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 · 二　於政治至關重要的激情

我對政治理論的探討將從這個主題開始，因為我認為當代大多數關於政治和政治理論的討論都沒有充分考慮心理因素。經濟現象、人口統計數據、憲政組織等都已被詳盡地闡述，要知道朝鮮戰爭爆發時韓國有多少人、朝鮮又有多少人毫不困難。如果你查對了書，你就能確定雙方的人均收入是多少，軍隊規模有多大。可是，如果你想知道一個朝鮮人究竟是怎樣的人，一個朝鮮人和一個韓國人之間是否存在什麼明顯區別；想知道他們各自的人生追求，有什麼不滿、希望或者恐懼；概括來講，就是「支撐他們的動力」究竟是什麼，那麼你就算翻遍工具書也是枉然。所以，你無法看出韓國人是熱烈歡迎聯合國機構的到來，還是寧願跟北方的親人統一。你也猜不出他們是否願意放棄土地改革來換取投票權，在一些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政客中選出領導人。這樣的問題一再被身居遙遠首都的政要們忽略，令人失望。如果政治要變得科學一點，如果不想讓事情常常出乎人們意料，我們的政治學思考必須要更加深入地洞察人類行為的源頭。飢餓對於人們的口號究竟有多大影響？兩者的效力將如何隨著你飲食中的卡路里上下波動？如果一個人給你民主，另一個人給你一袋糧食，那麼餓到什麼程度你才會選擇糧食而不是選舉權？這樣的問題幾乎無人問津。不過，讓我們暫且忘了朝鮮人，探討一下人類吧。 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受欲望或者衝動驅使的。一些極為熱心的道德家提出了一種徹頭徹尾的謬論，說為了責任和道德原則而抵制欲望是可能做到的。我稱此為謬論，並不是因為從來沒有人是出於責任感行事，而是因為除非此人渴望做個盡職盡責的人，否則責任對他毫無影響。如果你想要知道人們會做什麼，那麼你必須不僅知道（或者主要是知道）他們的物質條件，還要知道他們的整個欲望體系及其相對優勢。 有些欲望儘管非常強大，通常卻並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多數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渴望結婚，但一般說來，他們不必採取任何政治行動就可以實現。當然也有例外，強擄薩賓婦女(1)這個例子剛好能說明問題。開發澳大利亞北部的進程曾一度嚴重受阻，就因為本該好好幹活的一幫男人血氣方剛，受不了沒有女伴的光棍生活。不過，這類例子並不常見，男女之情一般對政治沒有多大影響。 具有政治意義的願望可以分為兩組：首要的和次要的。前者包括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處和衣服。當這些東西變得非常匱乏時，人們為了獲取它們會竭盡全力或者不惜一切代價地訴諸暴力。據研究早期人類社會歷史的學生們說，基於四個彼此獨立的因素，阿拉伯半島的旱災使得百姓如潮水一般湧入周邊地區，並帶去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影響。其中最後一個因素就是伊斯蘭教的興起。日耳曼部落從俄國南部逐漸擴張到英格蘭，又從那裡去了舊金山，也是出於類似動機。無疑，對食物的渴望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主要起因之一。 而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有一些欲望可以說是需索無度的，永遠也不可能完全滿足，即使進了天堂里也不會罷手。蟒蛇飽食一餐後會睡覺，等到需要再次進食時才會醒過來。大部分人類並不像這樣。阿拉伯人本來過著吃幾個椰棗就能果腹的簡樸生活，可是當他們獲得了東羅馬帝國的財富，住進無比奢華的宮殿時，並沒有因為以前的節儉習慣就變得束手束腳。飢餓不再是一個動機，因為只要他們稍稍點個頭，希臘奴隸就立刻會端上精緻的菜餚。讓他們活躍起來的欲望，具體說來有四種，我們可以稱為貪得無厭、爭強好勝、虛榮心和權欲心。 