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歐行哲學見聞

去年（1980）秋季，我去歐洲跑了一趟，在奧國的維也納和英國的牛津，待了幾個月。這兩個地方對我來說，都是舊地重遊。但是，現在維也納和牛津同幾十年前則無法比較了。那裡的一切如我首次到歐洲那樣，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摸不著頭緒。因此，我寫的下列這些見聞——特別是有關學術文化生活——無疑是表面的、片面的，完全談不上有什麼實質性的看法。 維也納是我青年時代上大學的地方，我在那裡待得比較久。維也納大學是維也納學派的所在地，是當前國際哲學界仍相當流行的邏輯實證論或邏輯經驗論的發源地。但是自從1936年石里克被謀殺以及奧地利被納粹吞併之後，不僅維也納學派這個學術團體，就是從馬赫開始，經過玻爾茲曼繼續下來的經驗主義的哲學傳統，都在維也納大學中消失了。以後，代之而興的，是現象學、存在主義、雜質的新黑格爾主義以及新托馬斯哲學。簡言之，當前維也納大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潮和維也納學派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是完全對立的。這是維也納大學近幾百年的歷史中罕見的現象。 但是，儘管如此，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主義思潮並沒有在奧地利消失，只是它的中心從維也納大學移到格拉茨大學了。在那裡，以哈勒（R．Haller）、托皮奇（E．Topitsch）和弗洛德利希（R．Freudlich）等教授為支柱，繼承那一學派的歷史傳統，並吸收了近些年來邏輯、數學和物理各種科學哲學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種新的分析哲學學派——「格拉茨學派」。他們還出版一種哲學期刊：《格拉茨哲學研究》。如同它的副題所標示那樣，它是一種「國際性的分析哲學刊物」，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地位。 我這次去維也納的目的，是應奧國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之請，參加其去年召開的第五次會議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如往年那樣，為數很多。會議中提出的論文就有二百多篇。我估計，到會者以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北歐諸國的人和西德人、奧國人最多，荷蘭人、義大利人次之。此外，如法國、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僅有個別人參加。來自東歐的則有匈牙利的兩位哲學家，南斯拉夫也有人參加這次會議。來自亞洲的僅有兩個日本教授和我共三個人。從這方面我們也可看出維特根斯坦哲學在那些國家的影響的一點眉目了。 這次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的總題是：「倫理學：基礎、問題和應用」。在這個題目之下，分為如下的五個小組：（1）維特根斯坦，包括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討論班；（2）倫理學，倫理邏輯和元倫理學；（3）倫理學和社會科學：判定倫理和行動論；（4）倫理學和正義；（5）醫學倫理學、生態倫理學、倫理學和宗教。從討論會的實際活動情況看，第一組最為活躍。關於維特根斯坦哲學就開了四次討論會：（1）《邏輯哲學論》之一：原子論和原子命題；（2）《邏輯哲學論》之二，《邏輯哲學論》的哲學問題：認識論；（3）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之一：語言應用中的意義：博弈（game）和規則；（4）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之二：語言哲學和博弈。 關於康德和維特根斯坦討論班也開了三次會議：（1）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認識論和語言哲學；（2）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超驗主義；（3）康德和維特根斯坦倫理觀點的比較。第二組的活動情況次之；第三組又次之，第四組和第五組同以上各組比較起來，則大大落後了。 一個國際性的經驗主義的分析哲學會議，過去總是以認識論、方法論、語言哲學、科學哲學或邏輯哲學為題目，這次討論會竟以倫理學作為討論的對象，這倒是一件新鮮事。毋庸諱言：當代分析哲學的多數流派，從維也納學派開始，就沒有足夠重視倫理學，就沒有把倫理學擺在哲學中應有的地位。雖然英國的分析哲學家如羅素和G．E．穆爾等對倫理學持不同的態度，但是他們的哲學趨向從30年代開始，就被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的思想洪流所沖淡了。