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洪謙和邏輯經驗論(1)

范岱年　胡文耕　梁存秀 一 1992年2月27日，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維也納學派成員、邏輯經驗論在中國的傳播者洪謙教授溘然長逝了。這對中國哲學界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我們，作為他的晚輩和學生，感到無限悲痛，特謹撰此文，以寄託我們的哀思。 洪謙（Hong Qian，Tscha Hung），又名洪潛，號瘦石，安徽歙縣人，1909年10月21日生於安徽歙縣南鄉三陽坑，父親是殷實富商，經營茶葉出口貿易。在東南大學預科求學時，他在《學衡》上發表一篇有關王陽明的文章，為康有為所賞識。康有為約他到上海天游書院相見，並推薦他去拜梁啓超為師。梁公在眾臣面前面試並收為關門弟子，後又介紹他去日本帝國大學師從陽明學權威宇野哲人。在日本時，研究院助教程衡對他幫助很大，二人成為摯友。因病，半年後即回國。又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預科旁聽一年，梁啓超和助教梁廷燦對他嚴加教導，成為他的恩師和畏友。 1927年，梁啓超推薦他去德國耶拿隨精神哲學家、190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倭鏗（Rudolf C．Eucken，1846—1926）習精神哲學。但在洪謙到達德國時，倭鏗早已逝世。他就在耶拿大學學習物理、數學、哲學，在維恩（W．Wien，1864—1928）處聽物理課，也聽過新康德主義者鮑赫（B．Bauch，1877—1942）和現象學家林克（P．F．Linke，1876—1955）的哲學課。因為賴興巴赫（H．Reichenbach，1891—1953）的兩本有關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書給他的印象極深，遂轉學到柏林大學聽賴興巴赫的課。因為他對哲學有興趣，賴興巴赫建議他去維也納隨石里克（M．Schlick，1882—1936）學習。1928年，洪謙到了維也納，成為石里克的學生。石里克建議他首先扎紮實實地學習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和物理。他聽過漢恩（H．Hahn，1879—1934）的數學課，聽過埃倫哈夫特（F．Ehrenhaft，1879—1952）的物理課。石里克還要他到卡爾納普（R．Carnap，1891—1970）那裡聽數理邏輯，並暫時放棄一些哲學課，只聽石里克的哲學課和魏斯曼（F．Waismann，1896—1959）主持的哲學討論課。後來他也聽過克拉夫特（V．Kraft，1880—1975）的哲學課。（①(2)，pp．261—278） 從1930年開始，洪謙應邀參加每星期四晚上舉行的石里克小組會議，成了維也納學派的正式成員。在石里克小組會議上，除石里克、漢恩、卡爾納普、魏斯曼、克拉夫特外，他還結識了維也納學派的其他成員，如：紐拉特（O．Neurath，1882—1945）、弗朗克（Ph．Frank，1884—1966）、費格爾（H．Feigl，1903—1988）、門格爾（K．Menger）、哥德爾（K．Gödel，1906—1978）、濟塞（E．Zilsel，1891—1944）、考夫曼（F．Kaufmann，1895—1949）、拉達科維奇（Th．Radakovic，1895—1938）、奈德（H．Neider）、蘭德（R．Rand，1903—1983）、布隆斯維克（Brunswich）、亨佩爾（Hempel）等。當時參加過維也納學派會議的還有波蘭的塔爾斯基（A．Tarski，1901—1983）、克韋斯蒂克（Chwistik）、雅斯科夫斯基（Jaskowski）、霍西亞松（Hosiasson）、林登鮑姆（Lindenbaum）；有英國的艾耶爾（A．J．Ayer，1910—1989）、義大利的吉莫納特（Geymonat）、南美的林德曼（A．Lindemann）；以及納格爾（E．Nagel）、賴興巴赫。凱拉（E．Kaila，1890—1958）、蒯因（Quine）也是維也納學派成員，但是洪謙在會議上未和他們見過面。學派中的那些年輕成員，如塞西特（Schöchter）、斯泰因哈特夫人（Frau Steinhart）和霍利切（W．Hollitscher，1911—1986）與洪謙也很友好。尤胡斯（B．von Juhos，1901—1971）與洪謙也相識。學派中的氣氛，據洪謙回憶，是很和諧的，相互之間彬彬有禮，友愛誠懇，但在哲學觀點上相互爭論，毫不客氣。（①，pp．261—278） 1929年，新康德主義者柏格曼（H．Bergmann）的《在現代物理學中圍繞因果律的鬥爭》一書問世，引起了西歐哲學界的激動，因為這本著作激烈地反對物理學中的非決定論。根據石里克的建議，並在他的指導下洪謙以「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問題」為題，撰寫了他的博士論文。論文曾經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海森伯審閱。洪謙在論文中闡述了：「物理學中的因果性概念」、「決定論與非決定論」、「因果性的『本質』」、「因果性與量子力學」、「統計規律和機率規律」、「因果秩序和時間秩序」等問題，洪謙從經驗論的因果觀出發，批判了康德的先驗因果觀以及約定論的因果觀，根據海森伯的測不準關係，指出決定論的因果律在量子力學中失效了。但這種因果律的失效並不意味著因果律在原則上的不可能性。（②，p．58）他進而討論了統計規律和所謂的「機率律」、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範疇，並指出：「在自然中決不存在兩類規律性，而只是存在兩種分布，即因果分布與或然分布。雖然兩者描述自然界中同樣的事實，但只有前者能說明自然『知識』。」（②，p．74）這篇論文從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出發，從哲學的高度探討了因果性問題，這在當時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具有理論和現實的意義。1934年，他榮獲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以後繼續在維也納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石里克和他的師生關係十分親密。他時常到石里克家中歡度節日或會見客人，例如艾耶爾、已移居美國的費格爾、物理學家海森伯和哲學家卡西勒等。 1936年6月22日，石里克被一個患神經病的納粹學生槍殺了。以後，維也納學派實際上已經瓦解。洪謙也於1937年初返回中國。1938年，納粹德國占領奧地利，把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視為「反動哲學」而予以禁止。維也納學派的大部分成員也先後流亡到英、美等國，在英語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 洪謙在1937年初回到北京以後，任清華大學哲學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逃亡西南。1940年至1945年在昆明西南聯大哲學系任教授。抗戰勝利後，從1945年到1947年，在英國牛津新學院任研究員。回國後，1947年至1948年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從1948年到1949年，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在這期間，洪謙先生在清華、西南聯大講授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論，重點講石里克的哲學觀點。