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 四

我們早就對這個課題感興趣了，我們也早就想請讀者跟我們一道著手解決它。然而某些顧慮使我們克制住了：我們以為，也許我們的讀者自己已經解決了，因而我們的建議為時已晚。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這樣的顧慮了。德國歷史學家們已經使我們打消了顧慮。我們說這個話是嚴肅的。原來最近一段時期，德國歷史學家中間進行了一場關於歷史上偉大人物的相當熱烈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認為偉人的政治活動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幾乎是唯一的動力，另一些人則斷言，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歷史科學應當注意的並不僅僅是偉大人物的活動，也不僅僅是政治史，而是整個來說全部歷史生活的總和(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後面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爾·拉姆普雷希特 [29] 、《德國史》的作者，此書由普·尼古拉也夫先生譯成了俄文。反對者們指責拉姆普雷希特是「集體主義」，是唯物主義，甚至把他——horibile dictu![說來可怕！]——同「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神論者」混為一談，如他自己在爭論結語中所說的那樣。當我們了解了他的觀點時，我們才看出，對這位不幸的學者提出的種種責備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同時我們確信現代德國歷史學家們沒有能力解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於是我們自認為有權假定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對於某些俄國讀者來說也仍然是沒有解決的，因而關於這個問題現在也還可以說一點並非完全沒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話。 拉姆普雷希特匯集了許多雄才大略的傑出人物對於他們自己的活動與這個活動得以實現的那種歷史環境之間的關係所持見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lung，如他所說)；不過他在自己的辯論中暫時局限於援引俾斯麥的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證這位鐵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國國會中發表的如下一段話：「先生們，我們既不能忽視過去的歷史，也不能創造未來。我希望你們預防一種錯覺，由於這個錯覺人們把自己的鐘表撥前一些，以為這樣做他們會加速時間的流逝。通常過分誇大了我對我所憑藉的那些事變的影響，不過畢竟誰也沒有想到要我去創造歷史。這對我說來，甚至跟你們聯合在一起，也會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聯合在一起能夠跟整個世界對抗。然而我們不能創造歷史；我們應當等待歷史自動形成。我們把水果放在燈下是不會加速它們的成熟的；如果它們尚未成熟我們就摘下來，那只會阻止他們的生長和損害它們。」拉姆普雷希特又根據約里 [30] 的記述，引證俾斯麥在普法戰爭時期不止一次說過的意見。它們共同的意思還是：「我們不可能造成偉大的歷史事變，而應當根據事物的自然進程行事，並限於保證自己得到已經成熟的東西。」拉姆普雷希特認為這是深刻而完備的真理。在他看來，現代歷史學家只要善於深入地觀察事變，而不使自己的視野局限於太短的一段時間，就不會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麥能不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去呢？對他說來，這甚至在他處於自己權勢的巔峰時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歷史條件比最有勢力的人物更強大。偉大人物所處時代的一般性質，對於這位偉大人物來說是「經驗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這樣議論的，他把自己的觀點稱為通用的。不難看出他的「通用」觀的弱點。他所援引的俾斯麥的意見，作為心理學文獻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這位德國宰相的活動，但不能說他的活動微不足道，說俾斯麥的特點是「無為主義」。據說拉薩爾關於他這樣說過：「反動派的僕人們並不是誇誇其談的人，但願進步勢力有更多這樣的僕人。」請看，正是這個有時表現出真正鋼鐵般毅力的人，認為自己在事物自然進程面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顯然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發展的簡單工具；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現象，同時又成為很有毅力的活動家。不過只有在這方面俾斯麥的意見才是很有意思的；認為這些意見是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回答則不可能。用俾斯麥的話說，事變是自行造成的，我們只能保證自己得到事變所準備的東西。然而每一次「保證」行動也都是歷史事變：這樣的事變同自行造成的事變究竟有何區別呢？實際上幾乎每一個歷史事變都同時既是「保證」某人得到先前發展已經成熟的果實，又是為未來果實作準備的那個事變鏈條的一個環節。怎麼能把「保證」的行動跟事物的自然進程對立起來呢？看來俾斯麥是想說，歷史上起作用的個人和集團從來不是而且任何時候都不會是萬能的。這自然毫無疑義。但我們還是想知道，他們的——當然遠非萬能的——力量以什麼為轉移，這種力量在什麼情況下會增長，又在什麼情況下會消減。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俾斯麥還是援引其言論的那位博學的「通用」史觀擁護者都未作回答。 誠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裡也發現有比較淺近易懂的引文。 [31] 比方他引用法國現代歷史科學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諾 [32] 如下一段話：「史學家們太習慣於一味注重人類活動那些光輝燦爛、顯赫一時然而轉瞬即逝的表現，注重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卻不去描述構成人類發展真正有價值而非暫時的部分(這個部分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歸結為規律和相當程度上可以進行精確分析)的那些經濟條件和社會設施的偉大而緩慢的運動。實際上，重要的事變和人物正是作為人類發展不同時期的符號和象徵才是重要的。被稱為歷史事變的絕大多數事變之於當今的歷史，就像波濤之於潮水漲落的深厚而經常的運動一樣，波濤在海面上產生，一時由於燦爛的陽光而絢麗奪目，隨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後什麼也沒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稱，他準備對莫諾這段話中的每一句話都表示贊同。大家知道，德國學者不愛贊同法國學者，法國學者也不愛贊同德國學者。因此比利時歷史學家皮雷納在《Revue historique》[《歷史評論》]上特別愉快地強調了莫諾歷史觀點和拉姆普雷希特觀點的這種吻合。他指出：「這種一致意義十分重大。它看來證明，未來屬於新的歷史觀。」 * * * [1] 卡爾·拉姆普雷希特(1856—1915)，德國歷史學家，著有《德國史》(19卷)一書。——譯者 [2] 約里(Joly，1839—1925)，法國哲學家、心理學家。——譯者 [3] 我們不涉及拉姆普雷希特的其他哲學歷史學論文，這裡只是談論他的論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Die Zukunft，1897，No.44(《歷史科學戰鬥之結局》，《未來》，1897年，第44期)。 [4] 莫諾(Monod,1844—1912)，法國歷史學家，《歷史評論》雜誌的創建人和編輯。——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