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觀感
第四屆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已於1979年8月召開了。這次的會議,一如既往,是由奧國維特根斯坦協會召開的。這個協會成立於1976年,會長是許布納博士(Dr.A.Huebner),組織委員中有美籍奧國人萊因費勒夫婦(W.和E.Leinfeller);許布納夫婦(A.和L.Huebner);哈勒(R.Haller)和魏因加特納(P.Weingartner)。此外,還聘請了若干顧問,其中有邏輯經驗論的主要代表費格爾(H.Feigl);麥吉尼斯(B.McGuniness);施太格繆勒(W.Stegmueller)、費雷(G.Frey)等分析哲學家;數學家門格爾(K.Menger)和奧國信息論者澤蒙克(H.Zemunk)也是顧問。
奧國維特根斯坦協會是以下奧地利的基爾希堡(Kirchberg/Wechsel)為會址。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維特根斯坦從1920年到1926年在這個市鎮當過小學教員,並出版了生前的第二部著作:《小學詞典》。現在這個小學已經擴建成為維特根斯坦的紀念館,陳列了他當時在這裡從事教學工作有關的遺物,供人參觀。歷次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就在這個小學裡舉行。
奧國有些學者認為基爾希堡作為這個協會所在地的意義,除此之外,還有其哲學上的意義,即這個市鎮具有所謂「市場哲學」(Agora-Philosophie)的氣氛。阿加拉是希臘的一個市鎮,蘇格拉底曾經首次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市鎮上各行各業的市民作過哲學的遊說。無可否認,維特根斯坦在生活方面確有其動人之處,他放棄了百萬家財的遺產,自食其力,當過小學教員,還做過修道院的園丁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自願地在倫敦一個醫院的實驗室里充當助手。戰後,他辭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教授之職,專心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維特根斯坦的確有如蘇格拉底或斯賓諾莎(有人稱他為當代的蘇格拉底或斯賓諾莎)那樣「現身說法」的精神。但是,這裡問題是在於維特根斯坦怎樣能應用如他在《邏輯哲學論》或《哲學研究》中的那種隱晦含蓄的語言,對那市鎮裡的市民進行「對話」,博得他們的了解和「同情」,因而成為「市場哲學家」呢?
1976年4月,奧國維特根斯坦協會為紀念維特根斯坦逝世二十五周年,召開第一次討論會。對於召開這次討論會的意義,許布納會長在開幕式上作了如下的說明:「到底維特根斯坦在哲學史上占有什麼地位,將來會有定論。但是,無論從他思想上的重要性或真誠性來說,維特根斯坦哲學作為一個當前『哲學論壇』(Forum philosophicum)的精神和內容的象徵,是沒有什麼不適當的。」
在首次討論會上,只有來自英國、美國、義大利等國的少數哲學家,宣讀的論文只有五篇。以後,由於得到奧地利聯邦政府科學研究部和下奧地利州政府的資助,這個討論會突然成為國際性的組織。1977年8月的第二次討論會,到會人數就達五百人之多,在會上發言的有一百三十餘人。這次的會議分為五個大組和三十五個小組。五個大組的討論題目如下:(1)關於維特根斯坦早期的知識論、本體論和邏輯哲學問題;(2)晚期的語言哲學;(3)維特根斯坦的心的哲學;(4)維特根斯坦對於語義學、語言學和信息論的影響;(5)關於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文獻問題,美學、倫理學和宗教問題。這次討論會總的題目是:「維特根斯坦和他對於當代思潮的影響」。
在三十五個小組中,分別討論了許多有關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專門問題。例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用的詞如「事實」(Tatsache)和「事態」(Sachverhalt),在《哲學研究》中所用的詞如「語言遊戲」(Sprachspiel)和「生活形式」(Lebensform)的意義,還有私人語言、語法、規則、特徵等問題,以及數學哲學、倫理學、美學、宗教等方面某些專門問題等。
這次討論會認為維特根斯坦生前發表的哲學著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死後發表的也都「帶著未完成的色彩」。因此在他的著作中遺留下來的許多問題,卻是自己提出但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語言如何在經驗世界中的應用問題」,這是他晚期作為哲學的最基本問題提出的,然而他在《哲學研究》或其他著作中,對這個問題並沒有作出最後的答覆。這次到會的所謂維特根斯坦專家都試圖應用維特根斯坦的思維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來進行「哲學研究」(phiosophizing)並期望得到《邏輯哲學論》中對於《哲學研究》提出的結論:即「哲學問題終於基本上解決了」(1)。但是,他們最後也如維特根斯坦那樣認識到:「一切哲學問題原則上沒有解決的可能性」,《哲學研究》的結論僅能如他所說的那樣:「我們對於解決哲學問題所做過的工作是多麼的微少呵。」(2)