維特根斯坦在該書中對於倫理學問題的看法主要的只說了那幾段話（該書6.42—6.423）(1)，而且那些話更能使人對倫理學在哲學中的地位抱消極的看法。的確如人們指出的那樣：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既應有其完整的理論哲學部分，也應有其完整的實踐哲學的部分。例如，康德哲學有其三大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此，無怪乎羅素曾經慨乎言之：「邏輯實證主義這類哲學，嚴格說來，沒有哲學，僅有方法論。」 但是，倫理學在分析哲學中的情況，近三十年來也發生了變化。例如C．斯蒂文森（L．Stevenson）的《倫理學和語言》、哈爾（R．M．Hare）的《道德的語言》和諾威史密斯（P．H．Nowellsmith）的《倫理學》這些著作，從不同的方面給倫理學奠定了分析的理論基礎，開闢了對這門學科的新的研究道路。在方法論方面，布萊特懷特（R．B．Braithwaite）在他的《作為道德哲學家的工具的博弈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應用數學理論在倫理哲學中的啟發性看法。在此理論基礎之上，所謂決策論（theory of dicision）、行動論（theory of action）和道義邏輯（deontic logic）等邏輯理論創立或發展了。它們都給倫理學這門學科提供了這樣或那樣的邏輯根據和哲學基礎，因而也給召開這次關於倫理學的國際分析哲學會議以充足的理論和有利條件。而且這種新的方法論在倫理學中的應用以及這種新的倫理哲學的趨勢，在這次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這次討論會的各個小組中，對於博弈論、決策論、行動論和道義邏輯在倫理學中的應用的討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怎樣應用它們並結合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來研究倫理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如關於義務、責任、應該、必須、容許、禁令和善惡的理論基礎，概念定義及其應用問題；另一方面，怎樣了解這些理論在倫理學中的應用範圍、界限、優點和缺點，乃至於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問題。對於這兩方面的問題，在各小組中都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因而在討論會中都引起針鋒相對的爭論，引起巨大的分歧。 關於維特根斯坦以及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方面，從提出的論文來看，也許可以概括成為下列一些問題：從維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題中如何區分維特根斯坦和羅素的邏輯原子論的異同？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對於維也納學派，特別是對石里克的影響如何？維特根斯坦「前」「後」期哲學的關係怎樣？如何評價語言應用中的意義——維特根斯坦的博弈論？關於康德和維特根斯坦的討論，也許可以概括成為下列一些問題：維特根斯坦的康德主義和語義學的關係怎樣？維特根斯坦是一個康德主義哲學家麼？是所謂「語言的超驗主義者」麼？如果是，他們中間有無界限？如何從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來了解康德的倫理學立場？康德的「絕對倫理學」和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倫理學」關係怎樣？關於意志和思維在《邏輯哲學論》中如何解釋？等等。 這次會議上，有些小組的論文和發言，都不約而同地批評了邏輯實證的感情倫理學，批評了經驗主義傳統的功利主義和幸福觀：對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的局限性即倫理學的局限性」這一點也提出了批評。 這一次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總的來說，是開得成功的。拋開許多論文和發言中的資產階級觀點不談，大多數論文和發言，還是言而有據、細緻深入的。人們感到不足的就是：（1）參加會議的大多數是數學家、邏輯學家、物理學家和計算科學家，純哲學家為數不多；他們應用的術語過於專門，論證的專業技術性很強，加上各有各的邏輯符號系統，因而非常難懂，而且太重視細節問題，因而倒模糊了哲學的基本問題。（2）會議中德、英兩種語言同時應用，忽而德文、忽而英文，有時引起一定的混亂。