我想，貪得無厭這樣一種動機，即希望儘可能占有更多物品或者物品的所有權，其源頭是恐懼與對生活必需品的渴望交織在一起的某種東西。我曾經遇到過兩個來自愛沙尼亞的小姑娘，她們差點兒在一場大饑荒中餓死。住進我家之後，她們原本不應為食物發愁，可是她們一有空就去鄰居的田裡偷土豆，然後貯存起來。洛克菲勒幼年時過過窮日子，成年後仍然維持節儉的生活。同樣，坐在拜占庭絲質長沙發椅上的阿拉伯酋長也不會忘記沙漠，即便他們擁有的財富已經遠遠超過了生理需求的內容。然而，不管心理學怎麼解讀貪得無厭，誰也不能否認它是重要動機之一，特別是對於有權勢者而言，正如我前面所說，它是永無止境的動機之一。無論你擁有多少，你總是希望獲得更多。滿足就像是個夢，永遠讓人可望而不可及。 儘管貪得無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動力，但是在征服飢餓之後還剩餘的動機中，它卻絕非最強大的一個。爭強好勝是一個更強有力的動機。在伊斯蘭世界的歷史上，各個朝代一再發生慘劇，因為蘇丹不同妻妾生下的兒子們各執己見，從而引發內戰，導致生靈塗炭。類似事情在現代歐洲也時有發生。英國政府極為不智地准許德國皇帝(2)出席斯皮特海德的海軍檢閱儀式，這時候皇帝腦子裡冒出來的想法並不是我們想要他有的那種，而是「我一定得擁有一支海軍，和外祖母的一樣棒」。我們此後的一切麻煩都來自這個想法。如果人們總是貪得無厭甚於爭強好勝，那麼大家的日子會比現在好過一點。可事實是，很多人只要能確保完全毀滅自己的對手，哪怕自己陷入窮困也樂意。因而有了今天的稅制。 虛榮心也是一種威力巨大的動機。經常和兒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孩子是如何一邊不停地做著怪動作，一邊說「看我的」。「看我的」是人們內心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它可以表現為無數種形式，從逗人一樂到追求身後的不朽聲名。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有位不受重視的王子，在他奄奄一息之際，牧師問他這輩子有什麼要懺悔的。「是的，」他說，「是有這麼件事。有一次皇帝和教皇同時來訪，我把他們領到我家的塔頂去看風景，可是我錯過了把他們一齊推下去的機會。要是這麼幹了，我就會名垂青史。」至於牧師是否免除了他的罪，歷史沒有相關記載。虛榮的麻煩之一在於，它會隨著獲得的滿足而不停增長。人們談論你越多，你就越希望被人談論。被判死刑的殺人犯在獲准觀看有關其案件的新聞報道時，如果發現哪家報道得不夠翔實，就會大為惱怒。而且，報道此案的報刊越多，他對不夠翔實的那家的惱怒就越甚。政客和文人也是一樣。他們越是有名，有關他們的新聞報道就越難令他們滿足。下至3歲小孩，上至皺皺眉頭世界就要為之顫抖的君王，虛榮心對於整個人類生活的影響怎麼描述都不算過分。人類甚至大不敬地認為神也有這樣的欲望，並想像著神也渴望不斷被人讚美。 可是，儘管我們已經探討過的各種動機影響巨大，還有一種動機比它們更甚。我指的是權欲心。權欲和虛榮一脈相承，但並不是一回事。虛榮心需要榮耀去滿足，沒有權力而有榮耀是很容易做到的。在美國最為榮耀的人是電影明星，可是聲名狼籍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3)一下子就把他們打回了原形。在英國，國王比首相更為尊貴，可是首相比國王更有實權。很多人寧願榮耀加身而不是權力在握，可是若論對重大事件的影響力，總體說來，他們遠不如那些更看重權力而不是榮耀的人。1814年，布呂歇爾(4)看到拿破崙的皇宮後說：「他莫非是個大傻瓜，擁有了這一切還不夠，還想要莫斯科！」拿破崙肯定不會沒有虛榮心，如果不得不二選一的話，他更願意要權力。這種選擇在布呂歇爾看來很愚蠢。權力與虛榮一樣，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只有無所不能的權力才能完全滿足它。事實上，精力旺盛的人尤其容易染上這種惡習，權欲的偶爾實現與權欲發生的頻率完全不成比例。