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不服從 · 第八章　單邊裁軍問題

毋庸置疑，單邊裁軍的建議——在廣義上的無條件拆除一個國家的軍事設施——無論對美國還是對蘇聯，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都是不可能被採納的。因此，就本文涉及若干軍備控制可行的建議而言，它提出另一種有限度單邊裁軍的思路，查爾斯·奧斯古德（Charles Osgood）稱為「漸次實施的單邊行動（或撤軍）」的概念，另一種表述是「單邊啟動的朝著裁軍方向努力的可行步驟」。這個概念的基本要義是根本改變我們現在多邊裁軍談判中採用的方法。我們現在的裁軍談判基礎，是每一分裁減都必須使作為對手的蘇聯也承諾相對等的裁減；所說的改變即意味著我們放棄目前這種方法，而採取一種漸次朝著裁軍方向努力的單邊步驟以期蘇聯也採取相應步驟，這樣目前全體裁軍面臨的談判僵局才可能打破。 我覺得沒有其他人比奧斯古德的下列描述更清楚地闡明這一單邊步驟政策的性質了；就我所知，奧斯古德是提出此見解的第一人，其觀點發表在兩篇意義深刻的文章里。[13]「為了最大效力地促使敵方作出同樣的讓步回應，一個單邊的裁軍行動應該具備下列性質：（1）就軍事進攻而言，裁軍行動方應明顯處於不利態勢，但不應處於不能應戰之態勢；（2）就達到的程度而言，要使敵方清楚看到，它的外在威脅因素降低了；（3）不能使敵方增加對我們的心臟地帶的威脅[14]；（4）就效果而言，要使敵方的相應削減行動是明確可以做到且明確顯示的；（5）關於此項行動的性質，其作為一項持續政策的目的，以及所期望對方的回應態度，都要事先一一公布，並在各同盟國、中立國、敵對國中廣為宣傳；（6）並不要求以敵方作出回應承諾為前提條件。」[15] 至於這一改革設計所採取的具體步驟，則需要有見地的專業人士作進一步大量思考。為了對這一政策可能採取的具體步驟提供至少一種思路，我提幾點建議（其中一些與奧斯古德的提議不謀而合）：分享科學信息、停止核試驗、削減部隊編制、撤離一個或多個軍事基地、中止德國重整軍備，等等。期望蘇聯人和我們一樣有意避免戰爭，他們會有所回應；一旦相互戒備的進程開始逆轉，就可以採取更大步驟以達到完全的雙邊裁軍。再者，我認為裁軍談判必須與政治談判平行展開，政治談判主要針對在承認現狀的基礎上互不干涉。此外（仍主要與奧斯古德的立場一致）其他單邊步驟，諸如承認「奧得—尼斯」線（Oder-Neisse line）、承認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都將有助於蘇聯的良性回應（亦即抑制中國，保持在中遠東的不干涉態勢）。 向裁軍方面努力的單邊步驟這個命題隱含的前提是什麼？（在此我僅提出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接著談到單邊完全裁軍的問題時還會涉及其他前提。）它們包括：（1）如前所言，因為雙方已經對對方產生了極深的懷疑和恐懼，目前的談判已不足以導向實現雙邊裁軍的目標；（2）若不能達到完全裁軍，軍備競賽將繼續，這終將導致我們的文明和蘇聯的文明受到重創；又或即便戰爭未爆發，軍備競賽將緩慢地折損並最終摧毀那些我們正冒著生存之險去捍衛的價值體系。（3）雖則單邊步驟構成肯定的風險（承受風險是這個行動的性質所決定的），這種每一步驟帶來的風險並不是使我們作戰無力的風險，它與我們不斷持續的軍備競賽所帶來的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就美國和蘇聯而言，雖然更廣義的單邊完全裁軍概念——而非上述漸次裁軍概念——在近期尚不具備實踐的可能性，我仍認為這一立場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我這麼說首先不是因為本刊物的編輯要求我提出這一立場，甚至也不是因為我和其他一小部分少數派持有相同觀點，認為軍備競賽升級帶來的危險遠比單邊裁軍帶來的危險大。也許這兩個理由都不足以說明我應該發表下列言論，但我的確認為有另外一個恰當而重要的理由：對支持一種激進立場引發思考，即使這一立場實際上不可能被接受，卻可以衝破思想的藩籬，使我們走出靠威脅和反威脅手段謀求和平的危險循環。即便我們目前切實的目標是漸次的單邊行動，或甚至僅是由談判而來的雙邊裁軍，但認真分析一下支持單邊完全裁軍這一不被看好的立場，對開拓新的思路和眼界，確實十分重要。我相信達成完全裁軍的困難很大程度上出於雙方僵化的情感模式和思維習慣；在尋求出路打破目前危險僵局的努力中，任何化解這些固化模型、重新思考整個問題的嘗試，都是值得的。 