有什麼危險需要擔心，又沒有什麼損害需要報復。
因此，在美國，民主是任其所好而行事的。它的表現合乎自然，它的一切活動不受限制。只有在美國，才能對民主做出正確的判斷。這項研究對我國比對任何國家都有用有益，因為我們每天都在一種不可抗拒的運動的驅動下盲目地前進。我們在向何處走呢？也許是在走向專制，也許是在走向共和，但社會情況必定要走向民主。
普選權我在前面說過，全美國都承認普選權。不管社會地位高低，人人都有這項權利。我在一些不同的地區，在因語言、宗教和風習的差異而彼此形同外國人的一些種族之間，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蘭，在喬治亞和加拿大，都有機會看到普選權的實施效果。我曾說過，普選權在美國遠未產生人們期望它在歐洲產生的一切善和一切惡，它在美國的實施效果一般也與想像的不同。
人民的選擇和美國民主在這種選擇中的本能在美國，一些最出名的人很少出任公職——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法國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所懷的嫉妒心不是法國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種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國，為什麼一些最優秀的人往往本人遠離政界在歐洲，許多人不是口上不說而心裡相信，就是心裡本不相信而口上卻說：普選權的最大好處之一，在於籲請最受公眾信任的人出任公職。他們認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但人民衷心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的愛好決不妨害他們推選同他們懷有同樣願望和最能勝任的人去主持政務。
至於我，必須說我在美國看到的，使我無權認為他們也是如此。我到美國後，就吃驚地發現，被治者中間真正人才薈萃，而統治者當中卻很少有名流。今天，在美國，最卓越的人士很少去當官，乃是一個常見的現象。而且必須承認，這也是隨著民主超出其原來的一切界限而產生的結果。顯而易見，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政治家世家大大減少了。
可以指出這個現象的數個成因。
儘管做了許多工作，但仍未能使人民的文化高達一定的水平。簡化人們的學習內容，改進教育方法，使學習走上正確道路，這些都好辦；但用於學習的時間不夠，人們仍不能學到知識和發揮學到的知識。
因此，人們不需勞動而能生活的空閒時間的長短，就決定著他們獲得知識的必要時間。在某些國家，這個時間比較寬裕；而在另些國家，這個時間就不夠寬裕。而如果完全沒有這個時間，人們就不得不盡為生活的物質方面而操勞，即不能作為真正的人而生活。同樣，既難於想像在一個社會裡人人都博學多聞，又難於想像在同一個國家裡每個公民都家財萬貫。這兩種不可能是彼此相關的。我欣然承認，廣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國家富強；我還願意更進一步承認並曾講過，社會的下層階級在這個願望中摻雜的私念，一般說來少於上層階級。但是，他們卻總是不同程度地沒有本領去判斷達到他們衷心希望的目的所用的手段是好是壞。為了徹底認識一個人的性格，必須進行長期觀察和各種分析。一些偉大的天才在這方面都有失誤，而普通人就能辦到嗎？人民沒有時間和辦法去做這項工作。他們的判斷總是匆匆忙忙做出的，並且是只看事物的表面特點。因此，各種騙子能夠施用他們取悅於人民的花招，而人民的最忠實友人卻不能取信於人民。
另外，人們並不是總能按民主方式去選擇值得他們信任的人，有時他們也不願意這樣做和不想這樣做。
不可否認，民主制度使人們心中的嫉妒感情發展到了最高點。這與其說是因為民主制度給每個人提供了使自己與他人拉平的手段，不如說是因為人們總是覺得不能得心應手地使用這些手段。民主制度喚醒和慫恿了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這種完全的平等，總是在人們以為得到它的瞬間，便從他們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用帕斯卡爾的話來說，就是永遠消逝了。人們經常熱中於追求那種近得足以使人摸到，而遠得又使人取不到的重大利益。成功的可能性大時，人們高興；成邊的不確性大時，人們懊喪。他們有時高興，有時灰心，有時發怒。凡是在某一點上超過他們能力的東西，都被他們視為使他們的願望不能實現的障礙。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們都一概不理。
許多人認為，這種引導下層階級把上司從領導公務的職位上拉下來的隱秘本能，只見於我們法國。但這是一個誤解。我所說的這個本能，不是法國人所固有的，而是一種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環境雖然可以使這種本能帶有使人感到嚴厲的特點，但它不能創造這種本能。
在美國，人民並不憎恨社會的高層階級，只是對他們不太歡迎，設法不讓他們當權。人民不怕人們有天才，但對這種人不夠器重。一般說來，凡是沒有天才而發跡的人，都難於得到人民的好評。
一方面是這種天然本能在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當權，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力量也不亞於這種本能地在使這些人遠離政界，因為他們在政界的競技中難以保全自己和免於墮落。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十分坦率地流露過這種思想。我提到的這位著名作家在盛讚聯邦憲法授權總統提名法官的條款之後說：「最稱職的人，也許為了不在普選中當選，而在行動上不十分積極，在精神上保持十分嚴肅。」〔肯特：《美國法釋義》第1卷第273頁〕。這是在1830年發表於美國而且沒有人反對的見解。
我只想用這些話證明，那些認為普選權能夠保證人們做出最佳選擇的人，完全是在幻想。儘管普選權有許多優點，但並不在這裡。
能夠部分糾正民主的這種本能的因素巨大的危險對國家和人民產生的不良效果——為什麼50年前美國有那麼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務——教育和民情對人民的選擇發生的影響——新英格蘭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樣影響人民的選擇的——兩級選舉制度——這種選舉制度對參議院的結構的影響當巨大的危險威脅國家的時候，人民往往能成功地選出最能拯救國家的公民。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在面臨危險的時候，很少能保持常態，他不是居於常態的水平之上，就是居於這個水平之下。國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極端的危險不但沒有使一個國家振奮，有時反而把它嚇倒。這種危險雖能盪起人民的激情，但沒有對激情加以引導。它雖能觸及人民的頭腦，但沒有使之清醒。猶太人就曾經在他們的硝煙瀰漫的神殿廢墟上互相廝殺。但最常見的，是一些國家和個人在危險臨頭的時候，反而能格外冷靜，做出非凡的克服危險的行動。這時，一些偉大的人物突起，就象聳立在黑夜中的大廈，頓時被一場大火照亮。天才不再猶豫，挺身而出；苦於災難的人民，也會暫時忘卻他們的嫉妒感情。這時，從選票箱裡檢出偉人名士的名字，並不罕見。我在前面說過，今天的美國國務活動家，遠遠不如50年前主政的人物。其原因不僅來自法律，而且來自環境。當美國在為獨立這一正義的事業而鬥爭時，它是一個要擺脫另一個國家的奴役的國家；而當它以一個新國家的身分進入世界時，它的全體人民的精神品質已經達到他們的努力目標所要求的高度。在這樣的舉國歡騰聲中，卓越的人物走到人民的前面，而人民也舉手歡迎他們，並把他們置於自己的監督之下。但是，這樣的事情畢竟少見，還必須從事物的另一側面去做判斷。
轉瞬即逝的事件有時會抑制民主的激情；而人們的知識水平，特別是民情，將對激情的發展趨勢發生不僅強大而且持久的影響。在美國，就常見這種情況。
在新英格蘭，教育和自由完全從屬於道德和宗教，很早以前就建立的長期存在下來的社會，已形成一套道德準則和習慣，所以人民在輕視財富和門第向來可以在人們中間造成的優勢的同時，卻習慣於尊重知識和道德的優勢，並毫無怨言地加以服從。因此，民主在新英格蘭比在其他各處可做出最佳的選擇。