確實，到目前為止，權欲心是大人物最強大的人生動力。 擁有權力越久，權欲心就會越甚；芝麻小權如此，專制君權亦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幸福日子裡，富家女子可以僕從成群，她們於家庭事務上行使權力所得到的樂趣會隨著年紀穩步增加。貴族政權也是這樣，隨著當權者不斷體會到權力賦予的快樂，他們會變得越來越專橫。凌駕他人的權力會在強迫他人做不願做的事情時得到彰顯，因而權欲薰心的人更願意把痛苦加之於人，而不是允許人們得到快樂。如果你以某個正當理由向你的老闆請假，拒絕你比答應你更能讓他感覺自己大權在握。如果你申請建築許可證，顯然說「不」比說「行」更能讓管事的小官員感到愉悅。正是這類情形使得權欲心變成了如此危險的一種動機。 但是，權欲心也有可取之處。我認為，對知識的追求主要是受權欲的驅使，於是才有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政治上也是如此，改革者可能與暴君有著同樣的權欲。對權欲作為一個動機全盤否定是完全錯誤的。這種動機會引導你做出有益之事或有害之事，取決於社會制度以及你的個人能力。如果這個人擁有理論能力或者實踐能力，那麼他會對知識或者技術有所貢獻，一般說來，他的行為會是有益的。如果你是個政治家，那麼你可能會受到權欲的驅使，但通常權欲心會融入你想成就某件大事的願望中，出於某種原因，你更喜歡這種現狀。比如像阿爾西比亞德斯(5)這樣的名將可能並不在意為誰打仗，而大多數的將軍更願意為祖國效力。可見，除了權欲之外，還有其他動機。政客可能是牆頭草，總是哪邊選民多就站在哪邊，但大多數政客會在兩黨中有所偏向，並使自己的權欲心服從這一選擇。在形形色色的人身上會看到近乎純粹的權欲心。一類是善於把握機遇的軍人，拿破崙就是個完美的例子。我認為，拿破崙選擇法國而非科西嘉並不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偏好，可是如果他選擇在科西嘉稱帝，他就不會成為一代偉人，像他假裝自己是法國人之後那樣功業煊赫。(6)然而，這類人物算不上無懈可擊的例子，因為他們也從虛榮之中獲取了巨大的滿足。最好的例子非幕後操縱者莫屬——這類掌權者一向藏在帝王寶座的背後，不為人知。「這些傀儡哪裡知道究竟是誰在幕後發號施令啊！」只要一想到這些，他們就暗自沾沾自喜。霍爾斯坦男爵，從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著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種對權力的迷戀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住在貧民窟里，從不在上流社會露面；對皇帝也避而不見，唯有一次實在拗不過皇帝的再三請求才見了；他婉拒宮廷活動的一切邀請，理由是沒有去這種場合的禮服。可是，他刺探到的秘密使他能夠脅迫總理大臣以及皇帝的許多近臣。他要挾這些人並不是為了獲取財富、名聲，或者其他任何顯而易見的好處，而僅僅是為了迫使國家的外交政策如他所願。東方國家裡，這樣的人在宦官當中並不少見。 現在，我來談談其他動機，儘管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沒有我們已經探討過的動機那麼重要，但仍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首先是追求刺激。人類比動物優越之處表現在他們會感到厭倦，儘管在觀察動物園裡的猿類時，我有時會想它們或許也有這種厭倦情緒的萌芽。無論如何，經驗還是證明了擺脫厭倦是幾乎所有人類真正的強烈欲望之一。當白人最初和某個未開化的野蠻民族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向後者提供了各種恩惠，從福音書的教誨到南瓜餅。然而令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大多數野蠻人接受這一切的時候無動於衷。