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財富的分配 · 第四章 論資本的純利潤

我在開始研究利潤這一問題時已提到，我像英國作者通常所做的那樣，用利潤這個詞來表示補償了生產中花費的全部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以後，留給僱主—資本家的全部剩餘。同時，我已注意到，這一全部剩餘並不總是一個人的財產，因為也許一個人是這筆資本的所有者，而另一個人則承擔著使用它的辛勞和風險。因此，利潤確實包括兩種完全不同的收入：一種是對資本使用的補償，另一種則是對由此帶來的辛勞和風險，以及在指導和監督工作中所發揮的技能的補償。因此，嚴格地說來，毛利潤可分為兩個部分，即資本的純利潤和企業利潤。我們還需確定毛利潤在這兩個部分之間的分配比例是受什麼原因調節的。 [29] 當一個人既指導著資本的使用同時又是該資本的所有者時，我們無法確定在他利潤中有多少是他僅僅以資本家的身份取得的，有多少則是屬於他作為一個企業領導人即僱主的。因此，我們必須從資本家和僱主不是同一個人時所發生的情況的考察中得到這一問題的結論。 如果資本只為那些想把它投入某種有利的行業的人所借，顯然毛利潤分配的比例就必定完全取決於資本家與僱主之間的競爭，取決於很想不用他自己去費心管理而能從他們的資金中得到收入的那些人與願意自己承擔這種職務的另一些人之間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每種人的份額一定完全取決於一方面可供出貸的資本數量，另一方面能夠並想要使用它的人數，同時他們必須能夠為正常支付利息以及最後償還所藉資本提供可靠的擔保。但實際上，僱主通常避免同資本家進行拚命的討價還價，這是因為還有另一批人同他們競爭的緣故，否則僱主與資本家之間就會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後一類借款人急於借錢用，但不想把借來的資金用於任何生產性行業。這些人的用費超過了他們的收入，從而必須求助於貸款來滿足壓在他們身上的各種需要。在大多數富裕的社會裡，用於這種目的所需要的資金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在我們把向國民舉債的政府看做具有這種身份的情況下，尤其是如此。因為國家經常性的收入不能滿足國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求助於這些貸款。這種情況或是由於收入的下降，或是因開支的增加所引起的。用這種方法籌借的款子，如果不能說全都會用於非生產性消費的話，也至少可以說大都是用於非生產性消費的，就是說，不會帶來任何物質形態的收益。我們也必須以同樣的觀點來看待那些向其他國家派出代理人去籌措貸款的各國政府。 那麼，所有這些根源——入不敷出的個人、本國政府和外國政府，都引起了對資本家資金的需求，而這些資金都不是用於生產性目的的。除了這一類借款人之外，還有另一類借款人，他們像前一種人一樣急於要獲得貸款，也不把借來的錢用於可以取得利潤的產業部門，但在其他各方面則與前一類不同。這是些在商業上不成功或投機上失敗了的人，如果他們不能找到資金來滿足他們債權人在限期內的要求，他們就會有破產和毀滅的危險。在一切借款人中間，這些人最迫切地需要借錢，以便保住他們的信譽。因為事業的成功主要取決於信譽。顯然，他們既不會把借到的資金用於生產，也並不打算這樣做，而是用它來償付從前獲得的價值。無論這一類人多麼不同於那些沒有職業的、入不敷出的人，但在下面一點上他們還是一致的，即他們構成了一批急於要借錢的人，而且他們都不同於那樣一些人，那些人向資本家告借是為了獲得他們自己並不擁有的資金，並只有藉助於這些資金他們的才幹和勤奮才有用武之地。現在，因上述另兩類人的競爭，這些靠借來的資金經營企業的領導人的技能和勤奮所得的利潤，不如沒有另兩類人競爭的情況下優厚了。顯而易見，因為借用資本所需的支付，在用貨幣來計算時就是通常所說的利息，必須取決於一方面各種各樣借款人和另一方面擁有待藉資本的人數之間的比例。對資本家來說，只要有可靠的擔保和至少能得到當時的一般利息率，這就是他所關心的唯一的事情。至於別人怎樣使用他的資金，那是無關緊要的。如果在擔保和年利方面沒有什麼不同，那麼他像給商人和製造業主提供擴大他們業務的資金一樣，也同樣十分願意在以土地或財政收入作抵押的條件下為地主或政府的非生產性開支提供貸款。 正是通過所有能提供可靠擔保的借款人與所有持有貸放資金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才決定了利息率。我認為利息率就是以貨幣來計算的資本的純利潤。