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所謂維特根斯坦專家,主要的有下列一些學者:阿姆斯康波(U.E.M.Amscombe)、布萊克(M.Black)、芬契(H.L.Finch)、麥爾科姆(N.Malcolm)、欣蒂卡(I.Hintikka)、斯坦尼紐斯(E.Stenius)、賴特(G.H.Wright)、麥吉尼斯、施太格繆勒、沃尼維契(B.Wolniewicz)等。
第三次國際維特根斯坦討論會於1978年6月召開,參加會議的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四百多人。會上宣讀的論文有一百二十多篇,這次參加討論會的除了哲學工作者外,有語言學家、邏輯學家、控制論家、統計學者、博弈論者、信息論者、數學家和哲學史家等等。這次討論會的總題目是「維特根斯坦、維也納學派和批判理性主義」。從這個題目可以看出,這次會議的對象已經超出維特根斯坦之外,而同與其相關的哲學流派打交道了。
何以這次會議以維特根斯坦、維也納學派和波普爾(K.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為題呢?理由是由於維特根斯坦、波普爾都和維也納學派主要代表如石里克、魏斯曼(F.Waismann)和費格爾等有密切的個人關係,但是無論維特根斯坦還是波普爾對於維也納學派都始終保持一定距離,他們連維也納學派每星期四晚上的討論會都沒有參加過,更說不上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或者說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者了。
曾經一度是石里克和卡爾納普學生的分析哲學家亨佩爾(Carl G.Hempel)以「維也納學派:一種個人的看法」(Der Wiener Kreis:Eine persönlische Perspektive)為題,在這次會上作了開幕式的發言。他對維也納學派的經驗認識論作了回顧和評論。他認為這個學派從他個人看來,有其優點和缺點。優點是在於應用了現代邏輯分析方法解決了若干傳統的形上學問題;或者把這類問題作為毫無任何認識內容因而是無意義的問題排除於哲學之外,它肯定了現代科學是經驗認識最高的發展形式,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所謂「科學世界觀點」。這種種對於現代哲學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但是,這種經驗認識論也有其難於克服的缺點,這種缺點就在於作為它的理論基礎的「證實性原則」沒有得到科學邏輯方面的支持。亨佩爾指出:石里克、卡爾納普或魏斯曼對這個理論原則從兩個方面作了論證:一方面是企圖對於經驗認識論通過基本命題和其他實際命題關係的邏輯分析制定其普遍特徵;另一方面是在經驗命題中經常見到的專門術語如電子、DNA或神經官能症等,通過邏輯意義的分析還原到觀察術語,這種術語是可以用之描述經驗事實,因而通過感覺作出核定的。
石里克和魏斯曼在維特根斯坦影響下對於前一方面的問題作了答覆。他們說,一切經驗命題是一定的基本命題有限的真理函數,因而用適當的觀察命題是可以證實的,就是說,是可以還原到基本命題的。對此,亨佩爾則表示異議。他說:無可懷疑,一切自然規律是一種經驗命題,但它具有普遍命題的形式,因而它決不能和有限多的原子命題的真理函數相等,也不能借這樣的原子命題對它作出證實性或如波普爾提出的「證偽性」的結論。
亨佩爾認為我們根本找不到單個命題的經驗性質的普遍特徵,因為從作為試驗對象的假設引申出來的觀察命題必須把其他的假設作為補充的前提,才有其試驗的可能性。因此,通過基本命題而被檢定的假設不僅僅是某個單個的假設,且是一類的假設,因而一種被試驗結果所否定的假設並不是說:它是錯誤的,而是說,那個由於試驗的需要而被採用的整個命題系統必須作出適當的改變。這就是蒯因(W.V.O.Quine)後來提出的所謂經驗知識的「整體論觀點」(Holistische Auffassung)。關於後一方面的問題,卡爾納普在《世界的邏輯構造》一書中作了細緻的論證,他說:「一切經驗概念根據少數基本概念可以明確地下定義。」但是,他後來發覺這個原則根本不能適用於所謂素質觀念(Dispositionsbegriffe),如「可溶解的」、「有彈性的」這一類的概念,於是在「檢驗性和意義」一文中,企圖在還原命題基礎之上提出了「部分的定義性」的假設。1956年後,卡爾納普對於心理概念的邏輯研究的結果,迫使他明顯地走向「整體論觀點」。他說:科學理論的基本概念不能單個的制定,只能和許多其他相關的概念共同制定,而且要假定下列兩類命題為其工具,第一類命題是所謂把有關科學理論的術語互相聯繫起來的「理論公設」;第二類命題是所謂「符合法則」。我們用這個法則並藉助於「觀察術語」才能對於理論的陳述作出解釋。
亨佩爾認為用「理論公設」和「符合法則」制定科學概念的特徵是個值得考慮的看法,而且導致由費耶阿本德(P.Feyerabend)和庫恩(Th.Kuhn)提出了所謂「不可通約性」(Inkommensurabilitaet)的理論觀點。如果一種科學理論為其他理論所替代,那麼其中採用的原來術語的意義就必須有所改變,例如在相對論力學中同樣有時間和空間、質量和能量的概念,但這些概念和在牛頓力學中的意義卻是完全不同的。還有,愛因斯坦用以表述質量和能量的關係公式:E=mc2在古典力學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亨佩爾指出,庫恩關於「不可通約性」理論雖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並不能藉以制定科學概念的普遍特徵。因為他們(包括費耶阿本德)對這個理論的經驗概念所提出的論據是有問題的,而且僅僅通過概念意義的改變來制定經驗的普遍特徵,理由更是不充足的。