在我們帶給他們的禮物當中，他們真正看重的是醉人的烈酒，這些酒讓他們平生第一次在短暫瞬間產生了幻覺，感覺活著比死了好。紅種印第安人在還沒有受到白人影響時，就學會了抽白人的菸斗，他們抽起來不像我們這般平靜，而是一通狂吸，竟至昏了過去。當尼古丁造成的刺激消失後，一位愛國演說家就會鼓動他們去攻擊鄰近的一個部落，這麼做給他們帶來的快樂，就像我們（這一點因脾性而異）從賽馬或者大選中獲得的那種快樂。賭博的快樂幾乎完全來自追求刺激。於克神父(7)如此描寫冬天聚集在長城上的中國商人：豪賭，直至輸光所有現金，然後輸光所有貨物，最後輸光全身衣服，赤身裸體，凍死街頭。我認為，文明人和原始的紅種印第安人一樣，主要都是追求刺激，正是這種心理使得老百姓在戰爭爆發時一片鼓掌歡呼；這種感覺和看足球賽的感覺完全一樣，只不過其後果有時候要稍稍嚴重一些。 要確定追求刺激的心理根源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傾向於認為我們的心智構造是與人類靠狩獵為生的階段相適應的。那時候，一個男人帶著非常原始的武器，花上整整一天去追蹤一頭鹿，希望飽餐一頓，然後在傍晚成功地把死鹿拖回自己的洞穴，帶著疲倦心滿意足地躺下。他的妻子收拾鹿肉，燒熟；他昏昏欲睡，骨頭酸痛；肉香充溢著他意識的每個角落。最終，在一頓飽餐之後，他酣然入睡。在這樣一種生活當中，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感到厭倦。可是當他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並讓妻子乾田里的一切重活以後，他便有時間顧及人生的虛榮，編創出種種神話和哲學體系，夢想來世會永遠在瓦爾哈拉(8)捕獵野豬。我們的心智構造是適合重體力勞動的生活方式的。年輕時，我總是在假日裡徒步旅行，一天走25英里，夜幕降臨時我不需要任何東西幫我擺脫厭倦，因為坐下來的喜悅已經足夠了。但現代生活不可能按照這些需要耗費體力的方式進行。大量的工作都是坐著乾的，絕大部分體力活只活動幾塊特定的肌肉。當倫敦人聚集在特拉法加廣場，對政府決定讓他們去送死的聲明長時間高聲歡呼時，如果那天他們都走了25英里的話，他們就不會有這番舉動。可惜，這種醫治好戰症的方法是不現實的，如果人類想要生存下去——也許這並不是他們想要的——就必須找到其他方式，以獲得一條無害的途徑去發泄富餘的體力，後者正是導致他們去追求刺激的罪魁。在這件事上，無論是道德家還是社會改革家都考慮得太少了。社會改革家認為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慮，而道德家對所有允許存在的發泄追求刺激的欲望的途徑都極為擔心，不過他們真正關心的是罪惡。如果我們可以相信自己耳朵的話，舞廳、電影院、這個爵士樂時代，無不是通向地獄的入口，我們最好在家閉門思過。我發現自己無法完全認同發出這些警告的那些正人君子。魔鬼有很多形式，有的旨在欺騙年輕人，有的旨在欺騙年長者和嚴肅的人。如果是魔鬼在誘惑年輕人耽於享樂，難道不會是同一個魔鬼在勸說老人譴責年輕人享樂嗎？譴責難道不會是一種只適合於老年人的刺激形式嗎？難道它不會是一種毒品，像鴉片一樣，需要不斷加大劑量才能產生想要的效果？從譴責電影院的邪惡開始，我們被一步步引導去譴責對立的政黨、南歐佬、義大利佬、亞洲佬，簡而言之，除了自己所在團體的成員之外的每個人，這難道不讓人害怕嗎？當這樣的譴責散布開來，戰爭就會爆發。我還從來沒聽說過哪個戰爭是從舞廳開始的。 追求刺激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它的許多形式都是極具破壞性的。在沉溺於酒精或者賭博的人那裡，它是毀滅性的。當它以暴民暴亂的形式出現時，它是毀滅性的。尤其是當它引發戰爭時，它是具有毀滅性的。尋求刺激是如此強烈的一種需要，如果身邊沒有無害的發泄途徑，那它一定會找到這類有害的途徑來發泄。現在，只要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體育運動和政治活動中就能找到一些無害的發泄途徑。