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邏輯經驗主義 · 關於邏輯經驗主義的幾個問題(1)

一、歷史背景 從哲學史來說，經驗論的發源地是英國。它的創始人是洛克、巴克萊和休謨。後來法國出現了一種極端形式的經驗論，即孔德的實證主義。這樣，就有人曾經提出那麼一個問題：何以邏輯經驗主義或者邏輯實證主義不產生於英國或法國，而產生於素為康德的先驗主義和費希特、謝林及黑格爾思辨哲學支配的德語國家奧地利呢？這是為什麼？換句話說，它的歷史背景如何？ 這是一個關於現代西方哲學發展史的問題。現在，我打算概括地講講這個問題。當時奧地利的哲學趨勢雖然深受康德的先驗主義和德國的思辨哲學的影響，但是同時也存在一種與之對立的經驗實在論和反形上學的思潮。這種思潮的創始者是F．布倫坦諾和他的學派（B．波爾察諾、A．邁農、A．馬爾蒂和E．胡塞爾等）。它不僅控制當時的哲學局面，同時在國際上也有其影響。例如英國分析哲學創始人B．羅素和G．E．穆爾曾經多次引證布倫坦諾和邁農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論。一直到今天，關於心的哲學（philosophy of mind）的研究還經常談到布倫坦諾和邁農的觀點。 但是奧地利這種特有的經驗論思想的發展，則應歸功於恩斯特·馬赫。馬赫式實證論的根本思想，有人說來自巴克萊，這是不正確的。說它來自休謨，在理論上是對的，但事實並不是如此。馬赫的實證論的基本觀點是在赫爾巴特的數學心理學、費希納的心理物理學和利希騰貝格的「它思」（it thinks）影響之下，通過科學研究和自我探索才形成的。關於這一點，馬赫本人在《感覺的分析》中已經說得一清二楚了。 不過從馬赫的實證論到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論，還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維也納學派雖然接受馬赫的反形上學觀點，但馬赫的科學觀和維也納學派提出的「科學世界觀」（die wissenschaflische Weltauffassung）卻不是一致的。因為馬赫過分強調觀察和實驗在科學原理中的重要性，因而完全忽視了數學和邏輯在科學結構中的積極作用。科學遠不止如馬赫所說的那種，是「對感性觀察記錄作出的經濟描述」，而是一種對自然現象作出的「假設演繹系統」。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康德要比馬赫高明得多。康德認為科學的觀察不完全是被動的；為了對感性觀察作出普遍性的論斷，則必須對它作出大量的精神方面的活動，確切地說，必須對感性觀察在數學和邏輯方面作出大量的細緻加工工作。 從1907年開始，維也納大學的青年科學家，如H．漢恩、P．弗朗克、R．米塞斯和O．紐拉特，為了繼承和發展奧地利這個特有的經驗論傳統，組織了一個研究小組。其目的是以馬赫的反形上學為出發點，採取法國科學哲學家A．萊伊的反機械論，H．彭加勒的約定論，以及P．杜恆的整體主義（holism）理論，相應地改造馬赫的實證論的經驗論。奧地利著名哲學家R．哈勒稱它為「第一個維也納學派」。1922年之後，以石里克為首，有R．卡爾納普、F．魏斯曼、H．費格爾、V．克拉夫特、K．門格爾、G．哥德爾等人參加的「石里克小組」，就是在「第一個維也納學派」基礎之上建立的。「石里克小組」是維也納學派的中心，維也納學派則是馬赫學會的中心。但是，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吞併之後，維也納學派也好，馬赫學會也好，都被視為「非法組織」而禁止了。隨著卡爾納普、紐拉特、弗朗克、費格爾、魏斯曼、門格爾等人先後逃亡英國、美國，這個當時分析哲學運動的中心就從維也納轉向芝加哥、洛杉磯、明尼蘇達、劍橋和牛津了。雖然當前的邏輯經驗論的影響遠不如30年代或40年代那樣廣泛，但也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已經「死亡」，因為它的基本思想和問題仍然為有關的分析哲學家繼續而深入地發展下去，這是有目共睹的。 二、關於維特根斯坦 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對維也納學派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於有人說：《邏輯哲學論》是它的「聖經」，甚至於說：「維也納學派哲學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這就不免言過其實。