同時，洪謙先後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上發表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第15期，1942）、「維也納學派的基本思想」、「維也納學派與現象學派」（第35期，1944）；在《思想與時代叢刊》第四種《科學概論新編》（正中書局，1948）上發表了「科學與哲學」、「維也納學派與現代科學」等文；在《哲學評論》上發表「維也納學派與玄學問題」（8卷3期，1943）、「或然性的邏輯分析」（9卷1期，1944）、「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10卷1期，1946）等文；在《學原》上發表了「康德的先天論和現代科學」（1卷6期，1947）。他又在上述有關維也納學派的文章的基礎上，編寫了《維也納學派哲學》（③）一書，於1945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他又寫了「莫里茲·石里克與現代經驗論」一文，在美國《哲學與現象學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4期（1949年6月）上發表。（①，pp．1—30） 四十年代這十年，可以說是洪謙先生在學術上最活躍、論著最豐碩的十年。正如賀麟先生所說：「惟洪謙先生親炙於石里克最久，具極大的熱忱，幾以宣揚石里克的哲學為終身職志。他所著《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算是比較最親切而有條理地介紹此派思想的書。」（④，p．52）確實，在這些論著中，洪謙介紹了維也納學派的科學觀、哲學觀和科學世界觀，同時發揚分析哲學的批判精神，批判了傳統的形上學、康德的先天論、現象論和精神科學派、馬赫的實證論哲學以及馮友蘭的新理學，也介紹了維也納學派內部的爭論，因而在中國哲學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為邏輯經驗論和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 （1）介紹維也納學派的科學觀、哲學觀和科學的世界觀。洪謙指出，維也納學派認為，哲學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活動。「科學是研究實際真理的學問，哲學則是研究實際真理意義的學問。」（③，p．32）「至於哲學之為研究意義的活動所應用的方法，即是所謂蘇格拉底的語言分析的方法。」（③，p．32）「所謂哲學的問題，就是對於表達與敘述的本質的一種邏輯反省，對於語言與概念的應用的一種邏輯分析。」（③，p．21）「對於確定一個問題之為真為假或有無意義，原則上是以能否說明它的證實方法為標準。」「所以石里克說：『問題的意義就是它的證實方法。』」（③，p．22）「哲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不能超出科學或與科學並列，而是屬於科學範圍內『活動』的一種學問。」（③，p．138）「一種科學的『世界圖景』成為一種哲學的『世界觀』，所必需的不是所謂新的形上學思想的加入，而是我們對於它應有徹底的了解。」「一個哲學家欲建立他的『世界觀』，則非以科學的『世界圖景』為根據不可。哲學不能從它的任意思辨中建立起它的『世紀觀』，它必須從經驗科學中來。」（③，p．139） （2）批判傳統的形上學。石里克將認識（erkennen）與體驗（Erleben）相區分。「一切知識僅在於形式，而不在於內容。」（③，p．107）「知識是以形式構造為對象，體驗則以主客觀世界的一致為對象；知識是科學的基礎，體驗則是生活的方法。」（③，p．27）傳統的形上學的命題是不能證實的，因而無所謂真假，沒有意義，不可能成為知識理論。（③，pp．28—29）但是，維也納學派並不主張取消形上學。石里克說過：「形上學的體系雖不能給我們以實際的知識，但確能給我們以生活上許多理想和精神上許多安慰。所以人稱形上學為概念的詩歌。」（③，p．116）洪謙還指出，在人生哲學方面，「石里克則是一個十足的形上學家」。（③，p．149）他認為，人生是一種「遊藝」，追求「樂趣的感覺」，追求純真的「愛」與天賦的「善」，以接近「青春的境界」。（③，pp．149—154）所以，維也納學派對形上學的批判，並不是要取消形上學，而是要界定它的範圍，益形顯露它的本質。（③，p．183，p．192） （3）批判康德的先天論，提出分析命題綜合命題兩分法。康德認為，有所謂先天綜合判斷，例如歐幾里德幾何學、因果律等，都屬於先天綜合判斷，即一種具有先天性的實際判斷。石里克根據現代數學和物理學的發展，指出數學幾何學的命題是與實際無關係的、具有先天性的分析命題。（③，p．196）而物理幾何和因果律則是綜合命題。歐幾里德幾何與廣義相對論中的實際空間就不一致；因果律在量子力學中已不普遍有效。它們都是不具有先天性的實際的綜合判斷。（③，pp．193—205）所以，不存在先天綜合判斷。 （4）批判馬赫的實證論。洪謙指出，邏輯實證論（或邏輯經驗論）雖然繼承了馬赫的實證論的反形上學的精神，但它與傳統的實證論卻有著根本性的分歧。「第一點，傳統的實證論認為物體的實在，僅為一種『感覺的複合』，它是不能根據抽象的科學概念認識的。邏輯實證論派則認為……哲學上的實在問題的對象，不在於確定物體的實在在感覺之內外，而在於分析關於物體實在的命題之邏輯意義所在：不是什麼是實在或不實在的是哲學的問題，而是假如什麼是實在的，那麼關於這個實在的命題一定具有證實的意義才是一個典型的哲學問題。」（③，p．46）「一切科學的抽象公式因其有經所與試驗的可能性，所以其實在性不亞於能感覺的對象如桌子板凳等等。所以維也納學派中人說：『原子不是一個邏輯的構造』，不是一種『思維的方法』，而是絕對實在的。」（③，p．62） 「第二點，傳統實證論派認為一切科學的命題，並不包含關於實際的真理，科學也不是一種實際真理的體系。科學的主要作用，僅在於『思維的經濟原則』的完成，……但是邏輯實證論……肯定了科學為一種實際的真理體系，哲學不過是將這樣的真理體系內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加以邏輯的說明：就是將它應有的明確意義確定下來，含混的歧義排棄不用。」（③，p．47） 「第三點，傳統的實證論派是否定哲學的一切作用，甚至欲取消它。邏輯實證論則指出哲學確有其偉大的任務和目的，它對於科學概念明確意義的說明，是不亞於科學對於實際真理的發現……此外，……邏輯實證論對於形上學的反對，與傳統實證論微有不同：就是它雖否定形上學在知識理論方面的作用，可不否定它在實際生活方面的意義。」（③，p．47） 第四點，傳統的實證論「僅以心理分析為其方法論的根據，而邏輯經驗主義則把數理邏輯作為哲學分析和論證的主要工具。」（①，p．65） （5）批判現象論和精神科學派。洪謙批判了現象學派胡塞爾（E．Husserl，1859—1938）和謝勒（M．Scheler，1874—1928）的「物的先天論」，認為它是同語反覆的純粹形式法則。（③，pp．172—180）他也批判了狄爾泰（W．Dilthey，1833—1911）、文德爾班（W．Windelband，1848—1915）和李凱爾特（H．Rickert，1863—1936）等人的精神科學（或歷史科學、文化科學）觀。狄爾泰等人認為歷史科學、文化科學、精神科學是在自然科學之外的獨立的科學，是與自然科學相對立的，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知識。洪謙則從維也納學派的統一科學觀出發，認為：「科學之為知識理論的體系，就是一種真理的系統。真理從其本質而言，是統一的整體的聯繫而不可分離的。」