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財富的分配 · 第九章 同一個問題的政治後果
以上關於地產分割優缺點的考察幾乎完全屬於經濟方面的。嚴格說來，唯有這種考察才符合像目前這樣一部著作的性質。我尚未涉及這一制度在道德上與政治上的後果，因為本題的這一部分與另一部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它本身開闢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雖然這方面的問題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但在我尚未提出一些看法之前，也不能完全放棄這一最有興趣和最重要的問題。
我在考察地產再分割在政治上的得失時，首先想到的是這件事主要取決於一國政府的性質。相同程度的分割對共和政體也許是，而且必然是很好的，而對君主制度來說，可能是致命的。所謂共和政體，我的意思當然是指真正的民主政府。因為，廢除王權之後，在政府機構中幾乎沒有民權的國家或至少被貴族分享很大一部分權力的國家，也經常使用共和政體這個詞。
我認為，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財產的、尤其是地產的相當程度的平均，純粹的民眾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沒有土地貴族，則君主制度也不可能鞏固，看來這也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們想要採納或支持的政府的性質必然決定著我們所期望的制度在政治上是否得策。這一點只是讓我們牢記：我們不能調和矛盾；如果我們希望得到某種結果，我們必須採取達到這一結果所必需的手段。
例如，在共和制機構包圍下的君主政體，是一個不久必將毀滅它自身的政治怪物。這是法國第一屆國民議會所犯的大錯誤。大多數人希望君主政體，我毫不懷疑，他們真誠地抱著這樣的希望。可是，他們卻通過建立與王權並存的、具有過於民眾性的機構來務必使君主製成為不可能。雖然這些機構中的大部分很快就消失了，被革命的洪流掃除了，但是繼承權的法律卻依然被保留了下來。 [90] 這是第一共和國所做的一件大事，它經受住了帝國的專制與波旁王朝陰險而橫暴的統治，整個改變了法國的方向，並逐漸深入了人心。因此，現在企圖去改變它看來是十分愚蠢的。但是，毫無疑問，只要它繼續存在，專制政體就絕不會十分安全。
由於上述法律的緣故，該王國現在處在這樣的地位：王權沒有足夠的支持，而共和政體是不可能的。也許沒有必要提及這一論斷所依據的理由，但概括起來說，它們是這些：第一，人民在君主制度下形成了完全與自治對立的古老習慣；第二，歡快、愛好享樂、容易激動、反覆無常和缺乏堅韌的人民性格，是與控制純粹民眾政府素有的不穩健和輕率所需要的那種穩健的、商業性的和會打算的氣質完全不相容的；第三，國民喜好軍事榮譽；最後，其他歐洲國家的政治狀況。這些國家的君主絕不會容忍在他們近鄰有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引起戰爭，不論哪一方勝利，它必定很快使民主政府垮台。如果別國勝利，則通過外國干涉或內部的動亂來推翻民主政府；如果本國勝利，則通過某一個勝利的將軍的野心來實現這一目的。
因此，繼承法本身還不足以使共和製成為可能，而它卻使君主制不安全。法國今後的命運不能不充滿著極大的不穩定，我們不能認為它已消除了過去的經歷。該國政府在過去四十年中的頻繁更迭，從極端放任到極端專制以及自目前的王朝即位以來連綿不斷的動亂，都是為大家所熟知的。這些便是人們從希望達到某一目的中所體驗到的弊端，但是他們拒絕採取對它的持久存在所必要的手段。
對所有處在改革中的國家來說，法國的例子應該成為前車之鑑，要避免把改革推進得那麼遠以致危及人們本想去支持的政府形式。如果目的是要完全變革政府的形式，那麼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應該以它本身作為論證的基礎。我所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即保持這種形式的完整是大多數人的願望，不過大家都希望儘可能糾正這種制度的弊病。