單邊完全裁軍的提議一直由一部分持宗教、道德、和平主義立場的人士在推動，如維克多·戈蘭茨（Victor Gollancz）、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以及一些教友會教徒（Quakers）。它也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如伯特蘭·羅素、史蒂芬·金—豪（Stephen King-Hall），和C.W.米爾斯（C.W.Mills），這些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反對使用武力，但他們堅持不懈地反對熱核戰爭，反對任何核裝備。本人的立場則介乎嚴格意義上的和平主義者和伯特蘭·羅素、史蒂芬·金—豪這些人之間。[16] 這兩部分人的區別，本質上遠不如表象上的大。對國際政治中的不理性所持的批評態度，以及對生命懷有的深切敬畏，將這兩部分人聯繫在一起。他們享有「人類一家」的共同理念，對人精神上和智性上的潛力堅信不疑。他們聽從良心之律令，拒絕參與「將數百萬婦女兒童和平民百姓作為人質的政府行為」[17]。無論他們以有神論的語境思考，還是以無神論的人道主義語境思考（這一脈的理義自斯多葛派至十八世紀啟蒙主義哲學綿延不絕），全都紮根於同一方精神傳統，不妥協地秉持著他們的原則。他們團結一致，反對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包括對國家的盲目崇拜。他們正是因為這種反對盲目崇拜的精神與蘇聯的制度對立，而與此同時，他們對西方世界隨時泛出的盲目崇拜也保持同樣的批判立場，不論它們拉著上帝還是民主的大旗。 單邊裁軍的倡議者都認為，倘若情勢發展到了最後關頭，個人必須自願為其最高價值綱領作出犧牲；他們也同樣深信，倘若全人類同歸於盡，或是上下五千年人類努力的成果毀於一旦，這樣的冒險都是不道德的和不負責任的。眼看著戰爭即將變得愈發無意義和愈發具有毀滅性，反對熱核戰爭的人士——不論他們屬於宗教的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還是實用主義者——匯聚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 在支持單邊裁軍的人士看來，無論威懾起不起作用，軍備競賽的繼續都將是一場大災難。首先他們幾乎不相信威懾能阻止熱核戰爭的爆發。[18]他們認為一場熱核戰爭的後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證明為保衛民主生活方式而不得不打這一仗是徹頭徹尾的謬誤。我們沒有必要參與這個猜謎遊戲，看交戰雙方究竟有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二的人口成為冤魂，又有多少中立國的人口同罹此無妄之災（取決於核爆時的風向）。這幾乎是一道喪心病狂的謎題，因為以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九十的敵方或己方的人口為代價來討論可以接受的結果本身（當然是不情願的），就已經顯示這種政策確實到了病變的階段了。理智與情感不斷加劇的分裂正是過去一個世紀西方發展的特徵，現在它以一種不動聲色的、據稱是理性的方式悄然攀上一個精神分裂的危險巔頂，我們討論可能的世界性毀滅，原因竟出於自身的行動。不需要太多的想像就能看到美國或蘇聯的民眾，乃至全世界大部分的民眾面臨突如其來的核武打擊和緩慢死亡的威脅時那一幕幕驚恐、憤怒、絕望的情景，一定猶如中世紀黑死病爆發後民眾大規模精神錯亂的再現。這種大災難留下的創傷效應將導致新形式的原始野蠻行徑，導致每個人身上那些隱藏著的最古舊的元素復活，在希特勒和史達林的體制中有著此類大量證據。對許多研究人性和精神病理學的學生來說，人類如果目睹和親歷了有如熱核戰爭這類無節制的殘暴行為之後，再使他們去珍視自由、去尊重生命或去愛，幾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學研究的事實證明：殘暴行為會對參與者造成殘暴的影響，以致釀成更多的殘暴後果。 但如果核威懾起作用了會怎樣？ 在一個雙邊或多邊武裝對峙的環境中——一個特定社會，不管它的問題有多複雜，或它的滿意度有多高，如果一個人的生活中最大和最不能擺脫的現實問題是蓄勢待發的導彈，是與導彈控制有關的嗡嗡作響的數據處理機，是隨時啟動的輻射計數儀和測振儀，是技術專家總體完善（暫且蓋住它的不完善，那會令人感到一種揮之不去卻無能為力的恐懼）的大屠殺設置——未來人的社會性格會如何造就？