（③，p．127）稱精神科學「為自然科學範圍內的一種學科則可」，「認其為一種與自然科學根本不同的，或對立的科學則不可。」（③，p．131） （6）批判馮友蘭的新理學。1943年，馮友蘭在《哲學評論》（八卷一、二兩期）上發表了「新理學在哲學中的地位及其方法」一文，把人類知識分為四種：（i）數學、邏輯，（ii）形上學，（iii）科學，（iv）歷史。他還指出，一切似是而非的傳統的形上學已被「現代批評形上學最有力的維也納學派」「取消」了，但他的只包含形式命題、一片空靈、不肯定實際的新理學，不但沒有被取消，反而它的本質因之「益形顯露」。 洪謙首先不同意馮友蘭把形上學納入實際的知識理論體系（③，p．184），並指出：馮友蘭的形上學命題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有水之所以為水」，在原則上就是一些對於事實無所敘述、無所傳達的「重複敘述的問題」。（③，p．188） 洪謙認為，傳統形上學「雖不能成為一種關於實際的知識理論體系，但在人生哲學方面則具有深厚的意義和特殊的作用」，所以不能加以「取消」。而馮友蘭的形上學，因為是空洞的重言式，在人生哲學方面也無深厚意義，反不如傳統形上學之富有詩意，足以感動人之心情，因而有較大的被「取消」的可能。（③，p．191） 洪謙的這個批評是1944年11月11日在中國哲學會昆明分會第二次討論會上的一個講演，當即引起馮友蘭的答辯。金岳霖、沈有鼎也發言，替馮友蘭解圍。這是邏輯經驗論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的一次公開交鋒，是中國當代哲學史上一場很有趣的辯論。（④，pp．55—56） （7）介紹了維也納學派內部關於知識基礎論的爭論。維也納學派雖然在堅持科學經驗論、語言的邏輯分析和反對傳統形上學等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若干問題上，特別是知識基礎和真理論等問題上，學派內部卻存在著十分激烈的爭論，主要是以石里克、魏斯曼為一方的「右翼」和以紐拉特、漢恩、弗朗克和卡爾納普為一方的「左翼」之間的爭論。洪謙在1949年發表的「莫里茲·石里克與現代經驗論」一文中，評述了石里克與紐拉特、卡爾納普的爭論。紐拉特和卡爾納普把忠實地表征了純粹事實的「原始記錄語句」（如「在某時某地某人看到如此這般」）作為人類知識的絕對確實的基礎。石里克認為：原始記錄語句本身實際上是經驗的，它們同其他各種科學語句一樣具有不確實性。把原始記錄語句從總的科學構架中單獨挑選出來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要想在原始記錄語句中找到科學知識的基礎也是不可能的。他認為，只有觀察者個人所作出的「確證」（Konstatierungen，affirmation）（如「現在這裡是藍色」）才是絕對確實、無可懷疑的。石里克認為：「科學的最終基礎問題就會自動地轉變成知識與實在的堅實聯繫問題。……這些絕對固定的聯繫的特殊面貌，就是確證；它們是僅有的非假說性的綜合命題。」（⑤，pp．386—387）他接著寫道：「但是，無論從哪方面講，也不能把它們看作是科學知識的基礎。知識和它們的接觸僅僅發生於這些稍縱即逝的閃光的場合。知識從這些閃光獲得了營養與力量，而又在這些閃光中消失。這些閃光和燃燒的時刻是絕對必不可少的。所有的知識之光來自它們。哲學家在尋求一切知識的基礎時所實際探求的正是這種光芒的源泉。」（⑤，pp．386—387）洪謙認為，這就是石里克對待原始記錄語句的立場，也是對待「物理主義」的立場。（①，p．26）澳門東亞大學周柏喬先生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蒯因在1951年發表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對卡爾納普的原始記錄語句和還原論作了批判，而洪謙在1949年介紹的石里克的思想，實是「這個想法的先驅者」。（⑥） 在這裡，我們想把洪謙的《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和艾耶爾的《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作個對比。二者都是以向本國讀者介紹維也納學派的邏輯經驗論為宗旨。但前者是向缺乏分析哲學傳統的東方中國作介紹；後者是向有經驗論和分析哲學傳統的英語國家作介紹。前者比較忠實與全面；後者更多地闡述作者自己的觀點。前者自1945年出版以後，長期未能再版，直至四十多年後的1989年才得以再版，並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3)；後者自1936年出版以後，一再重印、再版，至今不僅是英語世界中一本暢銷的基本哲學讀物，而且已譯成多種文字（包括1981年出版的中文版），在全世界流傳。由於傳統和社會環境的差異，二者的命運是多麼不同啊！ 三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洪謙正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主任。1951年受陸志韋之聘請，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後，改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兼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直到1965年。此後，他仍任北大教授併兼任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 從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洪謙沒有發表什麼著作和文章。1957年3月，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他與教研室同仁們聯合編寫的《哲學史簡編》（⑦）出版了。本書以不大的篇幅，把西方的哲學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和中國的哲學史作了簡明系統的介紹，突出了哲學史上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成為當時廣泛流傳的一本哲學史的通俗讀物和基本教材。同年6月他又發表「應該重視西方哲學史的研究」（⑧）一文，建議領導「放棄重『中』輕『外』的思想」，強調了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重要性，不應當簡單地把現代西方哲學的「一些主要學派作為『一種帝國主義時代腐敗、反動透頂的東西』排斥於研究領域之外」，他在寫到這一點的時候，肯定是想到維也納學派的。他還提出了補充西方的圖書、期刊和培養新生力量的建議。同年，他還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了「康德的星雲假說的哲學意義——讀《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的一些理解」一文（⑨），指出這個假說實際上是牛頓力學與笛卡爾的發展觀點的調和。在同年第3期《哲學研究》，洪謙發表了「介紹馬赫的哲學思想」一文。該文考察了馬赫的《力學發展史》、《感覺的分析》、《認識和謬誤》三部著作，介紹了（1）馬赫的生平及其影響，（2）馬赫哲學觀點形成的基礎，（3）馬赫的要素一元論，（4）因果關係還是函數關係，（5）思維經濟原則，和（6）唯意志論，對馬赫的哲學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系統和實事求是的評述，肯定了他的科學貢獻，指出了他的哲學的巨大影響，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①，pp．