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財富的分配 · 第三章 論毛利潤

現在，在找出了決定全部勞動產品中哪一部分應歸屬於勞動者的原因之後，剩下的問題是要看一看僱主—資本家的份額是受什麼原因調節的。前面已經說過，在不考慮地租的情況下，只有三種人，即勞動者、資本家和僱主有權占有一部分總收入。另外，我曾說明，在目前的考察中，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應把後兩類人看做是結合為一體的、完全相同的一種人。我也曾提到，在一般情況下，我是在英國的政治經濟學作者通常使用的含義上使用利潤這個詞的。 那麼，毛利潤就是在支付了勞動工資和補償了消耗的固定資本以後，留給僱主—資本家的全部餘額。在存在地租的情況下，還要把這一部分扣除地租之後才能知道利潤量。但是，所謂補償固定資本是什麼意思呢？怎樣才能把產品和花費在產品上的資本加以比較呢？後者可能是由許多種物品組成的，也許它們在實物上都與前者不同，那麼我們怎樣才能確定產品是否比消耗的固定資本多或者少呢？即怎樣確定它們之間的比例呢？例如，在一個棉織廠里，除工資之外，僱主—資本家的墊付資本是由原材料、機器和建築物組成的。這些東西與製成品白布之間怎樣來進行比較呢？只有相同的物品之間才能發生這種關係。在農業方面，固定資本與產品較為相似一些，因為大部分用做種子、馬的飼料等方面的墊付資本是由穀物或者其他原產品組成的，而收穫也同樣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但是，即使在這裡，使用的機器、工具、肥料以及其他東西，與通過它們的幫助所生產出來的那些商品在性質上也沒有絲毫相同之處。那麼，至少在個別場合，必定存在著另外某種用產品來同花費了的資本進行比較的方法。可是，就整個國家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很明顯，花費了的資本的各個不同要素應當在這個或那個生產部門再生產出來，否則，國家的生產就不能繼續以原有的規模進行。工業的原料，工業和農業中使用的工具，工業中無數複雜的機器，生產和貯存產品所必需的建築物，這一切都應當是一個國家總產品的組成部分，同樣也應當是一個國家所有僱主—資本家的全部墊付資本中的各個組成部分。因此，總產品的量可以同全部墊付資本的量相比較，因為每一項物品都可以看成是與同類的其他物品並列的。 在提出了這一點之後，我們首先可以著手研究決定一國全體僱主—資本家的總利潤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將不難證明，總利潤必須取決於兩個原因： 第一，取決於同生產中的總耗費「量」相比的「總收入量」，換言之，取決於勞動生產率。 第二，取決於總收入中給勞動者的份額，即工資率。 為了簡單起見，我將假設直到產品製成以後僱主—資本家才將這個份額支付給工人，而不是預支給他們的。這對事情的實質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基於這種假設，僱主—資本家的墊付資本只是由構成固定資本的那些物品所組成的。 在整個國家投入生產的固定資本總量和使用這些固定資本的勞動總量既定的情況下，產量越大，資本與勞動的生產率就越高，而生產率越高，僱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分配的總量必定越大。因此，十分明顯，如果後者的報酬保持不變，那麼任何工業生產率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國民收入中落到全體僱主—資本家手裡的那部分份額在數量上的相應增加。從而，在更新了全部消耗的固定資本之後，留給他們的數額必將更大，因為根據假設，這部分固定資本絕不會發生任何變化。這就是說，他們的利潤將隨著勞動和資本生產率的每一提高而提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在所費資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利潤必然隨著生產率的下降而下降。 這樣，我們證明了生產率至少是調節國民利潤量的一個 原因。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保持不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引起利潤增加或者減少的原因是什麼呢？根據這一假設，在全部生產量既定的情況下，利潤量應當完全取決於有權從生產總額中取得一個份額的那些人——僱主—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的方式。一方所得愈多，另一方的所得只能愈少；後者的份額愈大，前者的份額必然愈小。但是，它們哪一方是決定產品分配比例的能動的原因呢？原因顯然是在勞動者一方。通過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或減少，便可決定工資率。所以我們可以準確地說，落入僱主—資本家的總收入將與勞動者的總收入發生相反的變化，也就是說，它將隨著工資的下降而上升，也將隨著工資的上升而下降。當僱主—資本家的總收入愈大，在補償了他的全部墊付資本之後留給他的餘額就愈多，也就是說，利潤率就愈高。因此，在假設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的基礎上，利潤將按照勞動者在總產品中所占份額的減少或增加而上升或下降，換句話說，利潤按工資下降或上升的比例而上升或下降。 但是我已在前面證明：如果工資保持不變，那麼利潤的變化將與資本和勞動的生產率的增長或下降成正比。因此，利潤的變化顯然同生產率的變化成正比，而與工資量的變化成反比。由此可見，這些使是調節一國利潤率的兩個原因。 為了簡明起見，在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假設直到商品製成以後才支付勞動報酬，即工資。現在則必須指出，我們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對整個國家投入生產中的費用有一個確切的概念。我們一定不要把原材料、工具、機器、建築物等，簡言之，固定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的損耗，同勞動者的消費混淆起來。正如我們所知，只有前者才是一種純粹的損耗、花費或者說犧牲。就其本身來說，對任何人都沒有利，也不能構成任何人的收入。如果不同它的結果聯繫起來看，那麼它是一種純粹的損失。而流動資本卻不是這樣，它維持著勞動者，即各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毫無疑問，每一個僱主—資本家都把他支付的工資量看做是他開支的一部分，但是從全國來看，它卻不是這樣。不管僱主與資本家是否結合於一身，我們姑且把他們的消費都看做是生產費用的一個要素，因為他們必須生活，勞動者也必須生活，否則什麼事都沒法做。但是，他們在這種場合花費在他們自己身上的東西比之他們花費在另一場合的東西來說，還是沒有更多的權利被計算在生產費用內的。因此，從全國的觀點來看，利潤像工資一樣，它們都應被認為是製成品中完全不同於它的生產成本的實實在在的一個部分。正如我所說的那樣，就構成財富的物品來說，這種成本是由而且僅僅是由組成固定資本的一切物質資料構成的。 但是，除此以外，勞動本身，而不是支付給它的報酬，應當被看做是生產成本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對生產來說，勞動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它的每一部分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就固定資本來說，它只有從結果來看才是有用的，因為它本身是一種痛苦，或者至少可以說是一種除了期望得到補償之外誰也不願承受的對舒適的犧牲。一個企業耗費的固定資本愈多，另一個企業就只能耗費得少一些。因此，如果它在賺不到錢的企業里使用，不僅無補償地犧牲了個人的舒適，而且浪費了國家財富的主要源泉。根據這一切理由，我以為，從全國的觀點來看，我把勞動與固定資本一起都歸類為生產成本的兩個組成部分是完全正確的。 [18] 由於從一個相反的假設中所引出的推斷，使我更急於要表明勞動報酬不應被認為是成本的一個要素。有人從儘可能減少生產費用是有益的這樣一個原理出發，於是就假設，既然工資構成了生產費用的一部分，由此便可推斷工資率愈低對國家愈有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不僅要闡明怎樣才能獲得最大限度的財富，而且要指出怎樣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分配財富可能最為有利。