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不服從 · 第五章 以人為重

弗洛姆 《論不服從》
當中世紀撕開一道大大的口子之後,西方人似乎終於踏上了實現其最偉大夢想和精銳抱負的發軔之程。他們將自己從一個極權的教會勢力那裡解放出來,同時也擺脫了傳統的思想束縛和地球上只開拓了一半版圖的地緣限制。他們發現了自然和個人。他們意識到了自身的力量,意識到了駕馭自然和傳統既定環境的能力。他們相信自己能夠造就一種綜合體系,使自己新獲的力量感和理性與人道主義精神傳統的精神價值觀共生息,使先知理念(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終將實現的普世和平與公正)與希臘傳統(理論思辨)共生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的幾個世紀中,他們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學體系,從而釋放了史無前例的生產力,完成了向物質世界的全面轉化。他們還建立了各種政治體系,這些體系似乎能保證個人的自由和創造發展;他們大量減少工作時間以保證充分享受休閒的樂趣,這種生活對於其父輩祖輩來說簡直如同天方夜譚。 然而我們今日身處何方? 世界分成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兩大陣營各自相信他們掌握著通向積聚了世代人類希望的鑰匙;兩個陣營都認為,儘管他們不得不同時存在,但他們的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這種說法有道理嗎?難道他們不是處於同一進程中——都在併入一種「工業化新封建主義」,併入各類工業化社會——這些社會由龐大的、強有力的官僚機構引領並操縱,在這些社會中,個人成為飽食終日、娛樂終日的自動機器,喪失了個性、獨立和人性?我們不得不屈從於這樣一個事實——人類能夠掌握自然,將物質生產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但代價是放棄生活於一個團結和正義的新世界這樣的希望;而且這樣的理想終將在一個徒有其表的技術「進步」概念中蕩然無存。 除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管理化的工業體制,難道就沒有其他出路了麼?我們難道不能建立一個工業社會,生活於其中的個人保持積極負責的成員地位,主動地控制環境而不是被動地由環境控制?經濟財富和人類完善難道真的不可兼得? 這兩大陣營不但在經濟和政治上相互較量,他們同時還被一種相互設防的恐懼弄得惶惶不可終日:害怕對方可能率先發動核戰,就算不能使整個文明覆滅,也可能使雙方同歸於盡。的確,人創造了原子彈,這個結果成為人類智力的非凡業績之一。但是他們喪失了對自己創造物的掌控能力。原子彈變成了主宰,自己一手製造的東西反過來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 事到如今還有轉圜的時間嗎?我們能否成功逆轉這一進程去控制局面,而不是聽憑形勢控制我們?我們能否克服骨子裡的野蠻,克服一味使用武力、暴行、屠戮,去試圖解決那些靠這些手段永遠都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能否彌合非凡的智力成就和落後的情感道德之間的這道鴻溝?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更為深入地檢視西方人目前的處境。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這種大工業組織模式的成功有目共睹且勢不可擋。新的生產力——蒸汽、電力、石油、核能——和新的工作組織形式——集中計劃、官僚管理、不斷細化的勞動分工、產業自動化——這兩者的共同作用在大多數發達的工業國家中創造了物質的財富,使他們大部分人口在上個世紀過的那種極端貧困的生活得以徹底改觀。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工作時長也從每周七十小時降至四十小時;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上升,人們每日的工作時間有望進一步縮短,從而使他們獲得過去未敢夢想過的大量閒暇。基礎教育普及到每一個孩子;高等教育占了總人口中的相當比重。因為人們有了更多的消遣時間,電影、廣播、電視、運動和各種業餘愛好都成了休閒的重頭戲。 誠然,開天闢地以來,生活在西方社會的大部分人——很快將會是生活在西方社會的所有人——似乎第一次不再為缺衣少食的物質窘境而掙扎,轉而主要考慮如何生活得更好。祖祖輩輩最溫馨的夢想似乎已經觸手可及,西方社會似乎已經找到了什麼是「美好生活」的答案。 就在北美和西歐的大部分民眾分享著這一願景時,越來越多敏銳的有識之士看到了迷人畫面中的瑕疵。他們首先注意到,即便在全球最富裕的國家——美國,也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並未加入大部分民眾眼中美好生活的行列,而相當數量的公民並未達到維持體面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標準。