但是，往南一走，就看到不同的情況。在南方的各州，社會紐帶形成得較晚和不夠牢固，教育不夠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則還結合得不夠令人滿意。因此，在那些州的政府里，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備的人極為罕見。
當進入不久以前才建立社會組織的西南部各州，人們看到的全是冒險家和投機家的莊園。在這裡，我們深為管理社會的大權被幾個人所控制而大吃一驚，並在心中思忖：除了立法機構和人的獨立以外，有什麼力量能使國家發達和社會繁榮呢？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質，但它們也曾部分地糾正了民主的危險本能。
當你進入華盛頓的眾議院大廳時，你會為這個大會議廳里的粗俗舉止感到吃驚。儘管你在大廳里一再環顧，依然看不到一個著名人士。幾乎全部議員都是無名之輩，他們的姓名沒有在我的頭腦里留下任何印象。他們大部分是鄉村律師和商人，甚至是屬於最下層階級的人士。在這個教育幾乎普及的國家，據說人民的代表並非都是能夠寫字無訛的。
僅隔幾步，就是參議院大廳的大門。但在這個不大的會議廳里，卻聚集了大部分美國名人。你在這裡見到的每個人，都會使你想其他最近的聲望。他們當中有善於雄辯的大律師、著名的將軍、賢明的行政官和出名的國務活動家。這個會議廳里的一切發言，可與歐洲各國國會的最出色辯論媲美。
這兩種場面的奇異對照是怎樣形成的呢？全國的精華為什麼只見於參議院而不見於眾議院？為什麼後者只會集了一些大老粗，而前者卻為天才和名人所壟斷？但是，這兩個議院都來自人民，均經普選產生，而且至今沒有聽到在美國有人指責參議院敵視人民的利益。那麼，為什麼會產生如此驚人的差異呢？我認為，只有一個事實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那就是：眾議院是由人民直接選舉，而參議院則經兩級選舉產生。每個州的全體公民選舉本州的立法機構，而聯邦憲法又規定各州的立法機構為選舉團，由這些選舉團選舉參議員。當然，參議員也能代表（儘管是間接地代表）普選的結果，這是因為：選舉參議員的各州立法機構，並不是貴族團體或本身擁有選舉權的特權團體，它實質上服從各州的全體公民；各州的立法機構一般每二年或一年改選一次，全體公民通過改選立法機構更新其成員，從而能對參議員的選舉進行控制。但是，人民的意志通過這個選舉團來表達時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使自己帶有更加莊重和嚴肅的形式。因此，選舉團選出的參議員也能經常切實地代表治理國家的多數。但是，他們只代表流行於國內的高尚思想和引導國家前進的國家精神，而不代表往往會使國家動亂的局部激情和使國家名譽掃地的邪念。
不難看到，將來總有一天，美國的各共和州因在選舉制度中採用兩級選舉而強大起來。否則，它們便有掉進民主的陷阱而受苦的危險。
對於這一點，我始終確信不疑。我認為兩級選舉是使各階層人民都得以享用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不管是希望把這個手段變成政黨的專有武器的人，還是害怕這一手段的人，在我看來都是錯誤的。
美國民主對選舉法產生的影響選舉稀少會對國家造成重大危險——選舉頻繁會使全國處於激動不已的狀態——美國人從這兩種弊端中選擇了後者——法律常常改變——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斐遜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在選舉的間隔期長時，每次選舉都有使國家發生動亂的危險。
這時，所有的政黨都將全力以赴，設法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於候選人來說，選舉的失敗幾乎是不可救治的創傷，所以他們可能氣急敗壞，什麼都幹得出來。但是，如果這種合法的鬥爭不久就能重新舉行一次，則失敗的政黨便可以忍耐一下了。
當選舉接踵而來時，選舉的頻繁會使社會動盪不安，使政務處於連續不斷的常變狀態。
因此，一方是使國家有小病纏身的危險，另一方是使國家有生一場大病即爆發革命的可能。第一種制度在損害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種制度在威脅政府的生存。
美國人寧願忍受第二種弊端，而不願忍受第一種弊端。在這裡，指導他們行動的，主要是本能，而很少是理性，因為民主將他們對變化的愛好發展成為激情。結果，美國的立法出奇地多變。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法律的多變性是一種總的說來行之有效的制度的必然結果。但我確信，沒有一個美國人會硬說這種多變性沒有缺點或認為它不是一大弊端。
漢密爾頓在論證一項可能防止或推遲頒布不良法律的權力後，補充說：「或許有人會說，防止頒行不良法律的權力亦包含防止頒行良好法律的力量。〔既可用於這個目的，又可用於另一目的〕但這個反對意見，對於能夠正確評價法律的不穩定性和多變性的壞處的人來說，並不怎麼重要。法律的不穩定性已構成我國政府的性質和宗旨方面的最大污點。」（《聯邦黨人文集》第73篇，重點是托克維爾加的。）麥迪遜說：「立法的方便和漫無節制，似乎是我國政府的最有害的病症。」（《聯邦黨人文集》第62篇）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迄今出現的最偉大民主主義者傑斐遜本人，也指出過這樣的危險。
他說：「我國法律的不穩定性確實是一大弊端。我覺得我們應當除掉它，即應規定在一項法案被提出之後，允許在一年內批准實施。法案應交付討論，沒有更改意見後再表決。如果情況要求迅速通過該法案，亦不得根據簡單多數決定，而應以兩院各自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美國民主治下的公務人員美國公務人員的簡樸——沒有公務人員制服——對所有公務人員均付酬——這樣做的政治後果——美國沒有終身公職——它的後果美國的公務人員，同公民大眾沒有什麼區別，既無宮殿和衛士，又不著制服。統治者的這種簡樸作風，不僅與美國人的品質有關，而且與美國社會的基本原則有關。
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建立政府並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個必然的災難。這要授予官員們以一定的權力，因為沒有這種權力他們還有什麼用呢！但是，作為權力外表的制服，決非工作之不可缺少，而且讓公眾看著也不舒服。
公務人員自己十分清楚，讓他們有權向其他人發號施令，是以他們的舉止不得高人一等為條件的。
我想像不出哪個國家的官員會象美國公務人員那樣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問話時親切，答話時和藹。
我喜歡民主政府的這種自然作風，我在這種重視職責甚於重視職位、重視人品甚於重視權力外表的內務官員身上，看到了我所欽佩的男子漢工作作風。
關於制服可以發生的影響，我覺得我國一百多年以來把它的作用誇大了。我在美國從來沒有見到公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時因穿著不合身分而被輕視或不被尊敬的情形。
另外，我也十分懷疑在公務人員裝模作樣地穿上制服時就能格外受到人們的尊敬，因為我不相信他們之受人尊敬是來自衣著而不是來自人品。
當我看到我國的一些官老爺粗暴待人或挖苦人，聳一聳肩膀表示反對，或以得意的微笑下達指示時，我真想剝下他們的制服，一直剝到露出他們作為一個公民的真正模樣，看這能不能使他們想起人類應當受到尊敬。
美國的公務人員均不著制服，但卻領取薪俸。
這一點比上述各點更自然是來自民主原則。民主制度亦准許官員擺闊，用絲綢和金銀打扮自己，但不得直接破壞民主的原則。這樣的特權只是暫時的，而且是屬於職位，並不屬於個人。但是，如果公務人員不拿薪俸，就會產生一個富有和獨立的公務人員階級，就會形成一個貴族核心。這時，即使人民還保留有選舉權，它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如果一個民主共和國把公務人員的薪俸制改為無償制，我可以十拿九穩地推論，這個國家正在走向君主政體。而在一個君主國開始實行公務人員的無償制時，這一行動無疑是在走向專制政體或走向共和政體。