165—202）洪謙在該文的開頭就指出：1895年維也納大學為馬赫設立的「歸納科學的哲學」講座（1902年由玻爾茨曼、1922年由石里克擔任），是形成當代邏輯實證論的歷史基礎。（①，p．165） 1958年3月，洪謙又在《光明日報》的「哲學」副刊上發表了「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評介」一文。文章一開始就指出了休謨的純粹經驗論和懷疑主義對近代哲學的發展具有巨大影響，是馬赫主義、實用主義、邏輯實證論的理論基礎之一。然後對《人類理解研究》一書作了簡明中肯的評述（⑩）。 1957年夏天到1958年，中國大陸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和所謂的「教育革命」，「雙百」方針帶來的自由爭鳴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洪謙的思想從此沉入苦悶之中，情緒極為低落。在北京大學校黨委書記江隆基的幫助下度過了「反右」這道關。 在以後的二十年中，為了培養哲學系的學生，為了給學生提供系統的西方哲學史的原始資料，洪謙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編輯和翻譯工作中去了，但他始終堅持閱讀國外的哲學期刊和文獻，追蹤著邏輯經驗論和分析哲學的新發展。 在洪謙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出版了一整套《西方古典哲學原著選輯》：《古希臘羅馬哲學》於195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61年以後，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61年以後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八世紀法國哲學》，196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196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歐洲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哲學》尚在編譯過程之中。因為洪謙先生一貫提倡，學西方哲學一定要學好外文，精讀原著，掌握第一手材料，而當時學生很難得到外文原著，只好用這套《原著選輯》來取代。這套選輯最先是用作北大哲學系學生學習的參考資料，以後經過補充修訂，於1957年後，陸續出版，成為我國廣大哲學工作者的基本學習資料。 六十年代初，洪謙又主編了《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初版）。其中收集了當代西方哲學中九個主要流派，即意志主義、實證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直覺主義、實用主義、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新托馬斯主義的二十三個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成為我國研究當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參考材料。近年來，洪謙又主編了此書的修訂本，改名《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增加了現象學、結構主義和詮釋學三個流派，把邏輯經驗論擴展為分析哲學（內含邏輯實在論、邏輯經驗論、整體論、語言分析哲學、批判理性主義、歷史社會學派共六個流派）。代表人物由23個增加到49個，分兩卷出版。在1991年底，他剛剛看畢清樣，遺憾的是，此書尚未正式出版，他就與世長辭了。 「文革」期間，洪謙也逃脫不了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遭受批判、抄家等厄運。後來，可能是由於國外的一些維也納學派成員、一些國際知名的哲學家寫信給中國政府領導人，對洪謙的安全表示關注，當時領導北大的工、軍宣隊才只讓洪謙等老專家定時參加學習，未讓他們下鄉到「五七」幹校鍛煉改造。197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安排洪謙、唐鉞、宗白華等共同選譯馬赫的《感覺的分析》中與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有關的部分，作為學習參考之用。1975年，在商務印書館作為節譯本出版。該節譯本譯成之後，洪謙和唐鉞根據翻譯時對《感覺的分析》的理解，寫了一個較詳細的「譯者前言」；但是，當時北大哲學系領導人鑒於他們寫的前言不合「四人幫」所謂的「黨性」原則，著人將其修改，實際上是重新寫了一篇前言。「文革」以後，洪謙根據讀者的要求，與唐鉞、梁志學（即梁存秀）合作，將全書翻譯出版，並去掉了節譯本的「前言」。此書於1986年在商務印書館作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出版。（⑪） 當回顧從1949年以來的三十年時，洪謙先生常遺憾地對我們說：「缺乏必要的研究資料，沒有自由討論的學術環境，缺乏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三十年中我沒有做多少研究工作，許多時間都白白浪費了。」 四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意識形態領域也一度比較寬鬆。洪謙在最近十多年，又重新煥發了他學術研究的青春。從七十年代末直到他1992年逝世，洪謙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併兼任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直到1987年）。從1979年起，他還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會委員。他也曾兼任英國牛津大學客座研究員（1980、1982、1984）和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授（1986）。他還是中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1981—1992）、中英暑期哲學學院名譽院長（1987—1992）。1984年，他又榮獲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榮譽哲學博士。 在這一時期，洪謙積極開展了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除了經常會見來訪的外國哲學家外，他還多次出國訪問。1980年，他參加了在奧地利舉行的第五次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並訪問了維也納大學和牛津大學王后學院。1982年他到維也納參加國際石里克—紐拉特哲學討論會，並訪問了英國牛津大學三一學院。1984年他又訪問了英國牛津大學王后學院併到維也納大學接受榮譽哲學博士學位。1986年他應邀到日本東京大學哲學系進行學術訪問，作報告、座談，活動十分緊張，但他感到十分愉快。