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不服從 · 第四章　先知與祭司

毫不誇張地說，對人類創造的各種偉大觀念的認識從未像現在這麼廣泛地在世界上傳播，這些偉大觀念也從未像今天這般無效力。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先知和基督的觀念、斯賓諾莎和康德的觀念，在歐洲和美國受教育階層中為數百萬計的人們周知。這些觀念在幾千所高等學府中傳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種宗派的教堂里流布。但於這些偉大觀念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約束的自我主義的法則，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並策劃出一場瘋狂的大屠殺。人們如何解釋這些巨大的反差呢？ 如果將觀念和思想僅限於教學授受的形式，它們是不會對人們發生深刻影響的。在這種形式下，它們通常只會改變另一些觀念；新思想替代舊思想；新詞彙替代舊詞彙。但所有的改變只是概念和詞彙的更迭而已。為什麼要變？一種觀念要打動人，要讓人領會某種真諦，其實是極為困難的事。人若接受其他觀念，就必須克服根深蒂固的慣性阻力——害怕出錯、害怕偏離群眾隊伍。即便有的觀念令人耳熟能詳，甚至這些觀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發生真正改變。要使觀念對人產生深刻效力，傳授這些觀念的導師就必須身體力行；如果這些觀念被導師賦予了人格魅力，親自講解、有血有肉；如果這些觀念被人帶著恭遜和謙卑的態度來詮釋，聽講者就能體察理解這種謙恭意味著什麼。人們不僅理解，而且他們認定導師講的是真相，而非信口開河。不論何人，哲學家或宗教導師，試圖傳播何種觀念，這種方式都屢試不爽。 那些預告觀念（不必是新觀念），同時又踐行這些觀念的人，我們也許能稱之為先知（prophets）。《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預示這樣一種觀念，即人必須尋求一種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開發人的理性、開發人的大愛。先知教誨人們，謙恭和正義與愛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他們時時都在身體力行對別人的開示。他們不追求權力；相反，他們對權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對行使先知的權力也不屑一顧。他們不聽命於權勢，他們堅持真理，即使被羈押、被流放、被處死，也不改初衷。他們不是那種隔岸觀火、坐視其變的人。他們積極回應人類的訴求，因為他們感到道義在肩。人溺己溺，息息相連。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們內心的一部分。正因為他們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們感到有責任曉諸眾人；他們絕不威嚇，只是昭示人類面臨的多種不同的選擇出路。先知並沒有成為先知的願望；事實上，若人懷有成為先知的雄心壯志，就有偽善之嫌了。先知之所以成為先知，很簡單，只因其眼中的那些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先知阿摩司（Amos）這樣簡潔明了地說：「獅子咆哮了，誰不害怕？神諭示了，誰又不成為先知？」這裡的神諭，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選擇是清楚無誤的。不必再猶疑，不必再躲閃。於是身懷使命的人除了成為先知別無選擇，不論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園，還是在開悟誨導。先知的作用是彰顯真實，揭示解決方案並進行論斷；是振聾發聵，使人從習焉不察的昏昏然中驚醒。成為先知是歷史大局使然，而非個人刻意為之。 許多民族都出現過他們的先知。佛陀之言行成為經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臨；蘇格拉底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賓諾莎則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這些先知們都在人類歷史上印跡甚深，因為他們的理念是通過他們每個人的血肉之軀流芳百世的。 先知們在人類歷史上僅間隔地出現。