他們進一步注意到,全球三分之二以上人口——那些幾百年來成為西方殖民主義對象的人口——的生活標準,僅為我們的二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不等,這些人的壽命只有美國人平均壽命的一半。 有識之士們驀然發現我們的制度其實被很多不合理的矛盾現象裹挾著。我們有數以幾百萬計、海外有數以幾億計的人口食不果腹,但我們卻限制農業生產,而且每年支出幾億美元來貯藏我們的剩餘。我們生活豐裕,但沒有令人愉悅之物。我們的財富變多,但自由變少。我們越消費,就越空虛。我們擁有更多的核武器,卻感到更少保障。我們接受了更多教育,但思維判斷力和信念力卻每況愈下。我們越來越信仰宗教,同時又越來越依賴物質。我們口口聲聲提倡美國傳統,這本該是完全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傳統,但又管那些力圖將此傳統應用於當代社會的人叫做「非美人士」(un-American)。 無論如何,就算我們和大多數人一樣自我安慰地假設,也許要不了幾代人,整個西方社會乃至全世界都會走向經濟富裕,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果我們繼續前進在這條工業化系統的道路上,人類會變得怎樣,又會最終走向何方? 我們這個系統成功地解決了一些經濟的問題,但這些因素在引領我們解決人的問題時卻屢試屢敗。為了理解這一現象,有必要解析一下富有二十世紀特色資本主義的一些典型性質。 資本的高度集中致使超大型企業形成,管理這些企業的是層級森嚴的官僚制度。數目驚人的工人聚在一起工作,他們構成一部巨型生產機器的一部分;而這部機器一旦運轉,就必須運轉得暢順,沒有摩擦、沒有停頓。產業工人和職員變成機器上的一顆顆螺絲釘,他們的功能和活動由他們置身其中的整個組織結構來決定。在大企業,生產資料的法定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分離的,業主已經不再重要。大企業由官僚氣十足的管理層營運,這些管理部門雖然法律意義上不擁有這家企業,但社會意義上實然。現在的職業經理人不具備老一輩企業主的品質——個人主動性、膽識、冒險精神,卻沾染了一身的官僚習氣——缺乏個性、缺乏激情、缺乏想像力、患得患失。他們既管物又管人,可是他們將與人的關係和與物的關係變成了同一種關係。管理層雖然沒有法定所有權,但他們實際上把持著企業;這些人事實上既沒有對股東負責,也沒有對企業中的員工負責。聽上去大公司掌握著最重要的生產行業,但真相是這些大公司被他們的最高層雇員操縱於股掌之中。這些龐大的公司企業控制了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了政治和國家的命運,但其建制恰與民主程序南轅北轍:由跪倒在權力面前的人來代表毫無制約的權力。 除了工業上的官僚,我們人口中的大多數還受到另一些官僚勢力的管轄。首先是來自政府的官僚勢力(包括軍隊的官僚勢力),它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影響和指導著幾百萬人的生活。而且工業官僚、軍隊官僚和政府官僚幾方面在行動上,尤其是人事上,越來越交織滲透。隨著不斷擴張的巨型企業的出現,工會也發展成為一台大官僚機器,個人幾乎沒有表達意見的餘地。許多工會領導人本身就是企業管理官僚階層成員,與企業領導人同聲同氣。 這些官僚人員均無計劃、無遠見,這是官僚管理的本質使然。當人被轉化為物品並像物品一樣被管轄,其管理者們本身也變成了物品;而物品是沒有意志、沒有遠見、沒有計劃的。 由於對民眾實行了官僚化的管理,民主程序也蛻變為某種儀式。無論是一個大公司的股東大會、一次政治選舉,還是一次工會集會,無論是作出決策的當下,還是參與決策的形成過程,都幾乎看不到個人在其中的影響力。特別在政治領域,選舉更是越來越弱化為公民對兩組候選的職業政客之一表示偏好的投票;個人充其量只能說這種「被管理」得到其同意而已。而讓民眾表達同意的手法卻充滿了誘導和操縱,結果最基本的決策——那些關乎和平與戰爭的外交政策——便由小集團制定了,而這些小集團普通民眾幾乎都沒有聽說過。 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如美國的開國之父們構想的那樣,並不純粹是政治理念。它們根植於一片精神傳統的土壤,從先知式的對救世主的信念而來,從福音書而來,從人道主義而來,從十八世紀啟蒙主義的先哲而來。所有這些理念和運動都圍繞著一個希望,那就是使人在發展進程中將自己從貧窮、愚昧、不公的環境下解放出來,建立一個人與人、人與自然相處都呈現和諧、安寧、天下大同的社會。西方思想最突出的元素,就是人們一直相信歷史進程有一個目的,相信人能在歷史進程中日臻完善。這就是美國傳統賴以生存的土壤,也是美國人汲取力量和生機的源泉。然則這一人類和社會自我完善的理念現在實踐得如何?現在這一理念已經退化成了一個扁平的「進步」概念,其視野局限於生產越來越精美的物品,而不再代表那個處處洋溢著活力和創造力的人的今生。如今我們的諸多政治觀念已經遠離了它們的精神本源。它們變成一種權宜之計,衡量它們的標準也只是能不能幫助我們將生活水平提得更高和使政治管理更有效而已。如果沒有了人們發自內心的支持和渴望作為基礎,政治觀念就徒剩一具空殼,權宜之計一聲令下便可被棄如敝屣。 