因此，在我看來，用薪俸制公務人員代替無償制公務人員，這本身就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我把美國全無不付薪的職位這件事，看成是民主在該國發生絕對統治作用的最明顯標誌之一。為公共服務，不管屬於什麼性質，都領報酬。因此，每個人不僅有權為公共服務，而且服務時有生活保證。
在民主國家，雖然每個公民都能出任公職，但也不是全體公民都有希望出任。這不是因為候選人的資格不夠，而是因為候選人的人數和當選條件，在選舉時總是有限制的。
在一切方面都實行選舉原則的國家，嚴格說來沒有終身公職。人們就任公職，多半出於偶然，任何人也無法永久保住職位。當每年進行一次選舉時，情況尤譬如此。因此，在平安無事時期，公職對野心的誘惑力不大。在美國，混跡於政治圈子裡的人，都是抱負不大的人。懷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遠離政治而去追求財富。由於覺得辦不好自家的事業而去負責領導國家事務的，倒是大有人在。
平庸人士之所以有很多人擔任了公職，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和民主的不良選擇。在美國，即使卓絕的人士希望當選，我也不知道人民會不會選舉他們，但我肯定他們不會出來競選。
美國民主治下的行政官的專權為什麼行政官的專權在專制君主國和民主共和國比在立憲君主國強大——新英格蘭行政官的專權有兩種政府對行政官授予很多專權。這兩種政府是：只由一個人統治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
這個同樣的結果，來自一些幾乎相同的原因。
在專制國家，人們的命運沒有保障，官員的命運並不比私人的命運有保障。君主掌握著他所雇用的人們的生命財產，有時還有他們的榮譽。他認為這些人沒有什麼可怕的，還讓他們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因為他確信他們不會濫用這種自由來反對他。
在專制國家，君主甚愛自己的政權，以致害怕自己規定的制度給政權帶來麻煩；他喜歡把他的臣民的輕微越軌行為看成是出於偶然，相信這不是出於存心反抗他的願望。
在民主國家，多數每年都能從他們以前委託的人們手裡收回權力，所以他們決不害怕那些人濫用職權。多數每時每刻都能使執政者知道他們對政府的意見，所以他們喜歡讓執政者發揮自己的能力，而不願意用一套死規矩去束縛執政者，因為這樣的死規矩既限制執政者又限制他們自己。
但是，只要稍微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的專權還要大於專制國家。
在專制的國家，君主可以立即懲治他所發現的一切犯法行為，但他不能確信自己可以隨時發現應予懲治的一切犯法行為。而在民主制度下，執政者的權力不僅極高，而且無處不在。比如，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公務人員在法律為他們規定的範圍內，其行動的自由比歐洲的任何官員都廣泛得多。
一般只向他們指出應當完成的任務，而方法則由他們自己選擇。
比如，在新英格蘭，規定由各鄉鎮的行政委員負責提出陪審員名單。但應當指出，他要從享有選舉權和名譽良好的公民中選擇陪審員。
在法國，如對一個公務人員授予如此可怕的權力，不管他怎樣去執行，人們必定認為老百姓的生命和自由處於危險之中了。
在新英格蘭，鄉鎮的行政委員還有權把酗酒者的名字張貼在酒店裡，禁止居民向他們提供酒類，違者罰款。
這樣的查禁權限，在最專制的君主國，也會激起人民的反對；但在新英格蘭，卻毫不費力地被人服從了。
沒有一個地方的法律，象在民主共和國那樣使行政官享有如此大的專權，因為這種專權沒有可怕之處。甚至可以說，隨著選舉權日益擴及底層，行政官的任期日益縮短，行政官更加自由了。因此，要想把一個民主共和國改變為君主國，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行政官不再由人民選舉，但他們仍保留著民選的行政官的權限和習慣，那就會導致專制。
只有在立憲君主國，法律在為官員的行動劃定範圍的同時，還能想到指導官員的每一行動的問題。能夠如此的原因，是不難說明的。
在立憲君主國，權力由國王和人民分享，兩者都希望行政官的職位保持穩定。
國王不願意將行政官的命運置於人民的控制之下，因為怕行政官出賣王權的利益；而在人民方面，則怕行政官完全依附國王，從而壓制自由。因此，既不要讓行政官依附國王，又不要讓行政官依附人民。
使國王和人民准許官員保持獨立的同一原因，也在使國王和人民尋找不讓官員濫用這種獨立的保證，以防官員侵犯王權的利益和人民的自由。因此，雙方一致認為必須事先為官員劃定行動範圍，並發現為官員制定一套不得違犯的守則也是有好處的。
美國行政的不穩定性在美國，人們在社會活動方面留下的痕跡往往不如他們在家庭活動方面留下的痕跡——報紙是唯一的歷史文獻——行政的不穩定性為什麼對施政藝術有害在美國，掌權的人在台上的時間很短，不久便回到每天都在改變面貌的群眾中去，所以他們在社會活動方面留下的痕跡往往不如他們在家庭活動方面留下的痕跡。美國的公共行政管理，差不多全憑口述和傳統進行。沒有成文的規定，即使寫出過一些，也象古代女巫寫在棕櫚樹葉的預言，遇上一陣微風，就被吹走，消失得無影無蹤。
美國的唯一歷史文獻是報紙。如果報紙短了一期，時間的鎖鏈就會斷裂，現在和過去就接連不上了。我毫不懷疑，50年後再收集有關今天美國社會詳情的確鑿文件，將比尋找法國中世紀行政管理的文件還要困難。如果美國有一天遭到蠻族入侵，要想了解今天住在這裡的人民的某些事情，那就只得依靠其他國家的史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穩定性，已開始滲入人民的習慣。我甚至可以說，今天每個美國人都覺得這樣合乎口味。誰也不打聽在他以前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研究管理方法，沒有人總結經驗。收集文獻本來十分容易，但也沒有人收集。偶然落到人們手裡的文件很少被保存下來。我手頭的幾份原始材料，還是一些行政部門為答覆我對某些官員的提問而給我的。在美國，社會每天就象一支戰鬥中的軍隊在生活。然而，行政管理技術無疑是一門科學，而且所有的科學為了不斷進步，都必須逐代總結前代的經驗。人們在短促的一生中，有的人篤行，有的人立言；前者在發明方法，後者在創造理論。人類就是這樣一邊前進，一邊收集個人的不同經驗果實，而逐漸建立起各門科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根本不互相學習，是美國的最大難題。而且，他們在指導社會工作時，只憑自己積累的經驗知識，而沒有指導該項工作所必備的科學知識。因此，推廣到行政管理工作的民主，反而阻礙了管理人員的技術進步。就這一點來說，民主對於已經完成行政管理教育的國家，比對於缺乏這方面經驗的國家更為適合。
而且，這個論斷並不只適用於行政科學。但是，有按如此簡單和自然的思想建立的民主政府，就必須有非常開化和文明的社會。最初，人們還以為只是在遙遠的古代才存在過這種政府；但是，隨著後來的深入考察，才輕而易舉地發現，這種政府只能出現於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
美國民主治下的公共開支在任何社會，公民都被分為幾個階級——每個階級要求管理國家財政的本能——為什麼人民主政時公共開支必然增加——在美國，使民主制度造成浪費的事情並不可怕——民主治下的國庫收入的使用民主政府是節約的政府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規定一個比較的標準。
如果我們拿一個民主共和國與一個專制君主國作對比，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這時，我們將會發現，前者的公共開支比後者大得多。而且，一切自由國家與不自由國家相比，情形也是如此。不錯，專制制度使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是它妨礙人民發展生產，而不是它奪去人民的生產成果。它使財源枯竭，卻始終重視既得的財產。自由與此相反，它生產出來的財富比它所毀掉的多千百倍。了解自由好處的國家，其財源總比稅收增長迅速。
我現在要說明的主題，是對各種自由國家進行對比，指出民主對各國財政的影響。
社會同有機體一樣，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其不可須臾離開的固定規則。社會是由無處不在和無時不有的一定成分組成的。
