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 · 第十八章 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問題

現在的經濟生活也許並不比舊時更重要，因為對於人類而言，生計總是必要的；但如今的經濟問題，當然以一種更加顯著的方式凸顯出來。城市中引人注目的建築體現了這一差異。雅典的參觀者對於衛城的神殿讚嘆不已；古羅馬的訪問者，則驚嘆於其廟宇、廣場及其政府古老的歷史。中世紀城市的大教堂高聳於集市、商人及工匠的居所之上。但現代城市首先是製造、商業和財政之所。充滿蒸汽動力機器的工廠，其四周圍繞著環境惡劣的住所，它們占據了外圍的區域；商店、辦公室、銀行、高塔則盤踞在中心地帶；教堂與民宅一同延伸進市郊；商業統治著一切。 如果更仔細些，人們會看到其他經濟影響的標誌。商店供應著各式各樣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交通發達，夜如白晝，大量的金錢流通著；人們管理著數以萬計的財富。大約一半的公民忘記投票；同樣多的人遠離了教堂；而商業和工業則欣欣向榮。 在工業、商業和財經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擁有卓越能力的人，而在之前的時代，他們很可能出現在政府或教堂中。在經濟領域中，至上者所能行使的權力實際上比宗教或政治領袖更大。權力的提升似乎更多地取決於個人，而不像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大眾好感的領域，但如此獲得的權力也更不確定。 此外，商業和財富的影響以一些細微的方式體現出來。人們曾經只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現在，大量的貨品不僅僅滿足人們的所需，也創造出不曾夢想過的需求。它決定了人們的住所、家庭熟悉的圈子，還有對學校的選擇。 在我們的時代，經濟力量的優先性主要源於那些使人們駕馭自然資源和力量的發現與發明、機器製造的新技術，以及合作所帶來的好處；這在之前的時代都不曾出現過。它們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條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把人們帶入城市中而離開了偏遠地區，並且引起經濟和政治利益之間的緊張關係及衝突。 這些改變和衝突，導致了基本道德問題的產生。除了年幼和年老的人們之外，幾乎所有人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時間都被某種工作所占據。我們都有想要滿足的欲求，而這些欲求中最基本的那些——食物和居所、舒適和娛樂——依賴於經濟條件。這些使我們在商品和服務的交換，在契約、僱傭與被僱傭，在購買和銷售、競爭或合作中，與他人產生了關係。如果我們擁有財富或需要接觸商業政策，或者如果我們作為工人試圖通過協商改善我們的條件，就不可避免地會與土地法以及政府的政策打交道。讓我們來考慮在這些不同經濟生活階段中需要關注的若干倫理問題。 §1.生產、資本主義、競爭 1.人被定義為使用或發明工具的動物。有人認為，人在進攻和防禦方面的自然手段不足促使他發明了弓箭以及其他武器；而缺乏消化生食的能力刺激他發明了增加和製備食物的方法。不能像鳥那樣遷徙，他就建造更為精緻的居所並學會用火。基本的手藝，如建造、編織、金屬製造、農業，不僅提供了必需品，而且造就了早期的藝術家。手工藝與大腦同時發展。播種與豐收、勞作與收穫、技藝與成功的順序，有助於形成品格，提供生存的手段。工作的社會影響同樣是驚人的。一個人作為一名獨立的農民或手工藝者而勞作，還是在工廠或商店為了別人而工作，這之間有著很大的區別。他被迫努力完成辛勞而沉重的工作，還是通過使用牛馬或機器來完成更沉重的任務，這也有著區別。他的工作相對規律，報酬取決於自己的付出，還是工作不穩定，報酬取決於個體勞動者無法控制的市場條件，這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最後，他與其他工人或僱主的關係是友善的家庭鄰里式的，還是純粹非私人的，工作的動機是要獲得某種形式的金錢，如周工資、月工資或利潤，這之間也有區別。 2.能夠涵蓋當前生產和經濟組織方式的突出特點的一個詞語是資本主義。這或許與自給自足的早期社會體系形成了對比；或者有別於封建社會——在其中，農業是主要的產業，佃戶們在地里勞作，他們並不為此獲得金錢，而是需要為地主工作以獲得一小塊地來滿足他們自己的溫飽。當手工業和貿易不斷增長時，商人和銀行家聚斂起財富並進行投資；但手工業者大多繼續擁有他們自己的勞動工具，並且因而取得了一定的獨立。他們為了互助而成立了商會。 18和19世紀的偉大發明使蒸汽動力機器的大工廠替代了獨立的紡織工人、鐵匠，以及其他一系列工藝作坊。這些取代了手工勞動，並且迫使大量的資金流入建造工廠、配備機器、提供原料、推銷貨物、支付工人工資。資本家是那些能夠為工廠、鐵路、貨船以及其他現代工商業的工具提供足夠資金的人，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系統中十分重要。這樣一個系統不僅與早期的簡單體系形成對比，而且與社會主義體系不同；在後者中，產品或多或少是由國家組織的社會生產的。