1988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了有大陸、台灣、香港、澳門的中國學者共同參加的首次「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討論會」，隨後又到香港大學作學術訪問。1991年秋，他本擬應邀再度赴香港作學術訪問，但因護照過期，來不及重辦，決定推遲到1992年成行。焉知他在1992年初就一病不起，再也不能進行這次學術訪問了。 這十多年，可以說是繼四十年代以後洪先生學術成果最豐碩的第二個高峰期，為了系統介紹邏輯經驗論，特別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發展變化，洪謙教授主編出版了《邏輯經驗主義》兩卷本，上卷於1982年出版，下卷於1984年出版，1989年又以合訂本出版。（⑫）在這個譯文集中，洪先生根據維也納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特別是著眼於六十年代以來所討論的主要問題，進行選譯，並把這些問題分為五個大類：（1）哲學的語意分析，（2）邏輯和語言，（3）因果問題和機率性，（4）心—身問題，（5）倫理學問題。在編譯過程中，為了收集資料，他得到了在世的維也納學派成員和朋友費格爾、亨佩爾、烏爾默（K．Ulmer）、施太格繆勒（W．Stegmüller，1923—1991）、內斯（A．Ness）、克拉夫特夫人、石里克夫人的幫助，亨佩爾和施太格繆勒還對選題提了補充意見，從而使這一文集的選材具有很高的水準。順便提一下，在洪謙的關心與指導下，他的學生陳維杭已於七十年代末翻譯了石里克的《自然哲學》一書。此書於1984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 在新形勢下，洪謙長期被壓抑的創作熱情煥發出來了。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文章有：「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觀感」（《哲學研究》1980年第2期），「克拉夫特哲學簡述」（《現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述評》，三聯書店，1980），「維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第五屆國際維特根斯坦討論會論文集》，維也納，1981年），「歐行哲學見聞」（《現代外國哲學論集》，三聯書店，1981年），「莫里茲·石里克和邏輯經驗論」（《格拉茨哲學研究》（Vol．16/17，1982），「談談馬赫」（《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論確證」（荷蘭《綜合》，1985年第3期，中譯文載《哲學研究》1986年第4期），「關於邏輯經驗主義——我個人的見解」，在日本東京大學哲學系的講演，中譯文載《哲學譯叢》1987年第5期），「邏輯經驗主義概述」（《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1987年），「『哲學家馬赫』譯後記」（《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第1期），「艾耶爾和維也納學派」（載美國《在世哲學家叢書》第21卷《A．J．艾耶爾的哲學》一書，L．E．Hahn編，即將出版），「關於邏輯經驗主義的幾個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第1期），《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89年），「評石里克的《哲學諸問題及其相互關聯》」（英國《理性》雜誌，1989年第6期），「悼念費格爾」（《哲學研究》1989年第2期），「悼念艾耶爾」（《哲學研究》1989年第10期）。以上文章，除「莫里茲·石里克和邏輯經驗論」一文外，全部收入洪謙的《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⑬），這是洪先生的學生高宣揚主編的「西方文化叢書」的第十七卷，由香港三聯書店在1990年出版。在這之後，洪先生還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艾耶爾和邏輯經驗主義」（⑭），發表在《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上，另一篇「魯道夫·卡爾納普」（⑮），是1991年為紀念卡爾納普誕辰100周年而作，將發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上。 他在上述著作中主要論述了下述問題： （1）介紹維也納學派的歷史淵源、它在三十年代的興起和在世界傳播的條件。 洪謙認為，維也納學派之所以在奧地利興起，它的歷史淵源主要是：（i）經驗論傳統，從英國的洛克、休謨到法國的孔德，以及奧地利的F．布倫坦諾和其學派（包含B．波爾察諾、A．邁農、A．馬爾蒂、E．胡塞爾等）到馬赫的實證論；（①，pp．31—32，pp．47—48）（ii）現代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即相對論的創立和量子物理學的新發展；（①，p．64）（iii）邏輯演算的確立：弗雷格（G．Frege）的《算學的基礎》（1884）之開始受到重視，羅素和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1910—1913）的出版；（iv）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1918）和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1922）的影響。洪謙指出：「沒有這些理論作為其思想基礎和方法論基礎，則任何形式的新實證主義或新經驗主義，無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邏輯經驗主義，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①，p．64） 維也納學派所掀起的這個哲學運動之所以能在30年代的歐洲迅速發展起來並向英美傳播，洪謙認為，這「主要應歸因於以賴興巴赫為首的『柏林學派』的呼應和波蘭的華沙學派的聲援」。（①，p．64）他還特彆強調了華沙學派的塔爾斯基對維也納學派，尤其是對卡爾納普的影響。（①，p．269）「在英國，艾耶爾、魏斯曼以及維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學活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①，p．64）在美國，卡爾納普、弗朗克和費格爾等人繼續宣揚和發展邏輯經驗主義的基本觀點，同時並將它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操作主義和自然主義聯繫起來。」（①，p．64） （2）介紹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並評述他們的哲學觀點。 （i）石里克：石里克是維也納學派的奠基人，也是洪謙的恩師。洪謙在這一時期，寫了四篇論文專門介紹評述石里克及其哲學觀點。他除了再次闡述他四十年代論著中的觀點以外，還著重論述了維特根斯坦對石里克的影響以及他們二人的哲學差別，（①，pp．87—98）深化了關於「確證」、知識基礎和真理論的討論，（①，pp．99—112）並探討了石里克關於心物問題的一元論觀點，即所謂精神與神經同一論。對於石里克來說，「物理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不是兩個獨立的實在序列，而是同一個實在的兩種類型的概念—構造。」