我覺得北歐人對英、德文說、聽都好，西德、奧地利人對英文則是聽很好，但說起來難懂；其他如義大利、法國諸國的人對英、德文聽、說都較差；英國人對德文有的說、聽都很好，但多數人說不如聽；美國人的德文，據我所知，在這兩方面都比較差，似乎既不能聽也不能說，我想讀一定會吧！（3）論文的討論時間不充足，不能暢所欲言，這也是憾事。 這一次討論會安排得很好，在開會之外，有充分時間供到會各國學者自由交談。以我個人的體會來說，大家談得都很融洽，沒有什麼國家成見，也很少談哲學問題以外的問題。僅有一次，一位北歐的教授對我說：「幸而歷次討論會沒有蘇聯人參加，否則這個討論會就變成聯合國會議了。」我問他：「保加利亞的人怎樣？」他說：「前年有幾位保加利亞的哲學家參加這個會議，他們的論文和發言，都表現出對分析哲學的愛好，特別是對維特根斯坦的愛好，沒有什麼『教條』的氣味，匈牙利人和波蘭人不必談了。據我所知，只有東德人在這方面較之蘇聯有過之無不及。」他還開玩笑地對我說：「去東德的簽證比去你們國家的簽證還要難。」 最後，會議組織處還為我們安排了告別宴會和參觀，參觀的是塔那塔包哈的村莊，這是維特根斯坦做過六年小學教員的地方，以及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為他的姐姐設計的住宅。這個建築物是在奧國著名建築師洛斯（Adorf Loos）影響之下設計營造的，如今已成了當前旅遊者參觀的「古典建築物」之一了。 會議結束後，我在維也納休息了數天，並參觀了維也納大學。幾十年後的今天，它對我雖然似曾相識，已經不得其門而入了。幸而我的朋友，國際馳名的現象學家U博士，特地為我從度暑假的義大利南蒂洛趕回維也納，並陪我參觀其龐大而設備華麗的哲學研究所。它坐落在新建的老大學旁的高大樓房裡。我同時還去李比希巷，石里克的哲學研究所所在地，和柏茲曼巷的二樓，這是石里克小組每星期四晚聚會的地方。這裡的一切仍然如舊，人雖去而樓不空，但對我來說，誠有難言的今昔之感。美麗的維也納，雖然一些名勝古蹟依然光彩奪目，著名的國家歌劇院和布爾格劇院等等依然如故，但是市內交通擁擠不堪，小汽車到處奔馳，旅遊者穿梭街道，充滿了現代化繁華的商業氣氛，當年那種寧靜優雅，古色古香的色彩不復存在了。那位U教授對我說：「你所想像今天的維也納是這樣的維也納嗎？」我們對此都非常感慨。 數天之後，我就離開維也納，去倫敦轉往別了三十餘年的牛津。當我到達那裡和見到接我的學院朋友的時候，我的感覺如同到達維也納時一樣，恍惚不知道這是在做夢，還是現實。這確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複雜心情。牛津的市容大體上變化不大，市中心那些學院、教堂和圖書館等，龐大的中世紀的哥德式建築物，依然林立在街頭。High Street依然是牛津的大道，Cornmarket 和 Westgate 依然是商業中心，公共建築物如市政廳、郵政總局等依然在Cornmarket的交叉路旁，著名的B．Blackwell和G．Parker書店以及許多舊書店，還有一些學院和世界著名的Bodeian圖書館依然在George Street那一帶。牛津市外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這裡幾乎無法認識，更繁華了，熱鬧了，交通堵塞於途，噪聲震耳，行人擁擠於道，互不相容，又加上許多龐大的百貨公司，顧客盈門，走無隙地，據說「牛津是現在英國商業中心之一」。這些時代的產物給這座古色古香、寧靜雅致的大學城以極不協調的氣氛。以我所聞，這一點使心懷嚮往因而前來參觀這個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古城的國際旅遊者，都感到美中不足。 我到那裡時，牛津大學還沒有開學。我抓緊這個時間了，了解有關維特根斯坦和邏輯經驗主義今天在英國的情況。維特根斯坦是20世紀西歐哲學中有廣泛影響的人物之一。三十年前我在那裡時，是他的鼎盛時期，今天他的影響雖不如前，但在英國顯然有不少維特根斯坦學者繼續從事他的研究，而且每逢什麼哲學討論會和每討論什麼哲學問題時，仍然沒有不提到維特根斯坦的，沒有不引證他的話作為論據的。我個人雖然沒有被他「迷住」，但我對他的哲學也有一定的興趣。這次在牛津，我見到我的朋友 B 爵士時，他首先就問我：「你有沒有忘記1945年在All Souls學院我們一道聽維特根斯坦關於Gogito ergo sum的冗長報告呢？」我說：「如果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這些年來，我一直在鑽研他的幾部著作如《邏輯哲學論》、《筆記》、《藍皮書和褐皮書》以及《哲學研究》。但他後來出版的遺著，主要的如《哲學論釋》、《哲學文法》、《論確定性》、《字條集》（Zettel），以及《雜文選》，還有許多出版了的維特根斯坦的講義和史料以及他的通訊，我都沒有見過。而這種種對於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和評論都是有閱讀必要的。因此，我必須在這方面補補課。我在圖書館中見到關於解釋或評論維特根斯坦的著作不下一百餘種之多。但我很少看第二手材料，因為這樣做，會影響到我自己的看法和思路。