所有考慮到這一點的官吏的特殊使命是，要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措施將會引導到什麼地方，並且要記得，有許多變革本身，抽象地說來，也就是在不顧及現狀的情況下來說是好的，但是它們可能危及那些他們都不希望看到被顛覆的組織機構及其制度。因此，如果人們承認，在條件許可的地方 ，家庭所有子女間平均分割地產就其本身來說是最合理的制度，但是它絕不意味著，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就應該希望採取這種制度。如果該國的政府是君主政體，如果我們確信這種形式總的說來最適應我們所處的社會狀態，甚至還確信伴隨著變革而來的風險太大，那麼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去忍受這種制度所固有的不便，就像去忍受所有其他社會制度的不便一樣。因為絕不是只有君主制或貴族政治才有它不可避免的弊端，民主制也有它自己特有的其他不可避免的弊病。首先，我們必須確信有些利益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我們不可能同時完全享受兩方面的好處。一個十分謹慎的君主政體不可能享受到像一個真正的民眾國家一樣的平等，同樣也不會顯示出像真正民主政府那樣的驚人活力。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期望在共和政體下會有像國王與貴族統治下一樣的穩定。因此，我們必須決定我們大體上喜歡哪種制度，並且在作出了抉擇之後，我們一定要堅持我們所選擇的對象。儘管它必然帶有許多弊端，也不管這些弊端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為相反原則的採用所阻遏，我們還是要牢牢記住它們絕不能完全被防止的，並且要始終如一地考慮到我們希望支持的制度的安全。
如果一個制度還有些力量和朝氣，它不能不趨向於某種過分，因而也不能不帶來某些弊端。只有使這種制度處於絕對的低能，才能完全排除這些弊端。拿一個人來說也是如此。沒有激情的人做不了壞事，因而他也做不成好事。同樣，如果目前法國的古老貴族政治不能損害這個國家，那麼它也不可能對這個國家有用，它已處於完全無所作為的狀態。
這些考察必然把它們自身同一般的財產，尤其是地產的繼承問題聯繫在一起。因為，在一切可能引起激烈辯論的政治問題中，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它是該「國」拱門上的真正的拱頂石；因為那裡有什麼樣的所有制，那裡或遲或早也就有什麼樣的政權。這兩個方面必然是互相關聯的，只有在個別情況下和在短期內才會有相互脫節的現象。
取得權力的欲望是擁有巨大財富的必然結果。某種欲望的滿足，為達到另一種欲望的目的提供了可能，因而只會導致另一種欲望的產生，這就是人性的素質，因為我們絕不會對於自己明知做不到的事情寄予強烈的希望。所以一個對財富厭膩的人便會追求在他的財力所及範圍內的其他顯貴。比如說，一個在保險柜里裝滿了黃金的商人，渴望結交貴族和同他們聯姻的榮譽。
但是，一切榮譽都不能像權力那樣點燃起富人的欲望。因此，一般地說，擁有比他們的同胞更多財富的一批人，絕不會僅僅滿足於平等分享政治權力。不管他們將怎樣統治，不外乎通過正當的手段或是使用卑鄙的手段來統治。如果不是用政治影響和秘密的賄賂來統治，那麼暴力必將導致要麼建立起他們的絕對統治，要麼立即使他們的權力和他們的財產徹底崩潰。
在土地通常完整地由父親傳給兒子的地方，不僅使造成權力不平等的財富的不平等保留下來，而且使每一代所有者從前輩那裡取得力量。這種力量不必從新開始建立，而是有著現成的基地、播好的種子和成熟的莊稼。連續好幾代地保持著一致的目的與一致的努力，這種情況不能不大大加強土地貴族的權力。
每個家庭都被固定在一個地方，也是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由於他們一直在同一個範圍內發揮作用，他們的影響必然比他們有時在一個地方有時在另一個地方試試他們的力量要大得多。從前，蘇格蘭的地主對他采邑上的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在土地長期掌握在同一個家族手裡的地方，這種權力仍然是強大的。
不僅當代的土地貴族而且他們歷代祖先的這種計劃和努力的連貫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個結果，即加強他們的力量。這種地產的繼承制是一批富有的世襲地主擁有力量的主要源泉，從而也是他們所要支持的任何政府穩定的源泉。對每件事情，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確切明了你要達到的目的，並且堅定地朝著它前進，總是成功的首要原因。