因此，以儘可能少的東西分配給人口中最多的一批人即勞動者的制度應當被認為是一種奇怪的制度。顯然，這必定是一種完全違背普遍幸福的財富分配製度。根據上述理由來看，財富的總量無論如何也不會因此而增加。 這種情況只會導致一種結果，即本來可以在許許多多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的一部分國民財富，現在卻要去增大人數少得多的僱主—資本家的利潤了。財富分配方面的這種變化一定不利於普遍的幸福，而在財富的總量方面絕不會有任何變化。但因僱主—資本家階級等等有財有勢，同勞動者的呼聲相比，它們的喧嚷更加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他們在使人相信他們的利潤不管怎樣增加都必定對國家有利方面通常會取得成功。如果這種增加是由於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有了提高，那麼他們是有理的。但如果因降低了工資而使他們確實得到了利益，那麼國家非但沒有得到好處，反而損害了這個國家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 有人可能會說：即使確有這種情況，即利潤的增長是由於工資的下降所引起的，這裡也只有財富分配上的改變，而無財富實際量上的變化。但因僱主和資本家很可能比勞動者儲蓄得更多，所以把全部產量中更大的一個份額交到前者手裡的這樣一種安排，將更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今後國民財富的增長。我現在不想考慮這種說法究竟有幾分是正確的，但是，即使暫且承認它是正確的，我也不得不說，這樣一種加速財富的發展是用剝奪大批勞動人口的舒適品甚至奢侈品的高昂代價來換取的。 在找到了調節由所有產業部門產生的國民利潤率的原因之後，現在還得看一看，在行業的劃分確立之後，這些相同的原理是否也適用於個別行業的情況。 [19] 前面已經說過，由於在任何一個特定行業墊付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中，總有一些墊付的物品（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與它的產品不同，因此它們不能在實物 方面一起進行比較，以求確定兩者之間比例上的大小。由於同樣的原因，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沒有一部分產品可以完全用來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各種物品。毫無疑問，也許會有些產品可以在實物 上補償這種物品，但不是所有產品都能這樣。絕大多數在生產中消耗的物品必須通過交換來獲得，從而必須把一部分產品用於這一目的。 因此，單個僱主—資本家關心他的產品的交換價值遠遠超過關心他產品的數量。由於過去曾構成他的資本而現在被他耗費掉的各種物品本身具有交換價值，所以，如果他不為此目的而犧牲一定部分的製成品，就不能夠補償這些消耗掉的物品，從而他的產品的價值愈高於墊付資本的價值，他的利潤就愈大。因此，資本家計算利潤時，是拿價值同價值相比，而不是拿量同量相比的。這就是在國家與單個企業之間計算利潤方式上必須注意的第一個區別。第二個區別是，由於工資總是由僱主—資本家預支給勞動者，而不是在商品製成以後才支付給他們的，所以如同已消費的固定資本一樣，他把工資看做是他的費用的一部分，儘管我們已經知道，從全國來說，工資並不是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可見，他的利潤率必將取決於他產品的價值超過墊付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價值的餘額。 讓我們來注意一下這種區別吧！正如我們所知，當我們從全國的或總的觀點，也就是從政治經濟學應有的觀點來考察生產成本的時候，它包括兩個要素，即勞動和固定資本。但是現在我們發現，單個僱主—資本家是在不同的意義上來理解它的，他墊付的全部資本價值，無論是固定資本的價值還是流動資本的價值，都構成他私人的費用。我已指出過這種區別，而這種區別的重要性在這裡就變得明顯了。當我們論述「收入」的時候， [20] 將還有機會談及這個問題。在提出這些前提之後，我可以開始研究個別企業的利潤是怎樣被調節的。 如果開頭就很好地注意到利潤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比例的問題，那該多好！無論總產量有多大，如果用來直接補償或者通過交換來補償墊付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那個部分在總產量中所占的份額保持不變，那麼其餘部分與這一份額之間的比例也必定相同。不管我們把後一部分的數量與前一部分的數量相比，還是把這一部分的價值同另一部分的價值相比，情形都是如此。不論用哪一種方法來計算利潤，它的比率應當是不變的。雖然它的絕對量或者這種數量的價值可能增加了兩三倍，但只要這種耗費或者這種耗費的價值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那麼利潤率還是一樣。因此，利潤的上升或下降完全同總產量或它的價值中用來補償必要墊付的那個份額的下降或上升成比例。這些必要的墊付資本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第一，流動資本，即勞動者的生活費用；第二，固定資本。因此，利潤率必須直接取決於以下兩個因素：第一，全部產品中歸工人所得的那個份額；第二，為了以實物形式或通過交換來補償固定資本而必須儲存的那個份額。那麼，勞動者所得部分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呢？現在，我們就來探究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在劃分行業之後，僱主—資本家比關心產品的數量更關心他產品的價值。然而，還是有些行業的產品數量，不僅對這些行業本身的利潤率而且對所有行業的利潤率仍有著獨立於它的價值之外的重大影響。這種行業便是生產和製造主要構成勞動工資中那些基本必需品的生產部門。現在，我將著手論證這個問題。 我們假設農業勞動和農業資本的生產率下降。於是，固定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的數量，例如種子、工具等的數量保持相同，雇用的勞動量也不變，而產量不再像以前那麼多了。由於生產費用仍舊那麼多，所以儘管產量不再那麼多，可是總產量的價值還是很快上升到像以前一樣大。於是，較小的數量必將具有與以前較大的數量相同的交換價值。現在，我們假設全部產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用來補償已經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另一部分用來更新已消耗的固定資本並提供全部利潤。按照這一假設，實際工資，即勞動者享有的必需品和舒適品的實際數量不會發生任何變動。我們可以設想，這些工資是由資本主義農業經營者以穀物和其他農產品來支付的。我們還可以設想這一穀物等的數量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由勞動者為了生存以實物形式直接消費掉的，另一部分是他用來交換他所需要的工業品的。顯然，如果實際工資保持不變，前一部分的數量就不可能有任何變化。因為，如果這部分的數量減少了，勞動者吃得不會像從前一樣好了，也就是說，他的實際工資就必定會下降，這就違背了上面的假設。因此，這一部分的數量仍是相同的。至於另一部分工資的數量，當然是要減少了。它正好按產品價值上升的同一比例，也就是按所用的勞動和資本的總產量下降的同一比例來減少的。因為他們不是在實物形態上消費這一部分工資，而是用它來交換其他東西的，所以他們所關心的僅僅是它的價值。如果這部分實物工資仍將買到像以前一樣多的製造品，那麼勞動者的生活還是像從前一樣寬裕。而保證他們享有與以前相同價值所需要的產品量，雖然就其絕對量來說是少了，但在總產量中的比例仍與從前相同，因為價值是正好按數量減少的同一比例上升的。至於用不著交換就可以作為食物來消費的那部分工資，儘管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了，但就它的絕對量來說，還是同從前一樣大。由於總產量減少了，因此這一部分在整個產量中所占的比例比從前大。