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不服從 · 第三章　人本主義精神分析之於馬克思理論的應用

馬克思主義是人本主義（humanism），它的宗旨是將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不是憑感覺或意識推論得出的人，而是體魄和魂魄兼具的現實的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裡而非真空中，鬚生產方能生存。馬克思理論關注的正是這種完整的人，包括人的意識，它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有別於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也有別於經濟主義論加機械論那一類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馬克思的偉大成就在於放開了適用於人的經濟和哲學範疇，一改原先涉及人時抽象和異化的表述，將哲學和經濟學訴諸具體人身（ad hominem）。馬克思學說的出發點是人，他的目標是使人擺脫物質利益的支配控制，使人逃離由協定和契約構成的圍住自己的獄牆。如果人們不理解馬克思的這一觀點，他們就永遠無法理解馬克思理論，也無法理解那些號稱實踐馬克思理論的人對此學說所做的篡改。即便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冠以《資本論》的標題，這本書也只是他總體研究中的一個台階，下一步則是他的哲學歷史。對馬克思而言，資本的研究是一項批判工具，用來理解大工業社會中人的「有缺陷的」（crippled）狀態。假設馬克思最終寫出一部《資本論》僅為其中一個研究步驟的書，這一鴻篇巨製的名字很可能叫做《論人與社會》。 不論作為「青年馬克思」，還是作為《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的著述充滿了心理學上的概念，一些比較重要的如「人的本質」、「有缺陷的人」、人的「異化」、人的「意識」、人的「激情奮爭」、人的「獨立」等等。但馬克思與亞里士多德和斯賓諾莎不同，後兩者的倫理學是建立在一套系統的心理學基礎上的，而馬克思的著述幾乎不涉及心理學的理論。除了區分恆定的驅動力（如饑渴、性慾）和由社會產生的應變驅動力等個別術語外，我們很難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與心理學有關的闡述，甚至在他的追隨者的著作中亦不多見。這並非因為馬克思對心理學興趣不足，或缺乏對心理現象進行分析的能力（從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們關於無意識動機的具有深刻見解的大量分析，這些分析即便在富有天賦的精神分析學家看來亦屬精妙）；而是因為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動力心理學（dynamic psychology）尚未問世，他無法將此應用於研究人的問題上。馬克思於1883年逝世，而弗洛伊德在馬克思逝世十多年後才開始發表他的論著。 弗洛伊德創立的心理學分支對馬克思的分析而言是一種必要的補充，雖然它亦面臨許多不同的修正。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種動力心理學。它要分析的是各種精神力，那種使得人們發生行為、動作、感情、念想等的動力。這些動力不總是昭然若揭，而是需要人們從一些可觀察的現象中漸次加以推斷，並對它們的矛盾形式和轉換形式加以研究。若一種心理學對馬克思的學說產生補益，它就必須同時關注這些精神力的演變，即在一個人所參與的社會活動中，人的需求與社會歷史現實不斷相互作用的一個進化過程。它必須問世甫始就定義成為社會心理學。最終它鬚髮展成為批判心理學，尤其是對人的意識持批判態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滿足了這些基本條件，但它與馬克思學說的關係既沒有被多數弗洛伊德學者們領會，亦沒有被多數馬克思學者們領會。二者未能關聯的原因顯然出自雙方。馬克思主義者因襲了忽略心理學的傳統，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只在機械唯物主義的框架下發展他們的理論，這對弗洛伊德偉大發現的進一步深化是一個局限，與「歷史唯物主義」也不兼容。 其間，新思潮不斷湧現。最值一提的是馬克思人本主義理論的復甦。許多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尤其是一些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學者，亦有西方國家的學者，越來越意識到馬克思理論需要同關於人的心理學理論結合起來；他們同時亦越來越意識到社會主義必須滿足人對建立自我定向和奉獻系統的需求，也需要回答人是什麼、生活的意義和目的何在這類大哉問。這才是倫理道德規範和精神發展的基礎，而非那些空泛的話語——諸如「只要為革命（工人國家、歷史進步，等等）服務，就是好的」。