但是，在土地的不斷再分割已摧毀了所有那些原先從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財富中產生的、後來又被習俗和社會聯繫所加強的家庭影響的地方，不再有被共同利益的感情與對權位的熱衷聯結在一起的、在保衛與他們自身的權力成敗攸關的現存制度中頑強地團結起來的一批所有者了。但是有人也許會說，不斷地實行平均分割所引起的土地所有者人數的極大增加，使政府取得了更大的一批人的支持，因而必然會大大加強起來。因為，他們認為，這批人特別喜歡秩序，而對可能危及他們如此珍愛的小地產的任何變革非常恐懼。可是，我們必須牢記，這批為數很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所共有的感情是喜愛一般的好政府，而不是強烈地鍾愛某種特定的政府。
這一階級中的任何一個人從好政府那裡得到的利益，例如人身與財產的安全，它們所具有的消極性往往多於積極性，特別是具有類似的性質，即這種巨大的利益直到它失去以前是絕不會被充分認識到的。如果一個野心家或本意良好的人提出了任何一個貌似合理的計劃，這種計劃可能允許在一個新形式的政府之下有平等的保障和更少的公共負擔，那麼什麼東西能阻止這批小土地所有者贊同變革呢？他們有的只是害怕某種無法預見的災難，而絕不是喜愛現存制度的強烈感情。但是，人的思想一旦不為壓倒一切的明確欲望所支配，各種打算和搖擺不定就沒個完結。理智像一隻沒有舵的小船，在接連不斷的每一個浪頭的支配下左右搖擺。人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個行動始終一貫的強烈願望。儘管不存在偏愛任何特定製度的一切前提常可防止偏見，因而也最適於在會議室里空談，可是它在實際生活中是不行的。權衡任何一個被提出來的步驟可能有的一切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的習慣，是與行動所要求的敏捷和幹勁絕然相反的。即使在無人可與之商量的情況下，一個人在行使職權時尚且深感過於平心靜氣和慎重考慮之不易，那麼當我們不得不把許多衝突的意見統一起來時，其不便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各種意見不可救藥的分歧，在一切問題上缺乏明確的說明」不是大家都已熟知的嗎？ [91]
因此，所有擁有些財產的人，在這些人不僅確信現存制度總的說來是好的而且相信它們是最合理的制度之前，對好政府的一般喜愛，絕不是防止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危險的因素。可是，如果他們不去嘗試一下另一種制度，他們怎麼能確信這一點呢？那麼什麼時候才能把足智多謀之士所能設計的一切可能的混合物都試驗過一遍呢？一般喜愛好政府就是如此地不能把人吸引在任何一種特定的政府之下的。
然而，當國家早已被接連不斷的變革所動搖和弄得疲憊不堪的時候，就易於產生一種情緒，它將給政府以某種穩定並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對現存制度的留戀。然而這種制度因處在那麼多的動盪不定之中，所以一直沒有時間完善起來。這種情緒不會是對現存制度的強烈的愛，而是恐懼不可預測的變革所引起的後果，以及國家所經歷過的那麼多的災難。因此，特別是在土地所有者之間將產生一種保守情緒。這種情緒很可能不會持續到超過當時一代人的時間。要不了多久，新的一代必將成長起來。毫無疑問，他們也許曾經聽說過他們的國家曾經因政府的不斷更迭而遭受過許多不幸，但沒有親眼見過這些災難，而這種印象是同口傳與目睹的經驗之間的差別成正比的。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大批小所有者非常喜愛他們國家的政府，而且一點也不想進行新的實驗，他們仍然不可能像貴族那樣對現存的制度懷著熾熱的愛。因為那種制度使貴族有了生氣與活力，他們不僅從這些制度中得到了社會上一切階級都共有的人身與財產的安全，而且除了這些一般的利益之外，還嘗到了權勢的一切甜頭——榮譽、權力和酬金。要使任何一個政權穩定，大量有產者或甚至全國大多數人對它有好感是不夠的，問題是這種感情是否如此強烈，以致使他們有可能在保衛它的時候不避艱辛和危險，甘冒死亡的風險。這便是需要考慮的真正要點。