又由於用來交換製造品的另一部分工資在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仍舊同以前一樣，因此工資所需的全部數量應當在總產量中占著一個更大的份額，而補償固定資本和留作利潤的部分在整個產量中所占的份額必然比從前小，這一份額的價值在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也比從前小。因為在同一種商品的情況下，價值當然會隨著數量的改變而發生相同的變化，不管一夸特穀物值多少，兩、三夸特穀物的價值總應當是一夸特穀物價值的兩倍或者三倍。 由於農業生產率的下降，總產量中用來補償已消耗的固定資本和給全部墊付資本提供利潤的那部分產品的價值，構成了總產值中一個較小的比例。但是固定資本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假設種子的數量、工具的數目等保持相同，並且沒有任何理由去設想這些東西中隨便哪一種的價值已經下降。因此，從總產量中留作補償固定資本和利潤的那個部分中作為固定資本之用的產品的數量，至少要有與從前一樣大的價值。但是整個這一部分產品的價值同它過去的情況相比，在全部產品價值中現在只占一個較小的比例。因此把那部分保持不變的、相等於消耗掉的固定資本的價值從它裡面分出來之後，所剩下的那部分構成利潤的產品的價值在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比從前小。由此可見，同其餘各部分相比，構成利潤的這部分產品的價值比農產量下降前要小。這就是說，由於生產率下降的結果，利潤率也下降了。 我們從這裡也看到了生產原產品困難的增加是怎樣引起利潤下降的。雖然固定資本和勞動的產量比從前少，但因產品的價值是按產量下降的同一比例上升的，所以乍看起來，農場主的利潤似乎仍然保持相同。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總產量中較大的一個部分落入勞動者的份額，而這一較大的份額對於保證勞動者獲得與從前相同的報酬是必要的。 儘管實際工資保持相同，但由於勞動者得到總產量中較大的一部分產品，他必然也獲得了更大的價值。因此，工資似乎增加了。除原產品之外，以任何商品，例如以貨幣來計算的時候，工資就會增加。由於貨幣工資的增長只是為了彌補他們要購買的那些必需品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損失，所以勞動者的狀況並不能因此得到改善。 並不是只有農場主才會因生產原產品方面增加的困難而使其利潤減少，而是其餘一切僱主—資本家的利潤也都會受到同等程度的損失。以製造業主為例，我們假設：在他的生產部門裡，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而產量沒有改變。這一產量所具有的交換能力也與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即購買因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而價值已上升的原產品的能力已不再與過去相同了。因此，為了獲得同等數量的穀物等，現在就得拿出更多的製造品。那麼，無論製造業勞動者過去用多大一部分製成品來購買足以維持他們生活的各種必需品，要使實際工資保持相同，現在用做同一目的的這個份額顯然要比過去大。至於用來直接供給或者通過交換來供給工人其他需要的另一部分產品，除了用原產品來計算之外，由於製造業的總產量以及它的價值都沒有發生任何改變，所以上述這部分產品無論在哪方面都不可能與過去有什麼差別。但因勞動者用來取得食物的那部分產品已經增加了，所以總的說來，他在總產量中所占的份額比以前大，留給僱主的份額必定因此而減少，這一份額的價值在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必然比以前小。不論用於補償固定資本的這部分產品的全部數量還是它的全部價值都需要同從前一樣，因為這兩方面都沒有變化，所以在補償了固定資本之後，留作利潤的這部分產品無論從數量方面還是從價值方面來計算，同原產品生產困難前相比，在全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都小了。 由此可見，前面所說的原因不僅降低了農業中的利潤率，而且也降低了工業中的利潤率，商業和每個行業中的情形也必然會如此，總之，凡是有僱傭勞動的地方都會如此。 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來證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不僅在本部門而且在一切部門都會引起利潤的增加。證明了前一個問題，事實上也就證明了後一個問題。 但是，並不是只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或下降才影響利潤率，還有製造那些在性質上或是在習慣上為勞動者所必需的物品的企業，也同樣影響到利潤率。在這些企業中，勞動和固定資本的產量下降對利潤的影響，是與原產品的減少所引起的影響完全相同的。唯一的區別僅僅是，農場主和製造業主在我們的論證中現在交換了原先的位置；另外，對利潤的影響也要小一點，因為絕大部分工資差不多都是由食物構成的。 如果製造業主的固定資本，即原材料、機器和建築物的數量也像僱傭勞動的數量一樣保持不變，而它們的產量，我們可以假設，比如說，粗布的產量不再那麼多了，但因生產費用沒有發生變化，所以隨著產量的減少價值就按同一比例增加，全部產品的價值仍舊同原先一樣。如果實際工資不變，那麼勞動者穿衣所需要的棉布數量必須絕對地和從前一樣多。從而，正如在農產品的例子中所表明的，必然會導致總產量中的一個更大的部分要落到勞動者的份額上去。這樣，僱主—資本家必然只剩下一個比較小的部分去更新固定資本和留作利潤。由於在總產量中無論如何要拿出與原先相同的一個部分做前一種用途，所以留作後者之用的那一部分必然比過去小。 正如我們所知，如同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影響製造業主的利潤，事實上也影響各行各業僱主—資本家的利潤一樣，現在，製造粗布困難的增加，也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響農場主和其他製造業主的利潤。因為，我們假設粗布商品生產中所遇到的較大困難已使它們的價值上升，所以，雖然所有其他行業的產量及其價值一般仍保持不變，但用粗布商品來計算這些產品的價值時則成了個例外，而這個例外就足以使每個生產性行業把整個產量中較大的一個份額支付給勞動者，好讓他們仍能支配像從前一樣多的必需品，因而只能以一個較小的份額留作更新固定資本和利潤。 由此可見，用於製造勞動者必需的粗製品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下降，對一般利潤率也會引起像農業生產率下降時完全相同的影響。影響的程度 可能很不相同，但其性質是相同的。當然，正像農業中的情況一樣，工業生產率的提高也必然導致相反的結果。 在相當穩固地建立了工業基礎的國家裡，即使我們聽說過工業中使用的勞動和資本的產量有所下降的話，那麼這種情況也是很少的。恰恰相反，我們常常聽到的倒是工業產量的極大增長。在農業方面，情況則正好與此相反。由於在所有良田都被耕種之後，就有必要去耕種比較貧瘠的土地。隨著社會的發展，提高原產品的產量變得愈來愈困難。因此，利潤不斷受到兩個對立原因的影響，一個趨向於提高利潤，而另一個則有降低它的傾向。 我認為應該駁斥對上述論點的兩種反對意見。 就以農場主的例子來說，有人也許會說：當用於生產的勞動與資本的產量下降時，有兩個辦法可使他保住原有的利潤率。他或者可以用高於產量減少的比率來提高他產品的價值，作為他不得不將全部產量中更大的一部分支付給勞動者的補償（換句話說，由於他支付了增加的貨幣工資）；或者可以通過減少工人的實際工資，把損失轉嫁到他們身上。 就第一個推測來說，如果它注意到我已闡明農產品產量的下降不僅會影響農場主而且會影響其他僱主—資本家，這個問題就不難解答了。不管這些人經營什麼行業，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把他產量中更大的部分用於勞動報酬。無論什麼樣的損失都會同時影響到所有僱主，誰都不能用改操他業的辦法來逃避這種損失。 農場主要拋棄他的土地並把他的資本轉移到別的行業中去是徒勞的，不管他到哪裡，他總會遇到同樣的不幸。因此，不可能由此引起拋棄耕種土地的傾向，所以這種原因不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 事實上，這裡所用的論據與前面用來闡明實際工資的增減不會影響商品價值的論據是一致的。同一個論據也適用於貨幣工資。正如現在所表明的，貨幣工資是受使用於生產必需品的勞動和資本的生產率調節的。