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財富的分配 · 第二章 論工資

因為勞動是財富的一種原始源泉，是唯一取決於人的原始源泉。而至今勞動者又是社會上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他們人數和狀況的變化對利潤有著很大的影響，所以從探討決定工資率的原因來著手論述「分配」問題，看來是可取的。 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即實際報酬是，他的勞動使他能夠支配的生活必需品、舒適品和奢侈品的數量。如前所述，在社會的早期，資本尚未積累在特定階級的人們手裡，全部勞動產品完全屬於勞動者。在那個時期，事實上沒有初次分配，因為財富的源泉只掌握在一個階級的人的手裡。但是，當擁有足夠數量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另外一批人一出現，僱傭勞動者就成了他們的常事。現在，勞動者不再完全為他們自己，而是也為他們的僱主而工作了。如果在一個生產階段尚未結束之前，勞動者靠他們自己的基金來生活的話，顯然產品必將在他們與固定資本的所有者之間按照某種事先的安排來進行分配。如果在這一段時期內，他們沒有必要的錢來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那麼，在他們完全放棄領取一份製成品的條件下，資本家可以供給他們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給他們的這部分食物等等應該相當於工人應得的份額。如果有什麼扣除的話，那麼也只能是在墊支上打一點折扣。顯然，這種墊支可能是以穀物、被服、家具等等付給，也可能是以可用來取得這些東西的貨幣來付給的。這是工業和財富已相當發達的一切國家普遍採用的方式。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勞動者總是在工作完成之前領取報酬，而且通常是用貨幣來支付的。 但是，由於有各種原因影響著貴金屬或其他商品的生產，在不同的時期里貨幣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品的數量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名義工資即貨幣工資的升降，並不一定意味著勞動實際報酬的相應變化。誠然，工人得到的貨幣量，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實際工資率，所以現在我首先來解釋調節實際工資率的各種原因。 決定工資率的直接 原因是勞動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的比例。 但是這種比例本身，一方面取決於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產業部門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取決於氣候條件所要求的或社會輿論認為勞動人民生存所必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上述產業部門的生產力、氣候條件和社會輿論的狀況是調節工資率的根本原因。 在考慮決定工資率的直接原因時，我將首先研究需求的性質以及這種需求的變化對勞動報酬所產生的影響。 要構成對勞動的需求，像構成對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樣，光是憑想要得到它是不夠的，而是必須拿出一個等價物。一方面要給工人提供一個等價物，以補償他對安逸所作的犧牲；另一方面也要給貨物的所有者提供一個等價物，因為他放棄了占有的權利。但是，可作為前者的唯一等價物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費。那麼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留做僱傭勞動之用的基金愈多，對勞動的需求就愈大。如前所述，實際用於或者打算用在生產上的那部分國民財富稱為資本。然而，資本有兩種，即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前者是原材料、工具、機器、建築物以及其他各種已列舉過的組成部分，後者是勞動者需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對勞動的需求顯然只取決於後一種資本的數量。所有構成固定資本的各種物品的數量不管有多大，都不能直接影響到另一種資本所能維持的人數。我們已經說過，原材料、工具、機器等在消耗的時候，它們並不給人帶來利益。因此資本家為了獲得預期的利潤，無論如何總得承受國民財富的純粹損失，或者說犧牲。對資本家來說，假如他能獲得相同的利潤，那麼以何種形式來墊付他的資本，是固定在耐用的機器上還是用來維持很多人的衣食，確實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但是，對國家，至少對勞動階級來說，這件事決不是不重要的。因為他們從一種資本的增加中得不到任何直接利益，而另一種資本的每一增加都立刻會引起對他們勞務的需求。 由此看來，在任何一個國家裡，對勞動的需求正好與該國的流動資本的數量成正比。如果勞動的供給保持不變，那麼由於資本的所有者都不願留著他們的資本不用而引起他們之間競爭的加劇，就使這些基金的每一次增加都有著提高工資率的趨勢。當這種基金減少時，由於每個勞動者都害怕失業，他們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起來。如果勞動的供給一直保持不變，那麼流動資本的最後數額必將是：通過支付給每個工人的工資的相應變化，在原來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額上加上全部增加額或減去全部縮減額。這個問題看來已夠明白了，無需詳加論述。 我必須要堅持的一個論點是：一般說來，雖然對勞動的需求是隨著資本的增加而增加的，但仍然不能得出結論說，它們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用在生產上的大部分資金是投放在機器和固定資本的其他組成部分上的。在財富和工業發展的早期，固定資本在整個國民資本中只占比較小的一個部分。但是隨著私人資本的增加和勞動分工的日趨完善，為了提高商品的質量或降低生產成本，就逐漸採取了各種改進措施。總的說來，這些改進就在於用機器來代替體力勞動。在每一次發生這類變化時，有關國家總是靠犧牲流動資本來增加固定資本的。現在，僱主兼資本家不再有必要把這麼大的一部分資金保存在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形式上。既然已一勞永逸地雇用許多勞動者來製造機器，從此原先在勞動期間墊付給工人的流動資本的價值就變成了固定資本的價值。其中大部分不能用來滿足勞動者的消費，也不能每隔一個短時期被他們再生產出來。恰恰相反，它們可以持續好幾年，只需要稍加維修就行了。現在小得多的年產值足以給僱主兼資本家提供通常的利潤，這才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因為每年只消耗掉他一部分資本，如果他把這一部分資本的價值收回並能獲得全部資本相應的利潤，那麼也就足夠了。其餘的資本價值則是由機器來體現的，而機器差不多還是像它原來的樣子。但由於機器不能使任何人溫飽，因此十分明顯，維持勞動的基金暫時會絕對地減少。由此可見，機器的採用雖然可以增加淨產值，卻有著減少總產值的趨勢。 [3] 於是上述變化的第一個影響將是對勞動需求的減少，以及由此引起的工資率的下降。在這裡，根據一般原理的推理所證明的東西已為所有國家的豐富經驗所證實。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不滿和苦難常常以最可怕的暴力行動爆發出來，主要是直接反對那些不能說話的工具，他們把這些工具視為他們一切痛苦的根源也不是毫無理由的。後來，使用機器所引起的工業生產力的增長，無疑地促進了流動資本的積累，使之恢復到原有的數量，並重新雇用遣散了的工人。在這種情況將要發生的時候，總的說來，國民資本將會增加，但是對勞動的需求和勞動報酬仍將與過去相同。 這種情況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不僅不會因資本的增加而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因前一時期工資的下降而暫時受到損害。