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陣營里對作為弗洛伊德學說支柱的機械唯物主義的批評呼聲也日益增多，導致了一場對精神分析學重要的重新評估，特別是對性慾（libido）理論的重新評估。因為馬克思和精神分析學說雙雙都在向前發展，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結合雙方理論的認識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他們應該認識到使用一種動力心理學、批判心理學、社會主導心理學來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應該認識到，馬克思的理論是以人為中心的，如果它既不想脫離人類現實，但又不引入心理學的要素，是無法作為理論維持下去的。在接下來的篇幅里我會提出一些已經引起討論，或人本主義精神分析學者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2] 首先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即某種群體（比如民族或階級）共同擁有的性格基體，這個基體有效地決定了其成員的行為和思維。社會性格是從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中特別發展出來的，弗氏性格概念的中心是性格的動力本質。弗洛伊德將性格看作追求滿足各式各樣的性慾衝動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呈現，也可說是精神能量的呈現——導向實現某些特定目標的、出自某些特定淵源的精神能量。在他的口欲期、肛門期、性器期的性格概念中，弗洛伊德推出了一套人類性格的新模型，將人的行為解釋成獨特的激情奮爭的結果。弗氏假定這些激情奮爭的方向和強度是孩提時代在「引發性慾的區域」（口唇、肛門、性器）中發生相關體驗的結果，除了體質上的因素外，父母的行為是導致這種性慾發展的主要原因。 社會性格的概念指代一個群體共有的性格結構的基體。它假定形成社會性格的最根本因素是生活實踐，即由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的社會層理構成。社會性格是精神能量的一種非常特殊的結構，它可在任何一個既定社會塑造，目的是對這個既定社會的功能有所助益。每個普通人想做和應該做的工作保持一致，這樣社會就得以利用人的能量按其目的正常運作。在社會進程中，人的能量只有一部分作為簡單的體力能量體現（如勞動者的耕田或築路），而另一部分則通過精神能量的特殊形式體現。一個靠攻擊和掠奪其他部落為生的原始社會成員必須擁有一種鬥士的性格，對戰爭、殺戮、搶劫表現亢奮。而平和的、從事農耕的部落成員則反對暴力，所以他們更傾向於互助合作。封建社會只有在它的成員努力做到對權勢百依百順、對上級官宦尊崇有加時才會運作良好。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渴望工作、遵紀守時、以掙錢為要務，以通過生產和交換獲得利潤為生活主旨，只有在這種情形下，社會才能興盛。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人們樂於積蓄，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則需要人們熱衷花錢和消費。社會性格是這樣一種形式，它塑造人的能量，使之在社會進程中作為一種生產力發揮作用。 社會性格通過該社會一切可動用的影響手段來不斷強化，這些手段包括教育系統、宗教、文學、歌曲、玩笑、習俗，尤其是父母培養孩子的方法。這最後一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個人的性格結構在人們五至六歲的孩提時代很大程度上已經成型。而傳統精神分析學家認為父母的影響本質上不是一種個人的或偶然的行為。父母是主要的社會動因（agents of society），既通過他們自身的性格又通過他們的教育方法起作用；各對父母的作用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這些差異通常不會減少他們在創造一個共同嚮往的社會性格基體過程中的影響力。 在任何既定社會，通過生活實踐塑造社會性格這種概念的形成有一個條件，即對弗洛伊德性慾理論的修正；性慾理論是弗氏性慾概念的基礎，它又以機械論概念為基礎：人像一部機器，性慾是其除了自我保護驅動機制以外的能量來源，由「快樂原則」調節，將過盛的性慾張力降至正常水平。我對弗氏這一概念一直試圖提出不同的見解，指出（《為自己的人》）首先作為一種社會化存在的人，其種種努力都是為了滿足與周圍事物一致的「同化」需求和與周圍人一致的「社會化」需求而展開的，而他所在的社會結構又決定了占據他主要激情的「同化」與「社會化」的種種形式。這個概念上，人的性格形成乃出自他的奮鬥激情——以他人與自然為目標，以及與世界關聯的需求。 社會性格的概念回應了馬克思理論中未能徹底解釋的一些重要問題。 為什麼一個社會能夠成功俘獲大多數成員的忠心——即便這些成員已經飽受體制之苦，即便理性已經告訴他們效忠這個社會最終會戕害自身？