因為我們假定實際工資以及同貨幣生產有關的條件均無任何變化，而它們兩者的變化都影響到勞動者領取的貴金屬數量。 正如在實際工資方面的變動一樣，由上述原因引起的貨幣工資方面的變動，同時影響到所有僱主—資本家。因此，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價值的影響也應當是相同的。 我們在前面已證明：雖然實際工資的增減不可能引起商品價值的普遍上升或者下降，卻能導致不同物品相對價值的某種變動，提高了某些物品的相對價值而降低了另一些物品的相對價值。我們發現，實際工資的增加必將提高那些使用勞動量大於固定資本的商品的價值，如果它們的價值是用生產中使用的這兩部分財富源泉的比例相反的其他商品來衡量的話。例如，在用製造品來計量的時候，農產品的價值一定上升，這一點已在上面作了說明。當工業生產率下降而引起貨幣工資增加時，也會發生相同的情況。十分明顯，同大部分開支用於機器、原材料以及固定資本的其他組成部分的製造業主相比，雇用了那麼多勞動者的農場主遭受到由這樣一種增加所帶來的損失必定大得多。因此，倘若後者的產量同前者的產量相比並不增加的話，那麼同別人的利潤相比，耕種者的利潤一定以更大的比例減少。但只要資本仍可以自由地和不受阻礙地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就不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因而，當用主要依靠固定資本來製造的商品數量來計量的時候，農產品的價值必將上升。 那麼，在用這些商品來計量時，由於生產率下降而引起穀物價值的增加，必將超過僅僅和數量上的減少成比例的增加。利用這種增加，農場主就能用總產量中略小於原先的份額來滿足其勞動者在衣服等方面的需要，從而把他的利潤保持在與其他僱主同一個水平上。 貨幣工資的變動（即勞動者收入在總產量中所占比例的變動）就是以這種方式並且只是以這種程度影響商品的價值。總的來說，這種變動既不能普遍提高又不能普遍降低商品的價值，而只是改變了它們之間的比例，即提高了某些商品與其他商品相比時的價值，同時以相應的程度降低了其他商品與這些商品相比時的價值。 事實上，在商品價值方面的普遍提高或普遍下降這樣的想法，看來是荒謬的。因為，如果一切東西的價值都要上升或者都要下降，那麼它們相互之間交換的比例一定完全相同，就像它們仍然保持不變一樣。這一點已經分析過了。只有在談到價值的原因，即生產成本時，這一想法才是完全可以設想的。但如果普遍都有這種增加或者都有這種減少，那麼除了一定量的商品仍將支配或者說交換相同數量的另一種商品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可增加的了。如果生產費用雖然絕對上增加，但相對上仍是相同的話，那麼每一種物品仍將具有與以前相同的購買力，正因為如此，當不同物品進行比較時，不僅其結果 ，即交換的能力，或者準確地把它稱之為價值，而且其原因 ，即生產成本，在相互之間發生關係的場合都可能仍然保持著相同的比例。因此，價值在本質上具有相對的性質。如果只有貨幣的生產狀況不變，那麼所有其他商品的價格確實可能上漲或者下跌。但是，至少就利潤來說，這件事情本身是無關緊要的。雖然僱主—資本家出售他的產品時可能獲得比以前更大的一筆錢，但是由於他不得不以更多的錢來買進既是固定資本方面又是流動資本方面的每一種物品，他的利潤最終還是完全相同。 竭力反對我們最近得出的這個結論的另一個異議是，在農業以及製造低檔商品的工業生產率下降時，僱主—資本家將降低它原先付給工人的工資率，並且用這種剋扣實際工資的辦法使利潤保持在與從前相同的水平上。但是工資率是由它本身特有的原因調節的，它至少直接取決於勞動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的比例。如果供求保持相同，在勞動和固定資本的總產量變化之後，不會接著發生勞動實際報酬方面的變動。如果生產率的下降導致對勞動者需求的減少，那麼毫無疑問，至少一部分損失將落在他們身上。但這只是上述原因的一種有條件的、間接的結果，而不是必然的、直接的結果。如果生產率下降得相當大而且持久，那麼毫無疑問，實際工資也要蒙受損失，否則全部利潤勢必被工資吞沒，當然，這種情況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為了供給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迫使人們去耕種更差的土地而引起農業勞動報酬遞減時，一切國家確實發生著這種情況，工資與利潤都受到了影響。但是這種損失可能以什麼比例落在每一種人的身上，則須視社會中勞動者注意節儉還是不注意節儉的習慣而定。無論如何，沒有任何理由去假定所有損失都由這一批數量最多的人去承擔。 同上面類似的一個論點適用於下面這一推斷，即農業或工業生產率的提高一定引起實際工資的增加。這一情況正好和另一種情況相反。如果說僱主不能得到這種增長的全部利益，那麼至少也會得到它的一部分利益。 在清除了這些反對意見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即用來生產那些主要組成勞動工資的基本必需品的勞動和固定資本，它們產量的增加或者減少必然引起利潤率的上升或者下降。我們知道，這種結果是由總產量中歸於勞動者的份額在比例上有了變動所造成的，在一種場合這一比例降低了，而在另一種場合卻提高了。 由此可見，生產率的提高或下降至少是使勞動者的份額在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發生改變，從而引起利潤率變動的一個原因。但這是唯一的原因嗎？當然不是。實際工資的增加或者減少對增加或減少必須用於補償給予勞動者的那部分預支在總產品或其價值中的比例，也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 我們假設：勞動生產率保持不變，但是實際工資，即工人領取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的數量一般都有了增加。現在，在任何一個生產部門中使用同從前相同的勞動和固定資本所得的總產量仍保持相同。如果價值也不變，顯而易見，在工資上升的時候，總產量中或者它的價值中比較大的一個部分必然要留作維持勞動之用，而將較小的一部分留作利潤和更新固定資本。在某一特定產業部門中發生的事情也將在一切產業部門中發生。如果商品的價值保持不變，每一個僱主—資本家將不得不在他的產量中或價值中分出一個較大的份額來支付工資，因而剩下的只是一個較小的份額。但是，如果產品的價值沒有改變，在全部產品中就需拿出一個與從前相同的部分直接地或者通過交換來更新生產中所消耗的固定資本。這樣，只有總產量或其價值中的一個較小的部分留作利潤。 但是也許有人會說，一切產品的價值都會上漲。我想，我在論述價值這一問題時以及剛才對於增加貨幣工資所作的評論中，已經充分證明了這種假設的荒謬。我已闡明，無論什麼東西影響著而且以同等程度影響著一切行業，結果同這種影響不存在一樣，一點也不會影響價值。事實上，一切商品價值的普遍增加這種想法是自相矛盾的。不管怎樣，價格的普遍上漲一點也不會引起利潤的變化。然而有某種變化一定會使各種商品的價值接著發生變化，即同另一些商品相比時，有些商品的價值上升，而另一些則以相應的程度下降了。我也說明了，這是由工資的增加對某些行業——直接使用的勞動數量大和固定資本價值小的那些行業——的影響比另一些行業更為嚴重所引起的。最後，在商品相互關係中的這種變化決不能使僱主—資本家免除他們利潤上的損失，也絲毫不能減少他們的總損失，而只是有助於把這一損失更加平均地在組成該集團的不同階層之間進行分攤而已。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下面一點已經得到了證明，即實際工資的普遍提高增加了勞動者所得的份額在總產量或者它的價值中的比例，並且引起了利潤率的相應下降。 在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時我曾指出，直接決定利潤率的原因是：第一，勞動者領取的部分在全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第二，必須留作補償固定資本之用的部分所占的比例。我們也看到，不管產品的絕對量多少，要是這些比例繼續保持不變，利潤率就不可能受到影響。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屬於勞動者的那部分產品的比例取決於兩個原因： 第一，用於生產基本必需品——事實上就是實際工資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勞動和固定資本的生產率」。 第二，「勞動的實際報酬率」。尚待弄明白的是，在總產量或其價值中必須用於更新固定資本的部分是受什麼原因調節的。 