直到新的發明推動了工業的發展，流動資本增長到超過原有的數量時，才會出現對勞動更大的需求。那時，雖然對勞動的需求將增長，但它並不是與總資本的積累成比例地增長的。 在工業已很發達的國家，固定資本相對於流動資本來說，總是逐漸占著越來越大的比例。所以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用於再生產的國民資本的每一增加，對勞動者的生活狀況的改善所產生的影響總是越來越小。 正如上面所證實的那樣，固定資本的每一增加是以犧牲流動資本為代價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理，它包含著一些重要的推論。從這一原理得到的第一個推論是：這樣一種轉化的最初影響總是對勞動需求的縮減。但最終的後果將是什麼呢？人們常常說，勞動階級所經歷的災難不過是暫時性的，也就是說，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也許一度遭受失業的苦難，但他們的勞務或遲或早將會重新被需要的，而且因資本的積累而增加了設備，不久以後對他們的需求將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些。但是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採用固定資本的產業部門的性質。舉例來說，在農業上這種變化的最終影響與製造業中可能發生的這種影響會有很大差別。機器的發明給工業勞動者帶來的這種災難也許只是暫時的。可是，由於不斷作出新的改進來節約勞動，因而這種災難又容易不斷重複發生。工業中的災難之所以可能只是暫時的，這是因為有如下這些原因：第一、與過去的耗費相比，採用新機器的僱主—資本家，能憑藉這些手段製造出更多的商品量，他們可一直享有超額利潤，直到其他僱主—資本家的競爭降低了這些商品的價值為止。他們從超額利潤中積蓄資金的能力以及把這種資金追加到資本上去的能力將因此而增加。這些積蓄的一部分可以投入固定資本，而其中另一部分也將用做流動資本，因為前者總得要一些後者去開動。第二、隨著製成品的價值或價格按生產成本減少的比例而逐漸降低，這些商品的每一個消費者用他收入中更小的一個份額將足以買到他個人所需的一切，結果增加了他的儲蓄能力，從而大大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其中有一些可能進入製造業的渠道。這樣，手頭就有了增加製造品的供給和雇用更多工人的資金。第三、毫無疑義，工業品價格的下跌必將引起對它們需求的增加。 根據一般原理的推論來看，製造業中採用機器形態的固定資本，儘管暫時會解僱大批工人，可是經過了或長或短的一個時期之後，多半會重新雇用同樣數量或甚至大大超過這一數量的勞動者。經驗也充分證實了這一事實。請把現在擁擠在曼徹斯特和格拉斯哥工廠里的許許多多工人同阿克賴特的珍尼紡紗機發明以前棉紡工業所供養的稀少人口比較一下吧！ 但是，農業方面的情況則迥然不同。對原產品的需求不可能像對製成品的需求增長得那樣快。關於這一點，亞當·斯密提出的簡明理由是：人的腸胃的容量很小，但人在其他方面的欲望則是多得難以滿足的。所以，由於農業機器的發明而解僱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重新雇用於農業。也許要經過很長時間，人口才能增加到足以引起對食物提出新的需求。但對一國人民來說，所有變化中最為致命的變化是把可耕地改變為牧場，因為在牧場上所能雇用的勞動人數確實是很少的。幾乎所有原先用來供養工人的基金，現在都投放在牛羊和其他固定資本的要素上。一片草地所能飼養的牲畜頭數必然是有限的，雇用來放牧的人數因而也是有限的，決不會出現對農業勞動進一步需求的任何機會。因此，那裡牧草替代了莊稼，那裡的農村人口就頓時並且持久地減少。我們不難設想這樣一種改變不能不帶來非常巨大的苦難，所以人們是否真正希望最終有這樣的結果是十分令人懷疑的。對於這個問題，在以後討論地租理論和收入的性質時還要作進一步的說明。在這兩個問題中，我將闡明在此情況下必然發生土地總產量的減少。儘管地主的收入有增無減，可能還是不會像製造業中機器的改善一樣可以由淨結果的增加來補償。寫到達里也許已足以表明，在社會發展給勞動階級帶來的一切災難之中，沒有一種可與把可耕地變為牧場給他們帶來的災難相比擬的了。 [4] 在充分闡明了對勞動的需求以及這種需求的波動對勞動報酬所產生的影響之後，我們將繼續考察決定勞動的供給和需求比例的另一個條件，即供給。在考察了利潤這個問題之後，讀者必將更好地懂得，我對勞動人口在各種投入資本形式中受到的影響所作的更為詳盡的論述。 勞動的供給是由兩個要素組成的：第一、勞動人口的總數；第二、按慣例一年中應勞動的天數以及一天中應勞動的時數。 勞動的供給是隨著既能夠又願意為維持他們生活而去勞動的人數的變化而變化的，這一點肯定無需加以證明。這仍然不是構成供給的唯一條件。一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可能比另一個國家要少些，但如果前一個國家的居民在一天或一年中只給他們自己很少一點休息時間，而假定後一個國家的居民更愛好安逸，或者更想娛樂，那麼在一定時間內，前一個國家的居民帶到市場上去的勞動量可能像後一個國家在市場上的勞動量一樣多。 如果我們假設對勞動的需求保持不變，從而用來維持勞動的基金量也保持不變，那麼工人人數或者他們在整年或整天中勞動的時間長度的每一次變化，都將引起工資率的相反變化。 如果勞動人口增加，而剛才提到過的那種基金卻沒有增加，顯而易見，他們就一定會更加貧困，因為等量的食物、衣服、燃料等要在更多的人中間進行分配。這種災難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降臨到人民的頭上。一是老工人繼續領取與原先相同的報酬。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東西留給新的勞動者，因此這些人必不可免地因貧困而死亡，或者只能依靠他們的親友或上層人物的施捨過著朝不慮夕的生活。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所有人都得到工作，而把維持勞動的基金相當平均地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那麼每個人的收入必定比先前更要少些，也就是說工資必定下降。一般說來，勞動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遭受不幸的。隨著人口的增加，如果用來維持這些人生活的流動資本保持不變，那麼每個工人在尋找工作方面便開始經歷愈來愈大的困難。由於僱主發現有的是待雇的工人，他們就變得更加難於對付了。但是勞動者不願意接受更少的勞動報酬，因此可能要失業一個時期，直到飢餓開始迫在眉睫日子非常難熬的時候，才不得不屈從於那些先前已經拒絕過的條件。與此相反，如果流動資本仍保持不變，也許因移民而引起了勞動者人數的減少，顯然其結果必然相反。同樣數量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必將在較小的一批人中間進行分配。整個說來，那些留下來的人的狀況必將因此而獲得改善，而且這種利益不會僅限於少數人，而是遍及眾多的人口。 由此看來，勞動者的狀況，也就是每個國家中絕大多數人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受他們人數的限制 。 但是，決定勞動報酬的勞動供給也部分地取決於整年勞動的天數以及一天中勞動的時數。假定兩個國家目前的人口和資本都是相同的；假定在一個國家裡，工人一年到頭勞動沒有任何休息；而在另一國家，每隔六天就有一天休息時間。我想後者的居民與前者相比，按他們勞動的比例來說，一定得到更多的工資。從而在這種國家中的工資率比另一種國家更高些，因為工資率就是指付出的勞動量（它是由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的長度這兩個要素構成的）和勞動報酬之間的比率。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利益乍看起來似乎確實比它可能有的要大得多。因為，按照假設，目前兩個國家中用來維持勞動的基金是相同的，而人口也是相同的，因此有人或許會魯莽地作出結論說：如果把這兩個相等的基金總額平均一下，那麼這兩個國家中每個勞動者所得的份額是相同的。舉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在某一個國家裡，每個工人每年有365個勞動日，而另一國則只有315個。但是勞動日減少到這種程度是極大的浪費。因為我們應該記得，勞動天數愈少，所做的工作也就愈少，因此倘若減少了1／7的勞動，那麼在產量中也應減去一個相同的比例。