但洪謙對這一觀點持保留態度。（①，pp．161—162；⑬，pp．198—201） （ii）卡爾納普：卡爾納普是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是哲學中的「偉大的形式化家」。從1928年起，洪謙在維也納聽過他的數理邏輯課。參加了他主持的關於羅素的《數學哲學導論》和弗雷格的《算學的基礎》的討論課，並建立了私人的友誼和交往。一直到「文革」前夕，他們仍保持書信聯繫。1991年，是卡爾納普的一百周年誕辰，洪謙寫了《魯道夫·卡爾納普》一文，而這也是洪先生的最後一篇學術論文。文章簡要敘述了卡爾納普的生平，談到了弗雷格、羅素、塔爾斯基對他的巨大影響，介紹了卡爾納普早期的構造論、邏輯句法理論以及後來的語義學理論，介紹了他在美國時研究的機率論和歸納邏輯。洪謙還指出卡爾納普在政治上和維也納學派多數成員一樣，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反對專制獨裁，反對種族歧視，主張社會平等，民主自由。」（⑮）他反對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也曾去南美某國營救一位受政治迫害的黑人哲學家。（⑮） （iii）艾耶爾：為紀念艾耶爾的七十壽辰（1990年），洪謙於1988年寫了「艾耶爾和維也納學派」（①，pp．113—114）一文。以後，為了悼念艾耶爾逝世（1989），洪謙又寫了「悼念艾耶爾」（①，pp．226—229）與「艾耶爾和邏輯實證主義」。（⑭）在這幾篇文章中，洪謙介紹了艾耶爾的生平，並指出他是一個「反偶像論者」，他力圖把劍橋的語言分析學派的觀點和維也納學派的觀點相結合，寫出了《語言、真理和邏輯》這一部把邏輯實證論介紹到英語世界的名著。艾耶爾對石里克的證實原則持批評態度，並在卡爾納普的確認原則的影響下，提出了證實原則的兩層性，主張放棄「強的證實性原則」，而單純以「弱的證實原則」作為檢驗命題真假的標準。可是艾耶爾的這個嘗試卻被丘奇（A．Church）所駁倒。（①，pp．117—120）在反形上學問題上，艾耶爾把石里克與馬赫相等同，並說形上學和文學都是「胡說」（talk nonsense），對此，洪謙表示了不同意見。 在「知識基礎」和真理問題上，艾耶爾先對石里克的「確證命題」持反對態度。但後來又改變了這種態度。他也反對真理的融貫論，而贊成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論。至於精神—身體問題，艾耶爾既不同意石里克的心物平行論，也不同意紐拉特、卡爾納普的物理主義，而趨向於回到英國的經驗論。（⑭，pp．65—67） （iv）費格爾：費格爾是石里克最寵愛的學生之一，維也納學派早期成員，1930年去美國，是該學派成員中移居美國最早的一個。洪謙曾在石里克的寓所中見過他。1988年費格爾逝世，洪謙在「悼念費格爾」一文（①，pp．221—224）中指出：「在美國期間，費格爾首先和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哲學學派如實用主義、操作主義和行為學派從某些方面或問題取得聯繫，結成聯盟，以期減少對於這個從西歐輸入的哲學運動的『生疏感』。」（①，pp．221—222）洪謙在論述了費格爾在美國傳播邏輯實證論的貢獻之後，又指出：「費格爾最喜愛的哲學問題，是心—身問題。……費格爾從科學新成就出發以及應用邏輯的分析方法論，竭盡畢生精力，提出他的『精神和身體的同一論』。」在這個問題上，費格爾和石里克是比較一致的。但洪謙並不十分贊同。1988年胡文耕在寫《信息、腦與意識》一書時，曾向洪謙先生求教。洪先生即把他珍藏的費格爾的《「心的」與「物的」》（The 「Mental」and the 「Physical」）（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67年修訂版）借給他作參考。胡文耕對心—身問題的見解，有別於費格爾的觀點。在他的文章中，對費格爾的「精神—身體同一論」有所批評，對此，洪先生表示滿意，並予以鼓勵。 （v）克拉夫特：克拉夫特也是維也納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洪謙在維也納大學時，和林德曼一起聽過他的課多年，以後，洪謙同他保持頻繁的書信來往。1980年，洪謙發表了「克拉夫特哲學簡述」（①，pp．79—86），指出，克拉夫特的哲學觀點，與其說是邏輯實證論的，不如說是批判理性主義的。文章在簡略地介紹了克拉夫特的生平、學術著作之後，評述了克拉夫特的「經驗理性主義」、「演繹經驗主義」、「構成實在論」和「理性的自然主義」。洪謙還著重指出，克拉夫特晚年致力於維也納學派的「復興事業」。 （vi）紐拉特：洪謙雖然沒有專文評介紐拉特，但他在東京的講演中，有一節專門評介紐拉特。其中指出：紐拉特「性格幽默，精力充沛，善於行動，頭腦里永遠充滿著思想和計劃。沒有他的非凡的組織才能，就沒有維也納學派，沒有馬赫學會，沒有世界性的統一科學運動，就不會有在布拉格、哥尼斯堡、哥本哈根、巴黎和劍橋關於科學哲學的一系列國際會議。就我所知，維也納學派的基點：《科學觀叢書》和《統一科學》的小冊子也是經由紐拉特的組織才得以出版的。1938年後，紐拉特接管了《認識》雜誌，並改名為《統一科學雜誌》，我可以說，沒有紐拉特，就沒有邏輯實證主義在那個時期的國際性傳播和發展」。（①，p．42）洪謙接著指出：「紐拉特不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實踐家，還是一位富於創見的理論家，一位當代西方知名的哲學家。他與卡爾納普一起提出和發展了物理主義和統一科學的理論。紐拉特的物理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唯物主義——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外乎物理對象和物理事件。……物理學語言能夠為全部經驗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服務。」「紐拉特的物理主義還主張，那些以精神術語表達的假說只有當它們能被翻譯成物理語言時，才能成為經驗的假說。」（①，pp．42—43）但是，洪謙也指出：「對物理主義嚴格而明確的表述，人們是在卡爾納普那裡找到的。石里克和卡爾納普對紐拉特在哲學命題及其論證上缺乏嚴格性和準確性都深感遺憾。」（①，p．43） （vii）此外，1984年，洪謙在和應邀到北京大學講學的奧地利R．哈勒教授的談話中，還介紹了他對維也納學派的其他成員，如：魏斯曼、考夫曼、哥德爾、拉達科維奇、弗朗克、濟塞、尤胡斯、霍利切等人的印象。這些都已記載在哈勒所寫的「洪謙教授訪問記」中，是有關維也納學派的可貴史料。（①，pp．261—278） （3）對批判的回應。近幾十年來，邏輯經驗論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判，有的甚至宣稱：「邏輯實證主義死了。」對於這些批判和論斷，洪謙也作出了他的回應。 （i）對波普爾的批評的回應。批判理性主義者波普爾曾宣稱，作已置邏輯實證主義於死地。1988年，洪謙在東京的講演中，對此作出了回應：「一位像世界馳名的哲學家波普爾把『對邏輯實證主義的謀殺』引為自豪，這在哲學史上確是罕見的。但是我相信，波普爾的謀殺實際上沒有得逞。」這是因為波普爾的武器證偽理論並不銳利。「自然規律的普遍命題……既不能通過某個或某些基本命題得到證實，也不能被它們所證偽。……在科學命題的可確定感性中，可證實性和可證偽性只能作為特例來看待。」（①，pp．43—44）這裡，順便要提到，洪謙過去並不認識波普爾。只是在1980年訪問英國時和他會見，友好地交談了三小時，並沒有展開面對面的爭論。（①，p．258） （ii）對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的批評的回應。