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反諷概念 · 導言
這一部分所要探討的對象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存在於前一部分了,因為前一部分以靜觀的形式使這個概念的一個側面顯現了出來。在本論文的前一部分,我並沒有一開始就把此概念當作前提,而是在我力求偵察現象時使之逐步產生。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未知數、一個立場,這個立場證明是蘇格拉底所特有的。我稱此立場為反諷;但在本論文的第一部分里,名稱是不大重要的:主要任務是不忽視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一個特徵,並且使所有環節、所有特徵井井有條地構成一個總體。至於這個立場究竟是不是反諷,現在才能作出決斷,因為我在對此概念的闡發中也將涉及能夠測試蘇格拉底的環節,這個環節將能夠確定他的立場是否真的是反諷。在論文的第一部分里,我談的只是蘇格拉底一個人;對此概念的闡發將表明在什麼意義上他是這個概念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換言之,這一闡發將表明反諷概念是否在蘇格拉底那裡已經絕對竭盡,它是否還有其他表現形式——我們必須對這些表現形式予以重視,之後,我們才能說這個概念已得到充分的把握。如果說在論文的第一部分里概念一直懸浮在幕後,持之以恆地企求在現象中體現出來,在論文的這一部分里概念的現象上的表現,亦即它來住在我們中間[1]的持之以恆的可能性,將跟隨對概念的闡發。這兩個環節是不可分割的。在下面這兩種情況下,所有認知都是不可能的:其一,倘若概念不寓於現象,或者更確切地說,倘若現象不是只在概念之中、只與概念一起才可以理解、才是現實的話;其二,倘若現象不寓於概念,或者更確切地說,倘若概念不是只在現象之中、只與現象一起才可以理解、才是現實的話;在前一情況下,我會缺乏真理,而在後一情況下,我會缺乏現實性。如果反諷的確是一種主觀性的規定,那麼顯而易見這個概念必然有兩種表現形式,事實上它們也與不同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第一個表現形式當然是出現於主觀性首次在世界歷史中出頭露面之時。這裡我們有蘇格拉底,也就是說,這裡我們得知到哪裡去尋找這個概念的歷史表現形式。然而,當主觀性在世界上露面之後,它並不是無蹤無影地又消失了,世界並不是又陷入了以前的發展形式,恰恰相反,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2]反諷的新的表現形式要能夠出現,很顯然主觀性就需要以一種更高的形式產生效果。這必須是主觀性的第二個因次[3],一種相應於反思之反思的主觀性之主觀性。這裡我們需要再次以世界歷史為準,亦即我們需要著眼於現代哲學在康德那裡所達到的、在費希特那裡所完結的發展過程,也更需要著眼於在費希特之後極力宣揚第二個因次的主觀性的立場。現實也證明了情形的確如此,因為這裡我們再次遇到了反諷。不過,由於這個立場是個強化了、高層次的主觀意識,自然而然地它就清晰而確切地意識到了反諷,它把反諷公開稱作自己的立場。弗里德里希·施雷格爾,蒂克和佐爾格的情形就是如此:施雷格爾著重談論反諷和現實的關係,蒂克通過文學來刻畫它,而佐爾格在美學上和哲學上意識到了它。在黑格爾那裡,反諷也終於碰到了個高手。反諷的第一種形式未遭批駁,而是在主觀性受到應有的重視之後鎮靜了下來,反諷的第二種形式卻遭到了批駁,並被摧毀;由於它是不合理的,揚棄便是它應得的下場。
這些觀察大抵已使我們對這個概念的歷史有了充分的了解,但這絕不意味著對這個概念的把握在從以前的發展過程中尋求立足之地、尋求支持之時不會遇到棘手的問題。說破了,如果有人尋找一個對這個概念完整的、融會貫通的闡發,那麼他很快就會確鑿無疑地發現它有個很奇怪的歷史,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根本沒有什麼歷史。費希特之後的一段時間是反諷概念最走紅的時候,我們發現它屢次三番地被提及、被影射、被假定。但若有人想找到一個明確的闡述,那卻是徒勞的。佐爾格[1]抱怨說,人們原以為能在奧古斯特·威廉·施雷格爾的《戲劇藝術和文學講演錄》(Vorlesungen ue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teratur [4])中找到對這個概念的詳細論述,但作者只是在一處一筆帶過而已。黑格爾[2]抱怨說,佐爾格也是如此,蒂克也好不到那裡去。既然大家都抱怨,我為什麼不也抱怨呢?我的抱怨是,黑格爾正好相反。