如果我們假設工人勞動天數儘管少了這麼多，僱主還得付給他的工人們原先一樣的工資總額，那麼他喪失的不僅是全部利潤，而且也包括他的一部分資本。如果我們假設某個僱主用1，000鎊來僱傭勞動，利潤為10％，那麼年產值為1，100鎊。倘若以後工人在一年中不是像先前一樣要勞動365日，而是不超過315日。顯然，這一時期內的產值就得減少1／7，也就是說，減少到943鎊。因此，如果勞動者所得的工資總額仍舊一樣，那麼在年底僱主除了損失他的利潤之外，還要從口袋裡拿出57鎊。這一點給我們說明了工資的提高有一個自然限度，也就是說，它絕不能超過，甚至也不能達到工業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而我立刻就要談到這一點。 那麼，我們所能下的結論就是，勞動日數的限制具有提高工資率的趨勢，可是很難說這種提高到底能達到何種程度。 為了簡明起見，在我剛才所說的例子中都假設兩個國家中的資本和人口是相等的。但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多這只是暫時的。既然在勞動量上，從而也在完成的工作上存在著這樣的差別，那麼要在資本方面不致迅速引起差別則是極不可能的。315天的產量必定比365天的產量少得多。除非在前一種情況下儲蓄已變得更加普遍，否則在這兩個例子中的全國的資本額不可能長期保持相等。現在，可以這樣說：阻礙資本發展的這種做法將足以抵消起初人民從限制勞動時數中所得到的一切利益。如果他們勞動少些，那麼他們的所得也將按比例遞減，因為他們賴以生活的那部分基金積累得更慢了。但是，這是我們在研究調節工資的最終原因時就要分析的一個問題。為了我們當前的目的，只要說明這樣一點就足夠了，即在勞動量方面的限制，不管是怎樣引起的，都具有提高勞動報酬的傾向。 上面的原理也同樣適用於一天中通常的勞動時數不同的場合。當兩國的資本與人口之間的比率相同時，如果各自普遍實行了不同的日工時，在一國中10小時工作日所得的報酬可能並不比另一國中在更短時間內取得的報酬要多些。導致目前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同前一種情況相同的。雖然兩國的人口相同，但提供的勞動量，即勞動的供給事實上是很不相同的，而雇用與維持勞動的基金則是相同的，因而勞動的需求也是相同的。所以不能不以不同的比率來支付勞動報酬。 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們就不能抱著過於反感的態度來看待對工人階級休息時間的任何侵占。即使我們並不抱著這種態度，由閒暇產生的屬於宗教、道德和智力上的利益是那麼多，我們也不能過高估計這種被侵占的時間。時時改變我們已經慣於在其中工作和思考的客觀環境本身，對於人的認識具有重大意義。如果這一點適用於一切社會狀態的話，那麼在勞動分工已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尤其是如此，因為在勞動分工有助於大大增加總成果的同時，它卻有著束縛個人智力發展的強烈趨勢。如果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一件極其簡單的工作上，並且不允許有空餘的時間，那麼人簡直就不能脫離愚昧狀態。因為工作的多樣化儘管會妨礙在某一方面的精益求精，但它對一般的敏銳和靈巧卻是有利的。如果說基督教沒有賜給人類其他世俗的利益，那麼僅僅把7天中分出1天來給人們休息，這件事就足以使它有資格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永遠感戴了。法國的國民議會企圖把休息日限定為10天中有1天休息，如果這一決議能永遠付諸實施，我們就很難設想還有什麼能使人民——具有特殊器官的人遭受更大損害的了。在一些天主教國家中，節假日的天數可能已增加到了過分的程度。當然，這是在濫用原則。可是同另一個極端相比，它似乎對人更適合一些。每個國家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充裕的空餘時間，即在一年中有相當部分的時間用來自娛，同他們不得不從年輕時代起就得在過分悶熱的車間裡、在污濁的和充滿著惡臭的空氣中每天連續苦幹12或15小時相比，對他們的幸福肯定更有助益。那些認為不能以太大的代價來換取國民財富增加的人，往往對這些娛樂時間非常不滿，認為這簡直白白浪費了這麼多時間。但是在哲學家看來，財富的分配方式和貧困階級為掙得他們財富的份額所花費的勞動程度，至少與財富的總量同等重要。 僱主—資本家的貪婪、他們雇用工人所需要的必需品以及用貨幣來支付工資的慣例，經常有延長勞動時數的趨勢，而且通過這種方法來增加勞動的供給，以達到減少勞動報酬的目的。在此，我必須說一句很重要的話，但是我不記得以前曾見到有誰說過，這就是固定資本的增加往往導致上述的結果。因為只要在這麼巨大的一部分價值固定在機器、建築物等上面的地方，製造業主非常不願意讓這麼多資本閒置著不用，因此不願意雇用那些不能在白天干很多小時活的工人， [5] 從而也不願雇用那些害怕已在某些企業中實施的夜間勞動的工人，這樣就造成了當一批工人離開的時候就有另一批工人來上工。 因為一般說來，工廠附近的孩子很多，況且他們並不是自由勞動力，而是由貧困和想望有所收入而變得狠心的父母逼著他們去幹活的孩子。這些父母樂於從他們的孩子身上得到任何一點東西，所以這些小孩子的報酬常常低得叫人難以相信。濫用童工引起了強烈要求立法機關進行干預的呼聲。雖然隨便哪一個國家的政府都很怕在勞資之間進行調停，因為這樣做很少有什麼成效，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違背一般慣例的依據。主要依據是：小孩子不是自由勞動力，他們不是自願去勞動的，而是家長強迫他們去幹活的。幾乎在所有情況下，父母的慈愛被認為是給予孩子們以人道待遇的充分保證。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經驗已經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對收入的想望促使父母親差遣他們年幼的子女去做一定會使他們過早地受到摧殘或者在以後的年代裡留下疾病和畸形的苦活。既然這些天生的保護者不去履行他們的職責，那麼把這個任務委託給立法機關也是適當的。立法機關也許希望通過完全禁止雇用一定年齡以下的童工，以及在以後的幾年內限制法定的勞動時數等措施，在某種程度上糾正這種巨大的弊端。 [6] 現在，我們已經論述了調節工資率的直接原因，即勞動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的比例。我已指出其中包括了需求與供給，並說明了前者的增加或減少具有提高或降低勞動報酬的趨勢，而後者的相同變化則有著完全相反的影響。因此，工資率的變化與需求的變化成正比，而與供給的變化成皮比。 由此可見，只有兩種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方法，或者增加留作他們生活費的基金，或者限制這種基金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的人數。於是，問題就在於哪一種辦法可能最有效。這就使我們去探討決定工資率的最終原因。 這裡，我們也許就要看到其中有一種辦法比其他辦法顯然更有把握得多。提高產業的生產力決不是常常有可能的，而抑制人口的增加只能取決於人的意願。況且，為了增加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報酬所能想到的一切發明，都不足以抵消一個持久的、隨著社會的發展日益為人們明顯地感覺到的不利條件，這就是在比較好的土地完全被耕種之後，不得不去依靠那些比較差的土地。因此我們立即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我們不顧獲得食物方面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困難，聽憑人口增加得像從前一樣快（恐怕這是可能的），那麼情況就必然要悲慘得多。因此，至少在那些不能滿足衣食的情況下採取一些權宜的辦法來控制人口的過快增加，就顯得一目了然了。 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到，嚴格地說，我們雖然可以把人口的增長控制到任何一種程度，因為這完全是由人的意志來決定的；但是從限制人數中得到的好處卻有著客觀的限度。這些限度是由工業生產力，特別是由農業生產力決定的。很明顯，不管人口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勞動工資還是絕對不能超過一切財富源泉的總收入，甚至不能達到相同的水平。