作為人類，他們為什麼不能看清他們的真正利益，而被那些由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和洗腦運動炮製出來的虛假利益所迷惑？為什麼他們對階級狀況的意識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意識不像馬克思所期望的那樣發生應有作用？問題的答案就藏在社會性格的現象中。一個社會一旦成功塑造了普通百姓的性格結構，讓一個人愛上其不得不做的事，人就會對社會強加的條件無怨無悔。正如易卜生筆下的一個人物所言，「他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因為他只想那些他能做的事。」毋庸置疑，一種社會性格如果說只會滿足於逆來順受，它就是一種有缺陷的性格。但不論是否有缺陷，一個社會需要唯唯諾諾的人來使其運作的話，這種性格就完全達到了目的。 社會性格的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一個社會物質基礎與其「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人們慣常將馬克思主義所謂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僅僅解釋為經濟基礎的反映。但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的實質闡述得其實並不充分。動力心理學理論使我們看到社會培養了社會性格，反過來社會性格則傾向於產生和維護能與之相適應的並有益於其成長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但我們不能僅僅看到經濟基礎在形成社會性格中起作用，而社會性格又創造了某些思想體系；我們還要看到這些思想體系一旦確立，便會對社會性格產生影響，並間接地影響社會的經濟結構。我在此強調的是：社會性格是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普遍的理想觀念之間的一項居中的介質。這個中介具有雙向調節的作用，既以經濟基礎構建理想觀念，又以理想觀念構建經濟基礎。下圖簡示了這一概念： 社會性格的概念得以解釋人類的能量如何像其他原材料那樣，被一個社會用來滿足其需要和實現其目的。說到底，人是最柔韌的自然力之一。人能夠被用來滿足幾乎任何目的；能夠被調教得會仇恨或會合作，會俯首帖耳或會特立獨行，會安於磨難或會享受幸福。 這一切都言之成理，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另一個真理：人只有在充分施展各項能力時，才能解決生存問題。一個社會在人身上造成的缺陷越大，人就越不健康，即使在意識層面人對自己的命運可能無可挑剔，但是在無意識的層面，他是不滿的；這種不滿醞釀著某種要素，使其傾向於並最終改變造成缺陷的社會模式。如果不能這麼做，人所處的那個有著特殊病原的社會就會逐步消亡。當新的生產力與社會組織的舊有模式發生矛盾時，會觸發社會變遷和革命，但不限於此；當非人道的社會環境和人類不可改變的各項需求發生矛盾時，同樣會觸發社會變遷和革命。人可以接受加諸其身的幾乎任何事，但仍有一個臨界點。人為自由而戰的歷史最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原理。 社會性格的概念不僅是一個引發普遍觀察的理論上的概念，它在經驗主義的各種研究——旨在找出一個既定社會或社會階級中不同類型的社會性格的發生情況——亦體現出它的作用和重要性。假定「農民性格」被定義為個人主義的、善於囤積貯藏的、頑固的、難以在合作中被取悅的、極少時間觀念和守時概念的，這一各種特徵的綜合體絕非簡單加總，而是一個充滿能量的結構。如果有外力企圖改變這一結構，便會遭到激烈的抵抗，形式由強硬的暴力到沉默的蓄意阻撓都可能；即便賦予他們經濟上的好處亦不容易產生改變效果。這一綜合特徵的存在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在農民的生活中已經延續了數千年。另一個例子是式微的下層中產階級，不論是使希特勒上台的下中層，還是美國南部貧困的白人。這個階級缺乏文化上任何正面的激勵機制，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怨天尤人，他們被前行的社會洪流遺落在後，他們對那些破壞了自己一度擁有的自豪形象的人們充滿仇恨，於是滋生出了一種嚮往死亡（戀屍）的、對血和土產生強烈病態固戀的，以及強烈族群自戀（後者表現為狂熱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混合性格綜合體。[3]最後一個例子：產業工人的性格結構包含準時、遵守制度、具備團隊合作精神等要素，這些是一個產業工人有效行使其功能的最起碼的綜合素質。