在科學上，常把一個民族分為三個階級。
第一個階級由富人組成。第二個階級的成員，是那些雖然不是富人但生活優裕的人。屬於第三個階級的人，只有很少財產或根本沒有財產，全靠為前兩個階級勞動維持生活。
這三類人的人數，可能因社會情況而有多有少，但你不能否認每個社會裡都有這三類人。
顯而易見，每個階級都對國家財政的管理有其自己的要求。
假如國家的法律都是由第一個階級制定的。這時，他們大概很少考慮節省國庫開支，因為對大額財產的課稅只不過是動了一根毫毛，對它無關緊要。
再假如國家的法律全是由中間階級制定的。這時，它准考慮不要揮霍國家的稅收，因為最大的災難莫如對小額財產課收高額稅金。
我認為中間階級的政府應當是自由政府，但我不說它是自由政府中最有知識和最慷慨的政府，但它卻是最節約的政府。
現在，我假設第三個階級總攬了制定法律的大權。我認為這是為公共開支的有增無減提供了良機，其理由有二：首先，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沒有應當課稅的財產，國家的公共開支似乎只能使他們受益，而決不會使他們受害；其次，稍微有錢的人不難找到辦法，把賦稅的負擔轉嫁給富人，而只對窮人有利。這是富人當政時不可能出現的事情。
因此，在窮人獨攬立法大權的國家，不能指望公共開支會有顯著節省。這項開支經常是很大的，這是因為立法抽稅的人可能不納稅，或者因為他們不讓賦稅的負擔落到自己身上。換一句話說，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稅的人逃避納稅義務的政府。
你反對也沒有用，人民的真正利益就是要引導人民去保護富人的財產，否則，人民很快就會感受到自找麻煩的痛苦。
而且，國王的利益不也是人民幸福的所在嗎？貴族的利益不也是時時在向人民開放嗎？如果長遠的利益能夠克制目前的激情和要求，那就永遠不會有暴君統治或專橫的貴族制度。
可能有人反問我：不是有人主張由窮人獨攬立法大權嗎？他們是誰？他們是建立了普選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數還是少數？無疑是多數。如果能夠證明窮人經常構成多數，那不是也可以補充一句說：在實行選舉制度的國家，窮人將獨攬立法大權嗎？不錯，至今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絕大多數人是沒有財產的，或者只有少數財產而得以在不勞動時維持生活的。因此，普選制度事實上是使窮人管理社會。
民權有時可能對國家財政發生災難性影響，這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國已屬常見。在這些共和國，為救濟貧困的公民或為人民提供遊戲娛樂設施，幾乎耗盡了國庫。
老實說，代議制在古代還鮮為人知。而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難在公共事務方面表露，但可以斷定，久而久之，代表們總會按照選民的要求行事，照顧他們的愛好和利益。
再者，隨著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費將按比例地減少其可怕性，因為人民富有以後，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錢，另一方面如要增加賦稅，自己難免不受損失。從這一點來說，普選制度在法國將比在英國較少產生危險，因為在英國，幾乎所有的應當課稅的財產，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在美國，絕大多數人都有財產，其社會地位亦比法國人有利得多。
還有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國家的公共開支。
在貴族統治國家時，主持國務的人由於自己的地位而可以免於匱乏。他們自以為生來有福，總是向社會要求權力和名譽；他們高踞於芸芸眾生之上，從來看不到人民大眾的安寧幸福是怎樣促進他們的榮華富貴的。不錯，他們對窮人的苦難也不是毫無惻隱之心，但他們對於這種苦難的感受並不如窮人那樣切身。只要人民能夠安貧知命，他們便心滿意足，除了保住統治地位以外，便再無所求。貴族政體關心維持現狀勝於關心改進現狀。
反之，當人民掌握國家大權時，主政者便會到處興利除弊，因為他們受過痛苦。
這時，改革的精神將會波及百行百業，深入到最末的細節，特別會在需要花錢的事業上得到發揮，因為這種事業的目的在於改善窮人無力自己改進的生活條件。
而且，在民主社會，還有一種目標並不明確的奮進精神，和一股不斷追求幾乎總是要花錢的各種革新的熱情。
在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下，野心家們為了迎合主政者的好大喜功的自然心理，經常促使主政者去辦一些勞民傷財的事業。
在窮人主政的民主國家，主政者只會在增進社會福利的事業上表示慷慨，而這種事業幾乎總是要耗資的。
另外，當人民自己開始考慮本身的處境時，總會產生許許多多起初並未意識到的需要，而為了滿足這些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國家的資助。因此，一般說來，公共開支總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賦稅則隨著教育的普及而增加。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常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為可貴。
即民主政府雖然有時打算節省開支，但它卻辦不到，因為它沒有節約之術。
由於民主政府經常改變自己的目標和頻仍更換它的人員，所以它的事業缺乏首尾一貫性或經常半途而廢：在第一種情況下，國家花了錢，但與其所要達到的目的並不相稱；在第二種情況下，國家花了錢，但毫無所得。
美國民主在規定公務人員薪俸方面表現的本性在民主制度下，規定高薪制度的人並無機會牟利——美國民主的趨勢是增加下級公務人員的薪俸和降低高級公務人員的薪俸——這樣做的原因——美國和法國公務人員薪俸的對比通常有一個重大原因能使民主制度撙節公務人員的薪俸開支。
在民主制度下，規定薪俸制度的人很多，但其中卻很少有人有機會從中牟利。
反之，在貴族制度下，規定高薪制度的人幾乎總有從中牟利的隱約希望。這是他們為自己創造的資本，或至少是為其子女準備的財源。
但是應當承認，民主國家對其主要公務人員也是過於吝嗇了。
在美國，下級公務人員的薪俸高於其他國家，但高級公務人員的薪俸卻遠遠不如其他國家。
這兩個相反的現象，來自同一個原因。在這兩種情形下，公務人員的薪俸都是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比下級公務人員和高級公務人員的貢獻而規定的。由於人民自己生活寬裕，所以他們覺得公務人員也應分享這種寬裕生活，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規定國家的高級公務人員薪俸時，這個想法便不起作用了，而完全是出於隨意。
窮人對社會的高層階級的生活需要認識不清。在富人看來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在窮人看來就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因為後者覺得能夠滿足日常需要就不錯了。他們認為，一個州長每年收入兩千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羨慕的人了。
假如你要設法說服他們，告訴他們一個偉大國家的代表應在外國人面前顯出一定的氣派，他們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當他們想到自己的簡陋住所和辛勤勞動的微薄收入，看到用你以為是微不足道的款項他可以做出一番事業時，他就會對這樣一筆財富感到吃驚，甚至會被嚇倒。
另外，當下級公務人員與人民差不多處於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卻在這個水平之上時，前者還能激其他們的同情，而後者則會引起他們的嫉妒。
這種情形，在薪俸看來是隨公務人員的權限的加大而減少的美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貴族統治的帝國，情況與此相反，高級官員均獲得極高的薪金，而小官員的收入只能餬口，其原因不難從我們上面指出的類似原因中找到。