然而我也覺得，事後看點這方面的東西，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到牛津後的第三天，就去訪問我曾經待了較久的N學院，但是，那裡的一些老朋友，大都出國度假未歸，僅有還恍惚認得我的一位先生引導我參觀過去我常去的地方，如辦公室、教員休息室和圖書館等。提到N學院，它和維也納學派的經驗論在英國的發展有歷史性的聯繫，維也納學派主要成員魏斯曼（F．Waismann）在這裡任教多年，英國著名的邏輯實證論者艾耶爾（J．A．Ayer）也在這裡任教過。前者已逝世多年，後者已退休有年，移居倫敦了。現在N學院的哲學主任教授是杜麥特（M．Dummett），他是一位傑出的分析哲學家，但他的觀點和邏輯經驗論有些距離，和弗雷格（Frege）等的邏輯實在論比較接近。這裡有必要提到的，就是另一位牛津的傑出的分析哲學家蒯因頓（A．Quinton），他似乎多少受了魏斯曼的影響，但思想比魏斯曼開闊，不為維特根斯坦所束縛。他試圖在調和邏輯經驗論和邏輯實在論基礎上建立自己的觀點。他在英國哲學界是有一定影響的。 作為邏輯經驗論學派在牛津大學的主要代表除了蒯因頓之外，還有麥吉尼斯（B．F．McGuinness），他是國際著名的維特根斯坦學者，他和皮爾斯（F．P．Pears）一道根據維特根斯坦本人對《邏輯哲學論》的英譯要求，重新譯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如何，英國的哲學期刊《精神》就有如下的評論：「我們對皮爾斯和麥吉尼斯表示感謝的不僅在於他們完成了《邏輯哲學論》更好的譯本，同時也因為這個譯本已經達到圓滿的地步。」麥吉尼斯還譯了維特根斯坦其他的著作，博得國際哲學界的好評。他所編譯的《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學派》一書，是研究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學派影響的重要讀物。他是《維也納學派叢書》編委之一，這部叢書下列的幾種譯本都是他主編的：（1）L．玻爾茲曼：《理論物理學和哲學問題選集》；（2）考夫曼（F．Kaufmann）：《數學的無限性：邏輯—數學論文》；（3）F．魏斯曼：《哲學論文集》，其中有蒯因頓精彩的緒言；（4）H．漢恩：《經驗主義：邏輯和數學，哲學論文集》。還有魏斯曼的《邏輯、語言、哲學》的德文本也是由他和G．P．貝克整理出版的。麥吉尼斯為此書作了一個在出版方面維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中間意見分歧的歷史性的「後記」。這個「後記」也能說明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學派觀點的一些距離和分歧。 當前邏輯經驗論在牛津雖然沒有像三十年前那樣流行，但也沒有如我們有些人傳說的那樣「已經過時了」。它不僅在英國，就是在歐洲大陸和美國各地也並非「過時」。至於三十年以前在那裡同樣流行的牛津劍橋的語言分析派，即所謂「Oxbridge分析派」的情況怎樣呢？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如羅素、G．E．穆爾、維特根斯坦和J．魏斯頓（劍橋）、G．賴爾、H．H．普賴斯、J．L．奧斯汀和魏斯曼（牛津）雖然已經逝世多年或退休了，但這個學派並不因之停止不前，反而在這些年有了新的進展。這個進展是在所謂「哲學邏輯」基礎上形成的。我的牛津朋友、國際馳名的實證主義的法哲學家H教授對我說：「現在Oxbridge的分析哲學的趨勢和我們在N學院的時候不同了。這些年來，牛津的哲學思想中心既不是維特根斯坦，也不是邏輯經驗主義，而是溯源到G．弗雷格、維特根斯坦以及經過W．V．蒯因、S．A．克里普克而形成的『哲學邏輯』分析派，這一派在牛津大學的代表，主要的是斯特勞遜、杜麥特和G．J．瓦納克等。」經我和其他牛津哲學家談論，證明H教授這種看法是有其事實根據的，這種「哲學邏輯」的分析派的確是當前牛津分析哲學的主流。 儘管這類的語言分析派是那裡的主流，但也不如三十年前的維特根斯坦或邏輯經驗論那樣，滲透了牛津哲學界的一切活動。現在仍然有人堅持以R．卡爾納普為代表的與以日常語言作為邏輯分析對象的觀立觀點；N．喬姆斯基、D．達里遜、J．R．西爾斯、J．卡茨和H．普特曼等的語言哲學在那裡也很有影響。談到科學哲學問題時，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爾和C．G．亨佩爾等仍然受到重視。談到分析哲學的認識論時，羅素、G．E．穆爾、石里克、卡爾納普、O．紐拉特和波普爾、艾耶爾等人，仍然是為人們津津樂道的。 此外，其他的外國哲學流派或哲學家在牛津仍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足夠的注意，僅僅是在牛津哲學討論會中和在書本中得到下列一些零零碎碎的印象：E．胡塞爾的現象學派在牛津哲學界似乎還有人感興趣。至於存在主義，薩特要比海德格爾吃香得多。這裡可能同他們的極端不同的政治態度有關，後者和納粹勾結那種惡行引起英國哲學界一般人的憤慨，而前者「急進的自由主義」卻得到英國學術界的廣泛同情。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派通過劍橋分析哲學家J．