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十八章　白禍

我的朋友丁文江博士曾對我說，「洋鬼子」（foreign devil）不應理解為辱罵，而是動物學裡的定義。人類有黑眼睛和黑頭髮；魔鬼有紅頭髮和綠眼睛。因此，外國人屬於後者。這簡單明了、無可爭議，就像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e，瑞典植物學家）依據植物的生殖器官將植物加以分類一樣。 根據他的類比，這位精明博學的博士當然正確。但是，在擁擠的大街上，當孩子們或者憤怒的暴民圍追堵截一位外國人，怒斥其為「洋鬼子」時，這就是罵人的話了。 儘管中國人素有克己自律、圓滑老練、和藹可親的優良品質，但他們總是斜眼盯著外國人，對異域的蠻夷謹慎設防，究竟原因何在？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直到最近，中國人一直深信，天朝上國有普世文化、人口眾多、地大物博、博大精深的文學和藝術。 天朝上國的周邊是一些蠻夷部落，他們尚武好戰，有時挑起事端。但是在文學、教育和治國理政等方面，他們還差得遠。蠻夷的頭領們定期向皇帝進貢。當天子在北京召見他們或其使者時，他們要叩頭，即伏身跪拜，以頭叩地。 北方的遊牧民族，先是蒙古人，而後是滿族人，都曾揮師南下，並分別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他們馬上打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之後都衰落了。然而不久後，這些蠻夷王朝顯露出漢族文化的特徵，他們的占領也主要是軍事上的征服和政治上的統治而已，對於漢族的精神傳承則影響甚微。 漢族成功地東山再起，又成為核心、領先、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民族，直到他們遇到新興且強大的因素。他們有充分理由稱這股力量為「白禍」。 西方的工業革命和歐洲爭搶地盤的政策推進到遠東，都給中國帶來了新形勢。為了適應新形勢，中國不斷地艱難探索。在《滿人與革命》那一章，我們已經指出了這種探索的一些鮮明特徵。 縱觀18世紀和19世紀頭20年間歐美列強與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19世紀初時，在東方橫行霸道的英、俄、法三國在技術裝備上遠遠不及它們如今的水平。船堅炮利的西方軍艦，列隊侵入中國領海，耀武揚威、抗議「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的遠征軍，以懲罰義和團之名，攻入北京。毫無疑問，晚清政府無力招架。但是，當時的西方技術裝備遠不及當下的水準。西方發明和完善了各個領域的新機器設備，就像雪崩一樣，來得快，猝不及防；去得也快，轉瞬即逝，這可能預示著如今西方文化的短暫輝煌。白人在自然科學領域捷報頻傳，一路高歌猛進，走向前方更宏大的目標。 洋鬼子持續增強的實力，及其研發恐怖死亡機器的無限潛能，讓落後的晚清統治者感到疑惑不解、坐臥不安。 但是如今中國人已經從慘敗中吸取了教訓。洋人煞費苦心終於在1875年才修成了上海到吳淞的一段鐵路，竟被清政府贖回並勒令全部拆除。從那之後，其他主張占了上風。德英兩國分別承建了津浦鐵路；德國修建了膠濟鐵路；比利時和法國修建了盧漢鐵路（北京盧溝橋至漢口）和隴海鐵路；法國在雲南修建了滇越鐵路；俄國和日本也在東北修建了鐵路。 北京城牆旁的鐵道 中國工程師詹天佑修建了京綏鐵路1，該路段穿過了困難重重的南口。這段鐵路設計精妙、堅如磐石，被美國鐵路建造業的同行公認為中國工程的典範。 中國人迫不及待地掌握了外國人的所有技術發明：機關槍、迫擊炮、飛機、無線電報、暖水瓶、電影放映機、理髮工具和自來水筆。 在精神層面，中國人也對西方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學生們讀尼采的書，用漢語表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學生群體中廣受歡迎。北京的一個油畫流派遵循著西方的藝術原則。大都市的小資青年都崇尚爵士樂和短髮。吸食鴉片也「與時俱進」，搖身一變，成了注射嗎啡。沿海大城市裡，這種毒品廣泛流傳於拉洋車的車夫們中間。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歐洲列強的軍事和技術裝備得到了大幅改進，但是它們政治理想的進步卻不大。儘管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各國官方都做出了各種保證。事實上，它們對土地和權力的貪婪沒變，殖民政策中對弱勢「有色人種」的漠視也沒變。 