如果說民主制度不會承認富人應當享樂和窮人應對富人嫉妒，那末貴族制度則不會理解窮人的困苦，或者無寧說它根本不知窮困為何物。確切地說，窮人是另一種人，與富人非屬同類。因此，貴族制度很少關心下級官員的命運，只有在下級官員因為薪金過少而拒絕為它服務的時候，它才略微提高他們的薪金。
民主制度雖然沒有節約的愛好，但它對高級公務人員卻採取了節省開支的態度，以致對他們有虧待和吝嗇的傾向。
不錯，民主制度也使主政者能夠過上差強人意的生活，但它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和便於人民安居樂業，卻可以不惜耗費巨資。這些開支主要來自稅收，但沒有被浪費。
一般說來，民主制度用於統治者方面的費用少，而用於被治者方面的費用多。貴族制度與此相反，它把國家的收入主要用於主持國務的階級身上了。
難於識別促使美國政府厲行節約的原因凡是尋找法律對人類命運發生真正的影響事實的人，都犯過重大錯誤，因為再沒有比識別這種事實更難的事情了。
一個民族天生輕鬆活潑和熱情洋溢，另一個民族喜歡深思熟慮和善於精打細算。這些特點來源於他們的身體素質或一些我們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
有些民族喜歡排場、熱鬧和遊興，花費萬金求一時之樂亦不後悔。另些民族喜歡獨善其身，恥於表現自己富有。
有些國家熱中於建築之美，另些國家毫不重視藝術，輕視一切沒有實效的東西。最後，有些國家愛好名譽，另些國家崇拜金錢。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這一切表現都各自對國家的財政發生強有力的影響。
如果說美國人決不把國家的錢花在公共慶典上，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稅收要由人民投票決定，而且是因為美國人民不喜歡隆重的慶祝。如果說美國人不追求建築物上的裝飾，不重視虛有其表的華麗，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是講究民主的民族，而且是因為他們是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習慣也被公共生活所接受。但是我們應當把美國的來自製度本身的節約，與來自人們的習慣和社會風氣的節約區別開來。
可否拿美國的公共開支與法國的對比要衡量公共開支的多寡，必須確定兩點：國富和稅收——我們無法確知法國的財富和開支——為什麼也無望知悉美國的財富和開支——作者為研究賓夕法尼亞州的稅收總額所做的調查——可以表示一個國家的開支多寡的總指標——對美國進行的這項調查的結果最近，人們對於美國和法國的公共開支進行了大量的對比研究，但均未獲得滿意的結果，而且我認為用幾句話就足以說明他們為什麼沒有達到目的。
為了能夠查明一個國家的公共開支有多少，有兩項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第一，必須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少財富；第二，必須知道它把多少財富用於公共開支。只調查稅收的總額而不研究應當課稅的財源，將是一件徒勞無功的工作，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並不只是開支，而且還有開支與收入的關係。
一個富人可以輕易繳納的一筆稅款，如由窮人去交付，可使這個窮人傾家蕩產。
人民的財富由許多成分構成，其中主要的是不動產，其次是動產。
一個國家的可耕地面積及其天然價值和增益價值，是很難精確計算出來的。而要計算人民擁有的動產的價值，尤其困難。由於財產的種類繁多和數量龐大，所以即使你算出了總數，也幾乎無法使你進行正確的分析。
因此，我們發現，歐洲的一些文明悠久的國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權的國家，至今都未能精確地算出它們的財富總額。
在美國，人們甚至沒有計算財富總額的打算。在這個新興國家，社會還沒有安定下來，全國政府還沒有象我國這樣擁有大批調遣自如的下屬人員，統計資料由於無人收集或無時間研究而不齊備，你怎樣能相信會得出正確的計算結果呢？
因此，我們不會獲得計算所需的資料。我們無法拿法國的財富與美國的財富進行對比。法國的財富還沒有精確計算出來，而美國的財富則根本無法進行這種計算。
但是，我寧願暫時不用「對比」這個必要的字眼，先不去考察稅收與稅源的關係，而只想計算稅收的實際金額。
讀者將會看到，我的研究範圍雖然縮小了，但我的任務並未由此減輕。
我毫不懷疑，法國的中央集權行政管理制度雖有大批官員的努力，也無法精確算出課自公民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總額。而且，這項並非個人所能承擔的工作，法國政府本身也沒有完成，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結果。現在，我們雖然可以知道國家的支出總額，知道各省的支出總額，但尚不了解鄉鎮的開支情況，所以還不能說我們已經知道了法國的整個公共開支情況。
如果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研究美國的公共收支，則會發現困難更多，而且更無法克服。美國使我知道了它的開支總額的確切數字，我也得以看到它的二十四個州的預算，但是誰能使我了解美國公民向他們所在的縣和鄉鎮提供了多少行政開支呢？
聯邦政府不能強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而且即使各州政府全都願意幫助我，我也懷疑它們能否使我滿意。拋開這項工作的自然困難不管，國家的政治結構也在妨礙各州政府的努力獲得成功。鄉鎮和縣的行政委員不是由州長任命的，不受州長的管轄。因此可以斷定，即使各州政府願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資料，也會遇到很大的障礙：本應當向州政府服務的下級官員可能敷衍塞責。
總之，比較美國和法國的社會開支很難得到成果，而比較兩國的財富亦然。我再補充一句，試圖這樣做也同樣危險。
當統計資料不是以確實可靠的計算為基礎時，不但不能指導工作，反而會把你引入歧途。人們的頭腦容易被貌似正確而實際上卻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對披著數學真理外衣的錯誤置信不疑。
因此，讓我們放棄數字而設法另找證明吧！
在缺乏確實可靠的資料的情況下，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開支負擔是否與他們的財富相稱，只能觀察這個國家在物質上是否繁榮，觀察人民在向國家繳納稅款之後窮人是否還能維持生計，富人是否更加富有，雙方是否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意，雙方是否每天又在繼續改善自己的生活，從而資本是否缺乏投資的場所，而需要投資的產業是否需要資本。
按這些標誌進行觀察的人，無疑會斷定美國人民的收入給予國家的部分遠遠低於法國人民收入的這一付出部分。
但是，怎樣才能斷定兩者之間的不同呢？
法國的一部分債務，是兩次受侵略的結果，而美國不必擔憂入侵。我們的地理位置，使我們不得不經常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而美國孤懸於大西洋彼岸，使它只擁有六千名士兵就可以了。我們有300艘軍艦，而美國只有52艘。因此，美國居民怎麼能比法國居民負擔多呢！
由此可見，在如此不同的兩國財政之間是不能進行對比的。
我們之所以能夠斷定美國的民主制度是真正節儉的制度，是基於對美國的實際情況的考察，而非基於美國同法國的對比。
我考察了聯邦的各個州，發現各州政府常常沒有首尾一貫的計劃，對雇用的人員也不進行經常監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個結論：認為它們必然要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或在一些事業上花費了不必要的金錢。
