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 · 第三章 基本的活動和動力

道德生活隱含了（1）用智慧指引並控制行為，以及（2）與我們的同伴——整個群體保持良好關係。我們或許因而會說，這些促使智慧發展、促使我們與夥伴合作並情感相通的東西，為道德奠定了基礎。基礎並非結構；有一些非常聰明的惡棍、某些幫派，展現了為罪惡目的而進行的高效合作。然而，智慧和群體生活是選擇並做好的和正確的事情的必要因素。自然在我們出生時即給予我們特定的結構，以及某些成長和生存的條件。這些條件幫助心靈發展，並把我們引入群體生活。後來，生存的條件包括獲得食物和居所，以及防禦敵人。如果家族要延續，就必須有生育和父母的照料。此外，也許它們對於生存而言並非絕對必需，但許多其他的活動如狩獵、競爭、舞蹈、節日慶祝、歌唱和對英勇事跡的傳頌，提供了情感上的激勵和滿足，增強了社會情感和聯繫。雖然所有這些活動和行為並不是首先指向道德的發展，卻對智慧、個性和人際間的正確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十分重要。它們可以被稱為道德之宇宙的或社會的根源。我們可以把出生和嬰兒時期的最初條件稱作生物學因素；把其他的活動看作理性化和社會化的機制，正如第一章的標題所表明的那樣。 §1.生物學要素 最為重要的生物學要素是人類嬰兒出生並度過最初幾年這一情況。讓我們把這一要素和其他物種的出生及早期生活相比。在許多動物那裡，年幼者必須在獨立生活的開始就保衛自己。年幼的鳥類只在很短的時期里獲得照顧，隨後它們離開巢穴、尋找食物並且保護自己。哺乳動物更為複雜的系統演化出年幼者和母親之間更為親密和持久的關係。但在人類的嬰兒那裡，機體需要的並不只是幾星期或幾個月而是數年的照顧和保護，直到他可以照顧和保護自己。即便在孩子達到幾乎可以自己尋覓食物和居所的年齡之時，為了滿足文明生活的要求而增長的對教育的需求延長了對父母的依賴期。 在這一段嬰兒、童年時期，孩子們主要從母親那裡學習群體和族人的行為方式、語言以及沿襲下來的智慧。他們感受到母親的溫情，並相應地發展出他們自己的情感生活。在機器時代降臨、把大部分手工藝從家庭帶到工廠之前，女孩們從母親那裡不僅要學習烹調食物，還要學習紡織技藝、縫製衣服和製作蠟燭、種植莊稼和照顧病人。男孩們從父親那裡學會打獵或捕魚，照看並管理牛、羊和馬，犁地、播種和收割，做木工活和鐵匠活，以及用木頭、磚和石頭建造房屋。 照看年幼的孩子，對父母——尤其是對母親——的影響同樣十分重要。這種關懷增進了感情，激發了對未來的規劃。它為工作以及常常為日常生活中必要時付出的犧牲給出了一個有價值的對象。期望或希望孩子們有比他們自己更好的人生起點，是父母們努力的動力。這些都源自出生與成長的條件。 但孩子不可能永遠是孩子。男人和女人為了生計、滿足好奇、製造工具、保護自身、感受節奏和戲劇故事的興奮而從事的某些活動，同樣影響著性格的養成，使之適應社會生活。我們現在要在理性化和社會化的機制下，思考這些活動中的某些部分。 §2.理性化機制 1.早期的職業形式——狩獵和捕魚——需要積極的智慧，儘管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的興趣或興奮支撐，它使得它們對於文明人來說成為一種消遣。感覺的敏銳、心靈和身體的敏捷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生理上的勇氣，都是最需要的品質。但在田園生活中，更多的是伴隨著農業和商業的開始，成功者必須擁有遠見和持續的目標。他必須用理性控制衝動。他必須管理好那些作為品格基礎的習慣，不屈從於各種快樂的吸引，這些快樂也許會使他遠離主要目標。 勞動分工一直有力地影響著心靈生活範圍的擴大，並刺激著它的發展。如果所有人都做同樣的事，所有人都一樣，那必然會停留在低水平上。而當人類的需要引起不同種類的工作，沉睡的能力就會被喚起，新的能力就會產生。最為根深蒂固的勞動分工是男女之間的分工。女人在家裡或附近從事勞動，男人在外狩獵或照料牲畜和牧場。這可能會進一步強化機體的差異。男人的群體生活在最簡單的階段沒有什麼區分，或是為了「商議」，或是為了「戰爭」。但是隨著金屬行業、農業生活的發展，群體生活的領域逐漸擴大了。最初專業化主要是由家庭所決定的，而不是個人的選擇。工匠的等級可能取代單純的親緣關係。此後，等級的規則反過來成了個性的阻礙，假如個人想要完全自主就必須打破它。 2.除了作為一種工作帶來影響，藝術和工藝具有一種獨特的提升修養、使人變得高雅的效果。織物、陶器以及工藝精湛的工具和武器；藝術地建造的屋舍；舞蹈和音樂、色彩和設計這些所謂的自由或高雅藝術所有這些都擁有共同的要素：它們把秩序和形式變成可見或可聽的東西。