以俄國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公有制的方針來進行它的製造，這與私人所有制及其管理不同。 資本主義的兩個基礎是私人財產和經營自由。有人認為，除了藉助暴力和某種欺詐手段，個人可以自由進入任何他所選擇的行業，並且把他所獲得的據為己有。這些「權利」的確有著某種限度。他不能夠悄無聲息地進行那些可能置其鄰里以危險之中的活動，比如製造爆炸品，或者要求他的雇員在衛生條件很差的礦井或工廠里進行危險的工作，或者在未經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從事毒品（以及在某些國家中是烈酒）的銷售，並且他必須交稅。我們會在之後對私人產業和財產權利的限度方面進行探討，這裡僅僅指出資本主義的普遍理論。 3.確保有企業自由的私人所有制為普遍的善服務，主要依靠競爭。人們認為，這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使工資、利益和價格處在公平的協調之中。它應當確保工人、僱主和消費者獲得公平對待，也應當激勵發明家和製造商（或貿易者）為了進步而進行必要的冒險。如果工資太低，在僱主之間的競爭就會抬高它。如果壟斷或者某個行業的利潤過高，那麼，其他公司就會試圖進入這一行業從而降低價格。如果製造商在他的經營策略上太過保守，或者不願意放棄過時的生產方式或工序，那麼在與一些理念更先進的公司的競爭中，就會被迫採取新的發明和方法。從長遠看來，這些都有利於公共利益。因此，在很多人看來，資本主義似乎提供了一個自我規範的原則，能夠確保所有人最大的利益，除了讚賞和認同之外，無需對其加以任何倫理上的關注，也無需政府的干預。 此外，競爭似乎尤其能夠帶來並且強化獨立自主的特點。它似乎提供了一個「公平領域」，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它並不依賴於某個強權者的個人偏好，或是家庭威望或遺產，而是似乎讓個人的能力和努力成為成功的試金石。在美國，它尤其得到推崇，因為它看起來符合一個相對而言較新的國家的條件；在這樣一個國家中，家庭和遺產不像在古老的社會中那樣重要。伴隨競爭而產生的倫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產業和商業結構的變化，它們或影響了競爭，或使得它無法像預期的那樣發揮效用。 隨著發明的進步以及生產力的巨大增長，資本主義體系自行發展著，而非事先受任何安排。然而，當這一體系的不同階段和結果愈加清晰起來，人們對它的優點和缺點也進行了有力的論述。它確保了某些種類的自由，但也能確保公正嗎？它能夠與民主的政治體系兼容嗎？我們可以區分出如下兩方面來對這些問題加以倫理的考察：一方面是工業過程；另一方面是商業公司，它們擁有和管理企業，推銷其產品，獲取利潤或遭受損失。 §2.工業中面臨的倫理問題 1.在19世紀早期，紡織工業首先利用了機器和新的蒸汽動力。那些較大的倫理問題，在於保護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就像經濟學家亨利·克雷（Henry Clay）所言， 競爭以及工人們毫無保護的條件，使最糟糕的就業條件成為標準條件。把衛生條件、工作時間、工作速度、工人的年齡，以及面臨來自機器的事故，聽由競爭去管理，便使礦山和工廠成了地獄。 僱傭童工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殘忍地步。工廠立法，起先在工廠最早興起的英國，後來在美國阻止了這些過程的惡化。但在美國的某些地方，對兒童的保護微乎其微；只是近幾年，人們才開始通過工人補償法案對工傷受害人加以足夠的關懷。法庭通常認為，如果一名工人心智健全，他要承擔就業中的風險，尤其是那些由其同事所致的風險。僱主不被要求負責，除非有證據表明他犯了某種錯誤；國家也沒有責任，除了沒能救助在極度貧困中的個人或家庭。 對於工業事故、童工和女工超時間工作的邪惡，競爭無法糾正，就像亨利·克雷所說，它只會加重而非減輕這些邪惡，因為它把這些最壞的就業條件變為標準條件。如果一個僱主想維持工人高水平的健康和安全條件，付給他們較好的薪酬，那麼，他很可能發現：一個不那麼嚴謹的競爭者以更低廉的價格進行生產。因此，只有通過國家的干預，才能保障工業中的公平。國家能夠對健康和安全的標準，對事故的保險以及僱傭的年齡進行限制。 對危及健康和孩子的工作條件負責，這一倫理問題可說是原則性的，無論一些國家和法律對此的認識有多麼遲滯。工業所帶來的巨大利潤應當否認任何對勞動者生命和健康的責任，這樣令人難以容忍的觀點無法得到大眾的支持。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相聯繫的勞工辦公室的成立，意味著所有民族都廣泛地接受了下述原則，即對於因競爭所惡化而非改善的條件負有社會責任。 當今最突出的問題是機器對文明、安全、工人及其組織與僱主及管理之間的關係，包括工資與利潤間關係的微妙影響。 2.最寬泛意義上的機器，有著和文明一樣古老的開端。但直到工業革命，人們才開始談論「機器時代」；此時，新的蒸汽動力藉助於迅速增長的高效而複雜的機器得到了應用。薩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他的小說《埃瑞璜》（Erewhon）中設想：機器最終擁有了至上的權力，並且統治了製造它們的人類。