可是這些還不夠，尤其是政治活動，它最具刺激性，危害也最大。文明生活已經完全馴化了，如果要使之穩定，就必須為我們遠祖從狩獵中得到滿足的那種衝動提供無害的發泄途徑。在人少兔多的澳大利亞，我看見老百姓熟練地屠殺了幾千隻兔子，他們用這種原始的方式來滿足原始的衝動。但是在倫敦或紐約，人多兔少，必須找到別的方式來滿足原始的衝動。我覺得，每座大城市都應該有人造瀑布，使人們可以乘坐不結實的獨木舟從瀑布上衝下來；還應該有一些游泳池，裡面布滿了機械鯊魚。一旦發現誰鼓吹打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就應該判他每天跟這些製作逼真的怪物共處2個小時。更重要的是，應該把體罰作為對追求刺激的一種具有建設性的發泄途徑。在這個世界上，沒什麼能比靈光乍現的發現或者發明更讓人興奮，能夠經歷這樣時刻的人比我們有時候以為的要多得多。 有兩種緊密聯繫的激情與許多其他的政治動機交織在一起，很遺憾，這兩種激情就是恐懼和仇恨，而且很容易在人身上產生。我們恨自己懼怕的東西是很正常的，而我們恨的東西通常（但並不總是如此）又會讓我們懼怕。我認為這可能在原始社會很常見：那時候的人對任何不熟悉的東西都會又怕又恨。他們有自己的部落，最初規模很小。在一個部落內，除非有某種特定理由引起的敵意，否則所有人都是朋友。其他部落的人都是潛在的或者已經交惡的敵人，如果某個敵人無意中迷了路，誤闖了進來，就會被殺。他們會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是避開一個外來部落，還是對其動武。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本能反應今天仍然受這樣一種原始機制的支配，一個從來沒有遊歷過的人看到外國人，就像野蠻人看到其他部落的人一樣。可是遊歷過的人或者研究過國際政治的人會發現，如果自己的族群想要欣欣向榮，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和其他族群聯合。如果你是個英國人，有人對你說「法國人是你的兄弟」，那麼你的第一反應會是「胡說八道，他們愛聳肩，說法語。我甚至聽說他們吃青蛙」。如果這個人向你解釋說，我們和俄國人可能必有一戰，若是這樣，我們得守住萊茵河防線(9)，要想守住萊茵河防線，就離不開法國人的幫助，這時候你才會開始明白他說的「法國人是你的兄弟」到底是什麼意思。可是，如果某個旅伴接著說，俄國人也是你的兄弟，那麼他就很難說服你，除非他能證明火星人就快打過來了。誰恨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愛誰，如果沒有敵人，我們幾乎沒誰可以愛了。 不過，這一切只適用於人們對待他人的態度。你或許以土地為敵，因為它吝於向人類提供糧食；你或許視大自然母親為敵人，把人類生活想像成與大自然的抗爭。若是人們如此看待生活，全人類的團結合作就會很容易實現。想讓人們形成這樣的生活理念並非難事，只要學校、報紙和政客能以此為己任。可是，學校灌輸愛國主義，報紙煽動人們的情緒，政客一心只想贏得連任。因而這三者誰都無法將人類從自相殘殺中解救出來。 對付恐懼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減少外部危險，一種是培養斯多葛學派式的承受力。只要不必立即採取行動，我們就可以通過轉移對導致我們恐懼的事物的注意力來增強這種承受力。戰勝恐懼極為重要。恐懼本身是有辱人格的，它很容易演變成一種不能自拔，引發對所怕事物的仇恨，進而導致過度的殘忍。沒有什麼比安全更有利於人類了。如果可以建立一個國際體系來驅除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就可以極大極快地提高人們的日常精神狀態。當前，恐懼籠罩世界。原子彈和細菌彈，無論是在共產主義分子還是資本主義者手中，都令華盛頓和克利姆林宮心驚膽戰，同時也將人類一步步逼向深淵。