（其他一些差異，如依賴或獨立、興趣或冷漠、主動或被動，在目前的結構中都忽略未計，雖然它們對現在乃至將來的工人性格構成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社會性格概念最重要的應用，在於將馬克思展望的一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性格和十九世紀的旨在占有資產和財富的資本主義社會性格區別開來，並和二十世紀（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的社會性格區別開來，最後這種社會性格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裡，已史無前例地普遍成為一種消費人（homo consumens）。 消費人的主要目標首先不是擁有物質，而是消費越來越多的物質，以此彌補內心的空虛、怠鈍、孤獨、焦慮。在一個以巨型企業和龐大的工業、政府和工會官僚政治為特徵的社會，失去對工作環境控制能力的個人感到的是無奈、孤立、厭倦、煩躁。與此同時，有著盈利需求的大型消費產業通過媒體廣告將其變成了一個饕餮之徒，一個對消費貪得無厭的人，把一切都視作消費品，從煙、酒到性生活、電影、電視、旅行，甚至連教育、書籍、講座都不能倖免。人為的新式需求不斷湧現，人的品位已經受到操縱。消費人性格更極端的表現形式是一類著名的精神病理學現象。在抑鬱症或焦慮症的病例中，不難發現患者以暴飲暴食、瘋狂購物、酗酒等行為來代償隱匿在深處的內心壓抑和焦慮。弗洛伊德將對消費抱有強烈欲望的某種極端形式稱為「口欲接受性格」，這種形式在今天的大工業社會裡正在成為占主要地位的精神力。消費人被幸福的幻覺籠罩，在無意識里則深陷無聊和倦怠不能自拔。對機器的控制能力越強，對作為人類的自己的控制能力就越弱；消費得越多，就越像一個奴隸，被產業系統製造和操縱的日益膨脹的需求縛住手腳。消費人將刺激和興奮誤作愉悅和幸福，將物質舒適誤作生機活力，滿足貪求無度的欲望成了生活的意義，為滿足欲望而奮鬥變為一門新的宗教。消費的自由成了人類自由的核心。 這一消費精神與馬克思展望的社會主義社會精神背道而馳。馬克思清楚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危險。他的目標是這樣一個社會：人不追求有很大一筆財富，或用很大一筆財富，但人本身就是很大一筆財富。他要將人從物慾的鎖鏈中解脫出來，這樣人可以時刻保持清醒、保持活躍、保持敏感，而不會成為貪慾的奴隸。「生產過多有用之物，」馬克思寫道，「導致產生過多無用之人。」他要消除極端貧困，因為貧困妨礙人的全面成長；他還要消除極端富裕，因為人會變成貪慾的囚徒。他的目標不是消費的最大化，而是消費的最優化。最優化消費保證人能滿足其真正需求，那是使其過上更為完整而豐滿的生活的手段。 資本主義精神以滿足物慾為目標，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它們的計劃經濟，應該可以抑制人的物慾，但歷史上的諷刺事件之一，恰是前者正在戰勝後者。這一過程自有其邏輯。在歐洲一些相對貧窮的國家中，雖然共產主義思想取得勝利，但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成功地對這些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社會主義的勝利變成了在社會主義的精神框架內與資本主義採取一樣的手法來進行成功的競爭。社會主義處於一種瀕危的境地，即它們正在倒退為一種機制，其主要目標就是使貧窮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實現工業化；他們追求的是一個發展經濟生產的社會，而非發展人的社會。這種發展觀由蘇聯共產主義社會進一步坐實：他們接受的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一種粗糙版本，卻效法資本主義國家所為，與以馬克思為最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人本主義精神傳統漸行漸遠。 毋庸諱言，社會主義國家尚未解決滿足其人口合理的物質需求的問題（即便在美國，亦有百分之四十人口的生活達不到「富足」程度）。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而言，頭等大事是要隨時警惕最優化消費目標輕易滑向最大化消費目標的危險。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任務是研究人類需求的本質，找出劃分兩類不同需求的標準：一類是滿足人們處於思維活躍、感官靈敏狀態的真正的需求；另一類則是資本主義打造的人為的需求，後者傾向削弱人的意志，使人更容易倦怠，被自己的物質慾念束縛。 我在此強調的不是限制生產，而是說當個人消費的最優化需求得以實現之後，應該將更多的生產手段投向社會消費的層面，如學校、圖書館、劇場、公園、醫院、公共運輸，等等。高度工業化國家不斷增長的個人消費意味著競爭、貪婪、嫉妒這些意念不單由擴大私有財產引發，也由毫無節制的私人消費引發。社會主義理論家必須著眼於這樣的事實，即人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旨在建立一個工業社會，其生產模式的服務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養全能人，而不是培養消費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工業社會。 有一些經驗主義的方法可以幫助進行社會性格的研究。