給資本的所有者支付了這些利潤即利息之後，為那些使借入資本運轉的任何一個農業、製造業或商業企業主餘下的部分便構成了企業利潤，以此作為對他發揮的技能和管理一切生產性行業中必然要承擔的辛勞和風險的補償。因此，企業利潤取決於資本的利潤，而資本利潤則必須以在可靠擔保的基礎上支付的利息來衡量。我說可靠的擔保，是因為在沒有這種擔保的場合，借用資本所支付的金額是沒有限度的，利息的大小將完全取決於貸方在既可能損失收入又可能損失本金方面所冒風險的大小。當然，像這種過高的利息是不能以任何生產性企業的利潤來償付的，也不可能為此目的而借進這種資本，因為有時這種利息高到超過任何產業部門所能賺到的毛利潤之上。我們知道，在孟加拉，從前常常要付60％的利息，也許至今有時仍是如此。像這樣高的利息決不能從以借入資本來經營的企業所得到的利潤中償付，那麼，這種利息一定是從其他獨立的財富源泉所得的收入中支付的。因此，按照我在開始探討財富的分配時給那些詞所規定的含義來說，它不是初次 收入而是二次 收入。即使在擔保可靠因而利率也不高的時候，凡是使用借入資本不以取得利潤為目的而支付的利息也同樣屬於二次收入。由於惜入的資本不是用在生產上的，所以每年為此支付的金額必定不是從它本身中得來的，而是從其他收入來源，不管是土地、勞動還是某種其他資本的收入中支付的。 如果借入資本不用於其他目的而只用於生產性行業，我應當認為給這種資本所支付的報酬是資本純利潤的完全合理的尺度。在這種情況下，毛利潤的剩餘部分也應當正好代表企業利潤。但是由於有些人借錢來用於非生產性消費，因而使利息必然有某種程度的提高。因此，嚴格地說，我們不應像沒有這種借款者的情況下一樣，把它看做是資本純利潤的精確標準。由於這些非生產借款人的存在，我們可以公正地認為資本的純利潤已被提高到了超過它們的自然水平。因此，企業利潤當然就降低到了相應的程度。可是，在實踐中，我們仍然可以可靠地以利息率作為資本純利潤率的最好尺度，事實上它是我們僅有的一個尺度。 [30] 因此，為了確定什麼東西調節著資本的純利潤率，我們就必須找出利息率是隨什麼而定的。如前所述，它是隨著所有能提供可靠擔保的借款人與所有有資本可貸的人之間比例的變化而變化的。正是這種比例和這兩類人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通常的利息率。但是借款者人數與貸款者人數之間的比例以及競爭的激烈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特定的條件，即憑藉著資本的使用和企業主的技能和勤奮一起可合理地預期能賺到多少錢，也就是說取決於可能實現的毛利潤額。我們不難設想，憑靠資本的使用能夠賺大錢的地方，貸款的利息也必然大。因為這些巨額利潤的前景將把更多的借款人引進市場，同一原因將使他們較易於同意支付高昂的利息。所以毛利潤高是利息高的一個原因。如果借進資本的目的只是為了用它來進行生產，那麼利息率似乎就成了一個判斷毛利潤高低的很好尺度。但是，我們發現，由於還有其他各式各樣並不為此目的而借款的人，他們在商定借款條件時並不關心這些資本可能賺到多少錢；還由於這些借款（包括本國政府和他國政府的借款在內），常常具有重大的影響，由此可見，我們不能把利息率作為判斷毛利潤率的可靠標誌。因此，我們只能以闡明毛利潤的高低是利息高低的一個原因為滿足。 我們稱之為非生產性借款人的需求對利息究竟有多大影響，可從下列事實中得到證明：在整個上一世紀與本世紀中已經過去的年代裡，戰爭時期的有可靠擔保的利息率一直比和平時期的利息率高。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即使不是全部由政府對貸款的需求所引起的，也主要是由這種需求所引起的。 [31] 在這種情況下，利息的變化不受毛利潤的支配，因為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毛利潤在戰時一概高於和平時期。但是，即使我們假設借入資本只作生產性使用而不用於其他目的，我想在毛利潤率不發生任何變化的情況下利息也可能發生變動。因為，在一國財富的增長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人，其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他們發現靠著先輩的勞動所積攢而為他們所擁有的資金，足以使他們單憑利息就能夠過優裕的生活。也有許多人在他們青年和中年時代積極從事各種經營活動，而在他們以後的日子裡則宣告引退，靠著他們自己積累起來的那一筆錢的利息過平靜的生活。