個人受到管控和操縱之處不止在生產領域,還在那個據稱是最能體現個人自由選擇的消費領域。不論消費的是食品、衣物、菸酒,還是電影或電視節目,商家都會啟用一種強有力的誘導機制以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不斷培養消費者對新商品的嗜好,二是將這些嗜好引向產業中利潤最高的領域。資本在消費品產業的大規模投入以及幾家巨頭企業間的激烈競爭註定不能聽憑消費行為自由發揮,商家也不會給消費者買多少和買什麼的自由選擇機會。必須不斷刺激消費者的食慾,並使得消費者的口味在商家的操控、調節、預測之中。人只剩「消費者」這個身份,一味地吮吸,一味地希望消耗更多「更好」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經濟體制豐富了一個人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卻使其作為人的那部分生活日漸貧乏。儘管所有宣傳口號都在營造一個信仰上帝、關心理想和精神訴求的西方世界,但我們的體制卻培養了一種物質的文化和物質的人。在工作時間,這個人作為生產隊伍的一員受著企業的管轄,但在業餘時間,人仍受著某種操縱力影響去做一個完美的消費者,別人說喜歡什麼就喜歡什麼,而且還把這誤認為是自己原本的品位。人被一些標語、建議和不真實的聲音反覆衝擊,直至喪失了最後殘存的一點真實意識。孩提時代,人的成長環境就不鼓勵去追求真實的信念。人的頭腦因此也少有批判性思維,甚至少有真實的感受。如此一來,唯一使其避免不可忍受的孤獨和失落的辦法,就是別人做什麼自己也跟著做什麼。人無法作為一個主動的擔當者去體驗自身的能量和內心的富足,只能作為一個積弱的「物體」,靠的是身外的力量,即其投入的生活物質所產生的力量。人從自身異化出來,拜倒在自己雙手生產的物品腳下。人向自己製造的東西、國家政權以及親自選出的領袖人物們鞠躬致敬。人自己的行為漸漸變成一股異化的力量,原應成為這股力量的主宰,現卻遭遇它的監管和反制。歷史上,我們製造的物品從未像今天這樣整合在一起,裹挾著我們身外的客觀力量來戰勝我們的掌控、打敗我們的預期、徹底改寫我們的計算結果;這股合力成了決定我們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人造產品、機器、國家都一一成為現代人的膜拜對象,而這些膜拜對象又以一種異化的形式代表了人自己的生命力。 馬克思說得一點不錯,他認識到「所有身體的和心智的感覺之處都被所有這些異化的自我感覺所占據,被『擁有』的感覺所占據。私有財產把我們變得如此愚蠢和低能,以至於物品必須等到我們擁有了它們的時候才屬於我們;也就是說,非得等到它們以資本的形式為我們所有,被我們吃、被我們喝,一句話,被我們消耗,才作數。但無論擁有多少財富,我們仍然難逃困厄,蓋因我們雖然有很多,卻仍是渺小的」。 普通人最終失去了安全感,他們孤獨、壓抑,雖然吃穿不愁,卻無快樂可言。生命對人並無意義;人朦朧地覺得生命的意義無法從那個唯一的「消費者」身份中去找尋。人很難忍受既不快樂又無意義的生活,但事實是這個體系給人提供了無數逃避的途徑——從電視節目到鎮定劑——讓其忘卻正在失去生命中越來越多最可貴的東西。儘管所有宣傳口號都說得頭頭是道,事實是我們正在快速地進入一個由官僚體系管轄的社會,這個體系管轄著的是大眾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頹廢。我們製造出像人的機器,又製造出像機器的人。半個世紀前,社會主義制度遭到最嚴重的詬病,即它導向統一的形式,官僚化管理、中央集權、無靈魂生活的唯物主義——現在這一切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上演了。我們大談自由和民主,然而越來越多的人不敢承擔自由的責任,反倒更樂得處於一種像肚子填飽的機器人那樣的奴役狀態;他們對民主也沒有信心,覺得還不如省點兒心讓政治專家去作決定。 我們利用收音機、電視機和報紙創造了一種廣布的傳媒系統。然而民眾被傳媒系統誤導或灌輸,並不能如實了解政治和社會現狀。我們的輿情具有相當程度的趨同性,若考慮到此一結果產生於恐懼和政治壓力,這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其實我們的體制原本正是建立在人們擁有否決權,以及人們偏向多元表達意見的基礎上的,現在卻變得所有人都「自願地」舉雙手贊成。 意義含混、內容空泛的表述成了自由企業制國家的通則,而它們的反對者也採取同樣的策略。後者稱為「人民民主」,前者稱多數獨裁者為「熱愛自由的民眾」——如果他們結成政治同盟的話。至於五千萬美國人罹受核武器攻擊的可能性,卻被輕描淡寫為「不惜一戰」;而有人還用「一決勝負」來形容他們的勝利。其實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知道在核戰的大屠殺中,誰都不會成為贏家。 教育,不論是初級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達到了一個峰值。但人們即便是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他們的理性、判斷力和信念卻反而不如從前。