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洪謙教授訪問記

洪謙教授訪問記 R．哈勒 1984年9月，我應邀在北京大學講學。在此期間，我有機會同洪謙教授重新談起維也納學派的問題。其實，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我們在維也納時就已經開始了。洪謙教授1909年生於中國福建（原籍安徽）。二十年代末他先就讀於耶拿和柏林大學，1928年到維也納學習。在這裡，他以他撰寫的論文《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問題》在石里克那裡獲得博士學位。從1930年到石里克被害（1936）這段期間，他經常參加石里克小組即維也納學派的星期四夜晚討論會(1)。在這次談話——這次談話也將收入《同維也納學派成員談話集》中，我們首先談起他在維也納時期的個人印象。這是我同維也納學派成員一系列談話——從克拉夫特開始，隨後是奈德（Heinrich Neider(2)）的繼續。下面就是我同洪謙教授的談話。 哈勒：洪謙先生，您不僅親身參加維也納學派一系列學術會議，而且多年來是石里克的學生，在他那裡撰寫了博士論文。您無疑是參加石里克小組的會議時間最長（即從1930或1931年到1936年）的外國人中的一位。 您是怎樣想起赴維也納，到石里克那裡學習的呢？ 洪謙：我到維也納學習純屬偶然。1927年我到了德國，在那裡學習物理、數學和哲學。在耶拿，我在維恩（W．Wien）教授那裡聽物理課，在肯尼希（F．König）教授那裡聽數學課。至於哲學，我只聽過鮑赫(3)和林克(4)教授的課。在這期間，我讀了賴興巴赫(5)的《從哥白尼到愛因斯坦》（1927）和《相對論和先驗知識》（1920）。這兩本著作引起我的注意，給我的印象極深。於是我決心到柏林（在此之前我曾在那裡學習德文）去聽賴興巴赫的課。然而，我在課程表上標出的教授們中卻找不到他的名字，因為他已到自然科學院任教了。我在那裡聽了他一些課。賴興巴赫提醒我重視莫里茲·石里克，他對石里克的《當代物理學中的空間與時間》及《普通認識論》評價很高，愛因斯坦也說石里克在這方面很有造詣。正是由於這種偶然情況，我才於1928年從柏林、耶拿到維也納去。 哈勒：您在維也納聽過誰的課呢？ 洪謙：我聽過弗特汪格勒(6)教授、邁爾霍夫(7)講師和漢恩(8)教授的數學課，埃倫哈夫特(9)教授和蒂林(10)教授的物理課。我同蒂林教授接觸不多，但同他的助教阿道爾夫(11)卻經常來往。最近我才從我的同事物理學家克萊斯柏爾奈特（T．Cless-Bernert）博士那裡得悉，他在奧地利被納粹吞併之後不得不到美國避難，因為他的夫人在猶太人。 當時，我和埃倫哈夫特教授住在同一條大街上，在電車上也偶爾碰到他。他時常請我吃飯。他對石里克評價很高，只是對像石里克這樣卓越的物理學家怎麼能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哲學上表示驚奇。石里克偶爾也向我談起埃倫哈夫特，說他是一位優秀的實驗物理學家，但似乎沒有很好的理論頭腦，所以在同密立根（Millikan）關於測量電的基本量子及其荷電量必定為最小的假設的爭論中遭致失敗。 石里克待我十分熱情，一開始就指導我的學習。他建議我首先扎紮實實地學習自然科學，讓我認真學習數學和物理，並要我到卡爾納普那裡聽數理邏輯。他建議我暫時放棄我原來打算聽的哲學課。 當時我只聽石里克的哲學課和魏斯曼（F．Waismann）主持的討論課。但是我覺得石里克的講課技術不特別好。那時，我聽懂的不多。這也許是因為我的語言知識不足，但也可能課程本身就不那麼好懂。不過魏斯曼是一位優秀的教師。他善於解說，具有把事情講得一清二楚的驚人才能。 石里克在討論班上的講解非常突出，這和他的上課截然相反。他善於向學生提出問題，讓他們充分發表意見，始終很耐心，使討論的問題得到清楚的解釋。同時，他讓大家討論的問題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著作和觀點。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把羅素的《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和《哲學問題》討論了整整一學期。石里克十分尊敬羅素，既尊重他的哲學，又尊重他的人品。 哈勒：您和石里克的個人關係怎樣？石里克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洪謙：石里克很喜歡我，我們之間關係親密。可以說，他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凡是他說的，我都照辦。因此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喪失了獨立性。後來我在他的《箴言》里讀到了這樣一句話：「追隨別人的人，大多依賴別人」，這使我感到遺憾。 