他們身後遺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義。這些信息被千百萬人接納，成為人們心中彌足珍貴的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眾人對這些先賢的愛戴達到他們的目的——進行統治和控制。我們不妨將那些利用先知所預告理念的人稱作祭司（priests）。先知實踐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則操控先知的理念，將這些理念傳示給那些景仰先知的眾人。這些理念於是失去了活力。它們變成了僵化的教條。祭司宣稱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當體驗預設，形式就自然變得重要起來；統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正確的」公式，否則怎能通過控制思想來有效地控制眾人？祭司利用觀念把眾人組織起來，通過控制如何正確表達觀念來控制眾人；他們將眾人麻痹到了某種程度時，會宣稱眾人皆渾渾噩噩之輩，無法靠一己之能過好日子。於是他們，這些祭司們，就得承擔義務，甚至是出於憐憫，來引導芸芸眾生；沒有他們的引導，眾人便在自由中喪失方向。當然，並非所有祭司都這般行事，但他們相當大部分的確如此，特別是那些善於玩弄權術的人。 不獨宗教領域有祭司，哲學領域和政治領域也有他們的祭司。每個哲學門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這些人通常以博學見稱。他們的事務是執掌原創思想家的觀念，將它傳授給眾人，負責解釋它，然後將它轉化成博物館裡的陳設，再將它保護起來。更有政治的祭司，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屢見不鮮。他們一直操控著自由的觀念，守衛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經濟利益。在二十世紀，政治祭司們接手掌控社會主義的觀念。原本社會主義的觀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獨立，但祭司們通過種種方式斷言人尚沒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沒有能力長期行使自由。所以在人們培養出這一能力之前，他們有義務出來取而代之，決定社會主義的觀念應該如何表述，甄別出誰是或不是一名忠實信徒。祭司們常使人迷惑，因為他們宣稱他們是先知的繼承人，他們在實踐他們的教義。然而，任一個孩子都能看出他們其實說一套做一套，廣大群眾卻被成功洗腦。最終人們相信，祭司們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為他們是偉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們大開殺戒，亦只是出於革命信仰。 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代像我們所處時代這樣有利於先知的出現。整個人類的生存都籠罩在瘋狂的核武器戰備陰雲下。石器時代的思維和盲目將人類推向一個似乎要極速接近歷史終點的悲劇時刻，而這恰恰也是人類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時刻。在這個關鍵時刻，人類需要先知，即使他們的聲音是否能蓋住那些祭司的聲音尚是未定之數。 當代能親身昭顯觀念、並因歷史形勢將他們從教師轉變成先知的人為數不多，伯特蘭·羅素是其中一位。羅素碰巧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這並不是他作為先知的根本條件。他和愛因斯坦及施韋澤一起，代表著西方人道主義面對生存威脅的回答。他們三人都敢於讓自己的觀點公開亮相，向人類發出警示，並提出另類解決方案。施韋澤遠至加彭蘭巴雷內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愛因斯坦倡導理性和人道主義理念，他於1914年及其後，多次斷然拒絕參加德意志知識界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活動。伯特蘭·羅素幾十年來亦在各類書籍中弘揚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觀念；而近年來，他更是走上街頭，告訴所有人，當一個國家的律法和人道主義的律法相背離時，一個真正的人應該選擇遵從人道主義的律法。 