從60年代開始，美國的歷史社會學派庫恩、費耶阿本德等人代表了從科學史角度研究科學哲學的趨向，對邏輯實證論展開了批判，有巨大的影響。但洪謙對此評價不高。他在「歐行哲學見聞」中寫道：「庫恩（Th．S．Kuhn）和費耶阿本德（P．Feyerabend）等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潮，以我所知，不僅在牛津、劍橋，就是在英國其他地方的哲學界都不大受歡迎，而且有人認為『這種思潮在一定的意義下是對科學哲學研究的一種倒退』。」（①，p．257）洪先生有一次對梁存秀說，邏輯經驗論者為了分析科學的結構，儘量把問題簡化，仍有巨大的困難。歷史社會學派把社會、歷史、文化等因素都聯繫起來考慮，更難以分析澄清了。洪先生似乎認為，分析方法與歷史方法是一種互斥互補的關係。儘管如此，洪謙主編的《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還是把歷史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的文章選入，列在分析哲學部分之內。 （iii）對蒯因的批評的回應。洪謙對整體論者蒯因對邏輯經驗論的批判比較重視。他主編的《邏輯經驗主義》（譯文集）就收集了蒯因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作為「附錄」。（⑫，pp．673—679）對於蒯因批判還原論教條，洪謙是贊同的。他曾指出：「紐拉特和卡爾納普提出的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統一科學運動和當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是矛盾的。其主要矛盾之點在於把生物學還原為物理學和化學，把心理學還原為神經生理學，兩者最後還原為物理學的困難方面，雖然科學界對於它們之間未來的還原可能性並不完全否定，但是認為這種還原可能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對這個統一科學運動威脅尤大的是突現進化論（theory of emergent evolution）的發展。依據這種理論，生命或心靈都有其特種的新的實在形式，這種形式是不能從任何自然規律和科學理論中推演出來或預測到的。……因此，很久以來，多數邏輯經驗主義者已經把這個統一科學運動看作是一種歷史的現象了。」（①，p．73） 但是，對於蒯因反對分析—綜合兩分法這個教條，洪謙是不贊同的。他寫道：「邏輯經驗主義者自詡根據『分析—綜合』的兩分法解決了實證主義哲學的難題，同時還把它當作「徹底經驗主義」的思想基礎。但是，懷特（M．White）和蒯因（W．Quine）對這種兩分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對此，卡爾納普、費格爾和魏斯曼堅決表示不能同意，並加以辯駁和否定。的確，這一點是邏輯經驗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否則，它的整個思想體系就會動搖了。」（①，p．69） （4）關於邏輯經驗論的現狀。洪謙不同意邏輯經驗主義已經死了。他1986年在東京的講演中的估價是：「今天，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已不像五十年前那樣時興了，然而人們不能否認它仍是現代西方哲學中一個有影響的學派。」（①，p．31）他接著指出： 「自然，在今天，那樣一種邏輯經驗主義運動的中心（如五十年前以石里克為首在維也納，或三十七年以前以卡爾納普和賴興巴赫為首在洛杉磯，或其後以費格爾為首在明尼蘇達）已不復存在了。然而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觀卻依然活躍於當代西方國家的許多哲學派別中，例如，英國：艾耶爾在倫敦，麥吉尼斯（B．F．McGuiness）和蒯因頓（A．Quinton）在牛津；美國：費格爾在明尼蘇達，亨佩爾在普林斯頓；奧地利：哈勒在格拉茨，維恩加登在薩爾茨堡；聯邦德國：施太格繆勒在慕尼黑；義大利：吉莫納特在都靈；挪威：內斯在奧斯陸；荷蘭：穆德（H．L．Mulder）在阿姆斯特丹；等等。」（①，p．44） 洪謙也指出了邏輯經驗論近幾十年來的巨大發展和變革，「主要在於如下方面：意義概念的提出，從句法分析轉向語義分析的過渡，可證實性定義的改變，可能性概念的提出和歸納邏輯的建立，對物理主義和統一科學理論的保留和疏遠，還有對於經驗主義的調整、限定和修正。」（①，p．45） 洪謙還指出，近年來，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們費格爾、亨佩爾、克拉夫特、艾耶爾等編輯出版了《精確科學叢書》，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1974）的英譯本就是其中的一冊。穆德、科恩（R．S．Cohen）和麥吉尼斯主編的《維也納學派叢書》，已出版了近二十本維也納學派主要成員，以及馬赫和玻爾茨曼的著作的英譯本。哈勒和麥吉尼斯等還計劃出版一種名為《回到石里克》的叢書。有人談到「當前是維也納學派和邏輯經驗主義復興的時代」，洪謙認為這是有一定根據的。 但是，洪謙也看到了維也納學派和分析哲學的一大弱點。1981年，他在「歐行哲學見聞」中指出：「毋庸諱言，當代分析哲學的多數流派，從維也納學派開始，就沒有足夠重視倫理學，就沒有把倫理學擺在哲學中應有的地位。……的確如人們指出的那樣，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既應有其完整的理論哲學部分，也應有其完整的實踐哲學部分。例如，康德哲學有其三大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此，無怪乎羅素曾經慨乎言之，『邏輯實證主義這類哲學，嚴格說來，沒有哲學，僅有方法論』。」（①，pp．247—248） （5）對基礎論和真理論的思考。從洪謙近十多年來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思考最多的問題還是知識基礎問題和真理問題。洪謙在「論確證」（①，pp．99—111）和「評石里克的《哲學諸問題及其相互關聯》」等文章中，在批判了卡爾納普、紐拉特等的原始記錄語句和還原論之後，也批評了石里克把「確證」作為知識的基礎。洪謙指出：「石里克的確證或觀察陳述都是比陳述更加赤裸裸得多的經驗，與其說它屬於邏輯和語法的領域，不如說屬於心理學的領域。一切關於它的『絕對確定性』的說法都只能從心理學方面，而不是從邏輯語法方面去理解。」（①，p．105）「石里克試圖在確鑿無疑的經驗和不證自明的感知中為科學找到一個牢固的基礎，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心理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對此他自己早年也曾嚴厲批評過，我也認為它是根本錯誤的。確鑿無疑的經驗和不證自明的感知顯然都是十分主觀的，心理上的，正像石里克本人也曾實際上主張過的一樣。」（①，p．106）既然原始記錄語句和確證都不能作為知識的基礎，那麼，洪謙先生自己的觀點究竟怎樣呢？他沒有明說。在他逝世前臥病的時候，周柏喬寄給他一篇文章「洪謙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學見解」⑥指出：「洪教授的評論提醒了經驗主義者不要隨意浪費精力去尋找知識的基礎，因為這可能不是他們的任務。」（⑥，p．2）洪謙先生看了，十分高興，認為周柏喬把握了他的思想。在范岱年、胡文耕去醫院看望他時，他一再談到這一點，並表示他是反基礎論的，並說在這方面他還有幾篇文章好寫，而且基本上已構思好了。希望病好後立即動筆。