藝術家或手工藝者必須明確他的想法，把它實現在布料或陶土、木頭或石頭、舞蹈或歌曲中。當這些想法由此被具體化，它也得以保存下來，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它是社會日常環境的一部分。那些看見或聽到的人不斷地接觸到這些觀念和價值，它們給生活帶來更多的意義並提升了其興趣。此外，體現在所有精心製作的物品以及狹義的藝術中的秩序、理性的計劃或安排值得強調。柏拉圖和席勒在這裡看到了對道德的重要準備。用律法來管理行為是道德，但在律法對抗衝動的地方要求野蠻人和孩子也這樣把它作為有意識的原則就有些太過了。在藝術中和在遊戲裡一樣，行為中有著直接的興趣和快樂，但在藝術中也有秩序或律法。在遵從這些秩序的過程中，野蠻人或孩子訓練自己，使自己具有更多有意識的控制，律法會阻礙或對抗衝動和欲望而非迎合它們。 3.一個孩子從很早起就開始探索和考察他周圍的事物和人。他很好奇。他觸碰、嘗味、觀看、傾聽，事物因而獲得了意義。他發現了障礙，被迫尋找一種方法去做事或獲取他想要的東西。當一個狩獵部落里的孩子開始打獵時，他必須研究野獸的習性。如果他想要以土地或海洋為生，就必須觀察天空，試著預測天氣；他會想知道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運動。如果他成了一名商人，那麼，他必須決定運什麼貨，如何和顧客討價還價。在應對新的環境之前，所有這些問題都要求思維，即利用那些他曾經看見、已知的或聽說的知識。假如我們能夠看出新的事物和我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相似而和另一些不同，這就有助於我們將其分類。我們認為假如它會動，它就是活的；或者如果它是甜的，那麼它就會好吃；或者我們認為，一個說話粗魯的男人正在生氣。這些諸如「活的」、「甜的」、「生氣的」等「普遍的」觀念，使我們能把特定的經驗連成整體，理智地指引我們的行為，而不是盲目遵從習慣或在新事物面前不知所措，仿佛我們以前從未見過任何與其類似的東西。現在要理智地指引我們的生活朝向好的事物，也需要同樣的思維。它意味著向前看，預測某個決定的結果。思維訓練因而成了最理智的道德不可或缺的工具。 §3.社會化機制 1.語言也許是理性化機制中最突出的，因為即便它對於思維並非絕對必需，它也是思維十分親密的一部分，它為思維提供符號和工具。大部分思維依賴這些符號和工具來運行，所以實際上，語言是不可或缺的。它作為社會化機制的功用，同樣是基本的。它不是「交流」（即告知、分享或公開某些思想或感受）的唯一方法，但它是迄今為止最為尋常且對於許多目的而言唯一的方法。當不同的群體說不同的語言時，把它們統一在一個共同的政府之下是非常困難的。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背後有著良好的心理學依據。故事說：上帝派出許多雄心勃勃的建築者，但讓他們說彼此不同的語言，「讓他們出發去建造城市」。書寫語言使每一代人更充分地受益於以前時代的思想和工作。神聖的希伯來經文使猶太人在它們的都城被毀之後依舊是一個民族。荷馬（Homer）統一了一代又一代的希臘人。莎士比亞（Shakspere）和英語聖經（English Bible）給予數以萬計散居在許多島嶼上的人們共同的想像。在最有希望促進人類相互理解的發明中，新的交流手段層出不窮。 2.除了促進智力、勇氣和生活理想的作用外，工業、藝術和戰爭還有一個共同的因素。藉助這個因素，它們都有力地增強了道德的社會基礎。它們都需要合作。它們是社會化以及理性化的機制。相互幫助[1]是成功的基礎。「孤獨者最不幸，即便他豐衣足食」，斯拉夫的諺語如是說。「不屬於任何群體的人就如同缺失了一隻手。」那些一起工作、一起奮鬥的部族或群體在與自然和他人的較量中更強大。共同的藝術活動使得這一行為共同體更為可能。合作意味著共同的目的，意味著每個人都對所有人的成功感興趣。這一共同目的形成了控制行動的規則，而相互的利益則意味著意氣相投。因此，合作是自然形成社會標準和社會情感的最有效的機制之一。 在工業方面，雖然在原始生活中沒有廣泛的貨物交換（這體現了現代人之間的相互依賴），但卻有許多協同工作，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財產群體。例如，在那些以狩獵或捕魚為生的群體中，儘管一些獵物由個人獵取，但對大野牛和鹿的狩獵則是由整個部落來組織的。「每天早晨破曉時就會燃起捕獵的篝火，每一個勇士都必須到場報到。狩獵人群出發前沒到的人，會受到嘲笑。」[2]抓捕鮭魚也是一樁共同完成的事情。在非洲，大的獵物也以同樣的方式獵取，追捕的獵物並非歸個人所有而是屬於整個群體。