魏斯頓《心理分析哲學》一書以及維特根斯坦對他夢裡的理論的注意，從而在牛津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新康德派E．卡西勒的《符號形式的哲學》一書譯成英文，——這是他的語言哲學的總匯，在牛津哲學討論會中，還有人提到他在這方面的貢獻。牛津已故的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現在仍有其影響，但新康德派的李凱爾特（H．Rickert）和文德爾班（W．Windelband）的歷史哲學並不因為他們與柯林伍德的關係而被人注意。當然文德爾班作為哲學史家在牛津還是受人尊敬的。至於新黑格爾派，我只向一位牛津哲學教授問了關於芬德萊（J．N．Findlay）的情況。我問他：「芬德萊還是一個新黑格爾主義者嗎？」他回答說：「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英國當前傑出的分析哲學家之一，他曾經是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哲學教授，前幾年已經退休了。」 但是，美國流行的從科學史角度來研究科學哲學的趨向，其中主要的代表如庫恩（Th．S．Kuhn）和費耶阿本德（P．Feyeraband）等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以我所知，不僅在牛津劍橋，就是在英國其他地方的哲學界都不大受歡迎，而且有人認為「這種思潮在一定意義下是對科學哲學研究的一種倒退」。結構主義、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美國各種各樣的自然主義，什麼「過程哲學」或新實用主義在英國也沒有什麼市場。在牛津，也有若干著名的分析哲學家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的，例如，柏林（I．Berlin）爵士，他曾經是牛津大學社會和政治理論教授，他的《卡爾·馬克思》一書是深受讀者歡迎的。還有漢普夏（S．Hampshire）這一位有名的分析哲學家，有時也發表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論著。此外，波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L．科拉科夫斯基現在牛津All Souls學院大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政治理論問題。聽說他的講演很受學生的歡迎。 最後簡單地談談和波普爾爵士的會見。我同他原來並不認識，雖然以前在維也納和牛津我都有見到他的機會。這次是為了石里克百年生日論文集向他徵文，是B爵士為我介紹的。他住在High Cycomb附近的村莊裡，很難找。奇怪的是他的鄰居竟不知道這位鼎鼎大名的哲學家波普爾爵士。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因為他和卡爾納普、克拉夫特、費格爾和魏斯曼都是好朋友，我和這些人不是師生就是朋友的關係，因此我們一下子就熟悉起來，如同久已相識的那樣，無所不談。 他首先評論了維特根斯坦的為人，特別是和魏斯曼的關係，批評了Oxbridge的語言分析派，但對賴爾則表示好感，他讚揚石里克的高尚品格，並拿出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英譯本給我看，說：「這是一本好書，可惜長久以來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對石里克的《物理學中的空間和時間》一書不甚滿意。其實據我所知，這本書是愛因斯坦在對他的相對論的哲學解釋這類著作中最欣賞的一本書。不過，我們畢竟是初次見面，不便和他爭辯，對此讀者可閱Ph．弗朗克的《愛因斯坦，他的生活和時代》（1947）一書的193頁就可明白了。 我們聊了幾乎三個多小時，他還不覺累，時間已經是下午五時，我必須回牛津了。臨別時，他送我一本德文德的《研究的邏輯》（1969）。我回送了他三十年前在N學院時發表過的一篇論文的複製品（這是在牛津圖書館裡找到的）和我在維也納開會時用的一份有關石里克和維特根斯坦報告，他很高興。他戀戀不捨地和我道別，我的汽車開出好遠時，他還站在門前不斷地向我招手，這位老人慈祥的面孔至今仍在我腦海中反覆出現。 我離開牛津後，即去倫敦大使館候機回國。恰好正值中英直接通航，我有幸乘首航回到北京。途中在巴林和香港停留了不到一小時。全程十八小時的飛行，使我感到十分疲倦。然而由於英國航空公司747班機設備之先進和服務之周到，使乘客們感到稱心滿意，忘記了疲勞，次日下午二時後，如時到達目的地——北京。首都機場陽光燦爛，服務員熱情周到，又見到來機場接我的同志們和家屬，我內心無比高興和激動。 原載《現代外國哲學論集》， 三聯書店，1981年 ———————————————————— (1) 維特根斯坦於1930年曾作過「論倫理學」的報告，發表在《哲學評論》第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