我可以出入於石里克接待貴客的寓所。他時常請我到他家過節或者會見外國客人，例如艾耶爾和一位美國教授（我現在忘記了他的名字），還有當時已經移居美國的費格爾，以及許多其他客人。此外還有他所尊重的海森伯（Heisenberg）和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克萊斯-柏爾奈特（T．Cless-Bernett）博士的夫人，我在這裡也碰見過。 哈勒：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參加維也納學派的會議？您對這些會議有什麼印象？ 洪謙：大約在1930年，石里克邀請我參加星期四晚上在玻爾茲曼巷舉行的石里克小組會議。我在這裡認識了許多原來沒有機會認識的維也納學派的成員，例如紐拉特（O．Neurath）、弗朗克（Ph．Frank）、門格爾（K．Menger）、哥德爾（K．Gödel）、濟塞（E．Zilsel）、考夫曼（F．Kaufmann）、拉達科維奇（Th．Radakovic）、奈德（H．Neider）、蘭德（R．Rand）心理學家布隆斯維克（Brunswick）、亨佩爾（Hempel）等等。 參加維也納學派的會議的還有波蘭人塔爾斯基（Tarski）、克韋斯蒂克（Chwistik）、雅斯科夫斯基（Jaskowski）、霍西亞松（Hosiasson）、林登鮑姆（Lindenbaum）。有牛津的艾耶爾，有都靈的吉莫納特（Geymonat），有南美的林德曼（A．Lindemann）——他是克拉夫特教授的學生。納格爾（E．Nagel）、賴興巴赫有時也參加維也納學派的會議。遺憾的是我在這些會議上沒有見到過凱拉（Kaila）和蒯因（Quine）。 現在我簡單地談一下關於石里克小組的討論情況。那時會議沒有使用「維也納學派」這個名稱。誰都知道，維也納學派受到維特根斯坦的影響，這是事實。遺憾的是，在我參加會議那段時間裡並沒有遇到過人們逐字逐句地解釋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的情況。當時只討論過記錄命題的性質和確證的概念，討論過知識的基礎、物理主義、統一科學等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在我看來，石里克和魏斯曼持一種觀點，卡爾納普、紐拉特和漢恩持另一種觀點。弗朗克時常從布拉格趕來參加會議。他在會上發表的見解，既很少同石里克一致，又更少同魏斯曼一致。考夫曼更多的是贊同石里克的觀點，而不是卡爾納普和紐拉特的觀點。濟塞有時同意紐拉特，有時同意石里克。他的中立態度在會上往往獲得同情和支持。 石里克和紐拉特爭論的核心，主要是作為科學知識的基礎的確證或者記錄命題，進而導致有關真理的符合論和貫融論的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時，魏斯曼很少發表意見。當時他的認識論近似於維特根斯坦。他的興趣更多的在於邏輯和數學，而不在認識論。 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石里克採取一種奇特的態度。他反對把記錄命題作為知識的基礎，卻不反對物理主義，而是贊同物理主義。同樣，他從不反對「統一科學」這個概念，但也從未表示過贊同。此外，我還記得，在關於羅素的《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的討論會上，他對中立的一元論既不贊同，也不反對。 哈勒：維也納學派中討論的氣氛怎樣？ 洪謙：關於石里克在小組中的態度，有過各種說法。有人說，石里克對紐拉特的某些哲學觀點，或者對賴興巴赫的機率觀點有時是不客氣的，甚至也反對過賴興巴赫對物理學中時間性觀念的看法。但是，一般說來，凡是不涉及哲學觀問題，他是很客氣的，而且抱妥協態度。總之，我可以肯定地說：我感到這個學派中的氣氛是和諧的。他們之間總是那麼彬彬有禮，友愛和誠懇。幸運的是，四十年前我在英國牛津大學新學院和近年來在王后學院又重新經歷了這種友好的交往氣氛。 哈勒：您願意多少談一點您同卡爾納普的個人關係嗎？ 洪謙：好，我很樂意。從1928年起，我聽他的數理邏輯課，後來又參加他主持的關於羅素的《數學哲學導論》和弗雷格的《算學基礎》的討論課。但是我同卡爾納普(12)的個人關係是相當晚，通過我的同事斯托格小組（Frl．Stöger）——卡爾納普後來的妻子——才建立起來的。斯托格小姐是一位友好和樂於助人的人，在語言上和專業上她都給過我許多幫助。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時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她，而且很悲傷（有人說她後來自殺於洛杉磯，我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通過斯托格小組，我同卡爾納普建立了個人聯繫。