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不服從 · 第七章 保證最低收入的心理層面分析
本文從心理方面專門論述「保證最低收入」（the guaranteed income）的價值、風險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的種種問題。
接受這個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可能徹底地增強個人的自由。[7]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中，人在作為上的自由一直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一個因素是統治者方面動用武力（特別是統治者擁有扼殺異見者的能力）；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則是飢餓的威脅——人們不得不接受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工作和社會生存條件。
那些不願意接受這種環境的人，即便不須面對武力的威脅，也必須面對飢餓的威脅。貫穿古今人類歷史大多數時期的金科玉律都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在這點上資本主義和蘇聯並無二致。這一威脅迫使每個人不僅得跟著指令做事，而且其思想和感受也得中規中矩，不能隨意自由發揮。
過去的歷史建立在飢餓威脅的原則之上，說到底，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在於長期以來，除了某些原始社會，人們不論是經濟上還是心理上，始終生活在匱乏的水平。物質用品從來都未達到能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通常是一小部分「領袖們」占得其所需所欲，而大部分填不飽肚子的人只知道這是上帝或自然律法的旨意。其實這倒主要不是「領袖們」貪婪，乃是物質生產的低水平所致。
保證最低收入的做法只有在經濟富裕的時代才是可行的，它能夠將人們前所未有地從飢餓的威脅中解放出來，使其得以在任何經濟威脅前都保持真正的自由獨立。沒有人被迫在特定的工作環境中幹活，僅僅因為如果他不接受，他就有飢餓之虞。如此，一個有天賦或雄心的人，不論男女，都可以學習新技能以滿足他或她在另一個行業工作。婦女可以不靠丈夫，年輕人也可以不靠家庭。一旦擺脫了飢餓的恐懼，人們就知道他們毋須再擔驚受怕。（當然，這還必須在沒有政治威脅鉗制人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的條件下才成立。）
保證最低收入不但在現實中而不是標語上讓人樹立起自由信念，它還樹立了一種紮根於西方宗教和人道主義傳統中的準則：無論如何，人享有生存權！這種生存權——享有食物、住宿、醫療、教育等等權利——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毋須受任何條件限制，甚至不受其必須對社會「有用」這個條件的限制。
從匱乏到富足的心理轉變是人類發展進程最重要的步驟之一。匱乏的心理伴生焦慮、嫉妒、自私自利（全世界的農民文化都很典型地反映出這類特點）。富足的心理則伴生原動力、生活信念、團結合作。事實是，如今工業化社會已經邁向經濟富足的新紀元，許多人在心理上還緊緊抱住原來的經濟匱乏景象不放。正是因為這種心理上的滯後——傳統觀念通常由前一種社會形態產生的情感所決定，許多人無法理解「保證最低收入」這一概念體現的新的意義。
保證最低收入與大量縮減工作時長相結合，其深遠影響在於人類生存狀況中的精神和宗教問題變得真實而迫切。時至今日，人們因工作占據了太多時間，或因下班後已十分勞累而無法令自己認真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諸如「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我相信什麼？」「我的價值觀是什麼？」「我是誰？」等等。如果人的大部分時間不再用於工作，就能自由地認真面對這些問題；當然也有一種可能，人會因為直接的空虛或從無聊的事情中補償得到的空虛而變得心智失常。
無論如何，經濟富裕之後，人們不再為溫飽惶恐，這標誌著我們從「前人類」時代向「真人類」時代的過渡。
為了平衡這一情形，有必要對「保證最低收入」的概念提出一些反對或質疑的聲音。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保證最低收入如何才不會降低對工作的激勵。
不斷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經不能滿足全員就業，對無工作者而言，激勵的問題與他們關係不大，撇開這一現象，這個反對的意見還是很重要的。但我認為，很多事實可以說明物質激勵絕不是從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獎勵。首先，獲得激勵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會認同、工作本身的樂趣，等等。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信手拈來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學家、藝術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錢利潤刺激的結果，而是出於更複雜的因素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所從事工作的興趣，也有對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譽感。但即便是這個明顯的例子，也不能說服所有人。有人會說這些傑出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於他們天資超群，普通人難望其項背，所以這個例子並沒有代表性。