這一論點有助於解釋，在違背廣大人民願望的情況下，一個積極的少數怎麼常常會實現政權上的改變。就願望來說，人民都站在當局的一邊，但是當有必要作出個人安逸、財產和安全的犧牲時，政治上的同情也許不夠有力到把願望堅持到底。在舊政權存在的時候，曾經阻止他們竭盡全力地保衛它的同一種不冷不熱的感情，將使他們靜靜地屈從於新政權，或者屈從於任何別的及時取得成功的政權。
當土地掌握在富有而有權勢的貴族手中時，情況就大為不同。這些貴族在保衛現狀的時候，不僅一般地保存了整個制度，而且特別是維護了他們本階級的特權。這種雙重動機強烈到足夠克服人類天生的惰性，激起他們的精力去積極反對一切可能危及、哪怕是間接地危及與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的制度的革新。正因為人數少，所以使他們更易於聯合，這一點對他們努力的成效是非常有利的。與此相反，當土地在無數小所有者之間分割以後，聯合的困難卻使個人的鬥志渙散。
這些便是使財產的極度再分割，尤其是土地的極度再分割不利於政權穩定的原因。這些原因可歸納為兩類：第一，這類群眾在現存制度中缺乏某種特殊的利益，這種利益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以致使相當數量的一批人對現存的制度有著堅定而執著的愛。他們也許對現存制度是有好感的，但是惰性太大以致在緊要關頭不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92] 第二，由於他們人數眾多，財力有限，這種情況使他們中間許多人不能經常開會，以及因缺乏任何比較小的、善於在通常情況下影響其下屬人員因而在非常緊急的時刻能作好準備和保證它的下屬服從指揮的機構，所以小所有者之間難於聯合起來。
不管威脅現存政權的變革可能具有什麼性質，也不論這些變革是傾向於擴大還是限制目前享有的自由程度，這種財產的再分割以及隨之而來的貴族政體的消失，必將大大助長社會的大動亂。這是一個應該記取的重大教訓。不僅民權的維護者將找到稱他們心意的平等制度，而且狡猾的、蠱惑民心的政客或幸運的將軍也會在他們國家自由的廢墟上尋求飛黃騰達。同一種惰性和缺乏團結使前者即使在違背多數人願望的情況下也能在民眾的旗幟下造成一次革命，而在另一種情況下也會使後者能夠升起文官專制或軍事專制的大旗。
但是只要財產狀況保持不變，專制本身也不見得比任何別種更為民主的政府穩定多少。
羅伯斯庇爾的統治僅持續了極為短暫的時間，而波拿巴的一切軍事聲譽也絕不能保住他的王位。甚至他的直接繼承者儘管在沒有外國侵略的情況下也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人民曾受到自由思想影響的地方，他們決不會長期屈從於專制統治。當他們被一連串民眾的變革和動亂弄得筋疲力盡的時候，他們也許向它屈服一段時間，而在未曾目睹這些動亂的新一代成長起來之後，暫時的建築物必將倒坍。因此，政權將在民眾的放縱和專制統治這兩個相反的極端之間動搖不定，始終未能把它自己在兩者之間確定下來。
我們可以引用所有古代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例如雅典、敘拉古斯和許多其他希臘國家、中世紀的義大利共和國、英國的共和政體 [93] 和法國的革命政府的歷史事例，來證實這些論點。
美國不能被認為是個例外，因為它的建立還不到50年，而且它所處的情況十分特殊。在此，提出其中的兩個重要情況也許就足夠了：第一，它不可能發生任何重大的土地戰爭，因為它沒有鄰國，所以它免除了共和國面臨的主要危險——軍事統治；第二，它還沒有窮人。一片無邊無際的肥沃處女地使這種情況成為可能。因此，使它避開了民主政府曾碰得粉身碎骨的另一塊石頭，即貧困居民的騷亂。
另一方面，在人民群眾從來沒有聽到過民眾的權利更沒有享受過這些權利的國家中，雖然君主無需擔心民主主義的反抗，但是如果他的王位失去了一批富有的所有者的支持，它必將長期處在軍隊首領的野心或驕縱不滿的軍人騷亂的威脅之中。缺少土地貴族一直是一切東方政府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愷撒和伊斯蘭諸國王位不穩的主要原因，從而也說明了世界上許多最好的地區之所以長期穩定或衰落的條件。在一個成功的將軍或一隊古羅馬禁衛軍、土耳其衛隊或近衛士兵都能在任何時候改變一個帝國命運的國家裡，哪裡還有財富、安全和文明發展的餘地呢？ [94]