這類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不同類型的性格綜合體在一個總人口內和其在各個階級中的發生情況，在綜合體內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深度，以及那些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的或對立的因素。所有這些變量使人能對現存性格結構的力度、演變進程，以及促其變異的手段等等得到一種深入內在的見識。這種見識對從農業向工業轉型的國家來說無疑十分重要，對探討從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環境——即異化的環境——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環境轉型的工人問題來說，同樣十分重要。再者，這些研究可以作為政治行動的各種指引。我只要了解民意調查中群眾所確定的政治「輿論」，就能判斷他們在近期可能如何行動。如果我想了解諸如種族主義、主戰或主和思維等精神力的強度（此刻未必在意識層面彰顯），社會性格研究就能見微知著地看出這種潛在支持的程度和方向；這些精神力足以操控社會進程，並只有在某個時期之後才得以彰顯。[4] 限於篇幅，本文不克詳盡討論如何獲得上述性格數據的各種方法。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即避免犯這樣的錯誤：將某些意識形態（經過了合理化）誤作（通常是無意識的）內心現實的表達。其中一種被證明是十分可取的方法叫做開放式自由回答問卷調查，它的答案可以透露答卷人未措意的或無意識的想法。在回答「誰是您欽佩的歷史人物？」問題時，我們就可以比較這樣兩組答案：一組是「亞歷山大大帝、尼祿、馬克思和列寧」，另一組是「蘇格拉底、巴斯德、馬克思和列寧」。據此我們推斷給出第一組答案者尊崇的是強權政治和絕對控制的人，而給出第二組答案者尊崇那些為生活本身目的而奮鬥。造福於人類的人。通過採用寬泛的投射問卷調查，即有可能勾勒出關於某人性格結構的一幅八九不離十的畫面。[5]其他投射測試（projective tests）包括對感興趣的笑話、歌曲、故事及其他可觀察的行為進行分析（對精神分析觀察而言，不起眼的「小動作」尤為重要），這些測試數據均有助於獲得正確的結果。在方法上，研究的主要重點應放在生產模式及其相應的階級層理，放在最具深遠影響力的性格特徵及其形成的綜合體，以及這兩組數據之間的關係上。應用階級層理的取樣，調查人數不必達到一千人，就可以看出整個族別或大型社會階級的概貌。 分析的社會心理學另一重要方面是弗洛伊德稱為「無意識」的概念。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無意識主要關注的是個體的壓抑機制，而結合馬克思理論的社會心理學學者最關心的問題應該是「社會無意識」。這一概念指的是在各種大型群體中常見的內心現實受到壓抑的情況。每一個社會都想方設法不讓它的成員，或某個特定階級的成員，覺察到某些衝動，因為在他們進入意識層面時，這些衝動足以導致「危險的」社會思潮或行為。這時社會必然啟動有效的審查機制，但審查印出來的文字或說出來的話為時已晚，應該防思想之患於未然，亦即是說，要對危險的意識進行抑制。當然，社會無意識的內容因社會結構形式不同而大異其趣：冒進、反叛、依賴、孤獨、憂愁、厭倦，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受壓抑的衝動必須一直保持在壓抑狀態，並以否定的，或者肯定其反面的意識形態取而代之。在當今大工業社會裡，意識形態教育那個倦怠的、煩躁的、苦惱的人，讓其覺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充滿樂趣。其他社會裡，意識形態則教育那個被剝奪了思想和言論自由的人，讓其覺得幾乎已經處於最完美的自由狀態，即使當時只有其領導才能以所謂的自由名義說話。某些體制壓抑人們熱愛生活，卻培植人們鍾情財富。另一些體制壓抑人們對異化的意識，而宣揚「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異化」的說教。 還有一種方法解釋無意識現象，即黑格爾和馬克思所說的，當人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在自由地作出決定時，其實是各種強制力量形成一個整體作用在人的背後作祟；或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經濟人，在冥冥中支配其提出的目標。」對斯密而言，這隻看不見的手還算是一隻善意的手，對馬克思而言（弗洛伊德亦同）這隻手則極其危險，必須去除它的偽裝，以解除它的效力。意識是一個社會現象，馬克思認為很大程度上意識是虛假的，它不過是壓抑的影響力在起作用。[6]無意識與意識一樣，也是一個社會現象，取決於「社會濾網」的篩選——大部分真實的人類體驗從無意識到意識的上升途中被過濾了。這一「社會濾網」主要包括語言、邏輯和社會禁忌；它被各種意識形態（經過了合理化）打扮起來，使人主觀上感到自己所體驗的是真實的。但在現實中，這些意識形態只是經由社會生產出、並在社會上共同分享的虛幻意境。