在我看來可以肯定：生產組成固定資本的各種物品變得愈加容易，通過這一部分比例的減少，正像維持勞動的流動資本各個要素的產量增加一樣，有助於提高利潤率。 我們假設，一個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生產者，即農場主和製造業主。前者不僅生產穀物和其他各種食物，而且也生產原材料，例如亞麻、大麻、羊毛和木材。總之，不但生產了組成他們自己的固定資本所必需的各種東西，而且生產了組成後者的固定資本所必需的各種東西。現在，我們假設，由於耕作過程的改善，農業勞動和農業資本的收穫量增加了一倍，而製造品的數量沒有發生變化。情況既然是這樣，那麼雖然同製造品相比，一定量的農產品的價值將大大下降，但這種下降完全是與農產品總收穫量增長的比例一致的。因此，當前者的總價值用後者來計量時還是同原先一樣。至於數量沒有變化的製造品，因為它們中的每一部分都將比從前支配著更大數量的原產品，所以全部製造品也將是如此。於是農場主的總產品價值，用工業品計量時將與以前相同，而製造業主的全部產品價值，當用穀物等來計量時則比從前為大。我想，看來已很明顯，如果不存在資本的轉移，兩者的利潤都會增加。 首先就農場主來說，很大一部分生產所必需的各種要素，即我已把它們包括在固定資本這個一般概念中的各種要素，可以由農場主從自己農場的產品中拿出一部分來供給。這一類東西就是他播種用的種子、耕作用的馬匹和不管是否用來耕地的牛的飼料，以及至少有一部分用於製造工具的材料。無論總產量是多還是少，其中需要用來補償以這些不同形式消費了的這部分資本量都不可能發生任何變動。只要生產以同樣規模進行，這個量就必須認為是不變的。因此，總產量愈大，農場主留作上述用途的這一部分產品在全部產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必然愈小。 我已說過，留作更新固定資本用的數量應當認為是不變的。因為，在計算生產率增長時，可以有不同的假設：或者假設勞動與固定資本保持相同而產量增加了；或者假設組成生產成本諸要素的消耗下降了，而產量仍舊不變。既然已經採用了前一種計算方式，那麼固定資本應該不變當然成了這一問題的先決條件之一。 但是，讓我們回到我在上面假設的例子上來吧。我們發現，農場主的總產品的價值同製造品相比時保持相同。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只需要用這一總產量或它價值中一個比較小的部分來更新那些農場主自己可以提供的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其中比較大的一個部分必然留作利潤。 這裡，我沒有提到，由於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總產量中歸勞動者所得的那個部分的改變而引起的利潤率方面的變動。只要注意到下面一點就足夠了，即根據上面確立的原理，我們便可推斷這一原因不會與我們現在正在探討的原因起相反的作用，它們的作用是一致的。 但還是接著講下去吧。製造業主是怎樣受到影響的呢？正如我們所知，他的產品在數量上還是一樣，但是它的價值 在用農產品計算時卻增加了。因此，價值中的一個較小的比例通過交換將足以使他從農場主那裡獲得後者所能供應他的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例如，工業的原材料以及必須用在工具、機器和建築物上的其他物品。所以，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價值中一個較大的比例必然留作利潤了。 由此可見，在沒有勞動和資本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部門的情況下，兩個行業中的利潤都必然增加。因為農產品的總 價值仍保持不變，所以農場主利潤的增加是由於他的產品在數量 上增加的結果；而製造業主則因他的產品具有更大的購買力而得到了好處。 我們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法來證明：在生產組成固定資本的各種物品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難，總產量中須用於補償固定資本的比例也跟著增加，從而這種困難便具有降低利潤率的趨勢。 現在，我將進一步闡明，在那些生產不屬固定資本範圍內的商品的產業部門中，生產率的增長或下降，要不是通過影響維持勞動的那部分產品在總產量中的比例，就決不能影響利潤率。 我們就拿上面的例子來作說明，不過現在不是假設農場主的產品而是假設製造業主的產品，由於在機器和勞動分工方面的改善而產量增加了一倍，當然，成本仍保持相同。不管某些企業主的利潤暫時可能有多大，這種製造品的價值最終必定按其數量增加的同一比例下降，結果當用農產品計量時，其總產量的價值還是同從前一樣。因此，從農場主那裡購買所費資本的各種組成部分（不管是固定資本還是流動資本）所需的那部分製造品在總產量中的比例必將保持不變。因此，這種方法絕不會對利潤率產生影響。毫無疑問，正如上面已表明的那樣，製造業主將可用全部產品中比較小的部分給他的工人衣服穿，從而提高了他的利潤。除此以外，絕無別種方法可使他的利潤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製造業產量的巨大增長，農場主的穀物等必將支配數量上比過去大得多的製造品。因此，用製造品來計量時，他的總產值也將上升。但是他所墊付的勞動者的食品、牛馬的飼料、種子等所有這一切的價值都完全按其產品價值的相同比例一起上升，因為實際上他的產品是由這些成分組成的。如果這些東西構成了他的全部費用，那麼利潤與全部費用之間的比例仍應與過去相同，因為兩者的價值都已增加而且是以同等程度增加的。但是它們並不構成他的全部費用，勞動者除了給他們糧食吃之外，還得給他們衣服穿。正如已詳細表明的那樣，農場主用他的產品中比較小的一個部分就能得到這種衣服。因此用這種方法，並且也只能用這種方法，他的利潤才會受到與製造業主相同的影響。 由此看來，不 參與構成固定資本的那些商品的產量不管怎樣增加，正是通過改變工資所占的比例，也只有通過這種改變，才能使任何一個行業中生產率的提高影響利潤率。所以，如果有任何既不構成固定資本又不構成流動資本的物品，可以推斷，利潤就決不會因生產這些東西的便利條件方面的任何改變而受到影響。這些東西就是各種各樣的奢侈品。儘管對這一問題的證明看來也許已經很充分了，可是我仍將不憚其煩地開始更為詳盡地闡明這一情況。 我們假設社會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一部分是生產穀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農場主，另一部分是一批園藝家，他們唯一的生產就是種植葡萄。現在讓我們假設，通過種植、修整、剪枝等方法的改進，用同樣的費用生產的葡萄以及由此製成的酒在數量上都增長了一倍。但是酒的價值隨即按其數量增加的相同比例下降。另一方面，在同酒相比的情況下，穀物經營者的產品價值必將上升。但用這種飲料來計算他的開支時價值也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因為酒既不能構成他墊付的固定資本的一部分，也不能構成他用以維持勞動的墊付資本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總是以酒來計量的話，那麼再生產的價值與費用的價值之間的比例仍將保持不變。當然，酒產量的增加必然使穀物農場主得到好處，因為他的利潤可以買到更多的酒。但是他的利潤率仍然不會因此而改變，因為倘若他要用他的資本來購買酒的話，那也不過使他得到比例上更大的一批酒罷了。 同樣明顯的是，葡萄種植者的利潤仍然一樣。雖然他的產量已增長了一倍，但是用農場主的穀物來計量時，它的價值已經按相同的比例減少了。那麼他總產品的總 價值仍舊與原先相同，因此就需要用總價值中與原先相同的一個比例向農場主購買他非常需要的固定資本的各種要素，例如葡萄架等，以及他的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為我們假定酒並不構成勞動者的必要生活資料的一部分。所以，無論我們拿數量來同數量相比還是拿價值來同價值相比，都應當是相同的一個比例被留作利潤。毫無疑問，葡萄種植者是會得到利益的，因為剩餘部分的絕對量越大，他就能夠在不侵占他習慣上用來交換其他物品的那個份額的情況下，比從前更多地消費他自己的酒。 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各式各樣的奢侈品，因為僱主—資本家的利潤將支配數量上更多的奢侈品以供他們私人的消費，所以他們是依靠這種商品的豐富而得到利益的。但是他們的利潤率並不因為這些商品數量的多少而受到絲毫影響。 