大部分人在經常出現的毀滅性威脅下生活一段時期後，會留下某些心理陰影，表現為驚懼、敵意、無情、狠心，結果會對我們珍視的所有價值觀都麻木不仁。這種環境使我們變成了野蠻人——用最精密的機器武裝起來的野蠻人。如果我們還在嚴肅地聲稱自己的目標是維護自由（即防範個人淪為大權在握的國家的從屬工具），就應該承認這種自由將蕩然無存，不論核威懾起作用或不起作用。 除了這些心理上的事實，軍備競賽的繼續還對西方文化構成一種特別的威脅。[19]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生產和消費已經占據了西方人的主要活動，這成了人們生活的目標——我們已經將手段變成了目的。我們製造出像人的機器，又製造出像機器的人。在工作時間，人作為生產團隊的一分子受到支配。在休閒時間，人作為消費者，喜歡什麼東西竟也受到別人的支配，而且自身對這種支配習焉不察，想像著這就是隨心所欲的品位。就在物質生產成為人的生活中心時，人本身面臨著淪為一件物品的危險；人崇拜生產的機器和國家這樣的偶像，卻有一種幻覺以為自己在虔心崇拜上帝。一如愛默生所言：「用具端坐於鞍，鞭笞人類疾行。」我們創造的環境自行整合成一道強力，反過來讓我們乖乖就範。我們建立的技術和官僚系統指揮我們行事，並為我們作決定。我們也許還不至淪為奴隸，但我們很可能淪為機器人；我們傳統中的人的價值——正直、獨立、責任、理性、愛——正受到威脅。我們在越來越多談論這些價值時，它們卻已徒成具文。 現在世界的趨勢是由精力充沛的機器指揮著無力的人（美蘇皆然），這裡有技術和人口學上的因素，也有大公司和政府日益集權和官僚化的因素；如果軍備競賽繼續升級，它將到達一個不能折返的點。我們當前的局勢已經履薄臨深，但還有一線希望使人重新回到馬鞍上，復興偉大的人本主義傳統的精神價值。如果沒有這種復興，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根本上激活我們文化賴以生長的精神動力，就會喪失生存必要的生機，不可避免地衰退，重蹈歷史上許多強國覆滅的舊轍。對我們生存構成真正威脅的不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甚至不是共產主義軍事勢力，而是我們自身信仰的泯滅；現實中，自由、個人獨立、信念變成了空洞的儀式，我們將上帝作為偶像膜拜著，我們的活力則不斷衰竭。我們沒有遠見，有的只是越來越多的千篇一律。其實說到底，對共產主義的很多仇恨都折射出我們對民主精神價值觀極度缺乏信心。於是，我們本該體驗對贊成之事的愛，現在卻得體驗對反對之事的恨。若我們繼續一方面生活在被他人滅絕的恐懼中，一方面又在計劃對他人的大規模滅絕，復甦人本主義精神傳統的最後一線希望也將落空。 單邊裁軍的益處和危險 如果上述是威懾政策的危險，則支持單邊裁軍者對裁軍政策的利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單邊裁軍最可能的結果——不論採取這一政策的是美國還是蘇聯——是它將防止戰爭。有可能驅使蘇美任何一方發動核戰爭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永遠懼怕對手先發制人，自己或成齏粉。從來不支持單邊裁軍的赫爾曼·卡恩對這一立場作了言簡意賅的表述：「除了意識形態的不同和自身安全問題之外，美國和蘇聯之間看不出有任何客觀的爭執能夠解釋我們這樣相互受制於對方的風險和代價是有道理的。蘇聯和美國相互深懷恐懼的最大問題是恐懼本身。」[20]如果戰爭的主要原因的確出於雙方對對方的戒懼，則無論蘇聯還是美國，任何一方的裁軍都很可能消弭這一主要的成因，由是亦消弭了戰爭的可能性。 但是除了恐懼，是否有其他動機可能誘發蘇聯征服世界的野心呢？一種動機是擴張帶來經濟利益，這也是十九世紀發動戰爭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基本動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1914年或1939年的戰爭和現在的衝突形勢之間存在本質的差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對英國的市場和法國的煤和鐵資源都構成了威脅；1939年，希特勒需先對領土進行征服方能實施他想要的經濟擴張。而今天，無論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壓倒性的經濟利益驅使其占領市場和物資，因為將國民生產力水平提高百分之二或三所得到的收益就已經遠遠大於任何軍事征服的代價；況且雙方各自均有足夠的資金、原材料、物資供應、人口等條件以保障一般生產力的常態增長。