要改善現狀，第一步，也是關鍵一步，就是得找到消除恐懼的辦法。當今世界陷入了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導致衝突的一個顯見的原因就是想讓己方的意識形態壓倒對方的意識形態。我認為，此處的基本動機和意識形態並無太大關係。意識形態無非是一種把人們劃為不同集團的手段，其間產生的激情與敵對集團之間表現出的那些激情不過是同一種東西。……假如俄國人依然信奉希臘東正教，假如他們實行議會制，假如他們有完全自由的新聞媒體，每天辱罵我們，可是只要他們仍然擁有現在這般強大的軍事力量，只要我們覺得他們懷有敵意，還是會仇恨他們。當然，信仰上的互相厭惡是確實存在的，這也會引發敵意。但我認為這是群體情緒的一個組成部分：持有不同神學觀點的人會有些怪異，任何奇怪的東西都必定是危險的。實際上，意識形態一致是人們形成群體的途徑之一，而且心理上也會大同小異，儘管這個群體可能已經形成。 你可能覺得我只討論了壞動機，或者充其量從倫理角度講是中性的動機。我想，通常而言，恐怕這些動機要比較為利他的動機更強大，但我並不否認利他動機的存在，可能偶爾還發揮了作用。19世紀早期英國的反奴隸制運動無疑是利他的，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運動的利他主義通過下列事實可見一斑：1833年，英國納稅人付給牙買加地主好幾百萬英鎊，作為其解放奴隸的補償；在維也納會議(10)上，英國準備做出巨大讓步，希望以此促使其他各國放棄奴隸貿易。這些是過去的例子，而在今天，美國人做出了同樣引人注目的舉動。不過，我不想深入探討，以免捲入當前的種種爭議。 我認為同情作為一種由衷的動機是毋庸置疑的，有時候一些人會因為另一些人在受苦受難而感到不安。正是因為同情，人道主義在過去一百年間取得不錯的進展。聽說精神病人被虐待，我們感到震驚，於是就有了現在這許多精神病院，他們在那裡不會被虐待。西方國家的囚犯按理說不應該遭受酷刑折磨，如果真是如此，一旦被曝光，公眾就會抗議。我們反對像《霧都孤兒》里描繪的那樣對待孤兒，新教國家反對殘忍對待動物。通過上述所有方式，同情產生了政治影響。如果能驅除對戰爭的恐懼，其影響將會有更大的提高。也許人類未來最大的希望就在於想方設法地擴大同情的廣度，加強同情的力度。 綜上所述，政治學更關注族群而不是個人，因此，對政治殊為重要的激情是特定群體內的不同成員可以共同體會到的感受。政治體系必須建立在一個廣泛的本能機制上，即群體內部成員互相合作，而對其他群體保持敵意。群體內部的合作從來都不會盡如人意，有的成員不遵守群體規則，不合群，甚而是害群之馬。他們會低於或者高於整個群體的平均水平，其中包括愚民、罪犯、先知及發現者。一個明智的群體會學著包容那些有過人之處者的怪癖，同時，對待低能者儘可能不那麼殘忍。 至於和其他群體的關係，現代技術已然在人類的自身利益和本能之間造成了某種衝突。古時候，兩個部落一旦開戰，一個會消滅另一個，然後吞併它的地盤。勝利的一方對整件事極為滿意。殺戮並不費什麼勁，帶來的刺激卻很可觀。因此，難怪戰爭會一直此起彼伏。不幸的是，我們今天懷有的仍然是適合這種原始戰爭的情緒，而戰爭的實際操作已經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中，消滅一個敵人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你想想在剛剛過去的二戰中有多少德國人喪生，戰勝國的人民又為這場戰爭繳納了多少稅款，就可以用長除法算出殺死一個德國人的代價，你會發現這個數字相當可觀。在東方，德國人的對手趕跑了戰敗國的民眾，占領了他們的土地，與古人從戰爭中撈到的好處如出一轍；然而西方的戰勝國並沒有得到這些好處。從經濟角度來看，現代戰爭顯然不是一筆賺錢的生意。儘管兩次世界大戰我們都贏了，可是如果它們沒有發生的話，我們應該比現在富裕得多。如果人人都只關注自身利益（現實並非如此，個把聖徒除外），那麼人類就會互相協作。於是，世界上將不再有戰爭、陸軍、海軍和原子彈，也不再有大批的黨派喉舌受僱來對A國人洗腦，讓他們與B國作對，反之亦是如此。