如果在某個國家，人們把酒看做是勞動者生活資料中的一個必要部分，那麼生產葡萄的勞動和資本生產率的增長或者下降，確實會影響利潤，雖然在程度上決不會與穀物生產方面便利的增加或減少所帶來的影響相同。 現在，我已找到了在行業的劃分已經確立之後調節各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原因。我們知道這些原因是： 1．生產勞動者所需要的食物、被服等基本必需品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 2．生產那些參與組成固定資本的物品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 3．實際工資率。 第一和第三個原因方面的變化是通過改變勞動者所得的部分在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來影響利潤的。第二個原因方面的變化則是通過改變直接用於或藉助於交換來更新生產中消耗的固定資本所占的比例來影響利潤的。因為，正如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所表明的那樣，利潤實質上是一個比例的問題。 在論述國民利潤這一問題時，我們已經看到，一般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率是決定利潤的兩個原因，而且還談到在行業的劃分確立之前，單個生產單位中的情況大體上與整個國家相似。但是，現在在研究行業的劃分確立之後調節各行業利潤的原因時，我們已經發現在某些特定的產業部門中，生產率的提高或下降對利潤有影響，而在另一些部門則對利潤毫無影響。因為事實已經說明奢侈品生產率的提高對利潤率就沒有影響，經營這種產品的企業主像別人一樣，只有在作為消費者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好處，但至此為止。如果提高其他物品的生產率，那麼他得到的是既作為消費者又作為僱主—資本家的雙重利益。因此，我們現在得到的這個結論，在它充分證實了以前在論及國民利潤中所作的那個結論的同時告訴我們：嚴格說來，並不是每一個產業部門生產率的變動對目前的問題都是重要的，從而更明確地指出了我們目前得到的這個結論應受什麼限制。而且我們已知道，某些產業部門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之所以影響利潤，是因為：不管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中包括的各種物品是多還是少，如果組成固定資本的一切物品的絕對量同原先相同，組成實際工資的一切物品在絕對量上也同過去一樣，那么正是由於這兩個部分在絕對量上的不變，才使生產率的任何增長或下降影響利潤。如果前兩個原因不變，當然最後一個原因就得變動。如果工資量一直保持不變，那麼全部損失或者全部所得必定會落到僱主身上。但是，只要實際工資以某種程度上升或者下降，由此帶來的損失或者利益就常常由僱主和勞動者共同分擔或分享。我們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被引導到了引起利潤變動的另一個原因，即實際工資的增長或者下降。 [21] 在知道了決定利潤率的原因之後，現在我們便能回答幾個已經提出來的問題，還要否定在這個問題上已為人們接受的某些錯誤觀點。有人曾經問過，工資和利潤是否能同時增長或同時降低，或者在一個國家中它們二者是否都能比另一個國家高或者都比較低。 只要注意一下上面提出的原理，回答這個問題就並不困難。 我們假設，在一個新殖民的國家裡，按領土面積的比例來說，資本和人口都是少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最肥沃的土地，或者那些沿海和在可以通航的河流附近的最有利的土地，才被占用和耕種。因而用於農業的勞動和資本的收穫量是很大的。但因人手的缺乏，所以工資是高的。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利潤必然會低呢？決不。由於總產量是那麼大，因此儘管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即他對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的支配，從絕對量上來說是多的，但是也許只占總產量中一小部分，甚至比實際工資低的國家還要小。因此，總產量中的一個比較大的份額就會留給僱主。這樣，利潤和工資也許都比情況與此相反的國家為高。 用一小部分總產量來付給勞動者大量工資的同一勞動生產率，也給種植業者提供了以比較小的份額來補償他墊付的其他各種必要的費用。如果種子的數量、牛馬的飼料量保持相同，那麼產量越大，這些必要費用所需的數量在總產量中的比例當然就越小。正因為如此 ，無論什麼樣的工資率，利潤也總是高的。 根據一般原理的推論所得出的這些結論已為經驗所充分證實。美利堅合眾國就是像上面所描述的那種國家。同它幅員遼闊的國土相比，人口和資本都是少的。從而在世界這一地區不但工資而且利潤也都肯定比英國高。 就工資而論，亞當·斯密告訴我們，在他那個時候，紐約州的普通勞動者一天賺3先令6便士，相當於英幣的兩先令，而像造船的木工這樣一些地位比較優越的工人則不少於6先令6便士。正如他注意到的那樣，在北美，糧食價格到處都比英國低得多。「因此，如果勞動的貨幣價格比祖國任何一個地方都高，那麼它的實際價格，即轉讓給勞動者實際支配的各種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比例上必定比祖國更加高了。」 [22] 儘管如此，北美的利潤一般地也高於英國。有兩個情況特別有助於證實這一點：第一個情況是該國的利息率比英國高。正像我們在以後將要說明的那樣，儘管僅僅這一點還不足以證明利潤率必定也高；另一個情況則更具有決定意義，我的意思是指非常快的資本積累。如果美國的企業利潤不大，那麼這種積累的不斷增長看來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的工資與利潤都可能高於另一個國家，或者在同一個國家中，工資與利潤都可能高於它財富和人口發展的更高階段。當然，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兩者也都可能因此而降低。 同樣清楚的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可能只影響利潤，而實際工資還是像以前一樣。如果還伴隨著對勞動需求的減少，這種損失的一部分就可能落到一種人的身上，而另一部分損失則落到另一種人的身上。由此可見，工資和利潤既可能同時下降，也可能不是這樣。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兩者終於都受到了損失。 這種想法，即工資和利潤不可能同時上升或下降，從而在一國，它們兩者不能同時比另一國高的想法，看來是由於李嘉圖先生總是把某種奇特的意義同前一個詞聯繫在一起而產生的。當他說工資有了變化的時候，他的意思並不是指勞動者的實際報酬有了差別，而只是指他們在整個產品中獲得較大或者較小的一個部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不僅工資在總產量中的比例，而且總產品中必須用做更新固定資本的那個比例都會影響利潤。因此，甚至根據李嘉圖先生給予上面這個詞的含義來看，利潤的增減也可以與工資的增減無關。但事實上，他所指的含義不僅和語言的通常用法不符，而且也沒有任何好處。在我們說工資增長或者降低的時候，每個人自然認為勞動者的狀況好轉或者變壞了。如果不是指這種意思，那麼我們怎麼可能了解有關廣大人民物質福利方面的狀況呢？如上所述，如果一國的總產量很少，那麼同生產力更高的國家相比，總產量中更大的一個部分也許使勞動者支配更少的必需品。如果用李嘉圖先生的語言來說，前一個國家的工資就比後一個國家的工資高，而常人的理解也像所有別的作者的科學論文一樣，工資實際上一定更低 了。雖然我們可以給通常使用的語言以更為明確的限定，但是也絕不容許改變它們的正確含義。如果這是可以容許的，那麼要是我們不想放肆到要去建立另一座沒有建成的通天塔，則必將陷入第二次語言上的混亂。 [23] 因此，在本書中，或者在通常的或者科學的語言中，工資率並非 指歸屬勞動者的那部分產品在總產量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它的意思無疑是指某種關係，人們總是在付出的勞動量與同量勞動所得的報酬之間建立著比較，工人所關心的只是這一點。勞動量部分地是由它的強度、部分地由它的持續時間所組成。如果強度和持續時間保持不變，那麼實際工資就隨著一定量的勞動使他能夠支配的必需品和舒適品數量上的增減而改變。 