因為總要留下一部分產品來補償固定資本和作為利潤，更不用說這種利潤也許用做流動資本，也許並不用做流動資本了。這個論點在我們對本題所作的一切考察中必須牢牢記住。我們也許可以更為簡明地把它作如下的表述：一個人每年或者每天的工資，絕對不能超過或者甚至不能相等於他在同一時間內所能生產的東西。 在說明了這一點之後，現在我可以更為詳細地繼續論述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即在上面所說的兩種權宜辦法中，究竟哪一種可能最為有效地、持久地改善廣大人民的狀況。這個答案將會很容易地找到，如果我們首先承認下面這個判斷是確實的話，即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而且這種情況必然是地區性的和暫時的，人口的增長具有比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的增長更快的自然趨勢。在證明這一點的時候，馬爾薩斯先生在他三卷本的著作中已經提出了大量證據。這部著作將使它的作者名垂青史，每個經濟學者都要仔細研究它。 在目前情況下，我將把自己限制在幾個簡單的意見上，它們也許足以比較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了。 根據那些最容易取得食物的國家的情況，事實表明：地球上大部分可居住的地方，人口的增長具有比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的增長更快的趨勢。這些地區有著大片沃野，很多土地還沒有耕種，但是已為來自宗主國的殖民者不斷侵吞和占有。人們早就知道，這些宗主國的工業技術早已有了高度的發展。美利堅合眾國正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因此，如果有什麼地方的話，那麼就是在這裡人口的增加並沒有受到難以獲得生活資料的限制。參照一下這個國家的情況，我們便能對人口增長速度的自然趨勢有一個更為明確的認識。根據人口普查，前些時候該廣闊地區的全部人口每25年就要增加一倍。而在新近定居的單一農業地區，人口的增長居然快到難以置信的地步，竟至在短短15年間就同樣增加了一倍。甚至有人說比這個時間還要短。但是我寧可保持在實際情況的限度之內而不願越出這種限度。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人口增加一倍的時期為15年。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的趨勢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要是沒有發現美國這一廣闊而肥沃的地域，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事實。由於在古老國家中人口增長速度與此很不相同，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不能設想人口的增長竟能快到像經驗已經證明的那種情形。如果歐洲各國在50年之間人口增加了一倍，那就會被認為很多了。其中大多數國家人口增加的速度還要慢得多。而另一些國家，如瑞士的某些地區人口也許竟是停滯不增的。甚至在某些國家，例如土耳其，居民的數目反而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舊世界裡人的體質與新世界裡的情況沒有什麼差別，事實上他們本來就是一種人。前者的情慾並不比後者稍遜，兩者想要得到子女的心情也大體相同。所以有一切理由來推測，舊世界的人口有著與新世界的人口同樣快的增長趨勢。如果實際上增長得並沒有這樣快，那麼必然是有某種原因反作用於這種趨勢的結果。 這個原因不可能是氣候條件，因為歐洲的空氣對人的生存至少也像美國的空氣一樣有利。可以充分說明這樣一種普遍結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是獲得贍養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困難。在一切古老的國家裡，最肥沃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都早已耕種。因此，要取得更多的食物，就必須求助於那些比較貧瘠或者更加偏遠的土地，它們往往不能提供同樣的收穫量。隨著一國人口的日益稠密，生活資料的增加日益困難，因而維持家庭生活也就變得愈來愈困難。 根據美國邊陲殖民地的例子來看，每15年人口增長一倍的趨勢似乎是由於道德上的傾向和體質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古老的歐洲各國，甚至那些工業已取得極大進展的國家，如果人口在50年內增加一倍，就被認為是十分可觀的了，事實上只有很少幾個國家接近於這種速度。由此看來，可以充分說明這一差別的唯一原因就在於，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和取得更多的食品供給變得愈來愈困難了。正是由於這種困難才限制了人口的發展。由此便可推斷，除了新殖民的和肥沃的地區之外，任何地方人口的增加比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的增長具有更快的趨勢。一個國家人口的增長趨勢比另一個國家超過了多少，可用歐洲古老國家人口很慢的增長速度同處在更為有利情況下的人口迅速發展的比較來證實。 但是，或許有人要說：雖然所有歐洲古老國家的目前狀況確實是這樣，即獲得生活資料目前有困難，可是今後在農業上將採取各種改進措施，從而使農產品的增長有可能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長。然而這種推測是言過其實的。機器的使用和勞動分工在工業方面創造了奇蹟，但農業企業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採用它們。隨著人口的增長，所有最好的土地被耕種之後，已經有必要求助於較差的土地，這是一種不利條件，而耕作方式和農作物輪作方面的最偉大的發現，只構成了對於這種不利條件的非常微弱的抵消力。這一點已為下列事實所證實，即有著許多肥沃土地而文化卻極端落後的國家，還是能生產出比技術和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便宜得多的穀物。各方面都很落後的波蘭和南俄羅斯，它們生產小麥所花的成本還不到英國所花成本的一半。因此，設想今後的各種發現將能把農業勞動和農業資本的收益增加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可以使生活資料的增長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長，只是一種與所有過去經驗相矛盾的純粹的假設，因而也是極其不可能的假設。有誰真能設想用任何一種辦法能把歐洲的糧食增加得這樣多，以至於可以允許每15年就讓居民人數增加一倍嗎？但這正是那些鼓吹生活資料的增長有可能跟上人口不加控制地任其發展的人，竭盡全力要加以辯護的論點。 如果我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前面提出的關於改善勞動階級狀況最有效的方案這個問題就有了現成的答案。如果人口的增長力大大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力，其結果必然是，即使我們把後者增加到我們所能達到的程度，也絲毫不能持久地改善大多數人民的境況。唯一的差別僅僅在於，在某種繁榮時期過去之後，人數必將增加，而他們中間就有更多的人像以往一樣貧困。 這是在上面提出並且證明了的重大原理的第一個結論。其次是必須用各種方法把人口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事情就是這樣，所有歐洲古老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與那些新殖民國家相比，在這些國家中居民的增加是相當緩慢的，因為新殖民國家允許人口聽其自然地發展。那麼，現在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是：第一，限制人口的最好方式是什麼？第二，限制到何種程度？ 只有兩種方式能夠限制人口的增長。如果容許人口增長到最好年景生活資料所能許可的最大限度，那麼一出現荒年，許多人由於部分地或完全沒有衣食，必定不是純粹死於飢餓，就是死於不衛生的食物和缺乏營養所引起的疾病。這就是所謂「強制性限制」 [7] ，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最駭人的災難和隨時威脅著人類的死亡。 