後來，卡爾納普時常邀請我到維也納希青（Hietzing）十三區他的寓所去。他住在一所獨門獨戶，但十分狹窄的住宅里。室內到處堆滿書籍。當他知道我在耶拿待過時，就同我談起維恩、鮑赫教授，同時還談及弗雷格，——我在耶拿時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儘管我經常在耶拿大學數學物理實驗室工作。卡爾納普說：維恩教授和鮑赫教授都是他的老師，而且鮑赫教授還指導他的博士論文。我在耶拿只聽過維恩教授的實驗物理課，做他交代的實驗，然而同他並沒有個人接觸。至於鮑赫教授，我只記得他在課堂上經常說：「音樂十分動聽，但是演奏不好，只能發出噪音。」而且，每當他說這句話時，不知道為什麼總是顯得那樣得意。 在談到鮑赫時，石里克有一次對我說：鮑赫的著作《自然規律》並不是一本特別好的書，因為他對物理學的理解遠不如卡西勒。但是卡西勒是如何看待石里克的呢？1984年在牛津大學的All Souls學院，我碰到舊友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我們談起卡西勒。他告訴我：「卡西勒強調說，石里克什麼也不是，維特根斯坦什麼也不是，卡爾納普什麼也不是，甚至全部分析哲學都什麼也不是。」他不僅不願意待在英國，而且根本不願意說英語。最後柏林爵士說：「卡西勒是個很怪的人。」 卡爾納普移居美國之後，我們經常有書信來往。他甚至把他出版的每一本書都寄給我。他送我的最後一本書是《卡爾納普的哲學》。接著就發生了所謂「文化大革命」，我被禁止同國外通信。1978年費格爾教授從明尼蘇達寫信告訴我，卡爾納普時常同他談起我。遺憾的是他於1970年與世長辭。卡爾納普是石里克之外我最難忘的師長。無論在學習上，還是在個人的事情上，他都曾給我巨大的幫助。因此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悲痛。 哈勒：請允許我提幾個關於維也納學派其他成員的問題，好嗎？您對魏斯曼印象如何？您同他本人不是也很熟悉嗎？ 洪謙：是的，我同魏斯曼博士(13)十分熟悉。在維也納，我先上他的初級討論班，在他那裡通過了考試。在石里克逝世前，我一直同他保持著密切聯繫。後來，經他介紹，我作為研究員進入牛津大學的新學院。在那裡我們又經常見面了。魏斯曼和石里克很不相同。我是說，他是另一種性格的人。他是不易於交往的，雖然他也十分誠懇、友善和樂於助人。他很敏感，容易激動，有時達到不能自制的地步。例如，第二次大戰後，1945年在牛津過聖誕節。我給紐拉特寫信，說很想見他（這封信我寄給了您）。魏斯曼不願見紐拉特，但是我力勸他和我同往。後來我們甚至到紐拉特那裡去了兩次，這是紐拉特逝世前不久的事(14)。後來我們還一起去看過瑪麗夫人(15)。總之，魏斯曼對紐拉特並不十分同情。他和新學院其他同事的關係也不好。因此，他在那個環境裡感到十分孤單。只有賴爾教授總是護著他。魏斯曼總是時常反對某個人，要麼反對維特根斯坦，要麼反對英國人。 哈勒：您對我說過，您認為，人們對維特根斯坦的影響的估計過了頭，而對塔爾斯基(16)的影響則估計不足。難道您是說，塔爾斯基對維也納學派的影響不亞於維特根斯坦嗎？ 洪謙：對，我正是這樣看的。我為什麼這樣想呢？據我回憶，塔爾斯基關於元數學的演講對維也納學派的影響極大，尤其是對卡爾納普。誰都知道，後來卡爾納普是藉助元數學問題而提出元語言問題的。遺憾的是，人們沒有重視這種影響。維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不接受元語言問題，可是這個問題對於卡爾納普哲學的發展卻極其重要。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根據。從1930年起，石里克小組中討論和研究的，首先是關於經驗的知識問題和科學的方法論問題，而不是前幾年那樣的邏輯和數學專門問題。曾經對邏輯和數學很感興趣的卡爾納普，那時則致力於用邏輯去表達記錄命題的概念，並且用知識的邏輯闡述物理主義以及統一科學。這樣他肯定不可能同時再研究元語言問題或者元邏輯方法的問題。 哈勒：您怎樣看石里克和紐拉特對元語言問題的意見呢？ 洪謙：就石里克來說，根據我的記憶，他從來沒有公開反對元語言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他主要是沉默不語。有人對我說，在維特根斯坦影響下，石里克對數學和邏輯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他主張，由於數學和邏輯的新發展，談論「一定的數學」或「一定的邏輯」是毫無意義的。但是，當他偶爾談起這個問題時，他總是同魏斯曼持近似的觀點。 現在談談紐拉特。據我所知，紐拉特認為像元語言和元邏輯這類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他看來，可說的事物和不可說的事物之間的區別，是形上學家的問題。