伯特蘭·羅素意識到觀念可以在一個人身上體現，但要取得社會意義，則必須通過一個群體來體現。當亞伯拉罕就所多瑪城的命運與神對話、挑戰神的公義時，他要求神能赦免所多瑪城，條件是他在城裡尚能找到至少十位義人。如果義人的數目不滿十位，也就是說正義的理念甚至都不能在最小的群體內得以體現，則即便亞伯拉罕也不能指望所多瑪城免遭劫難。伯特蘭·羅素力圖證明世上確有十位可以拯救我們這座城的義人。這就是為什麼他要組織民眾，和他們一同遊行，和他們一同靜坐，和他們一同被警車帶走。雖然他發的是那種曠野里的呼聲，但它終究不是孤立的呼聲。它是一個合唱團的領唱，至於這個合唱團演的是希臘悲劇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只有若干年後的歷史才能看到真相。 在伯特蘭·羅素平生體現的所有觀念中，也許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人有不服從的權力和責任。 這裡說的不服從不是指那種無理由的反叛者，他們張口閉口說「不」，因為他們對生活沒有擔當。這種搗亂的不服從和它的反面——俯首聽命，沒有能力說「不」的服從——在盲目和孱弱上不分軒輊。我這裡說的能夠不服從者，是因為他們能夠認定一些東西；他們能夠不服從，是因為他們服從了自己選擇的良心和原則。這些人是革命者，不是反叛者。 大多社會制度中，服從是至善，不服從是至惡。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里，很多人因為不服從而感到「內疚」，其實他們是感到害怕。令他們真正不安的並不是因為道德問題——他們只不過將其歸在這一層面罷了——而是因為沒有服從命令的事實。這並不奇怪，畢竟基督教的教義說亞當因違命而墮落，這種違命對他和他的子孫後裔造成如此深重的後果，以致只有神的特別恩寵方能使其脫離罪孽。這一觀念當然是為了符合教會的社會功能，其實也就是通過傳布不服從的原罪性來加強統治者的權力。只有那些認真對待經文教義中提倡的謙恭、友愛、公義的人能夠抵制世俗權威，但結果卻十之八九會被教會指控為背叛上帝的逆子和罪人。新教主流不但沒有改變這種現象，反而在天主教會尚能意識到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有別時，將自己加盟到了世俗權勢。路德在聲討十六世紀德國農民革命的文字中首次嚴酷地表達了這種傾向，「因此讓我們每一個人行動起來，不論打、殺、刺，不論秘密或公開，只須記住沒有比一個造反的人更歹毒、更有害、更邪惡的了。」 儘管宗教的恐怖手段消失已久，極權政治體制卻一直將人的服從行為變成他們生存方式的基石。十七和十八世紀都有過轟轟烈烈的反對王權的革命，曾幾何時，人們換湯不換藥地又回到了服從王權繼任者的老路。今日的權威何在？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家庭、學校都強調尊重權威的重要性，這使得國家權力十分顯見。而在西方民主國家，人們為推翻了十九世紀的專制主義而自豪，但權威究竟改變了沒有呢？抑或權威只是改頭換面？ 這個世紀是政府、企業、工會各級官僚組織把持的世紀。這些官僚體系將物連同人一道管得死死的；他們的管理遵循一定之規，尤其遵循資產負債表、資格認證、最大效益、利潤等所體現的經濟規律，他們的功能如同一台將這些規則編成程序的電子計算機一樣。個人成了數字，將自己變成了物體。恰恰因為這裡沒有公然的權威，人並非「被迫」服從，所以存在一種幻覺：這麼做是自覺自愿的，自己跟隨的只是「有道理的」權威。誰願意反對「有道理的」東西？誰能抵擋住編了電腦程序的官僚體系？誰又能不服從——如果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服從的話？這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家庭和教育中。進步主義教育理論的訛誤形成一種方法：不告訴孩子做什麼，也不給他指令，孩子也不會因做錯而受罰，他只是「隨意表達」。但是，他從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對合規性的一種不近情理的敬畏，他害怕「出格」、害怕脫離同伴。在這種學校和家庭環境長大，並在大機構接受了完整教育的「組織人」，雖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沒有信念；他會自娛自樂，但不見得真正幸福；對那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權勢，他乖乖地言聽計從，甚至搭上自己和後代的命都在所不惜。在那場以熱核原子彈戰爭為題的時髦討論中，他會欣然接受死亡的計算：一個國家死一半人——「還行」，死三分之二的人——「也許過頭了」。 不服從的問題在當下有著重要意義。