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認為，機器帶來了社會的分化，它把人分成了兩大類——用機器工作者和手工工作者。在他看來，用機器工作者會在他們的思維習慣上變得機械化，並且因而越來越像他們所操控的機器。機器不辨好壞，不分是非，也無所謂快樂或遺憾。它們體現了原因與結果、力量與途徑或工作方式。與那些和法律學說或金錢、買賣打交道的人不同，一生都與機器打交道的人會採取類似的觀念。嚴格而冷酷的現實會不斷地塑造機器工人；而其他階層所面對的，則多少是人為的和習俗性的符號和觀念。 工業管理中的某種趨勢也強化了工業中機器的影響，這一管理方式試圖用工人和公司之間更為陌生的和非個人的關係來替代舊的、親密的和更加個人化的關係。比起過去的馬車或織布機，如今，大型鐵路、礦藏、工廠大得無法為個人所擁有和駕馭。美國鋼鐵公司是首先以十億美元被資本化的公司，但它不再是唯一的。製造各式轎車的通用汽車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一些鐵路和銀行都擁有超過十億美元的資本。 這些巨大財富的擁有者是股東，但他們對於工業很少有直接的認識，並且很少參與其管理。董事會進行著管理，他們制定基本的策略，並且相信執行團隊會貫徹這些策略。當財產包括分布在國家各處的礦藏、工廠和鐵路系統時，中央管理團隊就會把管理權託付給地方管理者。這導致工人們越來越遠離僱主，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沒有人情味，就像機器那般。現代社會分化為工人和白領階層，它取代了舊時在地主和佃戶或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區分。當我們在機器和財團的影響上，再加上現代工業在工人和高層之間的區分，就有了各種倫理問題的基礎，其中的一些問題正在獲得解決而另一些則不然。 對於機器對那些照管它們的人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另一個指責是：某些程序的單調乏味，由於高速或極端炎熱或其他壓力而導致的神經緊張會使人筋疲力盡。這會抑制思維，或者使人尋求某種令人興奮的消遣，而不是更為簡單的有益健康的調養，給予身心真正的休息。焦躁和嘈雜的娛樂形式，沉醉於賭博和性生活中，對酒精和毒品的需求，這些都歸因於機器文明的潛在影響。 相對於這些邪惡（真實的或渲染的），機械文明毫無疑問也帶來了好處。機器承擔了苦役，取代了舊文明中的奴隸勞動。它們打破了城鎮和國家、區域和大洲之間的隔絕。它們使可獲得的財富總值加速增長，並且提升了總體上的舒適程度。傑出的英國統計學家喬希亞·斯坦普（Josiah Stamp）通過測算，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普通人所能獲得的商品和舒適程度，通過工業革命增長了四倍。比起過去因長時間重體力勞作而疲憊不堪的人，那些因機器操作而使身心受抑制的人終究是少量的。對許多人而言，工作日減半了。在美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擁有小轎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再也無法擺脫機械化而回到手工業的時代。 那麼，倫理問題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如何應對它？問題在於要使負面的效應變得儘可能小，並且提供積極的價值以代替那些已經失去了的東西。首先，應當限制工作時間，以避免過度疲勞。不容忽視的是：發明上的進步，能使機器完成最為單調的任務。但最有前途的是教育，藉此，我們能夠彌補機械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它替代了舊時手藝人的技藝，拋棄了對商品精湛或藝術價值的驕傲。教育針對問題的兩個方面——生產者和消費者。包括藝術培訓在內的教育使經營者及其雇員設計出更好的服飾、家具、汽車和房屋。而對消費者的教育則使得他（或者她，因為很多情形下是女人在買東西）能夠欣賞和需要所有領域內更好的商品。 3.資本主義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是確保可衡量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在封建經濟制度下，可能存在農作物的短缺和其他接踵而來的匱乏，但不太可能存在失業。在機器工業和企業管理中，會出現繁榮、危機、蕭條這種有規律的循環。在蕭條時期，食物和商品過剩，但買主手中卻只有少量的錢，他們對未來喪失信心。一些蕭條可能源於戰爭。無論一個文明有多麼穩定，它也不太可能在犧牲1300萬人口並把億萬美元（據統計，大約有3000多億美元）投入戰爭的同時而毫髮無損，尤其是當它每年還把成百上億的金錢投入武器和軍備。但是，許多恐慌和蕭條並非源於戰爭。它們似乎起因於只為贏利而毫無計劃的生產，以及對未來利潤及資本的過度期待所導致的魯莽揣測。企業迄今所做的，是對利潤的單純追求以及缺乏任何對穩定工業的長遠打算，這就不可能期望未來更好。 企業和聯邦政府拒絕嘗試解決失業這一國家性和地方性的問題，這使情況變得更糟。無疑，管理的經濟和更大的地方責任得到了保障。但是，沒有中央協調機構，讓每一群體自負盈虧，這對人的品格所產生的效果是糟糕的。每一個城市都努力縮減開支。