能夠控制人口的另一種方式是限制出生的人數。我們必須在這兩種辦法中進行選擇，因為舍此別無他法。你是要始終貧困和時遭不幸的勞動階級呢，還是要永遠免除聽憑無常的命運擺布的勞動階級呢？你是寧願要這樣一種人口，他們中間大部分人不斷過早地被奪去生命，貧困和骯髒一直在引起疾病，或者把這些疾病傳染給過著舒適的生活並且對別人沒有害處的、健壯的另一種人呢？問題就是這樣。 應該消除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許多偏見。如果認為古老國家的人口不能聽其自然地發展，那麼就應該設法限制它的發展。因此，問題僅僅在於用什麼手段才能最有效地達到這一目的。你願意聽任強制性限制的擺布呢，還是採取「預防性限制」？你認為讓貧困的不可戰勝的作用來把人數限制在生活資料的限度內最為有利呢，還是運用區別於其他萬物的人的理智和自制力最為有利呢？一旦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克服許多至今還不贊成這一學說的看法看來並不是不可能的。這裡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這就是絕不能認為，從長遠來看，盛行預防性限制的國家比受強制性限制支配的國家養活的人口更少。在後一種國家裡，人口的數量被匱乏和疾病抑制以前，在一個時期內可能增長得更快。而前一種國家要達到同樣的人數雖然時間要長一些，但終將達到，甚至可能超過這個數目。因為，出生嬰兒極多的國家遭受苦難的主要原因是，始終存在著大量不能自己謀取生活資料的少年兒童。這是造成個人與國家貧困的主要根源。在一定年齡以下的孩子，按他們身材的大小大量消費著他們所能消費的東西，而從不拿出任何產品。就財富而論，一個幼兒養到九、十歲，再被疾病奪去生命，對他的雙親以及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是一種純粹的損失，贍養他這麼多年的全部生活資料完全被浪費掉了。因此，在受強制性限制支配的地方，經常大量產生這種後果。由此我們可以判斷，這一原因必定使國民財富受到了多大損失。這一點有助於我們解釋貧困的愛爾蘭以及其他類似地區的情形。這些地區的工資都很低，還要在許多非生產人員之間進行分配，而且其中還有許多人是絕不會長大成人的。但是，在預防性限制盛行的國家裡，出生的孩子少，死亡也少，未成年的人數在整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較小，有更多的人到達成年，而且生產勞動者的壽命也長些。這樣，人民的境況當然要好些。這樣一批居民同另一批人數多得多而且小孩占很大比例的居民相比，顯然會生產出更多的財富。因此，在前一種情況下，為以後的人口發展所需的生活資料也就會更多。而一國的國民因無遠見而生下了為數眾多的人口，超過了可能把他們健康地撫養成人的限度。這種行為不僅使他們自己永遠陷於極端貧困的境地，而且過了某個時期之後，由於阻斷了財富的主要源泉——精力充沛的成年人的勞動，甚至還會使人類的繁殖受到遏制。 [8] 那麼，總的說來，我們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從長遠來看，在預防性限制比強制性限制占優勢的國家中，人口會比較少。雖然它的發展暫時會比較慢，但是這種發展將更為持久，直到超過另一類國家為止。 [9] 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口的素質也必然有很大差別，前者同後者相比，成年人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看來，在這裡注意一下反對馬爾薩斯學說的意見是恰當的。我記得我曾在某個地方聽說過這種意見，它是這樣的：據說一個人總是能生產出多於他所能消費的東西，因此如果一旦減少了勞動者的人數，這個國家就會受到損失。這種異議包含著一個假設和一個判斷。讓我們姑且承認前者是正確的，因為一個體格健全的成年人總是能生產出多於他所消費的東西的。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因此得出結論說，不能自助的幼兒也能夠這樣呢？贊成用預防性方法來限制人口增長的一個主要論點恰恰在於，我們可以用一批健康的成年人來代替一批因處於童年時期或因息病而沒有勞動力的人。我們剛才已經知道，預防性限制盛行的地方同強制性限制占主要地位的地方相比，前一類人總是比後一類人所占的比例更大。沒有年幼子女的成年人移居到各個遙遠的國家，對於他們離開的國家來說，如果可以帶來什麼利益的話，那也是極其微小的。假如這些人在本國都能充分就業，那麼毫無疑問，該國的財富將因勞動力的外流而減少，因為他們帶走了能夠而且願意勞動的一雙手。但是留下來的勞動者由於另一部分人的離開而得到了好處，因為他們可以在勞動產品中獲得比較大的一個份額。其結果必然是，國民財富的減少可能遠非對下層社會更有利的分配所能補償。這種情況下的唯一困難是，正如假設的一樣，如果移民留在本國，他們本來就會生產出多於他們消費的東西，因此這時該國的資本必然因他們的離開而增加得更加緩慢。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對勞動的需求也因此減少。但是由於他們同伴們的離去，勞動者的所得看來很可能超過所失。因為勞動供給的減少是最近的、確定的原因，而資本增長速度的下降則是更遠的也是最後的結果。僱主不一定把工人生產的超過他們消費的全部餘額積蓄起來，並追加到原先的資本上去，有很大一部分餘額也許被他白白地花費掉了。當利潤因工資的提高而下降時，僱主不得不更加節約以便彌補這一差額。由於這些原因，即使在上述情況下貧苦階級的人員由於他們階級兄弟的遷移看來還是有可能得到利益的。但這一點不是我們所要爭論的問題，因為人並不是生來就有各種能力的，他們必須經過一段漫長而無能的幼年時期。毫無疑問，在一個國家中兒童的比例越大，個人與國家就越窮。因此，有助於減少這一比例的方法必定對兩者都有利。總之，如果勞動者只能按本階級的人數分得工資總額中的一個很小的份額，而且還得和他的妻子和十個孩子一起來分享這一微薄的收入，那麼勞動者生產出多於他消費的東西對他還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該反對意見所依據的假設是否那樣可靠呢？即使健康的成年勞動者是否總是能夠生產出多於他所消費的東西呢？如果情況果真如此，我確實會很高興。但是我們應當記得，光是人的一雙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必須既要有用來勞動的東西，又要有把他的勞動施加上去的東西。毫無疑問，只要質量尚可的土地還沒有被占用，每個人一般都可以找到多於維持其生存所需的東西。因為絕對必需的固定資本的組成部分僅僅是一些種子，一把鋤頭和一把鐵鍬。但是，在整個土地成為私有財產之後，這種重要的自由資源已不再存在了。為了要依靠使用機器的行業來謀生，就必須有更多的以新材料和新工具的形態存在的資本。如果一個人當時既沒有這些東西又不能借到它們，那麼只有把他的勞動出賣給別人。那麼，怎麼可以如此肯定地假設整個國家擁有的固定資本，它的一切組成部分的數量，一定能夠足以充分雇用該國的全體成年人呢？這個假設不僅在理論上毫無根據，而且我擔心它同經驗已經充分證明的事實恰好相反。 我們不可能給推行預防性限制人口的適當限度提出一個總的規定，因為它必須按每個國家的不同情況而定。在少數情況下，人口的增長看來幾乎不需要任何限制，因為毫無控制的人口增長速度並沒有使人感到不便。但是隨著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和居住人口的日益增多，這樣的地區每天都在減少。即使在美利堅合眾國，也只是在邊遠的殖民地區的人口才得以儘量發展。在阿利根尼斯河的西邊，雖然增長的速度還是快的，但絕不是可以儘量發展的了。在那些比較老的州里，由於已經出現了貧困和生活資料的匱乏，看來強制性限制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作用。如果在殖民僅兩個世紀而且還有許多土地遠沒有完全耕種的國家裡，甚至在德拉瓦與薩斯奎哈納河的兩岸，也必須採取預防性限制的話，那麼在更早以前就住滿了人而且絕大部分土地也早已耕種的法國或者英國，該多麼需要這種限制呀！甚至在紐約和賓夕法尼亞，雖然還沒有因無數意外變故——從戰爭與和平的重大變遷到時尚的突變——而引起大量工業人口失業，但是也已經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注意防止居民增加得太快了。如果英國不以比目前更大的範圍實行預防性限制，那麼那些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過的災難必將隨著工商業的增長而變得愈來愈可怕。