雖則按《聖經》之說，人類歷史始於亞當夏娃的不服從行為；雖則按希臘神話之說，人類文明始於普羅米修斯的不服從行為，但人類歷史卻並非沒有可能終止於一項服從行為，服從於發號施令的權威——這些權威很可能為了服從諸如「國家主權」、「民族榮譽」、「軍事勝利」等古來奉若神明之迷思，而下令按動那些致命的鍵鈕，將服從於他們的人和他們所服從的偶像崇拜統統化為灰燼。 所以我們在此意義上說的不服從，是一種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為。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對的態度，而是支持的態度——它支持的是人的觀察力，敢言其所見，並敢拒言其所未見。人的這種行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亂；人只需要睜開雙眼，保持頭腦清醒，並敢於承擔責任去喚醒那些睡眼惺忪、渾然不知危險將至的人們。 卡爾·馬克思曾說過，那位「寧被鐵鏈拴在山崖上，也不對諸神俯首帖耳的」普羅米修斯是所有哲學家的保護聖徒。這更新了生活本身蘊藏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功能。馬克思的著述清楚地指向哲學和不服從之間連接的問題所在。大多數哲學家並非事事反抗所生活時代的當權者。蘇格拉底奉命仰毒，斯賓諾莎因不想得罪當局而婉拒了一個教授頭銜，康德是一個效忠的公民，黑格爾將他早年對革命的同情換作晚年對國家榮耀的維護。但是儘管如此，普羅米修斯仍是他們的保護聖徒。儘管他們始終守在講堂上，守在書齋里，沒有走上街頭——他們有很多原因不這麼做，這不是我要在此討論的——但作為哲學家，他們不服從於傳統的權威思想和概念，不服從於人云亦云的陳腔濫調；他們給黑暗帶來光明，他們喚醒昏昏沉沉的眾人，他們是「勇於求知」的典範。 哲學家對陳陳相因的說辭和公眾意見都保持一種不盲從的態度，因為他們遵從的是理性和整個人類。理性是普世的，超越所有國族畛域。正因如此，遵從理性的哲學家是世界公民。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不是這個或那個人、這個或那個民族。他們的國家是世界，而不是他們的出生地。 在表達思想的革命性質的透徹程度上，恐怕無人能望伯特蘭·羅素之項背。他在《社會重建原則》（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6）中寫道： 人們害怕思想甚於害怕地球上的其他事物，甚於毀滅，甚至甚於死亡。思想是顛覆的和革命的，是破壞的和恐怖的；對於特權、既定機制、舒適習慣種種，思想都無慈悲可言；思想不受政府和法律約束，它不事權貴，也不在乎年代悠久的世俗智慧。思想一直挖掘到地獄的深處，它不懼鬼神。它看到微弱如塵芥的人被深不可測的沉默包圍，仍自豪地站穩腳跟，像宇宙主宰那樣巍然屹立。思想是偉大的、迅疾的、自由的，它是世界的亮光，是人首要的榮耀。 但如果要使思想為多數人所擁有而不只是少數人的專利，我們就得摒棄恐懼。恐懼令人在思想面前退縮——人們害怕思考後發現珍惜的信仰化為泡影，害怕思考後發現在生活中遵循的制度原來弊大於利，害怕思考後發現自己最終不怎麼值得別人尊敬，而之前自我感覺是多麼的良好。「若勞動人民都自由地思考財富，我們這些有錢人情何以堪？若青年男女都自由地思考性慾，道德說教情何以堪？若士兵都自由地思考戰事，軍隊紀律情何以堪？杜絕思考！讓人們躲入成見的蔽蔭，以免財富、道德和戰事受到損害！寧願把人變得愚鈍、怠惰、沉悶，也不能讓他們自由地思考。因為一旦思想無拘無束，他們的看法也許就和我們大相徑庭了。無論如何要避免這場災難。」反對思想的人在靈魂深處的無意識中如此爭辯。於是他們在教會、在中小學和大學對思想大肆阻撓。 伯特蘭·羅素的不服從能力並不基於抽象的信條，而是基於最真實的體驗，基於對生命的熱愛。這種熱愛生命之忱閃爍在他的著述中，更體現在他的品行里。如今持這種品行者為數不多，在生活富裕的國度就更罕見了。世人已分辨不清刺激和愉悅、興奮和興趣、消費和存在。那種戀屍狂式的口號「死亡萬歲」，表面上看只有法西斯分子才會呼喊，其實在富裕國度，內心如是觀想者亦不知凡幾，只是他們渾然不覺而已。這似乎也作為其中的一個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人對核戰爭以及其後將對文明造成的浩劫持如此姑息的態度，對防範這場巨大災難如此不作為。伯特蘭·羅素反其道而行之，奮力對抗危機四伏的大屠殺；他這麼做不因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或信奉某些抽象的原則，只是因為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同樣由於這個原因，羅素對那些喋喋不休指責人類罪惡的聲音不見得有多大幫助，事實上那些聲音傳遞的無非他們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悲觀情緒，而不是人類問題。