另一方面，利潤率總是指總產量中的利潤部分與全部產值中其餘部分之間的比例。 現在，我必須提到在利潤問題上的一種看法，它得到經濟學權威亞當·斯密以及其他卓越的政治經濟學作者的支持。這種看法也許在《國富論》作者的話中表達得更為明確，他說：「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傾向於減低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有許多富商投下了資本，他們的相互競爭，自然傾向於減低這一行業的利潤；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如果全都同樣增加了，那麼同樣的競爭必然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結果。」（見《國富論》第1卷，第9章。） 雖然乍看起來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我毫不猶豫地說，它根本上是錯誤的。如果在某個特定的行業中利潤確曾偶爾上升到高於其他行業的利潤以上，那麼不難設想在自由制度下資本和勞動就會自然而然地湧向更加贏利的產業部門，直到它的產品積壓到不得不通過降低它們的價值來把這些利潤降低到一般水平為止。 但這與僱主—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降低了一般利潤水平本身這樣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接著，我將闡明這種說法是不可能成立的。 假設一個國家有兩種人，一種人從事農業，另一種人則從事製造業。我們還假設資本一直積累得很快，而且資本的所有者急於想把它投入某個有利可圖的行業。於是我們很可能想到一部分過剩資本為農業所吸收，而另一部分則為製造業所吸收。由於急於要賣掉產品的農場主之間競爭劇烈，因此我們暫時假設農產品的價值下降了，他們的利潤也按同一比例下降。但是根據這種假設在製造業中同時發生著完全相同的情況。按照我們目前正在考察的這種理論，我們也確信製造品的價值由於同樣的原因而下降，從而僱主—資本家的利潤也跟著降低。同製造品相比，農產品的價值下降；與此同時，與農產品相比，製造品的價值降低。但這是一個明顯的矛盾，因為這就等於說：用農產品所要交換的製造品來計量時，在同一瞬間，農產品的價值不但上升了而且下降了。因此，導致如此荒謬結論的前提不可能不是錯誤的。 雖然我們可以假定所有商品的價格，即不但原產品的而且製造品的價格都因經營者之間的競爭而下降是可能的，但是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會影響利潤。每個僱主—資本家都以低價銷售他的產品，但在另一方面，他所耗費的無論是屬於固定資本的還是屬於流動資本的每件物品，必然相應地只花費他較小的一個數額，因此他的實際狀況也應當完全相同。 亞當·斯密在支持他的見解時曾提出了幾個富國的例子。在這些國家裡積累了大量資本，並且正像他注意到的一樣，那裡的利潤比窮國的要低。於是他說：「荷蘭就富裕的程度來說超過英國，而英國則富於法國與蘇格蘭。」他說：「所以，沒有一個國家的利潤像第一個國家那麼低的了，而在第二個國家中的利潤也比最後兩個國家低。」我們可以同意這個事實，但是反對他的解釋。他並沒有忽略在那些利潤最低的國家中工資是最高的。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去正確地說明這件事情。 由於必須依靠劣等土地而引起農業收益的減少，或者由於從很遠的地方運進糧食需要很大的費用而造成了相同的結果，因此在人口稠密的國家中，貨幣工資一向是高的。也就是在這些國家裡，我們發現同它們的幅員相比，資本量是最大的。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總產量中一個很大的份額是屬於勞動者的。但是這並不是由於資本的積累引起了利潤的下降，而是由於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產業生產率的下降，這才引起了貨幣工資的增加，而同時以相應的程度降低了利潤。 還有另一個錯誤，它與上述錯誤有著緊密的聯繫。的確，現在我們就要研究的這一錯誤可以被認為是前面那個錯誤的根源。這一錯誤見解是這樣的：利潤的存在必須取決於銷售，即交換。例如，有一位曾寫過一部政治經濟學中最優秀、最全面的著作之一的作者， [24] 他一面承認僱主或企業家 從他產業的總產量中拿出一部分來支付地主的地租和勞動的工資，然而另一面又認為他是依靠商品的銷售來取得利潤的。他說：利潤是由消費者支付的。那麼，在物物交換或貨幣交換和行業劃分存在之前的社會狀態中，是否就沒有利潤了呢？如果一個僱主—資本家生產了他個人使用和維持他的企業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如果他用他的產品來直接補償了生產中消耗的每一種物品之後還有一個剩餘，那麼這難道不是利潤嗎？交換的引進並沒有改變這種情況的性質。現在，他只限於生產一種商品而不讓他自己致力於生產六種或者更多的商品，這時，他的剩餘就由一定量的這一種物品來代表，而不是由許多不同的物品來代表。如果他願意把它保留在自己的手裡，它就構成他的利潤；如果用它交換其他東西，它就以新的形式出現。這就是全部差別了。 毫無疑問，消費者支付利潤這一想法是非常荒謬的。誰是消費者呢？他們一定是地主、資本家、僱主、勞動者，要不就是因提供了不論哪一種勞務而從這些人中的某個或某些人那裡領取薪金的人。各行各業的僱主—資本家互相支付他們的利潤嗎？根據這種想法，每個人被認為是在為他的鄰人工作，而不是為了自己。那麼，是勞動者支付利潤嗎？看來這也是徒勞的，因為工人認為在他領到工資的時候，全部工資都是為自己掙的。不，他至少得給回一部分工資以便構成僱主的利潤。對地主來說也是這樣。當他從農場主手裡收到他的地租時，他自然認為這完全是他自己的，而且可以任意使用它。很難設想還有什麼比這種想法更可笑的了。實際情況是，競爭確定一切商品的價值，一般說來，沒有人能夠在公平交易中靠犧牲別人來獲利。毫無疑問，所有人都從交換他們各自產品的便利中得到了利益，因為這種便利允許每一個人把自己限制在一種職業上，經驗證明這樣一種體制最有利於每一種商品數量的增長。正因為全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也就不能靠犧牲任何人來獲得利益。在通常情況下，當一個人用他自己的產品來交換別人的產品或交換貨幣的時候，他放棄的價值完全等於他得到的價值。因為誰會同意一直吃虧呢？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在通常的市場情況下，利潤不是由交換來創造的。如果它在以前不存在，那麼在交換以後它也不可能存在。 在論述財富的源泉時，我們知道財富的創造取決於自然力與技能的結合，取決於無生命世界的動力、畜力與人的結合。根據當時所說的這些原理，我們便可推斷，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必然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土地表層的天然肥沃程度或者取得各種金屬和礦物的地下礦藏的豐富程度，也要取決於可以得到魚類等水產品的豐富程度；第二，與資本和無生命的動力，如風力、水力和蒸汽力相結合的勞動技能的發展程度。 農業與製造業、商業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比較地說來，它更多地依賴於自然條件，而較少地取決於技藝。稍微好一點的土質也許足以抵得上從機械和耕作方法的改善中取得的很大效益。波蘭和南俄用原始工具和不完善的作物輪作仍能生產出比英國更便宜的穀物。據推測，也許除比利時之外，英國的農業技術已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改善不僅提供了更多、更便宜的穀物，而且也提高了利潤率。 在另一方面，製造業和商業則主要取決於人的技能。當國家還處在最初發展階段時，穀物和其他原產品，至少可以說，也許像各個更為發展的時期一樣便宜，而且穀物的質量也毫不遜色。但是在社會發展的早期，製造業產品則一律都很貴而且質量又差。同工業發展以後所生產的物品相比，那時製造出來的東西儘是些最粗糙的物品，而且價格也過於昂貴。 [25] 長期以來，商業一點也不比工業先進。初期，從一地運往他地的大批貨物，運費都極高。在運輸設施大大改進之前，一直沒有運河，除了用馬來馱運之外，並且道路艱難，也許一年中有一半時間不能通行。在多山的國家西班牙至今仍有很多地區除了用騾子來馱運之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把穀物從一省運往他省。