他們充其量提高了智力水平,但他們的理性,即他們透過現象看本質——看到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真正的支撐力所在——的能力卻每況愈下。思考日益脫離感受;人們對待盤踞在頭頂上核戰爭威脅陰雲的容忍,說明已經到了必須質問現代人的精神是否仍然健全的時候了。 人,本應是自己所製造的機器的主人,現在卻變成了機器的奴僕。但人生下來不是為了變成一件東西的;即便人享受著各種消費的滿足,其生命力卻不能長期處於一種閒置的狀態。我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重新成為機器的主人,將生產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目的。生產是為了人的發展,否則受到壓制的生命能量就會變得混亂無序,以破壞的形式呈現出來。不願死於無聊的人就會摧毀生命。 我們能否造就一種社會和經濟組織模式,使之為人的這種處境負起責任?如上所述,我們的產業系統,它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它所培養的人的關係,正是人類目前處境的始作俑者。這並非說它有意要如此設計,亦並非個人的邪念為之,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結構使得普通人在生活實踐中已經被塑造了這種性格。 毋庸置疑,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採用的系統和十九世紀相比判若雲泥——它們的差異如此之大,恐怕難以歸為同一種名稱。資金在巨型企業中的天量聚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進一步分離,強大工會的存在,國家對農業和部分工業的補貼,「福利國家」的因素,價格控制因素和一種受引導的市場因素,以及其他諸多特徵,將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和以往的資本主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但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詞語,新老資本主義是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基本要素的。它們都相信給每個人帶來最好的結果是個人主義和以自我為本位的行為,而不是團結友愛。它們認為社會生活應該由市場這種客觀機制來調節,而非人的意志、眼光、籌劃等。資本主義將物(資本)置於生命(勞動力)之上。財產,而非行動,構成權力的來源。當代資本主義為人的拓展設置了額外的障礙。它要求工人、職員、工程師、消費者組成一個天衣無縫的工作團隊,因為官僚機構領導的大企業需要這樣的組織和與之相適應的「組織人」。我們的系統必須培養那些能滿足系統需要的人;這些人數量龐大,彼此順利合作;這些人會消費得越來越多;這些人的品位有著統一的標準,並且很容易被預測到,也很容易跟著潮流走。這個系統需要的人,既要有自由感和獨立感,不受權威或良心原則制約,又要自覺自愿地跟著命令做合乎期望的事,在社會機器中平滑運作。這些人不靠武力指揮,不靠領袖引導,不靠目標激勵——除了那種促使其成功,促使其一刻不停運作的目標。指導生產依賴的是資本投入必須獲得利潤的原則,而不是依賴以人們的實際需要進行生產的原則。現在任何東西,廣播、電視、書籍、醫藥,無一不服從利潤原則;人們則被操控著進行某些常常是毒害精神的消費,有時這種毒害還殃及身體。 我們的社會不克履行以精神傳統為本的人類抱負,其最直接的後果是難以面對我們時代的兩個有燃眉之急的實際問題:一是和平問題,二是西方的富有和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貧窮之間的平衡問題。 現代人之異化帶來的諸多後果使其解決上述問題變得愈發艱難。因為人的拜物行為,因為人喪失了對自身的和對同類的生命的敬畏,人不但置道義於不顧,甚至在威脅到其生存時,竟還置理性於不顧。核軍備很可能導致全球覆滅,這是最清楚不過的;即便核戰未打起來,那種恐怖的、疑慮的、兵營化的核競賽氣氛,也都是自由和民主的生存大敵。同樣最清楚不過的,是貧富國家之間的經濟鴻溝將引發暴力衝突和獨裁。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卻只有些半心半意且毫無成效的試探。我們似乎真的可以這麼認為,諸神要使這些人滅絕,因此蒙住了這些人的眼。 以上我們涉及的只是資本主義的記錄,社會主義的記錄又如何?社會主義的意圖是什麼,那些曾有機會欲臻此意圖的國家究竟實現了什麼? 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不論是馬克思的形式還是諸多其他形式,均欲通過創造物質基礎去實現人人同享尊嚴的生活。它要讓工作指揮資本,而不是資本指揮工作。對於社會主義而言,工作和資本不僅是兩個經濟範疇,它們代表的是兩種原則:資本代表物質財富積累原則,關乎「有」什麼;而工作代表人的能力和生命力,關乎「是」什麼、「成為」什麼。社會主義者發現在資本主義中,物資指揮生命,「有」高於「是」,過去指揮現在,他們於是想要將這種關係扭轉過來。