羅素並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一個批評家，一個嚴苛的現實主義者；他很清醒在人的內心深處當然存在罪惡和愚昧，但他不會將此事實與所謂的「人與生俱來即墮落」之論調混為一談——「人生而有罪」的論調其實在為那些過於悲觀者尋找理由，他們不相信人的稟賦可以創造一個自己能安適棲居的世界。「除了個別生而無罪的具有異秉的人，」在《神秘主義與邏輯：一個自由人的崇拜》（Mysticism and Logic：A Free Man’s Worship，1903）中，羅素寫了這樣一段話，「在進入神殿廟堂之前，人們都得穿越橫亘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黑暗的洞穴。洞穴入口陰森恐怖，地面鋪滿絕望的墓石。在這裡，自我必須死去，對無節制慾念的熱望和貪婪也必須徹底戒除。只有這樣，靈魂才能從命運帝國的控制中獲得自由。一旦出了洞穴，那道脫胎換骨之門指引人們重新沐浴智慧之光——新的視野、新的愉悅、新的溫暖，這些智慧之光照亮了朝聖者的心。」在這之後發表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1910）中，羅素又寫道：「有這樣一些人，如果不能打開通往更為遼遠深邃的世界之門窗，他們生活在地球上就如同生活在監獄裡。這些人認為人類無所不能的信念過於傲慢。他們更嚮往斯多葛式的能夠掌控情感的自由，而不青睞拿破崙式的將世界列國置於其腳下的征服。總之他們認為人不足以成為他們的崇拜對象。對這些人來說，實用主義的世界狹隘而瑣碎，因為在所有的生命活動中，它偏偏褫奪了那部分體現價值的生命活動，而人也使自己變得愈發渺小，因為在整個恢弘的宇宙中，它偏偏褫奪了那部分使人沉思冥想的宇宙。」羅素對於所謂人之罪惡的觀點在《非流行論文集》（Unpopular Essays，1950）還有過這樣一段精彩表述：「孩童，在傳統神學裡為撒旦的肢體，在教育改革者心目中又是身披神秘光照的天使，而他們到頭來轉化成了一個個小魔王——不是神學上受到撒旦蠱惑的小魔王，而是科學上受到無意識蠱惑的弗洛伊德的小魔王。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小魔王比起修士們所詬詈的更為邪惡；現代版的教科書里，他們展示的那種奇妙而執著的對罪惡的想像，與昔日的聖安東尼（St.Anthony）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切難道是最終的客觀真相麼？或者僅是成年人不能再對討厭的孩童痛打一頓而臆想出來的補償？讓弗洛伊德的專家們去相互解答吧。」最後再引一段羅素在《科學展望》（The Scientifc Outlook，1931）中的文字，俾讀者一睹這位人文主義思想家是如何深刻體驗生命中的愉悅的：「愛人、詩人、神秘主義的人，都比權力追求者擁有更大的滿足，這是後者所無法想像的。權力追求者得周而復始地變換他們的手法以免受空虛感的折磨，而前三種人之所愛對象是恆久不變的。我行將就木時，不會有枉過此生之憾。我在暮色中見過紅赤的土地，晨光中見過晶瑩的露珠，霜天中見過閃耀的冰雪；我嗅到久旱後甘霖的氣息，我聽過風暴中的大西洋拍打著康沃爾郡花崗岩那種驚濤裂岸的轟鳴。科學有可能將這些以及其他的愉悅賦予更多原本不曾欣賞到它們的人。果真如此，我們便善用了科學的力量。但是，就在科學離開了生命——那種體現價值的生命——的那一瞬間，它就不再值得稱道；無論它有多高明，無論它有多精巧，它都可能將人類帶上一條不歸路。」 伯特蘭·羅素是一位學者，一個相信理性的人。然而他和其他諸多以學術謀生的同行之間有何差異？學者眼中重要的事是以智性去理解世界。他們確信人類的智力可以窮盡真相，世間沒有什麼東西非凡到不能被領悟。他們對每一件不能在智性框架里得到自圓其說的事情均持懷疑態度，但他們卻幼稚地對自己的科學方法從不懷疑。比之人的上下求索所經歷的開悟過程，他們對自己的思維結果更感興趣。羅素在他的《哲學論文集》中討論實用主義時談及這一類智性的傳統規則，他認為：「實用主義對人的心智有著一種怡情的吸引力：它能找到這個星球表面所有想像得到的實物；它對進步充滿自信，對人類力量遭遇超越人類力量的制約則無所察覺；它熱衷戰鬥，即使參戰者冒著巨大風險，因為它對自己的戰無不勝從未生疑；它對宗教有著強烈需求，一如需要鐵路和電燈，但宗教對實用主義而言只是一帖安慰劑和一個解決塵間事務的幫手，而不是為了提供一些超越人類的東西以滿足人類追求完美或無保留地崇敬的饑渴。」 在羅素看來，理性思維和實用主義相反，所追求的不是一個確定的結果，而是一場冒險的探索，是一個自我解放和激發勇氣的行為。