也許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君權像波斯君主的權力那樣地完全不受限制了。正如在所有其他東方政府中的情況一樣，人民根本沒有權力，至於貴族的勢力也幾乎喪失殆盡。這種情況的後果確實是令人吃驚的。除了毫無約束的統治所引起的其他弊端之外（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永遠得不到保障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怖，波斯王本身及其下屬官吏無休止的勒索），波斯還不時處在爭奪王位繼承權的一切恐怖之中，整個王國一直遭受著戰爭的蹂躪。征服者的謹慎戒備，使上層社會中許多在鬥爭中幸免於難的人慘遭殺戮。每一次這樣的戰爭，通過對貴族的殺戮和洗劫只是使成功的國王的權力比他的前任更加不受約束，因為只有這些貴族，才能稍微阻擋他旨意的滿足。 [95] 這些無休止的戰爭是由於沒有有效的貴族統治而引起的（因為在政治上人民群眾是無足輕重的），因為這些紛爭對所有的人，尤其是對貴族的利益是致命的，所以他們可集合在一面旗幟的周圍來阻止這些糾紛。 [96]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看一看那些世界史上存在時間最長和最強大的政權，我們總是發現：不管它們政體的外部形式有什麼不同，但是在至關重要的一點上它們是完全一致的，即在政府的構成中至少有相當數量的貴族成分。
在這些政府中，古代的羅馬是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在當代，則是大不列顛。奇怪的是，前者作為一個由民主的活力與貴族的穩定相結合而產生的令人驚訝的實例，至今仍未給予詳細的研究。全部羅馬共和國的內政史呈現了這兩種相反勢力之間的長期鬥爭，因而這兩種勢力得到了十分恰當的平衡。一方面是平民大會和平民的選舉、民選的護民官以及在後期還至少有一個民選的執政官。另一方面，元老院和貴族的行政機關。最初，執政官和大部分其他地方行政官是從貴族中產生的，可是後來這些人都是在兩個等級中選出的。我毫不懷疑，這個奇妙的國家史無前例的強大和持久，主要在於在它的構成中這兩種成分的巧妙結合。在當代，同樣明顯的實例是英國。自羅馬帝國覆亡以來，所有英國貴族的陋習，有沒有妨礙它達到強盛的頂點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可與之匹敵的繁榮呢？在現代，我們哪裡找得到一個王國曾在這樣長的一個時期內 享受到自由與秩序的幸福呢？ [97]
我還可提出存在了近四百年之久的威尼斯和至今尚存的俄國作為強大而持久的貴族政權的鮮明例證。在這兩個國家中，由於前一個國家，至少在它的後期，民主力量已衰落到一無所有；而在後一個國家，它還沒有上升到重要的地位。所以，這些國家在給我們提供了貴族統治長處的卓越榜樣的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公正和壓迫的令人信服的證據。但是它們還是有助於確立我目前想要作出的論點，即穩定是這種政府所特有的和不可分的特徵。這就是俄國使歐洲其他鄰邦害怕的主要原因。
雖然有幾個莫斯科的沙皇死於暴力，但是這些事件絲毫沒有干擾該國的安寧。一切事情還是像從前一樣地進行，只不過是又一個皇帝被埋在他祖先的墓穴里罷了。在我們的時代，該國政府的穩定受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檢驗。我們見到，一位已成年的王子，除了性格的溫和之外一無所長的皇位繼承人，甚至沒有盡力鬥爭就把皇位讓給了他的胞弟，因為聖彼得堡的軍事暴動在沒有君士坦丁參加的情況下那麼快地被平息了。是否有可能提出一個比貴族支持的政權更為穩定的鮮明事例呢？雖然俄國的君主自稱為獨裁者，而且在名義上也是專制的，因為憲法沒有限制他的權力。但是，實際上他的權力是有限的，正是在這些限制之下才受到富有而最有勢力的貴族的擁護。把俄國的例子同上述波斯的事例作一比較，在這兩個國家中君權在名義上都是不受約束的，但只有後者，君權才真正受到限制（雖然兩國的人民都沒有任何勢力），而它們之間竟有天淵之別！在一國，儘管存在著農奴制，但是財富和人口迅速增長，而其餘的一切文明要素，也在廣泛君主制許多世代以來享有的安定局面的保障下，緩慢而確定不移地發展著。而在另一個國家裡，戰爭、劫掠和荒蕪卻綿延不斷。