令人萬分遺憾的是，他竟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使他未能把這幾篇文章寫出來。在真理論方面，洪謙先生認為石里克正當地指責紐拉特和卡爾納普的真理貫融論（這個理論把經驗真理的標準僅僅建立在記錄句子的相容性的基礎之上）背離了經驗論，同時又被迫回到了約定論。然而，他的真理符合論，即把與實在（實為「感覺材料」）的一致當作真理的基礎的理論，是否會導致「唯我論和感覺經驗論呢」？（①，p．161）看來，對於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邏輯經驗論者至今沒有取得一致、明確的意見。 洪謙教授近十多年的工作，受到國際哲學界高度的評價。在1984年授予他維也納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時，馬特爾院長盛讚他「在哲學上，尤其在維也納學派哲學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英國哲學期刊《理性》認為當今沒有幾個哲學家比洪謙教授更有資格評論石里克的著作（1989年6月號第105頁）。《在世哲學家叢書》第21卷《艾耶爾的哲學》一書主編L．E．漢恩在1991年11月1日給洪先生的信中，談到洪謙為該書寫的文章，是這部書的一個強項。東京大學認為洪謙對邏輯實證主義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都有深刻的認識。洪謙逝世後，英國《泰晤士報》、《衛報》、《獨立報》都及時發表了長篇訃告。這些都表明了洪謙在國際哲學界的巨大聲望。 五 洪謙先生終生獻身於學術工作，致力於邏輯經驗論哲學的研究和發揚。他的儀表寧靜安詳，學風嚴謹紮實。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筆耕言教，培養和影響了中國大陸兩三代哲學工作者，為分析哲學和邏輯經驗論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為人謙虛謹慎。他最喜歡的格言是：「我知我無所知」（蘇格拉底），所以他孜孜不倦地、永無止境地進行著探索研究。他本來十分崇拜石里克。後來他讀到了石里克的「箴言」：「追隨別人的人，大多依賴別人」，就更注意獨立的思考和發揚批判精神，並以此來教育後人。1989年秋，北京大學領導要慶祝他的八十壽辰，被他婉言謝絕了。他不喜歡形式主義的排場和不切實際的頌揚。他喜歡的是嚴肅認真而又自由活潑的學術討論。在他逝世前不久，港澳的學者告訴他準備出一卷紀念他八十五壽辰的論文集，他欣然同意了，並著手考慮推薦論文集的作者。遺憾的是，他現在已不再能夠指導並參加這個論文集的寫作，不能親自看到這個文集的出版了。 美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維也納學派叢書》的編委、洪謙先生生前的好友R．S．科恩（Cohen）在他的「辯證唯物論與卡爾納普的邏輯經驗論」一文中，比較了辯證唯物論與邏輯經驗論，指出二者有基本的共同點，就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它們都拒絕超自然的說明和種種先驗的學說，都希望依靠科學和理性，建立一個合理、美好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但它們也各有所長：辯證唯物論重視對人類社會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重視變革社會的實踐，而邏輯經驗論奠基於研究自然秩序的物理理論，重視靜態的、形式的邏輯推理。二者都是當代思潮的重要部分，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啟迪。（⑯）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學哲學有較大的發展，特別是對波普爾、拉卡托斯的批判理性主義和庫恩、費耶阿本德的歷史社會學派介紹較多，影響較大，而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傳統的基礎性的邏輯經驗論學說及其公認觀點，則重視研究不夠。人們常說，搞科學哲學研究，你可以反對邏輯經驗論，但不能忽視邏輯經驗論。認真地批判地研究邏輯經驗論，發展我國的科學哲學，這可能是對洪謙先生最恰當的紀念吧。 參考文獻 ①洪謙：《邏輯經驗主義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 ②Tscha Hung，Das Kausalproblem in der heutigen Physik（Dissertation），維也納大學，列印稿，1934。 ③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 ④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勝利出版公司，1945年。 ⑤M．Schlick，Philosophical Papers，Vol．II（1925—1939），Dordrecht，Reidel，1979． ⑥周柏喬：「洪謙教授的三篇文章和他的哲學見解」，《哲學研究》，1992年第4期。 ⑦洪潛、任華、汪子嵩、張世英、陳修齋、朱伯崑：《哲學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⑧洪謙：「應該重視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人民日報》1957年6月7日第7版。 ⑨洪謙：「康德的星雲假說的哲學意義——讀《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的一些理解」，《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 ⑩洪潛：「休謨的《人類理解研究》評介」，《光明日報》，1958年3月9日第6版。 ⑪馬赫：《感覺的分析》，洪謙、唐鉞、梁志學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⑫洪謙主編：《邏輯經驗主義》（譯文集），商務印書館，1989年。 ⑬Tscha Hung，「Moritz Schlick und der logische Empirismus」，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Vol．16/17，1982． ⑭洪謙：「艾耶爾和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 ⑮洪謙：「魯道夫·卡爾納普」，手稿，1991年。 ⑯R．S．Cohen，「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arnap's Logical Empiricism」，載P．A．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Open Court Pub．Co．，1963，pp．99—158． 原載《自然辯證法通訊》 1992年第3期 ———————————————————— (1)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洪師母何玉貞女士向我們介紹了不少情況，借給我們洪先生的若干文稿。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作者注 (2) 書名代碼，書名見文末的「參考文獻」，下同。 (3) 據台灣東吳大學高宣揚教授的來信，台灣學術界也準備出版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