可是我看到，忠實於選民的政府，卻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滿足社會下層階級的需要，為他們敞開監督政府的大門，在他們中間普及幸福和知識。它使窮人溫飽，每年撥付巨款創辦學校，對每項服務均付報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雖然我認為這樣的治國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說它是耗費過大的。
我看到這裡是窮人在管理公共事務和掌握國家的財源，而且我相信這裡的國家支出有利於窮人，所以國家經常增加新的開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統計數字，也不想進行沒有把握的對比，便敢於斷言美國人的民主政府並非象人們有時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吝嗇的政府；我也不怕預言美國人民一旦遇到嚴重困難，美國的稅收也將達到與大多數歐洲貴族國家或君主國家一樣的高度。
民主國家統治者的貪污腐化及其對公共道德的影響在貴族政體下，統治者偶而試圖學壞——在民主政體下，統治者經常自動變壞——前者的敗壞行為直接影響人民的道德——後者對人民道德的影響雖是間接的，但其危害更大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互相指責對方容易貪污腐化。對此要做辯析。
在貴族政府，政務工作人員都是富人，他們只貪圖權勢。
在民主政府，國家工作人員都是窮人，他們希望發跡高升。
結果，在貴族國家，統治者很少貪污，對金錢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國家，情況與此相反。
但在貴族制度下，想當頭目的人都有很多金錢，而能夠當上頭目的人，又由於職位有限而為數不多，所以可以說政府是待價而沽的政府。反之，在民主制度下，渴望當權的人幾乎一文不名，而競爭當權的人又為數甚多。因此，在民主制度下，賣主可能不少，但幾乎找不到買主。而且，一次就得收買很多人才能達到目的。
四十年來在法國掌權的人，有許多被指控為了發財而曾犧牲本國和盟國的利益，而舊君主制度的官員則很少有人受到這種譴責。但在法國，幾乎沒有賄選的例子；而在英國，這種事情則是司空見慣的。
我在美國從未聽說有人用錢去買官做，但我總是對公務人員的廉潔表示懷疑。尤有甚者，是我經常聽說他們是依靠卑鄙的陰謀和應受譴責的手段而獲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說貴族政體的主政者偶而試圖學壞，那末民主政府的首長則自動變壞。在前一種情況下，學壞的官員使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擊；在後一種情況下，變壞的官員對人民的思想意識發生的影響必將更為可怕。
在民主國家，當上國家首腦的人差不多總要受到使他感到不快的懷疑，所以他會利用某種辦法由政府來保護他被指控的罪行。這樣，他就為尚在同惡進行鬥爭的善提供了危險的榜樣，使被掩蓋的惡披上了光榮的外衣。
有人會說，邪惡的感情各階層都有，王位往往是憑生來具有的權力而登上的，無論是貴族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有非常可鄙的人物當上國家首腦。但是，這種辯解也是徒勞的。
這種答辯不會使我滿意，因為在偶然掌權的人物的腐化行為中有一種粗野庸俗的東西在把腐化行為傳染給大眾，而在一些大闊老的墮落生活中反倒有某種貴族的文雅風度和高大氣派使墮落生活往往不致於外傳。
人民永遠不會理解宮庭內部鬥爭的秘密，而且往往難於察覺被文雅的舉止、高尚的愛好和美麗的言詞所掩蓋的卑劣行徑。但是，偷盜國庫或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來，而且他們自己也可能躍躍欲試。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德，而是缺德使人成了大人物。在民主制度下，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們當中的一個人沒有幾年就從無名小卒爬到有錢有勢的地位後，必定吃驚和眼紅，並在心裡琢磨昨天還與自己一樣的人為什麼今天有權領導他們了。要把這個人的發跡歸因於他的才德，那是令人不痛快的，因為這等於承認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們便到這個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並且經常認為這樣做是對的。結果，在卑鄙和權勢之間，在下賤和成功之間，在丟臉和實惠之間，便出現了可悲的概念混亂。
民主能夠做出哪些努力聯邦只為自己的生存做過一次鬥爭——戰爭開始時的熱情——戰爭將近尾聲時熱情減退——在美國難於建立徵兵制和海員強迫服役制——為什麼民主國家不如任何其他國家能做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讀者注意，我在這裡講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願的政府，而不是僅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政府。
沒有比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政府更難抗拒的了，因為它可以假借大多數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義力量，堅定地、迅速地和頑固地去實現獨夫的意志。
很難說一個民主政府在國家發生危機時能夠做出多大的努力。
至今還未出現過強大的民主共和國。用共和去稱呼1793年統治過法國的寡頭政治，那是對共和政體的侮辱。只有美國是共和政體的新的光輝榜樣。
聯邦政府至今已經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過一次危險，那就是在獨立戰爭時期。在這場長期戰爭開始時，人們曾以罕見的熱情為祖國效勞。但是，隨著戰爭的曠日持久，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抬頭：人們不再向國庫交款，不應募去當兵；人民仍想獲得獨立，但在爭取獨立的手段面前卻步。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2篇）中寫道：「我們徒然增加了許多稅目，我們徒然試行了一些新的徵稅辦法。公眾的期望已一律化為失望，國庫空空如也。我們的民主政府的性質所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臨著硬通貨奇缺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又導致貿易陷入蕭條不振狀態。民主行政當局至今雖一再試圖努力擴大稅收，但不見成效，以致各州的立法機構也終於認識到這樣做是愚蠢的。」〔萬人文庫版第55頁〕從此以後，美國再沒有進行過一次需要堅持到底的嚴重戰爭。
因此，要想知道哪些犧牲是民主制度能夠忍受的，必須等到美國人民也象英國人民那樣不得不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處理的時候，或者等到也象法國人民那樣必須把全國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戰場的時候。
在美國，人們不承認徵兵制，招我去當兵就得給我錢。強制徵兵的辦法與美國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為美國人民的習慣所不容，以致我不相信有人敢於把它寫進法律里去。法國所謂的徵兵制，無疑是我國人民的最沉重負擔。但是，沒有徵兵制我們怎麼能支持一場陸上大戰呢？
美國人也不接受英國的那種強制海員服役的辦法，他們也沒有我們法國那樣的海軍徵兵制。美國的海軍同商船的海員一樣，都是根據自願參加的辦法應募的。
但是，很難想像一個能夠支持一場大海戰的國家不求助於上述兩種辦法中之一種。因此，曾在海上進行過光榮戰鬥的合眾國，就未有過一支大艦隊，可是它為裝備為數不多的幾隻艦艇，也曾花了很多錢。
我曾聽到美國的國務活動家們承認，美國如不採用海員強制服役制或海軍徵兵制，將難於維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是要讓行使國家主權的人民忍受這種制度那是困難的。