這種對意識以及壓抑機制的解釋可以通過經驗主義觀察來證明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論斷是確當的。 這些討論的結果引出弗洛伊德教義主導和馬克思教義主導的精神分析的理論上的另一差異。弗洛伊德認為實際產生壓抑的原因——受壓抑的最重要內容為亂倫的欲望——是出於對閹割的恐懼。我的看法與此相反，我認為在個人與社會層面上，人最深的恐懼是與他的同伴徹底隔絕、被同伴完全排斥。與之相比，甚至死亡的恐懼都要來得容易承受。社會拿這种放逐來進行威脅，讓人強制接受它的壓抑指令。如果你拒絕否認某些壓抑體驗的存在，你就受到孤立而失去歸屬感，你無法發生關聯，你會瀕臨精神錯亂的邊緣。（精神錯亂的特徵其實是一種完完全全不能和外部世界發生關聯的病態。） 馬克思主義者通常推斷在人的背後起指導作用的是經濟勢力及其政治代表物。精神分析研究表明這一概念失之狹隘。社會是由人構成的，無論最原始的社會還是最進步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具備某種激情奮爭的潛能。這種人類潛能作為一個整體，是由每一個富有特色的既定社會的經濟和各種社會合力塑造而成的。這些社會集成力量產生一種特定的社會無意識，亦在壓抑的因素和某些既定的個人需求之間引發特定的衝突，而那些既定的個人需求正是一個精神健全者正常發揮其功能的關鍵，如某種程度的自由、激勵、生活的興趣、幸福等等。如前所述，革命的產生其實不僅表達了新的生產力的訴求，也表達了人性中受到壓抑的成分的訴求，只有在兩者結合的條件下，革命方能成功。壓抑，無論由個人情況造成還是社會環境造成，都使一個人扭曲，使其分裂，喪失完整的人性。意識代表了由某個既定社會決定的「社會人」；無意識則代表了我們中的普通人，那些善惡兼備的完整的人，證明了泰倫斯（Terence）的名言：「我相信：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I believe that 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巧的是馬克思亦偏愛此語。） 具有深度的心理學還為一個問題提供了某種思路，這就是人性的本質，它在馬克思理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馬克思本人並未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一方面，特別是在1844年之後，馬克思不想用形上學的、離開歷史事實的方法去闡述這個問題——幾千年來許多統治者使用著「人的本質」的概念，每一個統治者都力圖證明他們的規章和法律針對的是亘古不變的「人性」。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反對一種相對論的觀點，把人之降世看作一張白紙，每種文化都可以描摹它的文本。如果這是真實的，又何以解釋這種普遍現象，即一個既定社會倘若用強力迫使它的成員按既定形式生存，其間人必定會不停反抗？但假設馬克思心目中沒有一個能夠使「缺陷」成為可能的「人性的原型」，那他在《資本論》中運用「有缺陷的人」的概念時又基於什麼？對於人的本質，一個基於心理學分析的論斷是，從古往今來一以貫之的實體的意義上說，「人的本質」是不存在的。我認為，答案可以向這樣的事實去尋求，即人的本質正存在於「囿於自然」和「超越自然」這樣一對矛盾中：一方面人來到這個世界不是出於自身意志，離開這個世界又違背其意志，時間和地點都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人超越自然不是憑本能的賦予，而是憑其具有意識這樣的事實——對自己的認識、對其他人的認識、對過去的認識、對現在的認識。人，這個「自然的怪胎」，若非找到一種新的統一形式來解決矛盾，就會感到無法忍受的孤獨。人的生存之道的這種根本對立促使其去尋求一個化解矛盾的方案，去尋求那個其一面世就受到生活拷問的答案。關於如何實現統一的問題，有幾個可以確定但不完美的選擇。人可以倒退回動物的狀態，放棄屬於人的功能（如理性和愛），變成奴隸或奴隸主，將自己物化，通過這些方法都能統一上述矛盾；但人也有另一個方法，即將所特有的能力發揮到這樣一種程度，俾其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不僅是一個掙脫鎖鏈的自由人，而且是一個把盡情發揮所有潛力當作人生目標的自由人，一個將生存之道繫於自身創造力的自由人——由是達成自己和其他同類的新的統一，以及和自然的新的統一。人的「進步動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應其解決生存矛盾之需求所驅策，這種矛盾在人類發展的每個新階段都會反覆出現。這種矛盾，或者說人的各種不同的、相反的可能性，構成了人的本質。 總而言之，這篇文章權作引玉之磚，將一種辯證及人本導向的精神分析法作為一個重要觀點介入馬克思學說。我相信馬克思主義需要上述定義的心理學理論，精神分析也需要結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如此綜合將使這兩個研究領域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