在他的體系里,在所有該對反諷予以闡發的地方,人們都會看到他對此進行了論述,不過,如果有人要是讓這一切都印出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關於反諷所說的話的確不少,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倒也不多;原因便是他在所有地方說的話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除此之外,許多思想家都與反諷這個詞有瓜葛,黑格爾對這些常常相差甚遠的思想家一一進行了攻擊,結果便是,由於對言詞的用法變幻不定,他的論爭也不總是清晰易解。不過話又說回來,黑格爾盡可抱怨他的先行者,我卻遠不能同樣地對他大加抱怨。特別是在他對佐爾格遺著的評論中——見於他的著作全集第十六卷[5]——有許多卓越的見地。雖然他對消極立場的闡述和描繪(就這些立場而言,特別是描繪極為重要,其原理便是:「說話,以使我能看到你」(loquere,ut videam te)[6]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詳盡徹底,那樣內容豐富,但對黑格爾來說,對付這些立場可謂是易如反掌,因而他所強調的肯定性對這種描繪具有間接的效用。施雷格爾兄弟以及蒂克的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們口誅筆伐、摧毀了以前的發展過程,而正由於這個緣故,他們的立場有些分散,因為他們所贏的不是主要戰役,而是許多小規模的交戰;與此相反,黑格爾的絕對意義卻在於他通過其積極的總體觀點征服了論戰的唐突。論戰的這種唐突就像布呂恩西爾女王的貞潔,一般的男人都對付不了,需要一個西古爾德來制服。[7]讓·保羅也曾談到反諷[8],他的美學著作里對此有不少議論,但皆無哲學的、或真正美學的說服力。總的來說,他作為美學家主要是從豐富的美學經驗出發侃侃而談,其實沒有對他的美學立場作出論證。對他來說,反諷、幽默、玩弄情緒可謂是不同的語言,他的描述的界限便是反諷地、幽默地以及以玩弄情緒的語言來表達同一個思想,這有點像弗蘭茨·巴德,巴德有時先對一些零散的神話性命題予以闡述,然後把它們翻譯成神話。[9]
由於反諷概念以這種方式常常具有不同的涵義,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有意無意地隨便運用這個概念,重要的是我們以語言慣用法為準,觀察它在歷史過程中所獲得的不同涵義如何均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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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lgers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 (《佐爾格遺著與通信》),Tieck和Frau von Raumer編,第二卷第514頁(在對施雷格爾講演錄的評論中):「本書評的作者認為反諷是整個戲劇藝術的真正核心,甚至對於哲學對話——如果它要稍微有些戲劇性的話——也必不可少,所以他便覺得很奇怪,反諷在這個著作中只被提到了一次,即第二部分第二章,第72頁,不僅如此,反諷甚至根本不准介入名正言順的悲劇;不過,本人倒是還記得,此書的作者以前曾說過一些話,至少表面上和這些觀念是很相近的。作者所推崇的莊嚴和詼諧紮根於一種特定的生活觀,可反諷與這種生活觀恰恰是背道而馳的。」(原文為德文。——譯註)
[2] Hegels Werke(《黑格爾著作集》)第十六卷,第492頁(在對佐爾格遺著的評論中):「佐爾格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上述論著中,他以深沉的思想、嚴肅的態度對最高的理念作了思辨的闡述,可這裡他根本沒有提到反諷——與振奮息息相關的反諷,在其深處融會藝術、哲學和宗教的反諷。反諷——這個不同凡響的秘密,這個龐大的陌生物——在哲學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人們本以為這裡正是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地方。」(新版黑格爾全集 Werke 11,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6,第259—260頁,原文為德文。——譯註)關於蒂克,見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