也不會再有大批官員守在國境線上，阻撓外國書籍和外國思想入境，而不管這些東西是多麼優秀。不會再有為庇護本國小企業而設置的關稅壁壘，在這些行業大企業會更有經濟效益。如果人們想讓自己幸福與想讓鄰居受苦是一樣的熱切，那麼這一切都會很快發生。可是，你會問我，這些烏托邦的夢想到底有什麼用？道德家教導我們不要只為自己考慮，但我們若是遵從這些教導，人類恐怕看不到下一個千年。 我不想以一種貌似憤世嫉俗的口吻結束本章，也不否認有些東西要比自私美好，並且有些人已經做到了。但我還是覺得，一方面，在少數情況下，比如涉及政治的時候，很多人是可以拋卻個人私心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把自私理解成一種追求自身利益的覺悟，那麼很多時候人們都可直接歸入自私一類。 在導致人們只顧自己利益的情形里，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深信自己這麼做是為了理想。很多所謂的理想，不過是披著仇恨或者權欲的偽裝。當你看到人們被一些看似高尚的動機所支配時，最好透過表象問問自己，究竟是什麼讓這些動機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原因之一是：人們太容易被高尚的表象蒙蔽了，這種現象值得從心理學角度去探討，就像我一直在做的那樣。總之，我會說，如果我所說的是對的，那麼要讓全人類都幸福，最需要的一樣東西就是智力。當然，這終歸是個樂觀的結論，因為智力是可以通過已知的教育手段來培育的。 * * * (1)　根據羅馬神話傳說，薩賓人是居住在阿比奈斯山脈中央的古義大利民族，而羅馬帝國的締造者、部落領袖羅慕路斯早就覬覦薩賓女人，於是在邀請他們參加宴會時悄悄打入薩賓城，搶去許多年輕美貌的婦女，從此雙方戰爭不斷。此為西方古典主義油畫的經典題材。——譯註 (2)　指威廉二世，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第一個外孫。1897年出席慶祝女王登基60周年的英國皇家海軍檢閱儀式深受觸動，此後大力發展德國海軍，為一戰的爆發埋下伏筆。——譯註 (3)　美國國會眾議院1938年設立，由以反共著稱的得州參議員M·戴斯任主席，故亦稱戴斯委員會。其會員大多為右翼反共分子，名為調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其他組織「違反美國利益」的「非美」活動，實為反共、反民主機構。1945年成為眾議院常設機構，加緊迫害活動，1947年製造了迫害好萊塢電影工作者的案件，300多名文藝界人士受株連。1975年被撤銷。——譯註 (4)　1742—1819，普魯士元帥，1814年3月打敗法軍，進占巴黎，迫使拿破崙第一次退位。——譯註 (5)　前450—前404，雅典傑出的政治家、演說家和將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數次易主，由雅典叛逃斯巴達，繼而叛投波斯，直到雅典的政治盟友把他召回。——譯註 (6)　拿破崙早年曾經熱烈支持自己的家鄉科西嘉脫離法國獨立。——譯註 (7)　1813—1860，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他描繪中國、韃靼等地的旅行記激發了歐洲對於中亞的興趣。——譯註 (8)　瓦爾哈拉是北歐神話中奧丁的宮殿之一，設有盛筵饗待那些戰死者，筵席上有美味的野豬肉和香濃的羊奶蜜酒。這是以勇敢為無上美德，以戰死為無上光榮的北歐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譯註 (9)　即東西德的分界線。——譯註 (10)　1814—1815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歐洲外交會議，奠定了一戰以前的歐洲政治框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