這一類人像前一種人一樣，隨著國家財富的增長而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因為那些一開始就有相當儲蓄的人同另一些在一開始沒有什麼積蓄的人相比，可能更快地有足夠的收入來過閒居生活，所以古老的富國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即屬於那些不願親自不辭辛勞地去使用自己資本的國民資本量，在全部社會生產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大於新殖民的和比較貧窮的地區。法國人稱之為靠放債收息來生活的人，在英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國多得多，而在美國則幾乎每一個人都從事某種工作。隨著放債收息生活者的增多，資本出借者的人數也增加，因為他們就是同一個人。由於這個原因，不管借款人屬於什麼性質，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也不管毛利潤是高還是低，在財富已有巨大增長的歐洲各國，利息必然具有下降的趨勢。無論借入資本作何種用途，在利潤穩定或者甚至增長的情況下，上述原因都會引起利息的下降。 [32] 如果我在證明上述論斷時，把那些已建立了有效政府從而在信貸業務方面也有安全保障的歐洲富國中的利息率，例如，英國的利率，特別是早就降低到2％的荷蘭的利率，認為是一般的利率， [33] 那麼人們也許會承認這一事實，但懷疑我對它的解釋。他們也許會說，在這些國家中，對借入資本所支付的報酬之所以低，是由於它的使用所能賺到的毛利潤降低的緣故。而我的意思也不是說隨著國家變得更為富裕，毛利潤的下降不是利息下降的一個原因。因為在前面研究毛利潤這一問題時，我們已經發現隨著國家財富和人口的增長，毛利潤確實在不斷下降。我所要說的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從國家財富增長中產生的貸款者人數的增加則是另一個十分有影響的原因。 在此，指出這樣一點是恰當的，即利息總是隨著毛利潤率的變動而變動的見解已在決定毛利潤升降的原因方面引起了錯誤的觀念。我們在上一章里指出了產生這些錯誤的一個根源，但看來這是另一個根源。由於人們看到在一般情況下利息隨著一國財富的增長而下降，還由於人們推測這種下降是因為以前毛利潤下降的緣故，因此就得出結論說：生產性使用資本的人們之間競爭的加劇，使資本的積累往往直接引起利潤率的下降。亞當·斯密說：「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傾向於減低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有許多富商投下了資本，他們的相互競爭，自然傾向於減低這一行業的利潤；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如果全都同樣增加了，那麼同樣的競爭必然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結果。」 [34] 在探討毛利潤這一問題時，由於我已極力駁斥了這種見解，所以現在就沒有必要再對它作詳細的評述了。目前我之所以把它提出來，完全是為了說明導致這一錯誤見解的第二個根源。隨著一個國家中的資本積累和貸款者階級的增加，利息下降是完全確鑿的，但是在前面我已闡明，這絕不能證明僱主—資本家的毛利潤下降了。錯誤在於把貸款者的情況類推為生產者的情況，然而他們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由於他們看到利息率隨著有資金貸放的資本家之間競爭的加劇而下降，就認為生產者的毛利潤也必然下降。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重大的事實，即利潤的存在歸因於物質世界的規律，當人們利用這種規律並用勞動和技能來幫助和指導自然的恩賜物時，它便給國民生產那麼多的成果，以致在補償了消耗的固定資本以及維持僱傭勞動者的生存和衍續後代所絕對必需的實物之外，還留下剩餘產品。如果全部產品剛夠做這些用途，那麼就不可能永遠以利潤的名義從勞動者的份額中扣除出一部分而不致引起勞動者的不斷減少和最終消滅。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利潤不可能永遠存在。但是，只要總產量比補償上述用途的最必需的量多一點，以利潤的名義從總量中分出而屬於另一類人的特殊收入就成為可能。不管怎樣，事實上，總產量一般總是足以允許勞動者得到一個大大超過他們維持目前生活和衍續後代所絕對必需的數量，此外還可提供利潤。