理性使得思想者的意識更清醒、更活躍。 伯特蘭·羅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他的信仰不是神學概念上的信仰，而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人類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創造屬於自己的天堂。他在《氫彈危及人類》（Man’s Peril from the Hydrogen Bomb，1954）中寫道，人類存在迄今至多一百萬年的時間，以地質年代計，可謂短暫之極。但人類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最近六千年來取得的成就，至少從我們目前了解的情形看，是宇宙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億萬斯年，日出日落，月圓月缺，繁星在夜空閃爍，只有隨著人類的出現，這些現象才得以理喻。在天文學的廣袤世界，在原子的纖微世界，人類揭開了那些從前以為永遠無法知曉的秘密。在藝術、文學和宗教領域，一些人展示出的情愫升華，惠及整個種類，使之值得留存。難道因為人們只考慮這個或那個集團的利益而幾乎沒人能夠考慮全人類的利益，這一切就都將結束於無價值的恐怖之中？難道我們人類如此缺乏智慧，缺乏公正博愛的能力，盲目到連最簡單的自我保全的指令都視而不見，以至於最後一項證明其愚蠢的「聰明」行為竟是將這個星球上的生命全部趕盡殺絕？——彼時，不唯人類遭遇滅頂之災，便是那些與共產主義或反共產主義罪名毫無干涉的動物和植物也同罹此禍。 「我不能相信這將是人類的最終結局。我希望人們暫且放下他們的爭執靜心反思：如果他們允許自己存活下去，就有每一個理由期待未來的勝利無與倫比地超越過去的勝利。如果我們願意選擇，前方路上我們可以選擇不斷增進我們的幸福、知識和智慧。難道我們僅僅因為放不下那些爭執而就此選擇死亡？我作為人類一員向人類的其他成員呼籲：謹記你們的人性，忘卻其餘。如果你們能這麼做，前方是通向新天堂的坦途；如果你們不能這麼做，前方就是全世界的絕路。」 這種信念深植於一種品質——對生命的熱愛。若是沒有這種品質，我們就難以深刻理解羅素的哲學和他的反戰言行了。 對許多人來說，這未必有什麼起眼之處；大家相信凡人都是愛生命的。難道一個人生命受到威脅時，不是抓住每一個求生的機會麼？難道一個人不享受生活帶來的巨大樂趣和諸多興奮刺激麼？ 首先我們要看到，人們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並不見得會抓住每一個求生的機會，否則就難以解釋他們在受到核武器屠殺的威脅時那種無動於衷的態度了。其次人們混淆了興奮和愉悅這兩種感覺，混淆了緊張刺激和熱愛生命這兩個概念。他們屬於「在豐盛的物質世界裡感覺不到幸福的人」。事實上，人們稱頌資本主義的所有美德——個人的原創力、敢於冒險、獨立性——在西部人和流氓圈裡大體上還能找到，而在工業社會中早已銷聲匿跡了。在官僚化和集約化的工業社會裡，越來越多的人，無論屬於何種政治意識形態，都已對生活感到厭倦；為了擺脫這種無聊煩悶，他們倒真的寧願一死。這些人口頭上雖說「寧死不被赤化」，但心底里卻說「死了比活著好」。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從法西斯分子那裡找到這種傾向的極端例子，他們的座右銘正是「死亡萬歲」。認識這種極端傾向最為深刻的當屬米蓋爾·德·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時值西班牙內戰之初，烏納穆諾在薩拉曼卡大學擔任校長，這也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次在薩拉曼卡大學公開講話。當時將「死亡萬歲」奉為座右銘的米延·阿斯特賴（Millán Astray）將軍在發言，禮堂後排即有其追隨者高呼口號。阿斯特賴演講結束後，烏納穆諾起身說，「……剛才我聽到一句戀屍狂的愚蠢叫喊——『死亡萬歲』。我這人畢生都在寫悖論，招惹了他人不能理解的無名火。我得說，作為這方面的專家，剛才那個出格的悖論在我聽來非常噁心。米延·阿斯特賴將軍是個殘廢人。這樣說沒有輕蔑的含義，是戰爭使他殘廢的。塞萬提斯也是如此。不幸的是現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殘廢人。如果上帝不來拯救我們的話，不久還會有更多。我感到痛苦的是米延·阿斯特賴將軍竟能左右大眾心理學的模式。一個沒有塞萬提斯那種偉大精神境界的殘廢人，會習慣在其周圍製造更多的殘廢，來尋求一種不祥的安慰。」