在遊牧生活中，照料牲畜至少需要某些合作，以保護牲口免受野獸的攻擊，以及更為可怕的人類盜賊的劫掠。這需要很大一群人，他們結伴同行，共同警衛和守護。關心牲畜增長的共同利益，不斷增強著帳篷居住者之間的聯繫。 在農耕時代，仍然有一些特定的力量促進家庭或部落的團結，儘管在此我們已開始發現某些力量，它們使個體性起作用，直到產生個人所有權和個人財產。和遊牧時代一樣，在這個時代，牛和生長中的穀物必須得到保護，免遭他人和野獸的侵襲。只有群體能夠提供這樣的保護，因此我們發現，蘇格蘭低地的農民總是聽由高地族群擺布。 無論戰爭和家族仇恨造成了群體間怎樣的不和，但它們在幾個群體內部仍然是強有力的團結因素。當實際的鬥爭開始時，成員們不僅必須團結一致，否則便會被消滅；而且，在防衛和復仇上互相幫助的整個模式常常要求戰友情誼以及為了整體利益的犧牲。為群體獲得更多的土地，為群體獲得更多的戰利品，為了報復群體中某個成員的無禮之舉，常常都是戰爭的原因。現在，儘管任何個人都可能成為獲益者，但也很可能他自己會遭遇不幸，即便群體會贏。尤其是在家族復仇中，群體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他們的仇恨是一種「同仇敵愾」（sympathetic resentment），而有一位作家認為它或許是道德情感最為基本的來源。正是由於部落的鮮血已流、部落中的婦女受辱，整個群體群起而攻之；而在與敵對群體的戰鬥中，他們團結得更加緊密。 和每一個能和平相處的人結盟，但要知道 在戰爭中，每一個不屬於族群的人都是敵人。 在共同的戰鬥行動中形成的「戰友」（comrades in arms）有共同的事業，在所給予和獲得的相互幫助和保護中，他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至少在那段時間裡。尤利西斯（Ulysses）建議阿伽門農（Agamemnon）這樣統領他的希臘人：族連著族，「兄弟連著兄弟」。這樣，兄弟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和激勵兄弟；但效果卻是相互的。確實，據說維繫著群體成員關係的血緣的統一，很可能是事後的想法或虔誠的虛構；其目的是要註明這種團結，而實際上，這個團結源於共同戰鬥的壓力。 合作和共鳴（sympathy）得到了藝術活動的促進。這些活動中的一部分是自發的，但大多數是為某些特定的社會目的服務的，通常是為了增進群體的團結和共鳴而組織起來的。狩獵舞蹈或戰爭舞蹈用戲劇的形式，表現了狩獵或戰鬥的所有過程；但假定這純粹為了戲劇的目的，則是一個錯誤。在狩獵或戰鬥之後的舞蹈和慶祝，給整個部落一個機會，以生動的想像重現成功的獵人或戰士的勝利，從而感受到勝利的興奮和面對獵物的共同喜悅。在行動之前所跳的舞蹈，則是為了賦予獵人和戰士以神奇的力量。每一個細節都被淋漓地展現，整個部落從而能夠一同分享準備工作。 在歌唱行為中展現了同樣的統一力量。和另一個人一起唱歌，包含著富有感染力的共鳴，或許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藝術都更勝一籌。首先，正如在舞蹈中那樣，歌唱有著統一的節奏。節奏基於合作，反過來，它又大大地加強了合作的可能性。埃及石碑上的浮雕展現了一群人在移動一頭石牛，我們發現，在浮雕上，有一個人在為共同的勞作擊打節拍。無論是否所有的節奏都來自共同行動的必要，或者它有足以用來解釋節奏性活動所產生的效果的生理學基礎，不管怎樣，當一群人開始有節奏地工作、舞蹈或歌唱時，他們的效率以及愉悅感會大大增強。除了節奏的效果外，在歌唱中還有音高和曲調統一的效果，部落或氏族中的成員就像那些今天唱著《馬賽曲》或吟誦基督教偉大聖歌的人們那樣，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相互之間的共鳴和支持。出於這一原因，澳大利亞的土著狂歡節、以色列神聖的節日、希臘的秘密儀式和公共節日——簡言之，在所有民族中，部落出於愛國或宗教目的的公共聚會都有舞蹈和歌唱。在許多情況下，它們把成員帶到狂熱的巔峰，願意為共同的事業赴湯蹈火。 優美的和有節奏的聲音僅僅因為形式，是一種團結的力量。某些簡單的歌曲也是如此，但在早期並非只有歌曲，還有關於部落歷史和祖先事跡的吟誦，具有或多或少有節奏的或文學的形式。這為舞蹈和歌曲的團結力量又添一籌。當同一親緣的群體成員聽到這些吟誦時，他們共同經歷著群體的歷史，為它的榮耀而驕傲興奮，為它的失敗而痛苦；每一個成員都感受到氏群的歷史即是他自己的歷史，氏群的血液即是他自己的血液。 §4.對第一層次的道德解釋 在第一層次，我們顯然在探討力量和行為，不是把它們視為具有道德目的的，而是在結果上有價值的。