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貴族而且只有貴族 才能提供穩定。因此，不管人民是否已上升到足夠重要的地位來影響國家大事，某一部分 貴族總是每個可望長治久安的政權中必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在家庭子女間平均分割土地的法律或習慣則完全消滅貴族。那麼，我們是否不得不做出反對這樣一種實踐的結論呢？
* * *
[1] 這個法律經歷了若干次修改。立憲會議根據 1791年 4月通過的法律規定，未留遺囑的死者，他的全部財產應不分性別和長幼在他的後裔中平均分配，但這一規定並不與留遺囑的自由相牴觸。這一法律被國民大會在共和國二年通過的一個法令（二年雪月 17日的法令）保留了下來。這一法令允許有直系親屬繼承人的所有者，有權處理不超過他 1/10的財產，而在只有旁系親屬的情況下，只能處置他財產的 1/6，其餘一切財產均須在他的子女中或其他繼承人之間平均分配。此外，它還規定，所有者不得將其任意處理的部分留給最喜歡的一個孩子，而只能留給局外人，如果把它遺贈給合法繼承人，則也須平均分配。根據現在作為該國法律的拿破崙法典的規定：如果父親只有一個孩子，他可任意處理他的財產的一半；如果有兩個子女，那麼他可任意處理其 1/3的財產；如果三個以上，那麼有 1/4的財產聽他支配，其餘一切財產必須在子女間平均分攤；如果他死時不留遺囑，則全部財產應在其子女之間平均分配。
[2] 佩利。
[3] 許多人一直認為非常奇特的梭倫法是反對恪守中立的。十分明顯，它的矛頭是指向一大群惰性的和不熱情的公民的，他們在內亂中容忍事情聽其自然地發展，這樣，就為少數感情激烈的人準備好勝利的條件。
[4] 指自 1649年克倫威爾處死英王查理一世始，至 1660年封建王朝復辟止的英國共和政體。——譯者
[5] 吉朋在談到應召前去做保衛工作的土耳其衛兵很快學會了支配軟弱的巴格達哈里發時，他作了這樣的評論：「每當土耳其人為恐懼、狂怒或貪婪所激動時，便拴住這些哈里發的雙腳，把他們倒拖出去，剝光衣服在熾熱的陽光下曝曬，用鐵棍打並強迫他們用退位來換取暫緩他們無法規避的命運。」「軍事專制的禍害都是如此相似，以致我似乎在重複羅馬禁衛軍的故事。」這便是從赫赫有名的哈倫阿拉希德哈里發時代以來悲慘的衰落景象。參閱《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卷第五十二章。
[6] 波斯國王阿加穆罕默德說：「什麼樣的人我沒有殺過呢？」「因此這個孩子（他的侄子和繼承人）可以安安穩穩地統治了。」
[7] 參閱詹姆斯·B.弗雷澤所著《霍拉桑記游 1821—1822年》。
最近在波斯又發生了一起繼承權的紛爭。已故的國王法蒂·阿里的50 個兒子在為爭奪他的王位而戰鬥。
[8] 也像古羅馬一樣，在大不列顛，貴族政治與民主政治之間過去有過長期的鬥爭，但一點也沒有影響到該國國內的繁榮和國外的聲威。近年來，鬥爭已變得特別激烈，民主主義者對其政敵已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議會選舉法修正法案等等可作為明證。在大英百科全書的增補本中，「論政府」這一很有才識的文章企圖證明，在任何一個政府中絕不能並存兩種相反的勢力。這是我所知道的企圖努力用推論來反駁事實 的最奇突的例子。我說事實，因為誰能嚴肅地否定英國的政體中不僅存在著民主的成分而且也存在著貴族的成分呢？這位作者這樣問道：一個政權怎麼能防止吞沒掉另一方呢？即使承認最終 的情況可能就是如此，但是同時也得承認它們可以長期共存，甚至可達幾百年之久。確實，並不十分和睦，也許相互之間還經常有公開的或秘密的鬥爭，但是由各種情況所引起的這種鬥爭，也許在雙方都並不訴諸武力的狀態下一直令人驚異地拖延下去。這種狀況可能是爭奪的最終階段。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只需提及羅馬與英國的歷史就行了。正如我所說的一樣，全部羅馬共和國的內政史只不過是貴族政治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鬥爭史。這種情況只有到雙方都被軍事領袖的野心粉碎的時候才結束。最好還要注意到，直到蒂勃留斯·格拉古斯時代，這種鬥爭是不流血的。除了貧民的增加和隨之發生的致命性的內部糾紛之外，征服的擴大和因此需要維持遠離祖國的大軍並長期把公民投入軍隊，這些便是使羅馬的自由終於毀滅的主要原因。古代王朝的神聖不可侵犯，只有在強有力貴族的重大幫助 和支持下才能抵禦勝利的指揮官及其忠誠的軍隊。要是沒有上述的原因，羅馬的混合政府可能維持多長時間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