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應該重視西方哲學史的研究

最近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與人民大學哲學史教研室為了推進今後關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召集了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的工作會議」。這種會議對於中國哲學史的前途發展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重「中」不應輕「外」 我們一方面對於今後中國在哲學史研究方面的繁榮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另一方面回顧當前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條件，則不免有「相形見絀」之感。或者有人說：我們這種「自卑感」是根本不需要的，因為中國哲學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之一，我們對於它當然應該特別的重視。至於關於西方哲學問題則有國際友人的哲學家們在那裡研究，我們只需將他們研究所得的成果加以輸入就行了。 這樣對於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在研究方面的看法，事實上已經支配了有些領導這方面工作的同志們的思想。例如在哲學方面的十二年遠景規劃中西方哲學史不僅不是今後研究重點之一，而且還將它附在東方哲學史的下面，在當前條件之下不把西方哲學史作為研究的重點，已經欠考慮，至於將它擺在東方哲學史之下，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還有例如科學院的哲學研究所自建所以來，即成立了「哲學史組」，然而在開始的二年間，在研究工作方面與西方哲學完全無關，而僅僅以中國哲學的問題作為唯一的對象。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往往以西方哲學史代表世界哲學史，現在我們則將中國哲學史（雖然動機不同）代表世界哲學史了。 中國人應當重視我們的哲學文化遺產，應當將它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似乎無須因而忽視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工作，忽視這門科學在哲學研究中的積極作用。我們不要忘卻現在和今後對於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也與過去的「關起門來」「整理國故」大不相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已成了在它的研究方面的最高的指導原則。因此，就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應該重視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西方哲學史中一個革命的發展，它與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過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忽視了西方哲學史對於馬克思主義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的，因而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工作也會帶來損失的。 那些同志們可以這樣說，我們並不忽視西方哲學史的科學意義，而僅僅認為關於這方面的知識理論可以從國際友人的哲學家們（例如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進步的哲學家們）研究所得的成果接受過來的。這種看法是非常天真的，嚴格點說：是多少有些外行。因為以上所指那些國際友人的哲學家們所研究的問題，卻帶著他們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他們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滿足我們實際的需要。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加辨別地接受過來，對於西方哲學史在認識上和理論上的提高，是不會發生積極作用的。 從當前哲學史的教學條件來說，我們關於這方面在認識上和理論上迫切需要通過研究而提高的對象，首先是過去成為哲學史中冷門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其次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發展直接有關的康德和黑格爾哲學，再次就是與現代資產階級哲學關係比較密切的英國17、18世紀的經驗主義。還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也應當在哲學史研究中占適當的地位。當然從孔德開始通過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流行起來的實證主義，還有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各種主要學派如實用主義、邏輯實證論、現象學派和存在主義作為現代哲學史一些學派來研究，也是有其必要的。 我們絲毫不輕視國際友人的哲學家們在哲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我們非常珍視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今後在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更需要密切注意他們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他們對於我們在研究上大力的幫助。不過我們認為對這樣重要的研究工作不想獨立地進行，而完全倒向人家懷裡的辦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認為只有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之上才能正確地接受人家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這方面的理論水平和研究風氣。我們不能將思想理論當作一部機器可以簡單從外國輸入；就以一部機器來說，如果不具備相應的實際條件，就是運到了中國，還是開動不起來的。 西方哲學史是一門科學，它作為科學與其他部門的歷史科學，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從我們從事哲學工作者——不僅僅限於從事哲學工作者——來說，如果不以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這門科學，那麼在我們的哲學學習和科學研究方面是會帶來許許多多的損失的。 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重要性 首先必須提出：如果我們不重視西方哲學的研究，則無法提高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水平（我認為結合西方哲學史和自然科學史來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學習，是最好的學習方法）。過去或現在有些講授辯證唯物主義的教師們忽視了這一點，所以只能幹巴巴地對於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基本原理作教條式的解釋，而同學們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對於這幾條基本原理無精打采地接受。但是，如果我們從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來講解它的世界觀的基本原理和實際內容，來講解唯物主義者怎樣應用辯證法這個思想武器與唯心主義作不調和的鬥爭；那麼不僅可以避免以上所指出的那種學習情況，而且在講授內容方面也能豐富多彩起來，也能表現出辯證唯物主義原有的活生生的精神。 