我現在用事實說明這一點。首先從石里克講起。石里克對維特根斯坦是非常崇敬的，甚至達到這樣的地步：我在維也納時期的同學A．那瑟（挪威著名哲學家）對我說，石里克對維特根斯坦的崇拜失去了理智，簡直被「迷住」了。卡爾納普在自傳中也有那麼一點看法。我認為這些看法是不夠全面的。無可懷疑，《邏輯哲學論》有些論斷的確可以「迷住」石里克。例如關於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兩分法，這個經驗論者一直感到棘手的問題，就被《邏輯哲學論》中的幾條論斷一語道破了：「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在任何可能條件下不失其為真的」，它實質上是一種「重言式」（tautology），不具有任何實際內容。再如，關於科學和哲學的區別問題：「科學是求真理的學問」，「哲學則是求意義的學問」，《邏輯哲學論》也給出了明確的答覆：「哲學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活動」，「哲學是對思想作出邏輯的闡明」。更重要的是，石里克把維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可證實性原則作為檢驗命題有無意義的標準，並進而指出在綜合命題和分析命題之外，還有第三種命題，即所謂形上學命題。上述種種問題在《邏輯哲學論》出版之前，石里克在他的《普通認識論》（1918）中早就提出來了，並從認識論方面加以闡述。但是對於這些論點的一種嚴格而明確的哲學表述，我們卻是在《邏輯哲學論》中才初次見到的。 然而，這僅僅是石里克和維特根斯坦關係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邏輯哲學論》中有些論點就沒有能夠「迷住」石里克。例如邏輯原子論，圖像說，高超事物（higher things）存在論，先驗主義的倫理觀和美學觀等。其中尤其在倫理學方面，他們處於對立的地位。石里克在他的《倫理學問題》（1930）中曾經提出：倫理命題不僅毫無先驗的性質，而且是如心理學或社會學那樣的一門科學。 維也納學派主要成員中，魏斯曼是受維特根斯坦影響最深的。他和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時期關係最密切，來往最頻繁。魏斯曼本人也以闡明《邏輯哲學論》的論題，並使其系統化為己任，寫有《邏輯、語言、哲學》和《數學思想導論》兩部著作。後一部於1936年就出版了；前一部因得不到維特根斯坦的同意，雖然多次易稿，仍只能在維特根斯坦死後多年才由R．哈爾以《語言哲學原理》（1965）為標題出版。魏斯曼在石里克小組中除了主持《邏輯哲學論》的宣讀和講解之外，還將他和維特根斯坦的多次談話記錄，名之為「論題」（Thesen）傳達到石里克小組中來。我還記得，每次魏斯曼傳達維特根斯坦的這些或那些「Thesen」之時，總是引起激烈的爭辯，有時尖銳到這樣的地步，致使石里克不得不宣布散會。卡爾納普在其《自傳》（見希爾普：《卡爾納普的哲學》，1963）中也說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對維也納學派的影響很大，但不能因此就說：「維也納學派哲學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從他個人來說，他不否認維特根斯坦對他的影響僅次於羅素和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對卡爾納普的影響和石里克有類似之點，但也有不同之點。類似之點即他們都認為，數學和邏輯如維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是以詞項（term）的結構為基礎而與實際無關的重言式體系；都認為許多哲學命題，尤其是傳統的形上學命題，都是一些無意義的命題，即無真假可言的「偽命題」（pseudo-proposition）。他們的不同之點則在於石里克和維特根斯坦關於哲學和科學任務的區別問題。這樣的問題對卡爾納普來說根本不存在，因為卡爾納普企圖根本取消「哲學」這個概念，代之以「科學邏輯」或「統一科學」或「物理主義」。