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人的解放,讓人重新憑著不被異化的、健全的人格,與同類和與自然都分別建立一種全新的、深厚的、非外力誘發的關係。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使人打破束縛的桎梏,摒棄幻想和不切實際之見,將自己轉化成能夠創造性地運用自身情感力和思想力的人。社會主義培養人的獨立,使人有自己的主見;它相信人只有「對自己的生存狀況負責,只有他在處理與外部世界的每一項關係——無論這關係是看、聽、嗅、嘗味、觸、思想、意願、愛欲,簡言之,只有他肯定和展示了個人特徵的所有組成部分」(馬克思語),才能真正站穩腳跟。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這些社會主義者頗不同意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經常重申的一套耳熟能詳的說辭,即最大程度獲取物質的願望是人類最基本的驅動力。他們相信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使人將物質利益作為最強動力,社會主義則應該允許那些非物質動力各顯神通,將人從物質利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曾有人一方面譴責社會主義所謂的「唯物主義」,一方面又以唯有「利益驅動」方可促人竭盡所能的論調來批評社會主義,這些言論不失為人類自相矛盾能力的一個悲哀的注釋。) 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個體性,而非一致性;它讓人擺脫經濟制約,不再將物質利益作為生活的主要關注點;它提倡所有人精誠團結的體驗,反對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操縱和控制。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將每個人本身作為生活的最終目的,人永遠不應將自己變成另一個人的工具。社會主義創立的是這樣一個社會,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公民都積極負責地參與制定每一項決策;每個公民都能參與,因為其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件物品,因為人有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合成的意見。 對社會主義而言,不唯窮困是一件壞事,富裕也是。物質的貧乏使人無從過上人道豐足的生活。而物質財富,有如權力,又能對人造成腐蝕。財富會破壞人們原本生活中固有的分寸感和限度觀念;它使人製造出一種虛幻和幾近瘋狂的感覺,認為人是眾人中的「唯一」,不受其他人過的那種普通生活的制約。社會主義需要的物質舒適是為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用,它不主張個人財富的積聚,以免對社會和對個人造成危害。事實上,社會主義之於資本主義的對立正是這個原則的對立。資本主義的邏輯是物質財富多多益善,社會主義認為多多益善的應該是人的生產力和生命力以及人的幸福感;他們追求物質舒適是以幫助人實現前述目標為限度的。 社會主義希望最終廢除國家機器,這樣需要管理的只是物資而不是人民。它要實現的理想是無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重新獲得自由和主動權。十九世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在歐洲和美國存在的社會主義思潮,是這兩地最有意義的人道主義的精神運動。 但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究竟如何? 在它想取而代之的資本主義精神面前,社會主義還是繳械投降了。它原本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解放人的運動,但它的許多追隨者,連同它的反對者,都僅僅將它看作一個提高工人階級經濟生活水平的運動。社會主義的各種以人為本的目標被置之腦後,或成了有名無實的應景之作;它和資本主義如出一轍,將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經濟增長的目標上。正如民主理想失去了它的精神支柱,社會主義理想也失去了它最厚重的根基——那種有如先知對救世主信仰般的對和平、正義和人類博愛的信仰。 於是社會主義成了工人們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取得地位的一件工具,它未能超越資本主義結構。社會主義不但未能改變資本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的精髓滲透。