就一國的範圍來說，這種利潤是由許多商品組成的。就個人來說，它也許是僅由一種商品構成的。無論何種情況，它總是自然恩賜物通過技藝的幫助和指導所獲得的結果。要懂得利潤理論，首先必須透徹認識這一基本原理。只要我們認為不管是整個國家的還是個人的毛利潤的存在均歸因於僱主—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我們就遠遠沒有真正正確理解這一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只需提一下以前說過的話，就足以駁斥這一錯誤了。 競爭可以通過改變商品的價值使不同行業的僱主—資本家之間的利潤平均化，但不能創造包含著利潤的商品本身。同樣，如果已經存在著某種可以分配的東西，資本家與僱主之間的競爭就可以決定他們之間以何種比例來分配毛利潤。唯有僱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才影響一般的毛利潤率，儘管作為一個特定階級的僱主—資本家的存在本身取決於勞動生產率。 [35] 那麼，這就是資本純利潤學說的總結。資本的純利潤率必須部分地取決於毛利潤率（因為全部利潤的大小決定全部利潤中每一個部分的大小），部分地取決於按什麼比例把毛利潤分為資本的利潤和企業利潤。這種比例又取決於資本貸放者和所有能提供可靠擔保的借款者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受到預期會實現的毛利潤率的影響，雖然毛利潤率絕不能完全支配這種競爭。其所以不能完全支配競爭，一方面是因為有許多借款並不用於生產性的目的，另一方面因為借貸資本在全部國民資本中的比例隨著國家的富裕程度而變化，而與毛利潤的變動無關。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情況，那麼資本的利潤與企業利潤必定比目前的情況具有更為穩定的比例。 * * * [1] 也許資本的純利潤 這一用語差不多好像是同義的反覆，資本的利潤這一術語或許更正確些，但由於英國的作者經常用後一個術語表示毛利潤，所以在目前這種場合就不能使用它了。當用貨幣來計算或支付資本的純利潤時，它被稱為利息。 [2] 然而，如前所述，我們必須經常記住，只有在建立了有效的政府，因而普遍有了安全保障的國家裡，正常的利息率才能作為衡量資本純利潤率的一個尺度。因為在情況不那麼好的國家中，由於缺乏償還借款的可靠保證，利息竟高到使生產性行業無法利用借入資本的程度，這樣的利息率就不能成為資本純利潤的標準。雖然我們不應該認為這種過高的利息已高得排除了一切以有利的投資為目的的借款，但是只要在給貸款風險所付的補償費構成了年支出中異常大的一個部分時，我就不能把這種利息看做是資本純利潤的真正代表。只有在這種風險已減少到非常小，甚至至少可以不把它計算在內的地方，這種標準才是合理的。例如，在今日的英國，我想我們不能認為還有什麼風險的補償費加到所謂有可靠擔保的貸款利息中去。因為儘管在貸款方面總會有某種風險，但是把它保存在自己手裡不出借也有同樣的風險，因此這一種風險與另一種風險是相同的。我們知道，人們僅僅為了安全就經常把錢存放在銀行里，即使在不能期望得到利息的時候，他們也仍然把錢存放在銀行里。 [3] 參閱圖克《通貨狀況的研究》，讀書對這一問題作了非常出色的論述。據此可以得出結論：戰爭對資本家是有利的，但對企業主則是有害的，它是以犧往企業利潤為代價來增加利息的。 [4] 毫無疑義，英國目前普遍設立了儲蓄銀行，這種銀行在法國也正在日益擴展，它們通過給勞動階級多餘的收入提供可靠的投資場所，必然大大增加實際上並不是為其所有者使用的資本量，因此利息率必然有下降的傾向。 [5] 亞當·斯密說，在他那個時代，荷蘭政府以 2％的利率借款，而有可靠擔保的私人則以 3％的利率借款。第 1卷第 10章。 [6] 這句話在前面已經引用過，但看來在這裡還有重複的必要。 [7] 可是，我們必須常常記得，只是在一定的行業中，勞動生產率才影響利潤率。無論奢侈品、精製品等的生產是容易還是困難，就這方面來說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通過價格的提高可使少量精緻品提供的利潤完全與大量以比較低廉的價格來銷售的精緻品所提供的利潤一樣多。正如我們所知，利潤僅僅受到這樣一些產業部門產量的影響，它們生產勞動者的必需品和固定資本的各種組成部分。因此生產最普通的農產品的農業，生產粗製品、勞動工具和機器的製造業，以及運輸這些產品的商業，才是一切職業中這一收入的真正來源。請參閱論毛利潤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