然而《邏輯哲學論》中提出的形上學問題的產生應該歸咎於「濫用語言」和「違背邏輯」這一點，倒給卡爾納普以很大的影響，他宣稱形上學命題或問題的構成既然歸咎於「濫用語言」和「違背邏輯」，那麼我們構造（construct）一種以形式化的符號語言為基礎的「理想語言」（ideal language），則形上學的一切疑難或問題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不料卡爾納普這個關於「理想語言」論點竟引起他和維特根斯坦之間的重大分歧。維特根斯坦對此不僅表示懷疑，而且提出反對意見。雖然維特根斯坦本人在《邏輯哲學論》中也多次講到關於語言的陳述（statement about language），陳述的邏輯結構以及語言和世界的關係，但他堅決否定我們能有意義地（meaningful）用語言方式談論語言，語言結構以及它和世界的關係。這些語言現象只待它自己顯示出來，我們別無他法，只能對之保持沉默。然而卡爾納普對維特根斯坦這個語言的神秘思想則表示反對。他提出關於語言功能的主要基礎在於語言的結構模式（structure pattern），不在於語言的物質條件如書寫體或印刷體等等。卡爾納普指出，我們應用不同的幾何學的結構模式，可以構成不同的幾何學。他的名著《語言的邏輯句法》就是為闡明這一觀點而寫的。就是他後來從句法分析到語義分析的轉變，也是他這種「元語言」基本觀點的進一步發展。 維也納學派的組織者，主要成員之一的紐拉特對維特根斯坦的態度和石里克相反。他儘量使維也納學派的科學世界觀和維特根斯坦保持距離。他在小組討論中不斷攻擊《邏輯哲學論》的基本思想，從邏輯原子主義、元語言、不可說和顯示的神秘主義，直至哲學對命題的邏輯闡明活動等等。紐拉特可以說是維特根斯坦的敵手。他提出維特根斯坦是典型的形上學家，通過語言的思辨劃分了可說和不可說的界限。這種界限，紐拉特認為就是科學和形上學的界限，是典型的形上學的表現。在紐拉特看來，《邏輯哲學論》不僅如石里克所說的那樣促使哲學新的「轉變」，而是在某些問題上使哲學脫離了科學而向傳統的方向「逆轉」。 三、經驗論基本問題 在石里克小組的會議上，討論得最熱鬧的，除了《邏輯哲學論》之外，就數關於「知識基礎」的問題了。在這兩種討論中，人們稱為維也納學派「右翼」（以石里克和魏斯曼為代表）和「左翼」（以紐拉特、漢恩、弗朗克和卡爾納普為代表）的雙方的對立立場充分表現出來。 邏輯實證論的主要論題，是一切有關實在的陳述原則上必須通過觀察命題的檢驗。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一種陳述有其實際的內容，或者是一種科學假說，那麼對它們的認識內容只是在那個前提之下才能被我們確定下來。如果有的陳述或句子根本不能滿足這樣的條件，我們不能說它們是錯誤的，應該說它們對於實際一無所說，因而談不上有無認識的內容或意義，這類陳述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綜合的，而是我們前面講到的「偽陳述」（peseudo statement），是形上學的陳述或問題。 但是，我們在區別了這三種不同的命題之後，又碰到關於經驗知識更重要的問題，即用來檢驗科學理論的基本觀察命題是不是需要通過觀察經驗再加以檢驗呢？這就是關於「知識基礎」的基本問題之所在，也就是石里克的「基礎論」和紐拉特的「反基礎論」的根本分歧之點。這個分歧作為問題來說不僅引起當時國際哲學界的廣泛注意，就是在當前也仍然為人們所關注。 現在我概括地講講。這個問題還得從石里克講起。石里克在他的《知識的基礎》（Das Fundament der Erkenntnis）一文中，既肯定了有一種觀察命題，——它既不需要繼續檢驗，也不能繼續檢驗，——同時也肯定知識原則上有其堅固的基礎。他稱這樣的觀察命題為「確證」（Konstatierungen，affirmation）。石里克對於紐拉特和卡爾納普把記錄句子（protocol sentences）當作科學的基礎的看法則是，記錄句子無疑是一切科學知識的起始，但由於它的假設的特性，不可能成為知識的穩固基礎。石里克強調科學中只有確證這樣的觀察命題才具有其確定性，才不是假設。它和分析命題有相同之處，即了解了其意義，同時也就了解其真假，所不同的是，分析命題根本沒有關於實在的內容，然而確證這類觀察命題不僅有其關於實在的內容，而且還有其確定性，它把這二者聯繫起來了。 恰恰相反，紐拉特則強調「記錄命題」才具有構成科學基礎的資格；一切科學理論體系都是在這類觀察命題基礎之上構成的，它根本不如石里克所說那樣，具有確定不變的特性，它在原則上是假設性的，隨時隨地可以修改的。一切科學知識都是一些假設，科學是一個假設的系統，所以既需要繼續檢驗，也能夠繼續檢驗。