亨佩爾對於卡爾納普所謂基本命題檢驗性問題的看法,也表示不同的意見。後者認為基本命題是一個正常的人和在適當的條件之下,無須藉助於儀器的準確和理論的推理,就可以斷定其真偽的。例如「這裡有一杯茶」、「閃電」和「這個試管里有白色沉澱」這類的命題。然而前者卻指出有些基本命題真偽性的檢驗條件,實際上就並非如此。例如,一個不懂中文的人,就根本不能對於「這個試管里有白色沉澱」這個命題進行試驗。除此之外,對於一個試驗者來說,科學教育也有其輔助作用。例如一個熟悉專業知識的物理學家無須有意識地對於「閃電」現象作任何理論的推理,就能「立即」斷定它是由於電磁場的強烈變化所引起的。因此,對於這位物理學家來說,維也納學派對觀察命題在檢驗方面的直觀觀點是和科學事實不一致的,因而是無法被接受的。
這樣一來,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者的一切努力不是枉然了嗎?亨佩爾對此提出了極其委婉的說法。他說:維也納學派早期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是它對於「現代哲學」還是作出了一定貢獻:它把傳統的實證論哲學觀點和現代科學理論緊密地聯繫起來,它企圖用「科學的世界觀」代替形上學的世界觀,並以現代邏輯的工具精確地表述出來以及作出系統的論證。維也納學派這樣的科學的經驗主義,從經驗主義這個哲學傳統的發展來說,無論休謨、孔德、馬赫或阿芬那留斯都是不能做到的。
這次會議為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專門安排了討論班。但是,他由於健康原因沒有能夠親自參加。與會的人對於他的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通過論文或討論作出了不同的評價。現在將其主要的內容概括如下:
與會的人大部分認為波普爾對於20世紀哲學獨創性的貢獻,是在於他對於人類知識範圍和界限、自然科學和社會哲學的理論基礎,提出了勇敢而全面的觀點。按照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來說,所有人類知識是以「試驗」和「謬誤」或者如他的名著的名稱那樣,以「猜測」和「反駁」的方法論為基礎的。這就是說,所有人類知識首先是我們自由地、創造性地提出來的假設,科學就是這樣形成的假設的理論系統。但是,科學假設或科學理論之所以能夠立足於科學之林,則必須等待它們能否倖免於「證偽」的鑑定,是否能夠通過「證偽」這個難關。波普爾在「證偽原則」的基礎上,應用了獨特的範例,首次企圖溝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之間的分離。他認為就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理論,如相對論或量子力學,也不能達到極限的真理,我們甚至於也不能以「部分真理」或「或然真理」來替代這個極限真理。因此,各種科學包括哲學在內作為「追求真理」的學科,其明顯的區別並不是實質性的,而是程度上的。這些學科雖然有其顯著的不同點,但也有其理論上的共同點。波普爾強調指出:各種學科的這類理論上的共同點,就是他的所謂「證偽原則」。他說,所有人類知識,必須原則上具有為經驗事實的觀察所能「證偽」的可能性,經驗觀察和科學試驗必須是一切有關真理命題和科學假設的可靠而嚴格的特徵。因此,如果哲學對於人類知識能有所貢獻,那麼,它必須和自然科學以及人類社會的一般知識理論有密切的關係,哲學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不能獨行其是的。
波普爾在這樣了解方法論的概念基礎之上分析了社會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本性」。他強調指出,歷史的發展過程根本不能如柏拉圖、黑格爾所主張的那樣,原則上是能夠預言的,能為一定的歷史發展規律所支配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進程根本沒有任何可以掌握的規律性,只有其偶然的性質。我們對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只能「接近地」或「部分地」了解,如發生學的規律所揭示的那樣。波普爾說,沒有任何科學假設或理論可以預言整個宇宙的變化過程,那麼還有什麼社會歷史的理論可以預言整個社會的變化過程呢?因此,他在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把柏拉圖、黑格爾的歷史主義在理論上看成是「錯誤的」,在實踐上看成是「烏托邦」。
波普爾宣稱社會改良和政治變革只能「逐漸地」(piecemeal)進行,只能通過社會民主的力量和政府機構的效率來推動。他反對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按波普爾所謂的「試驗」和「謬誤」的觀點來說,我們推動社會的進展,只能希望從小而大,只能從量變到質變,不能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如果這種改變能導致較好社會,那麼它可能「民主地」為社會所接受,如果不是這樣,則它就為社會輿論所拒絕。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影響較大,他還以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主義的貧困》兩部書,博得了英國政府的欣賞,並因之得到英國爵士(Sir)的稱號。