他認為，科學語言應該是無界限的，它能夠敘說自己，有的語言是敘述其他事物的。語言對事物是無所不能說的。他也認為，這種區別只有當人們談論科學和形上學的區別時才出現。他明確表示：「假如真想保持形上學的氣氛，那就要沉默，就什麼也不要說。」但這不是對事物保持沉默。 我可以很容易地舉例說明塔爾斯基對卡爾納普的哲學發展的巨大影響。由於受到塔爾斯基的元數學理論和真值概念的新表述的啟發，卡爾納普不再把語言分析限制在句法分析，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語義學方面。如果把這看成是卡爾納普哲學的「轉折」，那就可以說，這種「轉折」來源於塔爾斯基，正像石里克哲學的「轉折」來源於維特根斯坦一樣。對此，卡爾納普在自傳中有詳細的記述。 在維也納學派中，對維特根斯坦進行解釋的，主要是石里克和魏斯曼。在這期間，魏斯曼根據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撰寫了兩本名著：《邏輯、哲學和語言》、《數學思維入門》。在維也納學派的會議上，他有時向我們講述他同維特根斯坦的談話。關於這些談話的內容，麥吉尼斯在他的《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學派》一書中作了詳細記述。此外，魏斯曼在初級討論班和在校外開設的課程中講授數學和邏輯（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年，他在校外私人講授這方面的課程）。在牛津，魏斯曼再次講授數學和邏輯，其中有些是重複他在維也納講課的內容。 石里克對維特根斯坦不像魏斯曼那麼狂熱。例如，他並不贊同《邏輯哲學論》的全部內容。石里克從不接受「倫理學是先驗的」一類的論點。他甚至也並不完全贊成《邏輯哲學論》中提出的唯我論的解釋。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932年，他在倫敦所作的報告《形式和內容》中的觀點，就和他從前的文章「知識、經驗與形上學」有所不同，至少在表述上是這樣的。 真正令人失望的是，科學哲學的方法論在小組中很少被運用。很明顯，石里克已經不把《邏輯哲學論》中的許多思想（其實它們也曾是他的普通認識論的思想）看作自己業已提出過的思想。因此，前幾年奈斯（Naess）先生在北京還告訴我：「石里克陶醉於維特根斯坦，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程度。」 哈勒：您對維也納學派其他成員的評論，我當然也感興趣。您對考夫曼有什麼看法呢？ 洪謙：考夫曼博士(17)，我是在石里克小組裡認識的。我們之間關係十分親密。我記得，那時他好像是住在杜柏林（Döbling）區，我曾幾次應邀到他家做客。我那時住在格倫青（Grinzing）城區，所以有時也在電車上碰見他。他經常參加石里克小組的會議，並且在會上發表意見。據我所知，他是位現象學家，而他關於現象學的論點，其他成員和石里克是不贊成的。另一方面，石里克又很喜歡考夫曼，考夫曼的確是個令人喜愛的人。他的《數學中的無限性》的某些論點，我們在會上討論過。 哥德爾(18)是個奇特的人。我時常在數學討論課上見到他。後來他也講課，但是聽眾寥寥無幾。他至多只講過五六次，後來就停止了，因為沒人去聽。我去聽過幾次。他在每句話中間總要停頓很長時間，並且每個字都要考慮。在小組的討論會上他也很少說話。 在石里克小組裡，我也認識了拉達科維奇先生(19)，他是個十分惹人喜歡的人。您也認識他嗎？ 哈勒：我認識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是我的哲學老師。他是位哲學史家，休謨的辯護者。 洪謙：拉達科維奇是位數學家。他時常來參加會議，有時也發表他個人的見解。 哈勒：他也參加討論嗎？ 洪謙：他很少講話，但不像哥德爾那樣少。此外，參加會議的還有一些人。有一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大家稱他為諾伊曼（Neumann）先生。他經常到會。 哈勒：是的，他經常出席會議。我是從會議記錄上看到的。我覺得他在學術界沒有什麼名氣。對他的其餘方面我就一無所知了。 洪謙：對，他經常參加會議，有時也發言。石里克總是很耐心地聽。他甚至耐心地聽每一個外國人的發言，從不打斷，總是讓每個人把話講完。 羅西·蘭德(20)我也相當熟悉。1945年我在倫敦時曾試圖同她再見見面，但未能如願。據說那時她在一家工廠里工作。她始終是我們會議的記錄員，用速記記錄。她生於波蘭，而且對波蘭哲學相當了解。她很有能力，但也許因為性格孤僻，因此生活上感到有些孤獨。 起初我同克拉夫特教授(21)並沒有個人聯繫，但和在石里克那裡讀博士學位的林德曼一起聽克拉夫特的課多年。他講的課總是十分清楚，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石里克對克拉夫特評價很高。特別是對他1925年問世的《科學方法的基本形式》評價很高。