1914年,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宣布放棄國際聯合;與他們曾經作為綱領的國際主義及和平理念相對立,他們選擇各自維護自己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利益;是時,社會主義已經遭遇了徹底的挫折。 社會主義被誤解為一個純粹的經濟運動,人們認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這種誤解同時發生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右翼和左翼人士身上。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改良派領袖認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提升工人的經濟地位,他們認為最根本的措施是將一些大企業收歸國有。直到最近,許多人才慢慢意識到將企業收歸國有本身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工人們不論受私營企業任命的官僚機構管轄,還是受公營企業任命的官僚機構管轄,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 蘇聯共產黨領袖同樣用純粹的經濟方式來解釋社會主義。但生活在一個與西歐相比欠發達的國家,且缺乏民主的傳統,蘇聯領導人採用的是集權的手法強制進行快速資本積累,以走完西歐十九世紀的發展歷程。蘇聯發展出一種新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事實證明這種模式在經濟上是成功的,但在人道上起了破壞的作用。他們建立了由官僚主義制度管理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階級之間的壁壘——不論在經濟收入上還是在擁有權力強迫他人服從的意義上——與當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其深度和強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自定義為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他們將全部經濟都進行了國有化,但是在現實中,他們的制度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理念——肯定人的個性,使之充分發展——是一種否定。他們的民眾為資本的快速積累不得不做出難以忍受的犧牲;為了贏得這些民眾的支持,他們必須將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一系列思想體系,以這種方式維持與被統治民眾之間的勉強合作。 到目前而言,自由企業制度是優於其他制度的,因為它保存了政治自由,這是現代人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有了政治自由,人的尊嚴和個性得到尊重,才將我們和人道主義最基本的精神傳統聯繫了起來。政治自由使得批評和建言成為可能,人們可以提出有助益的社會變革建議,這在蘇聯那樣的國家是行不通的。但我們可以預料的是,一旦蘇聯的經濟發展達到了西歐和美國目前的水平,亦是說,一旦他們能滿足民眾過上舒適生活的要求,他們就不再需要集權,而是轉向使用和現在西方同樣的操控手段:暗示和利誘。這一發展將帶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和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大匯合。這兩個制度的基礎都是工業化,都以不斷增長的經濟效益和經濟財富為目的。兩種社會都在管理階層和職業政客的控制下運行。他們骨子裡持的是唯物主義觀點,儘管表面上西方社會將基督教思想掛在嘴上,東方社會則尊崇凡俗的救世主。他們以一種集權的系統,以巨型工廠、群眾政治集會等方式將民眾組織起來。兩種制度中,如果他們各自沿著既往的路徑往下走的話,社會上有創造活力的、會思考的、有感覺的人就會不知所蹤,取而代之的是大眾人、異化人,是一些衣食無憂、娛樂至死、跟著官僚指揮棒轉的機器人,而官僚們也和大眾人一樣沒有人生目標。物質排在萬事之首,人則如行屍走肉;人只會空談自由和個性,實際上什麼都不是。 我們今天身處何方? 資本主義以及某種庸俗化的、扭曲的社會主義使人瀕臨變身非人機器的危險。人站在全面的自我毀滅的邊緣,眼看就要失卻心智。人類只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意識到自己的患難,從而形成一種生活的新視野——實現人類的自由、尊嚴、創意、理性、公正、團結,才能將我們自己從幾乎肯定的衰敗、喪失自由或毀滅中拯救出來。我們並不是只能在自由企業管理系統和共產主義管理系統這兩者之間作選擇。我們還有第三種方案,這就是民主的、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humanistic socialism);它秉承社會主義的原始理念,提供了一種新型的、真正的人類社會的卓識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