1979年8月召開的第四屆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的總題目是:「語言、邏輯和哲學」。在這個總題目之下分五個專題小組:(1)維特根斯坦;(2)語言和邏輯;(3)語言和行動;(4)語言和實在;(5)語言哲學和語言學。從來自二十二個國家四百五十餘人提出的論文中,選出了一百二十五篇,在小組中宣讀和討論。
這次討論會的中心內容,是語言的內在構造,語言在邏輯、語義學、語法和句法中的如何應用,特別是在什麼前提之下用日常語言或專門語言提出的句子才能「精確化」等問題。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本來是語言哲學或分析哲學的基本任務。但是,這次與會的人提出:當前的語言哲學已經超出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那個時候的討論範圍,而開始和語言本身的「根本問題」(Hinterfragen)打交道了。這樣的「根本問題」就是:用語言來解釋實際的可能性和界限問題,或者語言的能力問題。這樣,整個哲學就被他們和「無語言學」(Metasprachewissenschaft)等同起來了。
各個專題小組的論題,都是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來的。第一個小組就是圍繞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的觀點,展開了對語言哲學基礎的討論。第二小組則以日常語言和專門語言的正確應用的「內在機能」作為討論對象。第三小組的論題是「語言和行動」,這是針對一門新的學科——即所謂「行動論」(Handelungstheorie)而言的,「行動論」是研究語言和行動的關係以及語言在決定行動中所起的作用。當前的語言哲學家企圖以此代替哲學史中的「實踐哲學」。第四個小組的「語言和實在:本體論和語義學」,不外乎是根據語言和實際關係的研究成果和語義學中指稱的意義來批評本體論的「形上學」。第五個小組則是對當前語言哲學的基礎和方法論與當前語言學研究成果作比較的研究。
這次討論會,受到與會人普遍注意的就是門格爾以「語言和數學」為題的大會開幕詞。門格爾是屬於維也納學派少數還活著並仍然很活躍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發言對於語言和數學的基本關係作了全面細緻的闡述,現將其三個主要之點簡介如下:
第一點,門格爾提出:現在終於認識到,多年來被忽視的日常語言對於數學來說不僅很重要,而且「它的重要性比我們估計到的還要重要得多」,總的說來,所有數學家都能認識到這一點,而且是從應用日常語言中認識到的。
第二點,他提出基本語言的數學並不是如非數學家想像的那樣完善,特別是從笛卡爾以來,X這個字母在數學中的應用就包含了許多等值的,甚至於互相矛盾的用法。對此,門格爾沒有作細節上的論證,只指出在他的《論文選集》(1978)中作了說明。
第三點,門格爾談到數學家對信息(Kommunikation)以及對它的理解的貢獻。他說,17世紀法國數學家帕斯卡已經認識到:數學概念或句子既不能無窮地下定義,也不能無窮地求證明。最後,數學家必須以未經定義的概念或未經證明的句子作為出發點。這並不是說,數學家對此無能為力,而是說,這樣做是數學研究所需要的。例如,歐幾里德在他的《幾何原本》中對於許多未經證明的設定沒有舉出什麼說明,但是他對於幾何學中需要未經證明的因素——概念或句子等這一點則是完全明白的。斯賓諾莎的《倫理學》是仿照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形式和方式寫的,雖然其完善性遠遜於歐幾里德的幾何學,但是,他也認識到未經證明的句子或未經定義的概念對於構成哲學系統來說,是同樣重要的。這種看法,在當前的數學中已嚴格的實現了,但是,在哲學、社會科學、政治學等學科中,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它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奧國維特根斯坦協會已將1979年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維特根斯坦及其對現代哲學的影響」,第三次的討論會「維特根斯坦、維也納學派和批判理性主義」,以及這一次——第四次的討論會「語言、邏輯和哲學」的大部分論文匯編成書。前兩種已經於前年和去年在維也納出版。這一次的匯編將於今年春季問世。這些匯編對於分析研究和批判維特根斯坦哲學觀點以及有關的流派和問題,都有參考價值。
原載《哲學研究》,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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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序言。
(2) 參見《邏輯哲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