紐拉特認為石里克提出「確證」的確定性和「實在一致性」，實際上是形而上的空談，應該從科學領域中排除出去。 紐拉特對他的「反基礎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我們尋找穩固的經驗知識，好像一個船長，他只能在公海上修繕發生故障的船隻，無須也不可能每次都拖到船塢中去，拆散下來，再用更好的材料重新建造」。紐拉特這個比喻指出，知識的基礎並不是如波普爾所說的為在泥沙之中的支柱所支持，而是漂浮在水面之上，換句話說，根本沒有所謂知識基礎這種東西。他的這種激進的觀點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論上的根據，這個根據來自杜恆的整體論的基本思想。這種思想後來為美國著名哲學家W．V．O蒯因所接受，並提出了對這個論題的說法，這個說法，我們可以這樣表述：我們的觀察材料不能用來單個地檢驗科學假設，這些材料只能檢驗我們科學假設的整個體系的全體。這個論題一般被稱為杜恆——蒯因論題。其實，它應該稱為杜恆—紐拉特—蒯因論題。因為紐拉特在其「反斯賓格勒論」（1921）一文中早就提了出來，並加以闡述。不過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蒯因為什麼欣賞紐拉特那個比喻，並用之作為他的《詞與對象》（Word and Object，1969）一書的卷首箴言。 石里克對紐拉特這種整體論的思想，則提出了責難。他說：知識基礎的問題歸根到底是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並指出紐拉特或卡爾納普不把這個標準看作「命題和實在比較」，而看作命題與其相關的理論體系或命題之間的比較，這是如英國哲學家所謂真理貫融論的觀點，這種觀點的目標不在於命題和實在的一致性，而在於命題之間的融協性（一致性）。石里克強調，如果這樣的真理標準有其原則可能性的話，那麼我們也能把神話看成為科學的假設。但是，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把結構嚴謹的神話和科學相提並論吧？因此，石里克斷言，紐拉特或卡爾納普的真理觀完全脫離了經驗主義而轉向彭加勒、H．丁格勒和A．S．愛丁頓的約定論（conventionalism）。 四、邏輯經驗論的今昔 邏輯經驗論這個分析哲學運動已經有了六十多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時間裡，它經歷了許多的演變，其面目從有些角度來看和維也納學派時期有著顯著的不同。這種演變說明了邏輯經驗論既沒有僵化，也沒有成為教條，而是隨著科學發展和時代要求繼續向前邁進。我現在簡單地講講這個問題。 首先要講的是關於意義與證實的關係問題。這問題從維也納學派開始就是邏輯經驗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石里克有句名言：「命題的意義就是它的證實方法。」但是石里克這個可證實性的論題早在三十年代就為卡爾納普提出的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取而代之了。根據卡爾納普和艾耶爾的說法，如果石里克這個意義標準切實可行的話，那麼不僅僅形上學被排除了，就連作為對自然現象的基本假設的自然規律也在被排除之列，因為兩者都根本沒有為直接經驗直接檢驗的可能性。我們知道石里克這樣的論斷，是受了維特根斯坦的影響而作出的。維特根斯坦提出，命題意義依存於基本命題真值的函項（true-function）。然而這種論題就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命題，因為從自然規律來說它是一種以無限多的命題為基礎的全稱命題（all-proposition），根本不能和某領域之內有限真值的函項相對應（equivalent）。卡爾納普因而指出，對於命題的觀察的檢驗只能以確認（confirmation）的標準來衡量，根本談不上什麼可證實性。卡爾納普也以同樣的理由排除波普爾的可證偽性原則，並把證實和證偽看作檢驗命題特徵過程中的特殊事例（special cases）。卡爾納普的可確認性代替了可證實性及其對立的可證偽的論點，是為科學哲學家普遍接受的。 其次，我想講一講邏輯經驗論若干基本概念的意義問題，綜合命題和分析命題的二分法（dichotomy）是邏輯經驗論的基本論點之一。然而蒯因竟稱其為「經驗主義」的教條之一。