[21] 美國廣泛持有的比較嚴肅、可能的動機，是害怕蘇聯趁美國裁軍之際，更肆無忌憚地以共產主義征服世界，並實現其稱霸世界的欲望。這種對蘇聯意圖判斷的出發點，在於錯誤地高估了蘇聯目前的性質。的確，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俄國革命旨在推翻資本主義（或至少在歐洲）和建立共產主義，這有一部分緣於共產主義領導人深信除非歐洲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或至少是德國）採用他們的制度，否則共產主義俄國幾乎沒有可能一枝獨秀；另外也緣於這些領導人被一種信仰激勵，認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將實現他們凡俗的救世主之夢。 這些希望並未實現，史達林隨後的勝利使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清洗幾乎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只是摧毀早前革命主張的一個象徵的動作。史達林的口號「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包含了一個簡單的目標——使蘇聯迅速實現在沙皇體制下未曾完成的工業化。蘇聯重複了西方資本主義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所經歷的同樣的資本積累過程。但它們有著一些重要區別：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上受到制裁的因素僅限於經濟方面，而史達林的體制現今已經發展到了政治制裁，造成直接的恐怖。史達林的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革命體制，而是基於計劃手段和經濟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 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資本積累已經成功到達這樣一個階段，其特徵是民眾已經能夠享受比以往多得多的消費，亦不像以往那樣被迫作出犧牲，由是政治恐怖程度亦大幅減輕。 但赫魯曉夫的思想體系在一個重要方面對蘇聯社會的基本特性未起到毫釐改變：該政權仍然既非革命的政權，亦非社會主義的政權，乃是任何西方世界中最保守的、階級分化最突出的政權之一，這種政權人道上具有脅迫性，經濟上則是有實效的。我們說民主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解放人、克服人的異化，最終廢止國家。而蘇聯所謂「社會主義的」口號反映的無非一些空洞的意識形態，其社會現實與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南轅北轍。蘇聯的統治階級革命，堪比文藝復興時期教皇們號稱基督教義追隨者的作為。引用馬克思、列寧或托洛茨基來詮釋赫魯曉夫，對蘇聯的歷史進程無疑是一種徹底的誤解，亦是一種無能——沒有能力正確區別何為事實、何為意識形態。此外還應注意一點，我們的態度是蘇聯能夠期望得到的最佳宣傳手段。他們置事實於不顧，試圖說服西歐的工人和亞洲的農民相信他們代表了社會主義理想，諸如消滅了階級社會等等。西方的態度，如果堅持將蘇聯作為對手，那就旁證了蘇聯自稱是社會主義的主張，落入了鞏固他們宣傳的圈套，這正是蘇聯人所期望的。（不幸的是，除了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外，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足夠的辨識力來區分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自稱為蘇聯社會主義的扭曲、敗壞的形式。） 蘇聯的角色被進一步強化，另乃緣於蘇聯自認它事實上受到一個有潛在擴張可能的中國的威脅。也許有朝一日蘇聯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我們現在想像的與蘇聯的關係。假設來自美國的威脅消失，蘇聯即可能集中精力對付來自中國的威脅，除非全世界範圍的裁軍使得這一威脅亦不復存在。 上述考量顯示，蘇聯不放棄裁軍主張可能出現的各種危險，比許多人所看到的似乎來得更遙遠。