據說莫斯科大學新近擬定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計劃是：一年級學習哲學史，二年級才開始學辯證唯物主義。我個人認為這種設施自有其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理由，是非常明智的。在我們大學裡面，如果實際條件允許，不妨可以試行這種辦法。 其次必須提出：五年以來在綜合大學裡已經逐漸地從馬克思主義觀點講授西方哲學史。這種新型的西方哲學史的教學工作之能迅速而順利地進行，總的說來，不能不歸功於學習蘇聯在這方面的先進經驗。但是我們當前哲學方面的實際情況畢竟與蘇聯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對於哲學史的有些問題，就不能將蘇聯已有的結論教條式搬過來，我們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通過科學研究去作出它們應得的結論。 我們當前對於哲學史問題最感到棘手的，就是對一些唯心論的大哲學家的「評價」。我們認為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除了批判其唯心論觀點之外，完全沒有什麼「價」可「評」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對他們作出正確的「評價」呢？我們認為將巴克萊和休謨作為主觀唯心論者或不可知論者全面地否定，這就忽視了巴克萊的視覺理論和休謨關於自然宗教學說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怎樣才能肯定他們這一方面，同時並不因而減輕他們對於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敵視呢？我們認為對於有些具有唯物論或辯證法因素的哲學家例如康德和黑格爾只肯定其這一方面，而將其思想體系的其他方面完全否定的看法，似乎還有考慮的必要；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對他們作出科學的評價，既保持著他們思想體系的完整，同時也貫徹了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呢？ 還有我們總認為形上學的思想方法是「不科學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以前，無論在科學中或哲學中，無論是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對於處理關於自然和社會的問題，基本上所應用的只是這種方法，難道這一切一切都是「不科學」的麼？這樣的一個問題以及上面所提出的那些問題，都不是簡單地可以肯定或否定的。我們對這些問題必須切切實實做些研究工作之後，才能有發言的餘地。 再次必須提出：黨和政府久已號召我們於十二年以內努力趕上國際的學術水平。關於國際的學術水平，從哲學方面來說，就是我們在這一方面所提出的問題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分量上能夠用國際的一般學術標準來衡量。但是我敢大膽地說：根據這些年所發表的著作或論文的質量來判斷，我們的哲學水平與國際上的距離還很遙遠；我們的哲學水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物質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的教條式的解釋，還周旋於老子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的思辨的遊戲中間，我們要想在哲學方面於十二年內趕上國際的水平，還有待我們從事哲學工作者好好地努力。 還有，雖然我們經常談到哲學方面的國際水平，但是我們對於當前國際的哲學界實際情況所了解的實在不多。例如我們對於現在流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一些資產階級哲學學派，如邏輯實證論、現象學派、存在主義或新托馬斯主義十年來的演變過程了解麼？我也敢大膽地說：關於了解這方面的真實情況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是國際的學術水平不是關起門來談的；我們必須隨時注意國際的學術行市，然後才能抓住問題迎頭地趕上去。因此我認為不僅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以前的西歐古典哲學要進行研究，就是對於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一些主要學派也不應當簡單地作為「一種帝國主義時代腐敗、反動透頂的東西」排斥於研究領域之外；我們似乎還是需要對於它們作些研究和批判的。 以上所指的三點已能說明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重要性，至於它作為研究哲學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科學在人類知識領域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必談了。雖然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但是從這門科學當前的研究條件來說，則是極其惡劣的。第一，舊中國這一方面並沒有遺留下什麼東西，關於這方面較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既不多見，就是關於西方古典哲學著作譯成為中文的為數也極少，而且其中有些譯本在質量上也很差。解放後這幾年來，雖然黨和政府力圖改變這種局面，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進展得比較遲緩。第二，解放以前，研究西方哲學和西方哲學史方面的同志本已寥寥無幾，其中有些同志由於舊中國大學內宗派主義的橫行，竟因找不到這方面適當的工作而改行業。解放以後，有些同志或者感到本身舊哲學包袱的沉重而從事語言方面的教學工作，或者由於工作崗位調動的困難，雖然有「歸隊」之心，但無「歸隊」之力，只能望洋興嘆而已。 但是對於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最感到威脅的，則在於圖書、期刊以及其他參考資料缺乏的嚴重情況。我們幾乎有七年之久沒有見到資本主義國家新近出版的圖書和刊物。這一年來就以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來說，雖然訂到幾本關於哲學方面的期刊，但是我們企圖購買的、迫切必需的西文參考書籍竟沒有購到一本。我們從新出版的圖書目錄中明明知道巴克萊、休謨、康德、黑格爾的全集都已經陸續地出了新版本，然而我們僅能依靠三十年以前的舊版本，有時連這些舊版本的書還不易到手。現在關於研究西方哲學問題的一般情況，就是閱讀無書，參考無書，老師們是如此，同學們也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付西方哲學史教學上的需要已經感到棘手，要想在之方面作比較深入的科學研究簡直是不可能的。 四點具體建議 西方哲學史這門科學已經面臨著危機，如果我們不讓它在中國死亡下去，那麼必須迅速地克服這種危機。我們怎樣才能克服這種危機呢？第一，我認為領導這方面工作的同志們必須放棄重「中」輕「外」的思想，必須將這門科學在中國今後的發展前途作全面的考慮，並且徵求這方面中國專家的意見，共同擬定切實可行的計劃。第二，我同意湯用彤先生在科學院的發言，將哲學史的研究據點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如果哲學研究所要想分擔之方面的研究任務，那麼請它設法去發掘潛力，不要企圖用所謂「兼任研究員」的辦法在大學範圍內釜底抽薪。第三，我認為高教部或其他領導機關應努力設法解決購買圖書和期刊的問題。一方面將過去十年來應購的圖書和期刊補充起來，另一方面保證今後有一定的外匯繼續購買西方的圖書和刊物。第四，我認為我們必須羅致全國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同志們，在此之外，我們還須較多地從研究生或助教中培養這方面的新生力量。我向高教部建議，增設綜合大學以內的哲學系不要冒進，要適可而止；中國現有關於研究西方哲學史方面的人材有限，過於分散，對於發展這門科學的事業來說，是無益而有害的。 以上拉拉雜雜地寫了這許多，無非表示我們對於西方哲學史這門科學的發展前途所抱的熱望，其中許許多多的意見都是非常不成熟的，希望同志們多多地指正，更希望愛好這門科學的同志們與我們一起為新中國的哲學史事業而努力。 原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