後來，我同他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來。戰後，他把他出版的所有著作都寄給了我。對他熱情誠摯的幫助，我永遠銘記在心。除石里克、卡爾納普之外，他是我過從最密的老師。在小組中他不喜歡錶現自己，說得不多，但很扼要中肯。 哈勒：您對弗朗克教授有什麼印象？ 洪謙：弗朗克(22)經常從布拉格趕來參加小組的會議。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比卡爾納普在布拉格工作時來維也納的次數多。在討論會上，他異常活躍，但大多是贊同漢恩和卡爾納普的觀點，而不是石里克的觀點。 濟塞(23)這位中學數學教師，也是位很有趣的人。儘管他不經常參加石里克小組的會議，卻時常到小組裡來。就我所知，石里克對他印象不錯。他看問題不片面。他既不站在紐拉特一邊，也不站在石里克一邊。他的發言總是很有啟發性的。 貝拉·馮·尤胡斯(24)，我也認識，但同他沒有什麼來往。我的同事和朋友，和我同時期讀博士學位的塞西特（Schächter），說他是「反猶太主義的」。尤胡斯後來是維護石里克觀點的，但在那段時間裡表現得並不突出。 至於維也納學派那些年輕的成員，可以說我同他們的關係都十分友好。同塞西特博士、林德曼、斯泰因哈特（Steinhardt）夫人和零利切(25)甚至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同奈德只在小組裡見過面。當時我們把霍利切稱為「小紐拉特」。他學識淵博，但石里克對他的觀點卻並不怎麼感興趣。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段時間裡，我同霍利切的信念在政治上相差不遠，也可以說很接近。1945年在牛津魏斯曼家裡我們又見了面。 哈勒：現在請允許我向您提一個別的問題：您在石里克那裡撰寫的博士論文是論述什麼問題呢？ 洪謙：1929年，雨果·柏格曼（Hugo Bergmann）的《在現代物理學中圍繞因果律的鬥爭》一書問世，引起了哲學界的激動。這本著作激烈地反對物理學中的非決定論。因而石里克向我建議，應當選「物理學中的因果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明確地論述這個問題的是非。在撰寫過程中，他給了我很大幫助。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來寫它。石里克逐句審閱。這篇論文的內容，是明確地闡述石里克關於因果問題的觀點，以期在那個時代物理學理論的基礎上得出關於因果關係和自然規律的認識。 哈勒：石里克逝世之後，您離開維也納，到哪裡去了呢？ 洪謙：石里克去世之後，1937年初，我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哲學系講授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主義，重點是講石里克的哲學觀點。後來用這方面的論文編成《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我應牛津大學新學院之邀，到了牛津。 哈勒：從牛津返回中國後，您持什麼樣的哲學觀點，這種觀點又是怎樣發展的？ 洪謙：您是問1949年中國解放後我在哲學方面做了些什麼吧？當然，自那時起，直到前幾年為止，我無法繼續研究和講授我長期以來喜愛的維也納學派的科學哲學，不能繼續從事被禁止宣揚的，被列寧稱為「反動哲學」的馬赫主義流派的研究工作。於是，我主要是做了些關於西方哲學史基本情況方面的工作。在中國，長期缺乏西方重要哲學著作的譯本。我在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之後，為了給人們了解西方哲學史提供條件，主編了四卷《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第一卷是《古希臘羅馬哲學》，第二卷是《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第三卷是《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四卷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從康德、費希特、謝林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一套《選輯》大量發行，成為我國各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學參考資料。後來我又主編了《當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近年來甚至還單獨出版了邏輯經驗主義的選輯。 