可這個反駁似乎不夠有力，我們可以來看看那些沒有驚人創意、業績平平的普通人，他們的各種活動背後的激勵是什麼。比如人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類愛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沒有物質刺激在起作用的！關於工作過程中的興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為對工作本身的一種激勵，梅奧教授在芝加哥西電公司霍桑工廠所做的經典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8]他將一些沒有生產技能的女工作為對象進行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實驗。結果表明，當這些女工在實驗中成為越來越有興趣的積極的參與者時，她們不但提高了勞動生產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狀況。
如果我們考慮更為早期的社會形態的話，這個問題會變得更清晰。傳統的普魯士文職人員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們高效和清廉的作風聞名遐邇。在這裡，榮譽、忠誠、責任等概念才是決定他們工作效率的動力。另一個例子出自前工業社會（如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或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會）的風尚。在這些社會中，比如一個木匠，他掙的錢只要夠他養家餬口就行，一旦達到社會的傳統生活標準，他就拒絕再工作，並不覺得錢掙得越多越好。
其次，人並非天生就是懶惰的；相反，人如果閒著不動，他才會感到難受。人們可能想歇上一兩個月，但絕大部分人會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願意。這方面，兒童開發和智障的研究領域提供了大量數據；現在要做的是將已有的數據組織起來，從分析懶惰是否與疾病有關這個角度進行系統查證，更多新的相關調查數據也仍在收集的過程中。
但若金錢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動力，則工作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就必須變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趣味，來抵消不工作的無聊。現代的異化的人（通常是無意識地）深受厭煩情緒困擾，所以他們渴望處於一種懶散的狀態，而不是活動的狀態。但這種渴望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常態的病理」症候。推測而言，濫用保證最低收入的行為不會持續很久，正如人們面對免費的糖果，假定他們知道這些免費糖果一直都有，則幾周過後誰都不會想到要多吃幾顆了。
另外有一種質疑的聲音是這樣的：飢餓恐懼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嗎？其實掙一份一萬五千元的年薪過著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業，這和那些一旦失業便三餐不繼的人的恐懼並沒有什麼兩樣。如果這個質疑成立，保證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數人的自由度，卻不能增加中上層人群的自由度。
為了充分理解這個反對意見，我們應該看看當代工業化社會的風氣是什麼。人已經完成了向「消費人」的轉化。人變得貪婪和消極，想方設法通過不斷增加的消費彌補自己內心的空虛（臨床中有很多這類通過暴飲暴食、瘋狂購物等行為應對抑鬱症和焦慮症的病例）。人們的消費名目繁多：煙、酒、性、電影、旅遊，還包括教育、書籍、講座、藝術在內。人表面上很活躍，甚至很興奮，但內心深處是焦慮、孤獨、壓抑、無聊的（無聊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慢性壓抑，而這種壓抑可以靠消費來成功彌補）。二十世紀的產業制度創造出「消費人」這種新的門類，最初是應經濟之需，即有大眾消費的需求——被廣告推波助瀾地操控了。而性格一旦形成，便回過頭來對經濟施加影響，使得不斷增長的消費滿足感變成了合理和現實的主張。[9]
當代人對消費有一種多多益善的無休止的饑渴。由此產生出一系列後果：倘若消費變得無窮盡，而在可見的將來沒有任何經濟能夠為每個人提供無節制的消費，那麼只要「消費人」這種性格仍占社會性格結構的主體，我們就永遠不會有（心理學層面的）真正的「富足」。貪慾無度者永遠生活在匱乏之中，因為無論擁有多少，他們永遠都不會有滿足的感覺。而且他們還垂涎別人的所得，與之攀比較勁。如此，他們便總是生活在孤立和驚擾的處境中。有了貪慾作祟，他們便無法真正欣賞藝術或其他文化帶來的激動。這種情況下，那些生活在保證最低收入水平的人會感到彷徨和無用，而掙得多的人則囿於環境、作繭自縛，因為他們害怕失去最大化消費的可能性。因為這些原因，我認為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最大化消費的信條，保證最低收入的實施也只能解決（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的）一部分問題，而不能起到它應該發揮的根本作用。
我們應該做什麼才能使實施保證最低收入達到有效預期？概而言之，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系統，從消費的最大化轉為消費的最佳化。這意味著——
將大量的個人消費品生產轉向公共設施的生產，這些公共設施包括學校、劇院、圖書館、公園、醫院、公共運輸、住房，也即是說，將生產重點放在那些開發人的內在創造力和活力的基礎物質上。人們可以看出「消費人」的貪慾主要表現在對個人消費品的「吞噬」（吸收），而使用免費的各項公共服務意在使人享受生活，並不會引發貪婪和沉溺。這樣一種從最大消費到最佳消費的修正，將要求生產模式作出重大變革，並要求極大地減少那種胃口刺激和洗腦誘惑的廣告宣傳。[10]上述舉措應同時結合文化上的重大變革，使人道主義生命價值觀、生產力、個人主義等概念得以全面復甦，以對抗「組織人」的物質主義和受到操縱的蟻冢般的庸碌。