它們構成了一個更為理性、理想和社會化的生活，而這是對行為更為有意識的控制和評價的必要條件。這些力量是生物學的、社會學的或心理學的。它們並不是我們在嚴格意義上稱作道德的那種獨特類型的心理活動，因為這意味著不僅要有好的結果，還要以之為目標。一些活動，例如歌唱和舞蹈，或更為簡單的母愛行為，具有很大的生物學因素。我們不能把它們稱作道德的，因為它們到目前為止是純粹生物學上的。其他活動包含大量的智慧，例如農業和許多手工業的操作。這些都具有目的，例如充飢或鍛造禦敵的武器，但這種目的是由我們生理的或衝動的本性所設定的。只要我們僅僅把它接受為一個目的，不與其他目的相比較，不去評價和選擇，它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道德。 這同樣適用於情感。在衝動的層面有某些情感，例如最初級形式的父母之愛，僅僅作為感染的情感的共鳴、憤怒或仇恨。只要這些仍處於此最低的層次上，只要它們僅僅意味著身體上的某種激動，它們就與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價值無關。然而，它們是非常重要的源泉。仁慈的強大動機力量、理智的父母之愛以及反抗邪惡的熱情可以從這些源泉中汲取能量。 最後，甚至人們之間的合作和相互幫助，只要純粹出於共同的危險或共同的利益，只要出於本能或純粹的互相遷就，也不在道德的領域內。真正的道德需要考慮危險涉及他人從而需要我們的援助；把利益看作共同的，因而贏得我們的幫助。 儘管這些活動並非有意識地是道德的，但它們卻是基本的。生存所必要的活動以及與它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情感，是道德生活極其廣闊的根基。通常在文化的更高階段，當道德和社會的原則和指導不能確保正確的行為時，工作、合作和家庭生活等基本機制便會宣示它們的力量。社會和道德邁向了進步的方向並且不斷發展，但它們總是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些基本的活動，為智慧的、可靠的和同情的行為提供基礎。 參考文獻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1890；Bücher，Industrial Evolution，Eng.tr.，1901，Arbeit und Rythmus，3rd ed.，1901；Schurtz，Urges-chichte der Kultur，1900；Fiske，Cosmic Philosophy，Vol.II.，「The Cosmic Roots of Love and Self-Sacrifice」 in Through Nature to God，1899；Dewey，「Interpretation of Savage Mind，」 Psychological Review，Vol.IX.，1902，pp.217-230；Durkheim，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1893；Kropotkin，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Ross，Foundations of Sociology，1905，ch.vii.；Baldwin，Article 「Socionomic Forces」 in his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Giddings，Inductive Sociology，1901；Small，General Sociology，1906；Tarde，Les Lois de l'Imitation，1895；W.I.Thomas，Sex and Soctety，1907，pp.55-172；Gummere，The Beginnings of Poetry，1901；Hirn，The Origins of Art，1900. * * * [1] 克魯泡特金（P.Kropotkin）：《互助》（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白芝浩（Bagehot）：《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 [2] 伊斯門：《印度孩提時代》（Indian Boyh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