蒯因宣稱，規定命題或句子的分析性（analyticity）需要意義詞中間的同義性（synonymy）為其前提，但是這個前提除了再用分析性為其特徵之外，無法作出其他明確的解釋。蒯因這個對二分法的批評，並沒有使卡爾納普、魏斯曼、費格爾等人所接受。例如卡爾納普在其《意義公設》一文中說，分析性概念在形式化符號語言中，通過語義規則，並制定意義詞中間的協合關係，就能建立。魏斯曼在《分析與綜合》一文中更明確地指出：例如關於測定度量命題可以按照其不同標準（例如攝氏溫度計和華氏溫度計）邏輯地互相翻譯。魏斯曼提出根據定義和符號規則邏輯地規定為真的命題和在實在基礎之上規定為真的命題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這裡沒有什麼「教條」可言。至於費格爾對此的反對意見，我就不談了。 蒯因所謂經驗主義的第二個「教條」，則是邏輯經驗論者稱為經驗檢驗特徵之一的還原論（reductionism）。這一點蒯因的確說到了要害。卡爾納普的構成論（constitutionism）和物理主義都是以這還原論為理論基礎的。但是蒯因似乎沒有注意到卡爾納普自己在其名著《檢驗性和意義》以及《世界的邏輯構造》新版前言中，對於這一缺點，已作了批評性的闡述和修正。他提出素質觀念（the conception of disposition），例如，溶解、彈性等概念，雖然可以還原為觀察命題，但不能以觀察命題為根據對它們加以定義；他還說，通過還原的活動，只能指出它們的性質，但不能說明其性質。因此，蒯因對還原論的指摘，雖然在理論上有可取之處，但對卡爾納普來說，似乎有點無的放矢。 最後簡單地談一下邏輯經驗論或邏輯實證論是實證論還是實在論的問題。一般地說，人們講到邏輯經驗論就聯想到馬赫主義，把它們等量齊觀。不僅在社會主義國家如此，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甚至在邏輯實證論者內部也有人有這樣看法。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錯誤的。邏輯經驗論者雖然重視感覺經驗，認為它是科學知識和日常生活常識的起始和基礎，但不認為在感覺經驗之外，就無其他客觀事物和知識可言。例如拿石里克來說吧，他曾指明我們要區別兩種根本不同的命題，一種是關於知覺的陳述，這種陳述不是別的，就是描述眼前狀態和我的身體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就是當時的知覺情況（perception state）。另一種是與知覺有關的客觀實在，如房子、桌子、樹林等等。因此，感覺論者如馬赫不區別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題，把後者與前者合二為一，所以說物體和精神，物理的和心理的都是感覺的複合或要素的複合，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也是引起實在論爭論的偽問題（pseudo-problem）原因之所在，是必須加以澄清的。 卡爾納普一開始把心理語言或者物理語言看作科學的基礎語言或普遍語言，但是後來放棄了這種觀點，認為不僅是物理或心理的，就是在它們之外的抽象理論概念和數學語言，都能成為知識論的基本對象。當然卡爾納普這種轉變是從句法分析到語義分析，從形式結構轉向到物的語言所引起的。卡爾納普曾經說過，在科學中理論的概念和感覺的概念一樣，都是在科學理論結構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對於卡爾納普這樣重大的轉變，人們都說他的哲學觀點疏遠了實證主義而走向了實在論。 費格爾從始至終堅持他的批判實在論的立場，一貫和實證論相對立。他關於物理—心理的學說，就是為他的觀點從心物同一論方面作出的論證。艾耶爾在他的《經驗知識的基礎》，特別是以後的《知識問題》一書中，也注重物體（material thing）的假定以及它和感性材料在各種不同條件下的差異性的研究，以及外在世界、歷史過去和非我精神生活的研究，這也表明他對感覺主義有所懷疑而向實在論方向尋找出路了。 我講的就是這些，請先生們批評指正。 原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第1期 ———————————————————— (1) 本文是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研討會」上的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