運輸問題，造成了在安達盧西亞人已經厭食穀物的時候，納瓦拉的居民卻死於飢餓。就國家本身來說當然要消除這些巨大的障礙以便利交通，但是如果人們把他們的技能用到這方面來，這些障礙也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雖然俄國還處在很野蠻的狀態，但在交通方面卻有著更為發達的國家所沒有的便利條件。然而這些都是無需利用人的智慧的天然的條件。俄國一年中有好幾個月深雪覆蓋著廣闊的平原，滿載著貨物的雪橇就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滑行在這些無山的荒原上。 [26] 在這種氣候條件下，一年中有一半時間運河和鐵路毫無用處，而代替它們的是四通八達的天然公路。可是，一般說來，為了改善交通設施仍然需要大量技術、勞動和資本。在那些早就有人定居的文明古國，也許在交通方面至今還有很多困難，儘管它們的農業和製造業都已取得很大進步。兩個多世紀以來，法國織造的各種絲織品行銷於歐洲所有市場，它的土地普遍得到耕種，而其首都則是藝術和科學、奢侈品和精製品的主要中心，每天發行上百種報紙，但直到最近整個王國還只有一兩條運河，並且缺乏最起碼的疏浚和治理，時至今日，大部分道路一年中倒有半年的時間仍處在可悲的狀態。 [27] 商業落後於農業和製造業有兩個原因：第一，改善一個國家中的交通設施所需要的墊付資本比改進其他產業部門所需要的資本多得多。第二，承擔費用的人不能那麼快就得到收益。同足以建設一個鋸木廠、打穀機廠等或開辦織襪廠、動力紡織廠的投資相比，建設無論何種規模的運河、鐵路或者甚至一般的公路都需要有很大的資本。此外，從長遠來看，雖然通行費除了可以償還全部墊付資本之外還能提供合理的利潤，但是在通行費累積到可以滿足這一目的之前，原先的發起人也許已經破產了。在談到有關這一類計劃時，常常聽到人們說：它對公眾非常有益，但對個人來說，卻是一種不合算的事業。 由於這些理由，長期以來，在多數國家中，這種工程是由政府單獨承建的。直到國家不僅在財富方面而且在科學上都有了很大發展，政府的一部分工程才由私人的聯合企業來舉辦。但是，正像農業與製造業方面的情況一樣，不管在什麼時期，也不管用什麼方法，在商用交通方面採用各種改進措施，不僅有助於商品的大量增加，而且會引起利潤率的提高。 [28] 綜上所述，同工業、商業相比，農業更多地依賴於自然條件而較少地取決於技藝。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後者的生產率頗有下降的趨勢，而另外兩個產業部門的生產率卻不斷增長。隨著人數的增加，必須不斷地耕種新的土地以適應居民不斷增長的需要。但正如我們設想到的一樣，最初人們要種最肥沃的土地而不要種較貧瘠的土地，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前者都被占有且已被充分利用，因此不得不去依靠後者。由於這個緣故，農業收益必然有減少的趨勢。無疑，這種趨勢被耕作方面的改進多少抵消了一些，但這只能在一定程度內起作用。正如經驗證明的那樣，這種趨勢只能被減輕而沒有能受到阻止。有些國家人口稠密，沒有播種、收割和打穀的靈巧機械，也不知道適當的作物輪作的好處，仍然能生產出比最文明的並有了最明顯改進的國家更為便宜的穀物。我們已提出了波蘭和英國作為這方面的例子。產生這一事實的原因只能是前者可以只種肥沃的土地，而這樣一個有利條件足夠抵得上後者的一切技術而有餘。 由於這個緣故 ，在財富和人口發展過程中，利潤有不斷下降的趨勢。 但是，在另一方面，工商業勞動產品在質量上不斷改進的同時，數量上也穩步增長。毫無疑問，在發展進程中，它們多少會受到一點農業原材料增長不足的阻礙，但是機器的大量發明，許多運河和鐵路為交通提供的巨大便利，遠遠超越了對它們發展的這種障礙，它們目前的狀況以及今後發展的前景使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這些改進必然會不僅大大促進商品量的增加和價格的降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利潤率的提高。 我們由此更清楚地看到上述論點的正確，即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利潤受到兩個不同方面的影響：生產原產品方面日益增長的困難有降低利潤率的趨勢；而工業和商業方面的改進卻有著正好相反的作用。 根據農業比製造業和商業更依賴自然這一事實，還可以得到另一個推論，這就是，建立在農業上的財富比建立在工商業上的財富具有遠為穩固的基礎。一般說來，自然比技藝更為持久。如果埃及的金字塔至今仍避免了人類建築物通常都會有的毀壞，只是因為它們建造得可以宣判為徹底無用。儘管繆斯久已不在他幽深的神殿中徘徊，可是帕那薩斯的雙峰仍然直插雲霄。當上帝的聖殿以其巨大的碎片撒落在希臘的崇山平川之上的時候，靈感的源泉卻仍然在耳旁淙淙作響。 「藝術、光榮、自由消失了，可是自然依舊是美好的。」 製造業和商業不能避免人類通常的命運。它們並不附屬於某種土壤，也不受氣候條件的限制，但能以迅疾的雙翅飛翔，從蒂雷的岩石和威尼斯的瀉湖到泰晤士河或默西河，從默西河到赫德森河或波托馬克河。不單是對外戰爭和內部革命可使它們的發展受到致命的打擊，而別國的競爭至少也同樣令人畏懼。哪一個國家能夠自稱：這裡是技藝和產業的中心而它們將永遠是沒有匹敵的呢？凡是人所提供的一切利益，所有的人都希望去分享，人類技術的秘密是不能永遠壟斷的。 另一方面，農業的繁榮則較少地為反覆無常的命運所擺布。 當迦太基只剩下一個名字而威尼斯的宮殿也已倒塌在沉睡的河底時，當只有莊嚴的大教堂和肅穆的墓地作為從前宏偉比薩的證明時，當雜草叢生在布魯日的街頭甚至荷蘭也開始衰落的時候，倫巴第的平原儘管受到戰爭和專制主義的雙重災禍卻仍不失為歐洲最富庶的地區。宜人的氣候，天然的肥沃土壤，阿爾卑斯山脈提供的無窮無盡的水流，這些都是它財富的源泉，而一切風靡一時的人物都無法把它們毀掉。同樣，製造業只有在自然提供了特殊有利條件的範圍內才有希望取得持久的優勢。同我們依靠勞動分工或機器建造方面的改進相比，依靠豐富的煤礦和大量的水流這樣一些自然賜予的禮物更有把握得多。如果英國可以用它的商品長期不斷地供給半個世界，那麼這主要是因為這個商業帝國有著這些地下寶藏的緣故，但願這些寶藏將被證實是無窮無盡的。 * * * [1] 參閱「生產」一章。也可查閱《國富論》第一篇第五章。這一點也同一般的看法和通常使用的語言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我經常聽到人們說：像這樣的一件東西使我花費 了許多勞動或許多心血。 [2] 看來沒有必要詳細論述在劃分行業以前調節個別企業利潤的原理。因為，根據這種假設，每個僱主—資本家生產他以後生產所需的一切物品，這種情況正好與整個國家的情況一樣。他與他的勞動者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其他企業的小小共同體，或者說好像是一個國家。從經濟意義上來說，他們確實組成了一個國家。 [3] 即本書第十二章「論國民收入」。——譯者 [4] 李嘉圖先生非常清楚地看到，利潤的問題完全是比例上的問題。但不幸的是，看來他總是認為整個產品是在工資和利潤之間分配的，而忘記了必須有一部分用於補償固定資本。他由此作出結論說，只有通過工資的增加或者降低才能影響利潤。他所說的工資並不是指實際工資而是指貨幣工資。很明顯，這種理論是不完整的。因為，正如我們所知，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會引起利潤的變動。甚至至今還完全沒有提到這個事實，至少沒有指出貨幣工資方面變動和由此而產生的利潤方面變動的最終原因，即勞動生產率方面的變動。 [5] 在今年（1836），紐約港的工人不滿足於他們每天 1元 2角 5分（至少相等於 5先令 3便士）的工資，要求 1元 5角一天並因此而起來反抗。 [6] 我想，別人不會根據這些以及另外一些類似的意見，認為我要貶低李嘉圖的功績，更不用說否定我對這位卓越的作者的感激了。但是作者的名望愈高，他的錯誤就必然愈加惹人注意。上述的錯誤已使整個分配理論引起了混亂。 在哲學方面，沒有比通過改變一個詞的含義來做出帶新奇味兒的結論更為不適當的了，這在實際上，除了改變詞的含義之外，並沒有新東西。 [7] 施托爾希先生。 [8] 甚至像北美這樣一個利用了歐洲技術知識的國家，工業品仍然很貴。一件料子好的外衣在美國要花8鎊至10鎊。 [9] 請參閱施托爾希：《政治經濟學教程》。 [10] 然而自「七月革命」以來，一直以很大的勁頭在推進運河工程。 [11] 一條新的道路確實相當於一台新的機器。毫無疑問，用陳舊機器也可以製造物品，但是要慢些、少些。雖然用舊時的道路商品也可以繼續運輸，但因道路曲折或難於通行，每次只能運送少量的商品，而且在路上的時間也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