聽到這裡，米延·阿斯特賴將軍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知識滾開！死亡萬歲！」他大聲吼叫，一批佛朗哥分子則在一邊喧囂地為他助陣。但烏納穆諾不理會他們：「這裡是知識的殿堂。我是這裡的主事。是你在褻瀆這片神聖領地。你能贏，因為你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蠻力。但是，你不能使人信服。使人信服要靠一些東西：這就是鬥爭中的理性和正當性，而這兩者你無一具備。我認為奉勸你多為西班牙著想是徒勞的。我說完了。」 然而，被烏納穆諾稱之為戀屍狂的為死亡所吸引的念頭不單單為法西斯分子所獨有。這種現象反映在一種文化的深處，即由不斷擴大的官僚集團（諸如大公司、政府、軍隊）控制的文化，和以人造物、各類裝置、機器等為中心地位的文化。官僚工業主義傾向於將人轉化成無生命的物體。它傾向於用技術設施取代自然，用無機物取代有機物。 最早表達這種熱衷摧毀、迷戀機器、蔑視女性（女性作為生命的表現形式對於男性的意義和男性作為生命的表現形式對於女性的意義完全一致）的言論之一，是1909年馬里內蒂（Marinetti，後成為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在知識分子中的領軍人物之一）主導的「未來主義宣言」： ……第四條，我們宣布一道新的美景為世界的輝煌增色，這道美景叫做速度。一部風馳電掣的汽車，它的構造滿是了不起的各種管道，像一條條呼吸充滿爆發力的蛇……一部轟鳴的汽車，就像在榴霰彈上碾過，它比勝利女神之翼更亮麗。 第五條，我們要歌頌把持方向盤的人，那杆理想的柄刺穿地球，飛躍在它的運行軌道上。 ……第八條，當我們必須跨過神秘的大門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時，我們為什麼還要向後張望？時間和空間於昨日都已死去。我們正生活在不受干擾的絕對之中，因為我們創造了速度、不朽和永恆的現在。 第九條，我們讚美戰爭——它是世界上唯一賜人以健康的東西，我們讚美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搗毀一切的鐵臂，殺戮的美妙主張，對女人的鄙視。 第十條，我們要砸爛博物館、圖書館，與道德主義和女權主義鬥爭，與一切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卑劣行徑鬥爭。 的確，在人類中，眷戀生命者和眷戀死亡者之間的差別判若天淵，再沒什麼其他差別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了。那種對死亡的眷戀是典型的唯人類才有的東西——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感到無聊的動物，也是唯一能夠眷戀死亡的動物。當一個無能者（此非指性無能）不克創造生命，其竟然是可以使用摧毀的方式來超越生命的。在活著的情況下眷戀死亡，這是一個終極意義上的悖謬。這裡面一些人是真正的戀屍狂，他們鼓動戰爭、禮讚戰爭，即使他們很可能根本不知自己出於什麼動機，還將這種慾念說成為了生活、榮譽或自由的合理目的。這類人也許是極少數；但是另一些多數人從來沒有在生死之間作出過選擇，這些人不想選擇，於是逃避到了忙碌中。他們並未稱頌破壞行為，但他們亦未禮讚生命。他們在生活中找不到快樂，因而也缺乏必要的動力來強烈抵制戰爭。 歌德曾說過，信仰之有無構成不同歷史時期最深刻的分野。他又補充說，所有新紀元來臨時，但凡信仰主宰了人們的生活，這個朝代就蒸蒸日上、興旺繁榮；但凡人們失去了信仰，這個朝代就凋敝消亡，因為沒人願意將自己奉獻給一個沒有結果的朝代。歌德這裡說的「信仰」，是深深紮根於摯愛生命之土壤的。創造熱愛生命的環境的各種文化，都是有信仰的文化；反之，不能培養熱愛生命的文化也培養不出信仰。 伯特蘭·羅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讀他的書，看他為謀求和平所參加的活動，我感到他整個人的主要動力都來源於對生命的熱愛。因為他熱愛生命，熱愛生命的每一種表現形式，他警告人們世界將大難臨頭，先知們也正是這麼做的。但他又不是一個決定論者，這點也和先知們一致，他不會宣稱歷史的未來已經命定如斯。他是一個「選擇論者」——所謂決定，不過只是有限的幾個可以明辨的不同選擇而已。我們的選擇在結束核武器軍備競賽和毀滅世界之間。這位先知的聲音是否能夠壓倒死亡和疲憊的聲音，取決於世間生命力的活躍程度，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生命持有的態度。若吾輩不久的將來災及滅頂，則勿謂言之不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