無需證明，自由國家在危機時期一般能比非自由國家表現出更大的堅強毅力；但我偏於相信，在貴族成分占優勢的自由國家，這種情形尤為真實。在我看來，用民主制度治理承平的社會，或在必要時用它作為鼓舞人心的突擊力量，要比用它去長期抵制威脅國家政治生活的大風暴合適得多。這個理由很簡單：熱情雖能使人不畏艱險，但不如深思冷靜能使人長期頂住艱險。所謂自發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動具有心計。雖然只靠激情一般就能鼓起最初的幹勁，但最終的結果全憑把最初的幹勁堅持下去。人們用一部分珍貴的東西去冒險，是為了拯救其餘的部分。
但是，民主所經常缺乏的，正是這種建立在知識和經驗之上的對未來的清晰認識。人們運用感情多於運用理智。眼前的苦難雖然很大，並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不去考慮因為頂不住苦難而造成的更大苦難。
還有一種原因可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貴族政府的堅定持久。
人民不僅不如高層階級能夠看清未來的禍福，而且也要比高層階級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災禍。貴族雖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但他們獲得榮譽的機會與遭受損害的機會相等。貴族將其大部分收入交給國家時，只是暫時使其失去對某些富裕的享受。但是，對窮人來說，死的光榮並沒有誘惑力，而使富人也討厭的賦稅負擔，卻經常威脅著他們的生活來源。
民主共和國在危機時期的這種相對弱點，也許是阻止在歐洲建立這樣的共和國的最大障礙。要使民主共和國容易在歐洲的一個國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時在其他所有國家建立這種制度。
我相信，民主政府經過時間的推移，一定能增加社會的實力，但它不能象貴族政府或專制君主國那樣立即把力量集中於一點和一個時刻。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個世紀，那末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我相信它一定會比相鄰的專制國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興旺，更加繁榮。但在這一個世紀內，它也會多次遭受這些專制國家入侵的危險。
美國民主通常顯示的自制能力美國人民經過很長時期才接受了對他們的幸福生活有利的東西，有時還曾拒絕接受——美國人能夠補救他們的失誤民主為了未來的利益而暫時克服激情和壓制需求的困難，在美國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現。
愛受奉承的人，難於自我克制，當有人請求他們解決困難或救助時，即使目的他們也認為合理，他們最初也幾乎總是加以拒絕。美國人對法律的服從，得到人們的公正讚許。但必須補充一句，美國的法律是由人民和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美國的法律對於那些到處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有利。由此可以設想，一項在大多數人看來對自己沒有實際效益的令人討厭的法律，不是難於通過，就是通過以後也不會被遵守。
在美國，沒有懲治虛報破產的法律。這是不是因為美國沒有破產者呢？不是，恰恰相反，而是因為破產者太多了。大多數人害怕被指控為破產者，甚於害怕因他人破產而使自己遭殃，而且公眾對私人告發的犯罪抱有一種錯誤的原諒心理。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司法權幾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裡，謀殺案件不斷發生。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那片荒漠上的居民作風粗野和無知，他們認為與起訴諸法律，不如彼此進行決鬥。
有一天，在費城有人對我說，美國的幾乎所有犯罪全是由酗酒造成的；下層人民可以放懷暢飲，因為酒很便宜。我問他：「你們為什麼不對燒酒抽稅呢？」他回答說：「我們的立法者倒是常想這樣做，但是難於做到，害怕人民反對，而且投票贊成這項法律的議員，肯定不會再次當選。」
我接著說：「這樣看來，嗜酒者在你們國家是多數，而禁酒在你們國家就不得人心了。」
當你向美國的國務活動家提到這個問題時，他們只會回答你說：「讓時間去解決問題吧；痛苦的體驗會使人民清醒，明白什麼是真正的需要。」
事實往往真是如此。民主制度失誤的機會雖多於一個國王或一群貴族，但它一旦察覺失誤，回到正確路上的機會也多，因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沒有與大多數人對抗和反對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被人承認為真理，而且許多國家在沒有看到失誤的後果時就可能滅亡了。
因此，美國人的巨大優越性，不僅在於他們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於他們犯了錯誤之後能夠改正。
還應補充一點：為了容易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民主制度應當事先使人民達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有些國家的初等教育很差，人民的性格是激情、無知和對一切事物的錯誤認識的大雜燴，以致自己找不到不幸的根源，被迫不了解的災難壓倒。
我曾從幾處原先是強悍的印第安人的家鄉，而現已不見他們蹤跡的廣大地區通過；我曾在目睹自己的人口日益減少和勇猛的光榮逐漸消失，而現在苟延殘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過數日；我曾聽到這些印第安人預測，他們種族的末日即將到來。當時，沒有一個歐洲人不認為應當設法保護這些不幸的人，使他們免於滅亡。但是，他們自己毫無作為。他們感到災難年復一年地加在他們的頭上，但是毀滅到只剩下一個人，他們也不肯接受救助。將來只有採取強制辦法，他們才能生存下去。
看到南美的一些新興國家25年來一直處於革命的烽火之中，真使人感到吃驚。人們每天都在等待，希望早日看到這些國家回到所謂自然狀態。但是，誰能斷言革命在目前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狀態呢？在這一地區，社會正在一個深淵的底部掙扎，而社會本身的努力卻無法使自己走出這個深淵。
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的美麗土地上的這些人民，好象一心要互相消滅，毫無回心轉意的模樣。筋疲力竭時，他們暫時休戰；休戰後不久，他們又要發瘋。當我看到他們不是在受苦受難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時，我不得不相信專制對他們可能還是一種恩澤。
但是，專制和恩澤這兩個詞，在我的思想中是無法統一起來的。
美國民主處理國家對外事務的方法華盛頓和傑斐遜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指導——在對外事務的指導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幾乎全都表露出來，而其優點則很少使人覺察我們已經看到，聯邦憲法把經常指導對外事務的責任交給了總統和參議院，而總統和參議院卻在一定程度上能使總的對外政策擺脫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監督。因此，絕對不能說美國的對外事務的管理是民主的。
有兩個人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指導至今還在發生影響：第一個人是華盛頓，第二個人是傑斐遜。