蘇聯會動用武力優勢試圖占領美國或西歐嗎？蘇聯人玩轉像美國或西歐這樣的經濟政治機器至少是極端困難的，而且蘇聯也沒有征服這些領地的生死攸關的需求。撇開這些事實不說，為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理由去做一件事，本身就是極難運作的。在西方社會，即便是親共的工人，對在某種蘇式體制下人們不得不遭受脅迫的程度也毫無概念。他們會與非共的工人同樣反對那些被迫動用坦克和機關槍鎮壓示威工人的新當權者。這也會在蘇聯的衛星國，甚至在蘇聯體制內部激發革命的傾向，這是蘇聯統治者最不願面對的；尤其是這將動搖赫魯曉夫的自由化政策，從而危及他的整個政治地位。 最終蘇聯或嘗試將它的軍事優勢運用在對亞洲和非洲的滲透上。這是有可能的，但就我們目前的威懾政策看來，美國是否真願意發動一場熱核戰爭來阻止蘇聯在歐美以外的世界獲得某種優勢，這亦是值得懷疑的。 所有上述推測也許都有錯。單邊裁軍支持者的立場是，這些推測為錯的可能性遠低於持續軍備競賽將造成文明萬劫不復的可能性，而文明是我們至為珍惜的。 一些心理因素的考量 如果我們不仔細觀察一些心理層面上的理由，就無法討論單邊裁軍結果——或與此有關的任何共同裁軍結果——可能出現的問題。最流行的論點是「蘇聯人是不可信任的」。如果這裡的「信任」是一個道德意指，則確實不幸言中——可信的政治領袖寥若晨星。這緣於個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分裂：國家已然成為某種偶像，而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任何不擇手段的行為都可以看作是正當的；但同樣一群政治領袖在個人利益的名目下，卻不會作出同樣行為。如果這裡的「信任」是一個與政治問題更為密切相關的意指，則有著另一重含義：「對人的信任」表示相信他們是有著正常心智和理性的人，相信他們會以正常心智和理性行事。如果我和一個對手打交道，只要我相信他心智健全，我就能正確鑒析他的各種動因，並在一定程度上預測這些動因，因為對於正常人而言，總有些法則和目的是普遍適用的，如生存法則，又如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等比法則等。希特勒不能被信任，因為他缺乏健康心智，正是這種心智失常摧毀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權。很明顯，如今的蘇聯領導人是一些心智正常的、理性的人；因此理解他們能做什麼，而且預測他們會根據什麼動因行事，這點就變得非常重要。[22] 領袖及其人民的心智健全問題引出另一重思考，無論對我們還是對蘇聯人都會產生影響：這就是可能性之於機率性問題。在現在的軍備控制討論中，許多論點都是基於可能發生什麼事，但不基於有多大可能發生這樣的事。這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恰恰反映了妄想症和健康思維的區別。妄想症患者堅定地相信自己的幻覺是真的，因為他們認定這是一個邏輯上可能發生的事實，因此不存在任何爭論的餘地。邏輯上自己的妻子、孩子、同事都有可能仇恨自己，並正在合謀如何將自己置於死地。患者無法相信自己在幻想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只能告訴他們發生這種事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當然這後一種結論需要查證和評估事實，以及對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在妄想症患者那兒，唯有可能性這一種念頭占據其全部身心。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政治觀念就有這種妄想症的傾向。我們應該關心的不是有沒有可能，而是有多大可能。不論是指導國家事務，還是指導個人生活，這都是唯一理智和現實的方法。 在心理層面上，還有一些在討論中反覆出現的對徹底裁軍立場的誤解。首先，單邊裁軍的立場被理解為一種投降和屈從。其實正相反，和平主義者和人本主義的實用主義者相信，單邊裁軍這種表達只有在我們內心發生了深刻的精神和道德嬗變後才能提出：這是勇敢的行為，是抵制的行為，不是懦弱的行為，不是屈服的行為。抵抗行為依據不同的立場觀點而呈現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甘地主義者和金—豪等人主張的非暴力抵抗需要極大的勇氣和信仰，它們充分體現在印度人抵抗英國、挪威人抵抗納粹這些事例中。