商業上的每次變化，機器的每次改進以及蕭條的每一次出現，使失業的人數和極端貧困的範圍必將變得愈來愈大。人們不僅應當把這些綜合性的弊病本身視為巨大的公共災難，而且必須看到它勢將危及自由政府，危及一般的財產權，甚至危及文明社會本身的存在。 我在這裡必須重新提出一個已經涉及到的論題，這就是，即使人口的增加已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由此引起的工資增加也仍然受到工業生產力的限制。換句話說，一個人一天或一年勞動的收入不僅絕對不能超過在同一時期內他藉助於一切其他財富源泉所生產的財富，而且正如我們所知，他的工資必須低於這個水平，因為總產值的一部分總是要用來補償固定資本和提作利潤的。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所能增加的工資也許比人們所設想的要少。 我們假設英國的毛利潤率 為10％，這一假設也許並不低於實際水平。還假定某個僱主把2，000鎊用在某一個生產部門，其中的一半投於固定資本，其餘一半則由按每人20鎊計算維持50個勞動者生活所需要的食物等構成。如果產品在一年中製成，那麼按上面的利潤率計算將值2，200鎊。這時，如果我們設想工資從每人20鎊提高到22鎊，那麼該僱主的利潤就得減少一半，即降低到5％ [10] 。我們幾乎不能設想比這還要低的利潤率了。僱主的收入減少這麼多卻只能使每個勞動者的工資獲得些小增加。有人也許會說：工資的增加一定會引起產品價格的相應提高。可是在論述價值這一問題時，我已經闡明這是不可能有的事。 這個例子可能給我們說明了，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中，增加工資的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其原因是生活資料的生產變得愈來愈困難。如果勞動者的實際報酬仍保持相同，那麼勞動者的收入在整個產品中所占的比例逐漸變得愈來愈大，而剩餘部分則變得愈來愈小，可是它是任何一種增加的唯一來源。這一點將在利潤一章中詳細說明。對工人來說，他是只要維持他本人的生活，還是不得不另外撫養一群不能自立的小孩子，當然會有很大差別。因此，比較小的家庭，由於減少了工資所供養的人口，同工資率的提高相比，更能減輕勞動階級將來的痛苦。如果在年青、健康的時候有所儲蓄，那麼他們的境況也許是相當不錯的。 在歐洲大多數國家中，一個體格健全的單身漢養活自己，一般沒有多大困難（我說一般，因為在工業區易於發生急劇的變化，它常常使很多人暫時失去工作）。只是在子女增加、疾病纏身的時候，才會受到貧困重壓下的痛苦。 但是我們應該記得，雖然歐洲很多地方的工資不大可能上升得很多，但是，即使並不受到人民的節儉所阻止，也沒有下降的跡象。愛爾蘭的勞動價格比附近島嶼的低廉就是這一論點的有力證據。如果那裡農民的習慣變得同蒙斯特的農民一樣，就沒有理由認為其結果也不應當是相同的。 這些論點為我們更明確地解決一個已經觸及的問題作了準備，這個問題就是：健壯勞動者的遷移出境，或勞動時數的限制均可導致工資的提高。在這一類收入已經吞去了大部分總產量的國家裡，如果認為通過移民的辦法工資也許能大大提高，那是徒勞的。工業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也不容許有這樣一種提高。根據同一理由，在相同情況下，縮短通常的勞動時間對工資的提高也不可能有多大效果。但是如果因勞動供給的減少而阻止了工資的下降，那麼它給廣大人民帶來的利益仍將是很大的，大概這就是全部好處了。確實，如果移居外國的人離開他們本國是因為他們不能得到充分就業，那麼，十分明顯，他們的離去必定有益地減輕了祖國尤其是貧困階級的負擔，因為這些階級免除了許多有害的競爭。很明顯，在工資很低的地區，移民產生的效果可能更大些，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工資的增加應當有更多的餘地。但是如果沒有同時實行更普遍的預防性限制，這種利益只能是暫時的。 在國家發展的初期，在只需要耕種最肥沃的土地的時候，一個人生產出來的東西大大超過他必要的消費量，因此勞動者通過對國民資本付出更多勞動所獲得的東西很可能多於因競爭而失去的東西。但是在古老的歐洲諸國，情況恰恰與此相反。由於已有必要耕種劣等土地而使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總產量大大下降，結果雇用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占去了這麼大的比例，以致剩餘部分只占很小的比例。從而，每個人對社會公共儲備的增加只能作出微小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相互之間的競爭所損失的東西超過了他們對國民資本付出更多勞動所取得的東西。因此，一部分勞動者遷移到別國，對其餘的人來說應該是有利的。看來這樣確實解決了以前提到的那種困難。 但我們必須看到，導致移民給那些留下來的人帶來利益的這一原因本身，即農業收益的減少，同樣也限制著這種利益。這一原因阻礙著工資的顯著增長，因此移民主要起著阻止工資下降的作用。 在不同的國家中，對人口的不同限制所起的作用取決於特殊的自然環境，或者取決於特殊的心理狀態。我們現在就來解釋這兩個條件。 我在前面說過，作為決定工資率的直接原因的勞動供給和需求的比例，一方面受生產生活必需品的那些生產部門的生產力的調節，另一方面也為氣候條件決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為輿論所認可的勞動者生存必需的條件所調節。所以上述生產部門的生產力、氣候條件和社會輿論的狀況是決定工資率的最終原因。第一個原因已經分析過了，只有後面兩個原因尚待研究。 十分明顯，人們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生活所在地的氣候條件決定的。如果我們的注意不超出歐洲的範圍，我們便可看到，例如義大利南部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與英國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別了——忍受著倫敦的寒冷和濃霧侵襲的窮苦人和沐浴在那不勒斯的明媚陽光下半裸著身子做雜工的流浪漢，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有多大的差別呀！在一種情況下，勞動者需要房屋來抵禦嚴寒的氣候，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需要火、保暖的衣服和相對說來還算豐富的飲食，其中包括一部分肉類和酒。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在12個月的大部分時間內，幾乎根本不需要什麼住房。除了冬季的短短几個星期之外，更不需要取暖用的燃料，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件最簡單的外衣。在夏天只需要一點冰塊和通心麵。人在必不可少的需要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別，對人口的數量不可能不發生極大的影響。如果按英國資本的比例計算該國的勞動階級的人口增加到像那不勒斯王國那麼多，可以肯定，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足夠維持生活的生活資料，在前一種情況下是不夠的。這就必然會有很多人將因缺乏適當的營養、寒冷以及這些原因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因而，人口必將減少，一直減少到該國的流動資本按氣候條件決定的更高的必要生活費用所能維持的數目為止。倘若在這種寒冷空氣中生活的人，不去大力實行預防性限制的話，強制性限制必將代之而起。不論以何種方式都必定會導致這一結果。 [11] 某些國家的勞動人口數在維持他們生活的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始終比另一些國家大，從而工資率就會更低。由於這個簡單的原因，在良好氣候條件下所需的生活費用比寒冷氣候條件下需要的更少。由此可見，始終與國民財富的實際狀況相一致的人口所能到達的極限，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而世界各地的自然條件是不同的。 至於人口在這一不能逾越的界限之下可以增加到何種程度，則須取決於心理狀況——取決於勞動階級對於他們必要的生活水準的看法。在這方面，他們的要求愈高，人口可能變得愈加有限。