它害怕獲得慷慨的名聲，唯恐會有大量的應聘者湧來。它自然也會限制對居民的救助，以及為他人提供食宿。「下一列貨車一小時內開，別讓我在它離開後再看見你！」這句話是警察經常用來警告人的。因此，大量的人潮從一個城市被迫流浪到另一個，其中有老人、中年人、孩子。對於年輕人來說，這不是一所好的學校。 那些沒有四處流浪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虛度光陰消磨了年輕人的熱情，他們本需要正常就業所帶來的教育和穩定。對於那些需要養家餬口的更年長的工人，至少是其中最有自尊的人而言，這一情形是令人絕望的。他感到痛苦並且眼看著家人的無望，或者只能從公共措施或私人慈善那裡尋求幫助。當洪災、火災、地震或瘟疫這些災禍到來時，慈善看起來能提供巨大的幫助；但對於失業這一應當通過經濟系統來避免的境況，求助於慈善則意味著示弱。因為慈善並沒有把擔子放在有能力的或那些從以前的繁榮中獲利最多的人身上，而是放在了那些志願者身上。這樣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並無效果，更不用說公平。比起以前的蕭條，政府和商業中的領袖現在[1]更多地意識到了社會的責任。但值得懷疑的是：只要商業和企業聽由利潤動機無限制的控制，我們是否有可能跳出這樣的循環？ 問題並不在於應當指責誰，而在於我們應當怎麼做。企業希望政府不要干預，但與此同時，它承認自己毫無計劃，除了在繁榮時期儘可能地獲利，在蕭條時期則把失業的負擔拋給慈善。 公眾至今滿足於把應對失業看作一件地方性事務。但是，在5000萬人口中有600萬人失業，這就不再是件地方性的事情了。這樣做阻礙了國家考慮這個問題，阻礙了為整個工業活動制定充分的計劃。 這一困境具有諷刺的意味（如果它們不是悲劇性的）。公眾對企業說：「你在管理企業，為什麼不理性地去計劃，而是憑感覺行事？」企業回應道：「我們必須競爭。政府不允許在國家層面上進行規劃；它把這稱作對貿易限制的約定，並且以起訴相威脅。」公眾隨之問道：「如果不能信任企業來考慮公共福利，如果競爭使商業無法理智地在國家層面上進行計劃，為什麼政府不能來計劃呢？」企業和政府都被這樣的想法震驚了。它與我們從18世紀繼承來的美國的個人主義基本策略相悖。隨後，公眾又一次問道：「至少，假如我們無法阻止失業，難道不能在國家層面上尋求緩解它的方法嗎？」但回答是：「救助在我們的政府體系下是一件地方性事務。如果我們像應對戰爭、洪水那樣在國家層面上應對它，那將變為一場災難。」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18世紀的理念！ 參考文獻 The classic treatises of Adam Smith，J.S.Mill，and Karl Marx are still important as furnishing the background of present discussion.The following give prominence to the ethical problems involved：Carver，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25，Essays in Social Justice，1922；Chase，Men and Machines，1929；Clay，Economics for the General Reader，1923；Donham，Business Adrift，1931；Faulkner，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1898-1914，1931；Hadley，Economic Problems of Democracy，1923，Standards of Public Morality，1912；Hamilton，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1925；Hobson，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1894，Work and Wealth，1914；Marshall，Industrial Society，1929；Slichter，Modern Economic Society，1931；Tawney，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Tugwell，ed.，The Trend of Economics，1924；Veblen，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1904；Williams，Principles of Social Psychology，1922；Wormser，Frankenstein，Incorporated，1931；Beveridge，Unemployment，1909 and 1930；Douglas and Director，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1931. * * * [1] 這一段落寫於蕭條時期，它發生在1929年的崩潰之後，並且在1932年依舊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