《向強權說出真理》這本書清晰地表述了這一觀點： 由是我們將自己與一種誤稱為和平主義但基本屬於自利的態度撇清了干係，那種「和平主義」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反軍事主義。我們亦與烏托邦主義撇清了干係。雖然選擇非暴力涉及在人的身上發生某種根本改變，但這不要求完美主義。……我們一直都在說明非暴力生活的本質就是欣然接受苦難，而非將苦難加諸他人；並且一旦情勢需要，就必須準備付出最高代價。顯然，如果人們願意在戰爭中花費幾十億國帑和犧牲無數生命，他們就無法僅僅因為非暴力鬥爭會遭致不測而輕巧地否定非暴力運動。同樣顯然的是，如果缺乏獻身精神和承諾，非暴力抵抗也是收效甚微的。非暴力抗爭比之暴力抗爭反而要求更嚴的紀律、更強的訓練、更大的勇氣。[23] 有人亦提出武裝抵抗，讓男男女女用步槍、手槍或尖刀來捍衛他們的生命和自由。兩種抵抗形式，非暴力或暴力，對於遏制侵略者的進攻都不見得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至少比起認為動用熱核武器才能贏得「民主的勝利」來說要更現實。 那些支持「以軍備保安全」的人有時會指責我們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幅理想樂觀的人性畫面。他們提醒我們「乖謬的人中有著陰暗的、非邏輯的、非理性的一面」。[24]他們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核威懾悖論是激進派基督徒悖論的一種變異。為了活下去，我們必須告白我們會殺人、會赴死的意願。」[25]撇開這種對基督教義所作的荒唐的歪曲不說，我們其實完全沒有忘記人性中潛在的罪惡，亦沒有忘記生活中悲慘的一面。的確，在一些情形中，人為了生存必須不惜赴死。以暴力或非暴力抗爭中不得已的犧牲為例，我就看到了這種對悲劇和犧牲表示接受的情形。但是不承擔責任和魯莽的行為則不在悲劇或犧牲之列；在摧殘人類、摧殘文明的主張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意義和尊嚴。人自身確有向惡的可能；人的生存就是在與其所處環境固有的兩兩對立的困厄中掙扎。但是愚蠢行為和沒有前瞻性導致的後果——將人類的未來作為籌碼押進一場賭局中——與那些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因素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最後再提一下針對單邊裁軍立場的另一種批評。這種反對意見認為裁軍是對共產主義理論「示弱」。其實我們的立場恰恰是建立在對蘇聯全能國家原則的否定之上的。單邊裁軍的支持者強烈反對國家權力至上，他們不願讓國家在軍備競賽中不可避免地無休止增加權力，從而作出那些導致大部分人文成果毀滅和使後代深陷劫難的錯誤決定。如果蘇聯體制與民主世界的基本分歧在於後者保衛個人意志，使個人意志免遭全能國家的吞噬，則單邊裁軍所代表的正是反對蘇聯國家原則最徹底的立場。 討論了（廣義的）單邊裁軍問題之後，我想再回到向裁軍方面努力的單邊可行步驟的建議。我不否認這一有限度的單邊行動的形式蘊含一定風險，但考慮到目前的談判方法久議不決，將來談判成功的前景亦極不容樂觀；又考慮到軍備競賽若持續升溫將蘊含更大的風險，我認為此項行動的風險在實踐中和在道義上都是值得承擔的。目前我們陷入了一個生存機會的泥淖，我們得寄望最好的情況發生。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防輻射掩體；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發出預警，使一個城市的人口能實現戰略疏散；如果「美國的」積極進攻和積極防禦能夠在幾個回合的交火中控制軍事局勢[26]，死亡人數也許可控制在五百萬，或兩千五百萬，或七千萬。但如果這些條件不能落實，「敵方能夠通過連續不斷的打擊，將死亡和毀滅推至其所期望的任何程度。」[27]（另外我設想同等程度的威脅也存在於蘇聯。）在此情況下，「在不同民族國家面臨生死攸關的最後時刻，出現一項看似可能的協議來阻止那些極端分子、喪心病狂之徒、野心家發起恐怖戰爭的危險」，[28]我們必須摒棄慣常思維的惰性，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尤其應該用新的解決方案來取代我們目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