哈勒：洪先生，謝謝您同我的談話。 原載奧地利《文集》（Conceptus）， 1987年，第XXI卷，第53/54期 郭官義　譯　洪謙　校 ———————————————————— (1) 1931年，卡爾納普在日記中記載了洪謙對他的訪問，洪謙向他談了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 (2) 見 Conceptus 第VII卷，1973年，第9—25頁；第XI卷，1977年，第21—42頁。 (3) Bruno Bauch（1877—1942），新康德主義者。 (4) Paul Ferdinand Linke（1876—1955），現象學家。 (5) Hans Reichenbach（1891—1953），柏林經驗哲學協會的奠基人。他和卡爾納普一起出版《認識》（Erkenntnis）雜誌。1933年流亡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堡任教：1938—1953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授。 (6) Philipp Friedrich Furtwängler（1869—1940），1912—1938年任維也納大學數學教授。 (7) Karl Mayrhofer（1899—1969），1930年任維也納大學數學講師，1936年任數學教授。 (8) Hans Hahn（1879—1934），數學家，維也納學派奠基人之一，自1921年起任維也納大學正教授。 (9) Felix Ehrenhaft（1879—1952），1911年任維也納大學物理學副教授，1920年起升為正教授，1938—1946年流亡國外，1946年重返維也納大學任教。 (10) Hans Thirring（1888—1976），1921年任維也納大學物理學副教授，1927年升為正教授，1938年退休，1945年重新執教，1958年退休。 (11) 阿道爾夫（Adolf）姓什麼，人們並不知道，在維也納大學教師名冊上，只寫著蒂林的助教：Otto Halpern博士，從1931/32到1932/33，以後是Theodor Sexl博士。 (12) Rudolf Carnap（1891—1970），1926—1931年任維也納大學哲學講師。 (13) Friedrich Waismann（1896—1959），曾在維也納學習數學和哲學，在石里克的初級討論課上擔任助教。1930—1936年任維也納大學哲學系圖書館員，維也納專科學校講師；1938年流亡英國，先在劍橋任教，1939年起在牛津任教。 (14) Otto Neurath（1882—1945）12月22日逝世。從1925年到1934年，任維也納社會經濟博物館館長。1940年流亡到英國。 (15) Marie Neurath，原姓 Reidemeister 奧托·紐拉特的第三個妻子，也是他創建社會經濟博物館後的同事。 (16) Alfred Tarski（1901—1983），波蘭邏輯學家，1939年流亡到美國。 (17) Felix Kaufmann（1895—1949），H．凱爾森（Kelsen）和L．馮·米塞斯（von Mises）的學生，1922—1938年任維也納大學法哲學講師，維也納國際石油公司經理；1938年流亡美國。 (18) Kurt Gödel（1906—1978），數學家和著名邏輯學家。1933年起任維也納大學講師，1938年起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研究員。 (19) Theodor Radakovic（1895—1938），維也納工業學院數學講師，1934年起任格拉茨大學教授。 (20) Rose Rand，1903年生於倫貝格，1983年卒於美國。1914年來維也納，1924年高中畢業，1937年為哲學博士，1938年流亡英國，後又流亡美國。 (21) Victor Kraft（1880—1975），1926—1938年任維也納大學哲學掛名副教授，1947年任副教授，1950—1952年任正教授。 (22) Philipp Frank（1884—1966），物理學家。1912—1938年執教於布拉格大學，1938年流亡美國。同石里克一起編輯出版《科學世界觀雜誌》。 (23) Edgar Zilsel（1891—1944），文科中學教師和維也納專科學校講師，1938年經英國流亡到美國。 (24) Béla von Juhos（1901—1971），1948年起任維也納大學哲學講師。 (25) Walter Hollitscher（1911—1986），1933年在石里克和萊伊尼格（Reininger）那裡獲博士學位。1938年，先流亡到瑞士，後到英國。1945年重返奧地利，1949年到柏林洪堡大學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