這些思慮引出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客觀上是否存在一套有效標準來區分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良性需求和劣性需求；又或者是否存在主觀上能感受出的同樣價值的需求？（良性需求在此定義為能夠增強人類活力、意識、創造性、敏銳度的需求；劣性需求定義為削弱或麻痹人的上述潛力的需求。）應該記取的是，在吸毒、暴飲暴食、酗酒這些情形中，我們都作出了這樣的區分判斷。研究這些問題將導出另一些實際的考量：個人的最低合法需求究竟為多少？（比如一人一間房、若干衣物、若干卡路里、若干有文化價值的用品，如收音機，書籍等等。）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比如現在的美國，應該不難計算出一個人體面的最低生活成本為多少，也能計算出什麼是最高消費的限度。倘若超過了一定的門檻，就應考慮徵收階梯式的消費稅。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貧民窟的生活環境不應繼續存在。所有這些都要求保證最低收入與我們社會的兩個大規模轉化原則結合起來，即個人消費從最大到最佳的轉化，以及從生產個人需求品到生產社會需求品的轉化。
我認為還有必要對保證最低收入增加一項尚待研究的內容：對一些商品實施免費供應。一個例子是麵包、牛奶、蔬菜。我們不妨設想一下這樣的場景：每個人都能走進一家麵包房，隨意取走自己要吃的麵包（國家支付麵包房這筆開支）。如上所述，剛開始時貪心者會取走比自己所能食用的更多的數量，但經過一段時間，這種「貪心消費」會無疾而終，人們會取走自己真正所需的數量。這種免費供應，於我之觀點，將在人的生活中建立一個新的維度（除非我們將此看作在特定的原始社會中消費模式的更高級別的一種再現）。人們就此擺脫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教條。甚至在自由取食的最初階段可能構成一種新穎的自由體驗。免費麵包可以通過國家提供，即使不是經濟學家也顯然明白這點不難做到，這項開支可以由相應的一種財政稅收負擔。其實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設想不僅最低需求的食物（麵包、牛奶、蔬菜、水果）能免費供給，連最低需求的衣物也能免費供給（比如在某種體制中每人每年能免費得到一套衣褲、三件襯衣、六雙襪子，等等）；在公共運輸設施極大改善之後，交通也可以免費，私家車則變得更為昂貴。最終人們可以想像住房問題也能以同樣的方式解決，由大的房地產項目為年輕人提供住宿大廳，老人或已婚夫婦可以有一個小單間，願意使用這些住宿者都不必支付費用。這使我想到用另一種解決方案來處理保證最低收入的問題——通過免費提供最低限度的消費必需品，而不是現金髮放的形式。生產這些最低消費品，再加上質量大大改善的公共服務設施，也能維持我們的生產發展，一如支付保證最低收入款項的作用。
也許後一種方法更激進，不如其他作者提出的建議那樣容易接受。這或是真的，但有一點不能忘記：一方面理論上說這種免費最低設施的供給在現行系統中就可以安排，另一方面保證最低收入的概念對許多人來說仍然難以接受——並非由於不可行，而是由於他們在心理上對廢除「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法則非常反感。
另一個哲學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問題亦值得研究，這就是自由的問題。西方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自由地擁有財產、自由地對其開發利用，只要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受威脅。但實際上，由於採取了稅收這類徵用的手段，以及在農業、貿易和工業上進行的國家干預，這一原則在西方工業社會的許多方面已經式微。而同時，作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越來越多地被以巨型企業為典型的半公有財產所取代。雖然保證最低收入的概念也可能意味著一些額外的國家調控，但是請不要忘記當今社會普通個人的自由概念，與其說是指擁有開發利用財產（資本）的自由，毋寧說更多是指選擇消費的自由。很多人現在一旦無度消費受到限制，他們立刻覺得自由受到限制了，雖然在現實中只有最頂層者能真正隨心所欲作選擇。同類商品不同品牌之間的競爭和各類商品之間的競爭製造出一種個人可以完全自由選擇的假象，其實一個人所選的只能在其條件許可範圍內。[11]從一個新的角度探討自由問題是有必要的，只有將消費人轉為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人，他們才可以體驗到自由是建立在真正獨立意義上，而不是對商品的隨意選擇上的。
保證最低收入的原則只有在與下列三個條件結合的情況下才能顯現完整效果：（1）消費習慣的改變，從消費人轉化為能生產的、主動的人（斯賓諾莎語）；（2）開創一種新的精神風尚，即人本主義的精神風尚（不拘有神論或無神論形式）；（3）各類真正民主方法的復興（例如新型的眾議院形式，他們討論的決策是基於數十萬個面對面小組提供的信息綜合加總而成，包括任何企業，從事管理等工作的全部員工的積極參與）。[12]國家樣樣都包辦，則會成獨斷專行的神，這一危險只有在社會活動中全方位同步大力增強民主程序方可化解。（事實上如今國家即使未提供這些福利，其權力也已經大得離譜了。）
一言概之，對保證最低收入的研究不能只在經濟領域進行，必須輔以其他諸如心理學、哲學、宗教、教育等領域的研究。我認為，保證最低收入這一重大舉措要獲得成功必須伴隨上述其他方面的改變。另需記住的是，保證最低收入的成功條件還包括停止花費我們百分之十的總資源在與經濟無關且危險的軍備上；也包括系統幫助不發達國家以停止毫無意義的暴力蔓延，並找到遏制人口爆炸式增長的各種途徑。沒有這些改變，未來任何計劃都將形同虛設，因為根本就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