如果一個人的願望只是一間土屋和一點馬鈴薯，在他認為能夠獲得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他結婚和生出十來個孩子！但是如果他嚮往著有一幢整潔的、粉刷好的小屋，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要穿體面的服裝，要吃舒適的飯菜以及要有一隻向周圍散發著令人愉悅的熱氣的火爐，那麼他就得省吃儉用以便他能獲得這些舒適品，在此之前，他大概暫時不會建立家庭。因此，提高勞動階級對生活必需品的想法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它是使預防性限制取代強制性限制的唯一途徑——用減少出生的辦法來代替隨著各種疾苦而來的死亡人數的增加，是使人口保持在生活資料限度之內的唯一得策的辦法。 有兩種處世哲學：一種哲學的目的是要消滅我們的需求和限制我們的欲望；另一種哲學的目的是要擴大我們需求和欲望的範圍，同時又指出滿足需求和欲望的方法。一種勸誡世人要自滿自足，另一種則宣揚能動性。前者叫人永遠思考著願望的空虛，達到這些願望的艱難和失望的痛苦，甚至在追求的目的已經到手的時候，人類的一切享受仍具有無法滿足的性質。它勸告我們要沉思冥想，用自滿自足的眼光輕蔑地看待和憐憫塵世間追逐名利和權勢的芸芸眾生，並從中得到寬慰。 [12] 它和詩人在一起呼喚： 啊，可憐蟲的精神，冥頑不靈的心！ 在惶惶不可終日中，在黑暗的生活中， 人們度過了他們極其短促的歲月。 竟然看不見自然為她自己， 並不要求任何別的東西， 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離開肉體， 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覺，無憂無慮。 盧克萊修《物性論》第二卷 另一方面，後一種哲學把新的目標提到了我們的面前來激發我們的欲望，並且鼓勵我們去努力爭取。它詳細敘述人的樂趣總是與積極的活動分不開的，哪怕這種追求在最後可能完全落空也罷；它認為倦怠總是伴隨著缺乏有興趣的工作，而野蠻狀態和貧困則永遠緊跟在懶惰的習慣之後。 雖然我並不否認前一種體系所特有的思想，在使人甘心順從因不能滿足的欲望被摧毀而引起徒勞無益的痛苦這種無法避免的命運方面，也許偶爾有一點用處， [13]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如果人們普遍按照這種信條行事，那麼世界將永遠不可能從原始狀態上升到文明社會。沒有努力就不可能有改進，欲望熄滅就不會作出努力。這種體系可歸結為這樣一點，即它的目的是使人出於對不幸的恐懼而不敢去追求一切幸福。但是如果積極活動會有痛苦的話，那麼懶惰也不能免除痛苦，因為無聊厭倦這種感覺來自長期的懶惰，這是一切痛苦中最難以忍受的一種痛苦。而另一方面，懶惰的樂趣卻有限得多。約翰遜博士關於婚姻問題的說法正好適用於這兩種對立的體系，他說：「婚姻生活有很多痛苦，但是獨身生活一點樂趣也沒有。」當然，應該允許別人有說句俏皮話的自由。 我們也許可稱之為自滿自足 的這一哲學體系的盛行，尤其對現在我們談論的勞動階級來說，最為致命。他們的欲望越少，他們生活舒適的標準越低，人口的預防性限制越不能普及，從而即使在豐足的年景人口對生活資料的壓力也越大，而在荒年就會超出生活資料所能允許的限度。 一國的廣大群眾只食用一種食物必然會帶來許多麻煩，因為在只生產一種穀物或一種食物時發生饑饉的可能性要比種植幾種穀物或其他食物時發生饑饉的可能性大得多。而在生產最便宜的一種食物時，人們所受的痛苦一定大十倍，因為勞動階級的工資是按普通的生活標準計算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不可能買到足夠的其他各種本國或外國生產的糧食。如果他們已慣於吃高質量的食品，那麼在這種作物歉收時，他們勞動的通常報酬使他們有能力去購買某種次等的糧食，這種糧食在不是歉收的年景都是用來餵狗、餵馬等等，或以某種方式供富人過奢侈生活用的；或者可以從國外獲得某種糧食供給。相反，大家都知道，愛爾蘭經常大量出口小麥，與此同時，農民卻由於馬鈴薯歉收而死於飢餓。這對人類肯定是一件極為慘痛的事，但在這種情況下，它卻是完全無法避免的。毫無疑問，糧商曾給挨餓的人供應糧食，不幸的是，後者卻完全沒有能力去購買它。 考察一下世界各國的情況，我們便可根據實際經驗證明上述原理的正確性。在通常的年景，居民習慣於優裕的生活，不限於食用一種食品，也不限於食用最低質量食品的國家，難得有缺糧現象，饑饉即使不是根本沒有的話，也是幾乎不為人們所知的。而在相反的情況下，人類遭受這些災禍的蹂躪則確實駭人聽聞。例如在英國，勞動階級靠著小麥粉製成的麵包、肉類、馬鈴薯等生活，很早就沒聽說過通常所說的嚴格意義上的饑荒了。雖然法國也許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但情況也大體相同。如果近50年以來法國發生的任何一次饑饉與其說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話，還不如說是由幾次大革命時期的暴力和動亂所引起的。那裡的大部分勞動者是靠小麥粉或黑麥粉製成的麵包過活的，在某些地區則靠這些東西混合製成的麵包餬口，但對肉類的消費比英國的勞動者要少。如果把這些國家的狀況與愛爾蘭或印度作一比較，它們之間的差別是多麼令人吃驚呀！我們知道，在愛爾蘭，馬鈴薯是大多數人的唯一食品，可是饑饉和隨之而來的斑疹傷寒經常發生。在東方，據說有千千萬萬的人因稻穀歉收而餓死。在世界的這一地區，氣候、宗教以及在專制政權不斷更迭期間，財產有經常面臨損失的危險，這一切都助長了限制需求、壓抑欲望和麻痹居民的各種努力。所有食物中最便宜的稻米成了維持無數萬人民生活的唯一支柱。 [14] 因此，在東方，饑饉所造成的荒無人煙的悲慘景象，遠遠超出歐洲任何一個地區人們所能見到的情景，這是毫不足怪的。一想到我們成千上萬的同類死於匱乏，最剛強的心也應為之震慄。可是，這正是把人的欲望限制在僅能勉強維持生活這一限度內的嚴重後果。 在找到了決定實際勞動報酬的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之後，現在只需說幾句關於貨幣工資的話了。 雖然，貨幣工資取決於兩種情況，第一、取決於決定實際工資率的諸原因；第二、取決於勞動人口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的貨幣價值，即價格。如果我們假設前者保持不變，那麼很清楚，給勞動者的貨幣數量應按食物等價格的漲跌而增減。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勞動者的實際報酬將發生與我們的假設相反的變化。 儘管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在物價上漲的年份，勞動價格下跌；而在物價下跌的年份，則勞動價格上漲。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在不利的季節，常常出現勞動需求的減少和勞動供給的增加；在物資豐富的時候，有時會發生完全相反的情況。因此，儘管必需品昂貴的價格往往具有反作用的傾向，貨幣工資還是隨著這種變化而漲跌。這個問題已由亞當·斯密在他「論工資」一章中作了很好的解釋，在此就不多說了。 雖然在糧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方面的偶然波動也許不致立即引起貨幣工資率方面的變化，但可以肯定，決不可能在一方面發生了持久的變動之後，而不引起另一方面或遲或早地發生相同的變化。任何一種變化的最初影響往往與它的最終結果有很大的差別。可是，沒有比混淆這兩者更為常見的錯誤了，因為很少人能夠超越對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最初影響而注意到最終的但並非遙遠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只能藉助於哲學才能探索到。 [15] 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我還得提一下幾位著名作者所採納的有關工資率方面的一種見解，不過這種見解在我看來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勞動像商品一樣有一個自然價格，或者說必要價格。李嘉圖先生說，「勞動正像其他一切可以買賣並且可以在數量上增加或減少的物品一樣，具有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勞動的自然價格是讓勞動者大體上能夠生活下去並不增不減地延續其後裔所必需的價格。」 [16] 後來，他又說，「勞動的市場價格不論能和其自然價格有多大的背離，它也還是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符合自然價格的傾向。」施托爾希先生在他很有價值也很全面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中，同樣推測勞動有它的「必要價格」，勞動價格一刻也不能降低到這種價格以下。他把所有超過這一價格的部分稱之為「超額工資」。 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沒有實際基礎。在勞動與商品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如果任何商品跌到補償生產成本和提供利潤所必需的價格以下，如果價格降低到不能繼續生產商品，那麼這種商品就會很快完全停止上市。但勞動卻不是這種情況。為了證實兩者之間完全相同，我們必須準備堅決主張：如果勞動者不能得到按上述定義規定的所謂自然工資率，他就會馬上完全停止工作。但這根本不是事實。如果他不能獲得更多的收入 ，那麼不管多麼微薄的收入都將可以誘使他去干苦活。他不會靜靜地坐著挨餓的。儘管他的報酬不足以維持其家庭的生活，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它仍然可以使他自己免除飢餓的折磨和必然要立即毀滅的命運。所以不管他的報酬多麼低，只要他的體力允許的話，他就會一直苦幹下去。 況且，這種狀況也許要持續很長的時間。難道我們不知道有些國家的人口長期以來一直在減少嗎？例如，據說在西班牙的情況就是如此。自羅馬帝國覆亡以來，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北非的居民人數無疑大大地減少了。如果這些國家中的一般工資不僅足夠養活勞動者自己，而且能夠永遠繁衍他們的子孫而不致減少，那麼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因此，跟施托爾希先生一起侈談什麼勞動有一個必要價格 而且一刻也不能降低到這一價格以下是完全徒勞的。如果人類總是這樣的活，那倒真是幸運了。 我想，糾正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倒是比較重要的。如果我們被工資絕不能長期低於維持勞動者本身及其家庭生活所必要的水平的說法所說服，那麼我們對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利益就不會傾往這麼強烈的同情，因而在設法改善他們的狀況方面也將消極起來，更不會注意到社會狀況日趨衰落的每一徵兆了。還是讓我們不要忘記，一個處在毀滅中的民族，它的痛苦掙扎不會在一天之內就過去的。 十分奇怪的是，所謂勞動的自然價格是非常罕見的。也許沒有幾個國家的人口能長期保持完全穩定。一般說來，它不是減少就是增加。毫無疑問，一國的人口可能長期不斷增加。好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的人口一直在逐步增長。那麼整個這段時期內，工資率都高於那種被看做是自然工資率或者說必要工資率了。最後，讓我們作出結論：自然價格這一概念，對各種商品來說是正確的，但對勞動來說則純粹是臆造。 [17] 毫無疑問，在某些方面，調節勞動價格的原因與調節商品價格的原因非常相似。前者的價格至少同後者一樣直接取決於供給和需求之間的比例。其次，有某些商品，由於它們的供給不能任意增加，因而其價值可按需求的強度上漲到任一數額。對這類商品的需求強度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優秀，即被認為是優質的產品；第二、稀缺。特種酒、寶石等就是這樣一類商品。所以也有好幾種勞動的報酬同其他勞動報酬相比顯得格外高。第一流畫家、雕塑家、有造詣的演員、音樂家和歌唱家的勞動就是這樣的勞動。給這些人的工作支付很高價格的原因，是與那些決定托卡葡萄酒或者紅寶石的極高價值的原因相同的。即具備像這樣卓越的才能和巨大表演魅力的人才的稀缺。 不過它們之間的類似之處也只能至此為止。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商品都具有由生產成本決定的固定價格，它們不大可能老是保持在這個價格之上或者老是低於這個價格。無論如何不能長期低於這個價格。但勞動就不是這樣。勞動報酬沒有這種可以最終確定它的價格的標準，但是按照現在業已闡明的情況來看，不同地區的報酬可以長期有很大差別。在剛果河兩岸，一個從早苦幹到晚的農民，一天的報酬可能只有一小撮米，而在俄亥俄河兩岸種地的鄉下人，他的報酬則使他能夠維持很多子女健康而舒適的生活。 * * * [1] 請參閱《論價值》一章的結尾部分，以作為這一論點的例證。至於對淨產值本來含義的確切解釋，則需查閱《論國民收入》一章。為了徹底弄懂它的性質，事先必須熟悉分配的全部理論。 [2] 我一點也不想使人認為，我上面所說的意思是在為反對農業機械辯護。因為總的看來，好的東西總是以部分的弊病換取的，這是一條自然規律，因此我們應該儘量減輕我們不能防止的災難。反對使用農業機械確實是一種奇特的論點，如果遵照它去做，那麼人類將註定只能永遠使用鏟子和釘耙。在那個時代，犁和耙是最偉大的革新了，並且至今還是最有用的機械。想必在從前也像今天反對更為複雜的發明一樣曾經反對過這些犁耙吧。如果抱著同樣的態度，那麼紡錘的支持者也許早就用武裝暴動來反對手紡車了。 [3] 這一點也許能說明棉紡廠里我已說到過的那種情況，即幾乎所有的人都很年輕。就我所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就在於到中年以後，他們不再適於幹這種工作了。因為這種工作據說是很苦的。到那時就得打發他們離開，並用新的一批人來替代他們。在我問到這些不幸的人此後的命運時，我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答覆。他們說不知道。在下院最近一次辯論中，布拉澤斯頓先生自己是個製造業主，他說：如果某些企業主能勸誘他們的人每天只要多工作 1小時，那麼他們的利潤每周就會增加 100鎊。 [4] 這一部分寫在最近的一個工廠法案通過之前。可是在我看來，該法案對於工廠的現狀是諱莫如深的。由於醫生證明童工已超過了所規定的年齡，因此就免除了製造業主的罪責。而醫生則為家長們所困擾，這些家長急於把他們的孩子送去勞動，而且發誓說，他們已超過了 9周歲。自從上面所說的那個法案通過以來，我就親眼看到過棉紡廠雇用的許多童工，他們肯定還不到法定的年齡。 [5] 「The Positive Check」傳統上譯為「積極限制」，我認為這種譯法與原義不符，故改譯為「強制性限制」。——譯者 [6] 根據最近的人口調查，愛爾蘭的人口比以前增加得慢了一些。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這種情況是愛爾蘭人在習慣上有什麼改進的結果，所以這一事實有助於確證上述的結論。 [7] 義大利的俗話說：「誰走得穩，誰就走得快。」 [8] 事實上，利潤率還低於 5％。 [9] 自從寫了上面這些之後，我從政府文件中看到，最近 20年以來，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增加得非常快，已經增加了 1/6以上——這種速度確實比大多數歐洲國家要快得多。它的人口總數已高達 600萬。如果考慮到它有限的領土，多山的自然條件以及居民很低的勤勞程度，那麼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從1815年到 1835年的 20年時間內，還發生過一次時疫，據稱這次時疫除了正常的死亡之外，還奪去了 15萬人的生命。 [10] 但再沒有什麼更勝於守住寧靜的高原， 自身為聖賢的教訓所武裝， 從那裡你能瞭望下面別的人們， 看他們四處漂泊，全都迷途。 他們彼此較量人才，爭取名位， 日以繼夜地用最大的賣命苦幹， 企圖攫取高高的權位和對世事的支配。 盧克萊修《物性論》第二卷 [11] 但丁加於那些處在地獄外圈的人的刑罰，是生活在沒有希望的欲望中。 「我們這樣地被折磨著， 沒有希望而生活在欲望中。」 但丁《神曲·地獄篇》 [12] 據說只有一種植物，它所提供的收穫量甚至超過稻米，這便是墨西哥種植的一種比較大的香蕉。 [13] 詳見「論毛利潤」一章中關於貨幣工資的部分。 [14]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五章。 [15] 李嘉圖更要走得遠一些，他說：「工資雖有與其自然率趨於一致的傾向，但在日趨進步的社會裡，市場工資率卻可能無限期地經常高於它的自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