華盛頓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讚美的信，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這位偉人的政治遺囑。他在這封信里寫道：「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主要的處事守則是：擴大我們與外國的貿易往來，儘量少同它們發生政治關係。就我們已經簽訂的條約來說，我們要儘量信守它們。但是，我們也就到此為止。
「歐洲各國有其互相牽涉的一套根本利益，這些利益不是與我們根本無關，就是關係極為疏遠。因此，它們必然要陷入經常不斷的糾紛之中，而糾紛的根源本質上與我們無涉。所以今後要用人為的紐帶把我們與歐洲的日常政治變動牽連起來，或與歐洲各國的時而為友時而為敵的分合牽連起來，那是很不明智的。
「我們的遠離它國和獨處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許我們能夠採取與眾不同的路線。假如我們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的治理下作為一個民族存在下去，那末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可以不致因外國入侵而遭到物質損失，可以採取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的中立受到尊重的立場，可以使各交戰國因為不能從我們身上撈到好處而不敢輕舉妄動向我們挑釁，可以根據我們的利益和正義的原則而選擇是和是戰。
「為什麼要放棄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帶來的好處呢？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基地而跑到外國的基地去呢？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命運同歐洲的某一部分的命運聯繫起來，從而使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同歐洲人的野心、對抗、利害、任性或妄為糾纏在一起呢？「我們的真正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國永遠結盟。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象目前這樣不受束縛地行動下去；請不要把我的話理解為我主張不遵守現有的條約。誠實向來是最好的方策，我在公務上信守這個箴言不亞於在私事上信守它。因此，我再重複說一次，我們要按條約的本義信守條約。但我認為，擴充原來的條約或另訂新約，都是沒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
「要始終注意採取適當的措施，以使自己保持受人尊重的防禦態勢，在遇到意外的危險時亦可安全地利用暫時的聯盟。」〔見馬歇爾：《華盛頓生平》第5卷第778和以下幾頁〕在這段話的前面，華盛頓說過一句值得欽佩的至理名言：「一個國家總是慣於懷恨或喜歡另一個國家，它便形同一個奴隸，即成為自己的愛和憎的奴隸。」〔見《華盛頓生平》第5卷第775頁〕華盛頓的政治活動，始終是以這些箴言為指南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國家捲入戰爭的時候，他使自己的國家保持292了和平。他認為美國人的根本利益，是決不介入歐洲內部的糾紛，並把這一點作為他的行動準則。
傑斐遜走得更遠，他在對外政策上信守的箴言是：「美國人決不向外國要求特權，以免自己被迫向外國出讓特權。」這兩項原則的公正性一目了然，容易為群眾所理解。它們使美國的對外政策大為簡化。
嚴格說來，不介入歐洲事務的聯邦政府，沒有什麼需要爭奪的對外利益，因為在美洲還沒有與它對抗的強鄰。美國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願望，使它沒有發生舊大陸的那種動亂。它既不袒護動亂，又不支持動亂。至於新大陸的動亂，還隱藏在未來之中。
聯邦政府不受舊條約的約束。因此，它既得益於歐洲的一些舊國家的經驗，但又不象它們那樣不得不利用過去和使過去適應現在。這樣，它也就可以不象它們那樣被迫接受祖先遺留下來的一大堆遺產。在這堆遺產里，既有光榮，又有苦難，既有國家間的相互友好，又有國家間的相互憎惡。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一種執行得很好的觀望政策。這種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為，而不是有所為。
因此，目前人們還很難斷定，美國的民主在國家的對外事務的處理上將會表現得如何成熟。關於這一點，無論是它的朋友，還是它的敵人，都只能暫時存疑。
至於我本人，我會毫不遲疑地說：在我看來，在指導國家的對外關係方面，民主政府絕對不如其他政府。但是，經驗、習慣和教育，幾乎經常在為民主制度提供一種日常的實用知識，以及稱之為常識的關於生活小事的學問。常識足以指導人們的一般行動。一個教育事業完備的國家，在國內事務方面應用民主的自由，經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誤而造成災難好得多。但在處理國與國的關係時，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對外政策幾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質；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發揮民主幾乎完全不具備的那些素質。民主有利於增加國內的資源，使人民生活舒適，發展公益精神，促進社會各階級尊重法律；而且，所有這一切，還能對一個國家的對外關係發生間接的影響。但是，民主卻難於調整一項巨大事業的各個細節，它只能制定規劃，然後排除障礙去監督執行。民主很少能夠秘密地擬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產生的結果，而這卻是一個個人或一個貴族所具有的素質。但是，一個國家經過長期的治理，也能象一個個人那樣養成這種素質。
反之，如果你考察一下貴族制度的天然缺陷，你就會發現這些缺陷可能造成的後果幾乎不會對國家的對外事務的指導發生顯著影響。使貴族制度受到非難的主要缺點，是它只為自己工作，而不為人民大眾工作。在對外政策方面，貴族制度很少將自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區別開來，它認為自己就代表人民。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從感情而不服從理智，為滿足一時的衝動而放棄成熟的長期計劃的那種傾向，在法國爆發革命時期亦曾出現於美國。當時，也象現在一樣，只是那些頭腦清晰的人去說服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歐洲的戰爭，使美國不受任何損害。
但是，人民支持法國的心情極為熱烈，若不是華盛頓具有不屈不撓的堅定性格和為人民所愛戴，恐怕無法阻止美國向英國宣戰。但是，這位偉人以其嚴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輕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還險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報賞：他的國家對他的愛戴。有許多人曾責備他的政策，但現在全國人民都支持這個政策。
假如憲法當初不把指導國家對外事務的責任交給華盛頓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國當時一定會採取它今天所譴責的措施。
從羅馬人開始到今天的英國人，凡是對世界起過重大影響，擬出過、遵循過和執行過偉大計劃的民族，幾乎都是用貴族制度治理的。對此怎麼能感到驚奇呢？其實，在這些國家看來，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貴族制度。人民大眾可能因無知或衝動而被迷惑，國王可能因意志不堅而在執行計劃時猶豫不決。另外，國王也不能長生不老。但是，一個貴族集體既可因為人多而不致陷入迷途，又可因為人強而不容易被輕率的激情所驅使。一個貴族集體，就象一個永遠不死的堅定而明智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