歐洲列強在19世紀末對晚清的暴力征服政策，必然導致1915年日本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英國正有條不紊地悄悄加強其在西藏的影響力；俄國又試圖組織蒙古成為其附庸。幾年前，法國曾想把天津的一部分土地據為己有，但與中國談判未果。一天早上，法國警察悍然占領了該地區，造就了「既成事實」。這種做法激起了他國對法國的冷漠，但很快一切都被淡忘了。法國也得償所願，繼續占有該地區。 俄國和日本，作為與中國接壤的近鄰，有天然的優勢通過友好方式在中國爭取利益。但令人吃驚是，因為兩國的所作所為，他們失去了本應觸手可及的支持。 由於兩國人種都是黃種人，日本在華的地位尤其有利。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發展迅猛，一躍躋身強國之列。它憑藉「富國強兵」，有絕佳的機遇成為亞洲的老大。它本應保護準備不足的中國，來抵制歐洲列強咄咄逼人的政策。當然，日本政治家心中也明白，這項任務偉大且鼓舞士氣。但是，日本覺得需要為激增的人口尋找出路，這使日本採取了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列強更冷酷無情的行動方案。還應指出，中國有肥沃的平原和豐富的礦產，這些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閥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因為日本自然資源匱乏。後果就是，日本利用軍隊、外交壓力、工商代理進行滲透。這一政策讓日本控制了大量適合農業移民的地區，還有許多中國最珍貴的礦場。同時，這也讓中國人強烈懷疑並暗中憎恨日本。日本侵略政策的兩次巔峰分別出現於1915年和1919年。1915年的「二十一條」企圖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屬國。1919年「安福系」為了繼續掌權，通過向日本借貸，抵押了國內大量極珍貴的資源給日本。「安福系」後來徹底垮台。但整體來看，儘管日本咄咄逼人，中國人對時局的正確判斷和獨特的消極抗日能力基本成功了。這種成功體現在，自1919年之後，日本採取了更加懷柔的政策：經常提及日中兩國的歷史淵源和友好傳統；在聲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類似「門羅宣言」）的基礎上「發展日中友誼」。 曾經的俄帝國意圖非常明顯。有目共睹的是，它向東經過西伯利亞平原的原始森林，一路直達太平洋沿岸。但是，這裡的海岸線是常年被冰封凍的。由於渴望更溫暖的海洋，它轉而向南，到達中國的東北。日俄戰爭的重創，使得俄帝國相對收斂了許多。但是，中國人確信，它依然本性不改、虎視眈眈。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了。這一場暴風驟雨，把貴族統治下的帝國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偉大實驗田。蘇聯政府的對華態度也煥然一新。新政府的領導人主動放棄了所有本國領土之外的土地訴求，以及之前與其他列強通過辱華合約而得到的其他好處。他們聲稱其他大國的對華政策是帝國主義行徑，對「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表示支持並大加讚賞。此外，1924年中國與蘇聯簽訂新的協定時，由於兩國都是幅員遼闊、舉足輕重的大國，蘇聯政府提議，把中蘇兩國關係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這一提議，極大地滿足了中國的民族自尊心。經過蘇聯的精心設計，中蘇雙方互派大使。其他列強在中國的外交使節僅僅是公使級別，這使蘇聯的駐華大使仿佛鶴立雞群。他國的公使們一度很傲慢，之前不願承認蘇聯使節們的能力和才智，但經過蘇方的這一大膽舉動，現在發現自己在蘇聯駐華大使面前低人一等了。 這一嶄新的起點令他國羨慕。從此以後，中國唯獨對蘇聯更加親近。但是，後來諸多原因導致中國人公開譴責這一結果。例如，僅中國北部的中東鐵路，兩國就有嚴重分歧，因為蘇聯在中東鐵路上占有太多的利益。 在中國的附屬地外蒙古，新成立的蘇聯也深度滲透、控制了政府和軍務。起初，蘇聯紅軍入侵外蒙古是因為新政權要根除白俄的殘餘勢力。這些白俄視外蒙古為最後的集結地，他們也沒有被北洋政府解除武裝。但是，當白俄被消滅後，在外蒙古首都庫倫的蘇聯人貌似已經紮根下來。曾經的外蒙古政府被年輕的新政府取代，新政府與蘇聯人密切合作，並在蘇聯軍官的領導下組建了蒙古人民軍。 如果以上事件僅僅和中國遙遠邊界上發生的事件相關，倒也無關緊要。考慮到其他列強編織了大量謊言來抹黑蘇聯，可想而知布爾什維克必定在中國境內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工作來維護形象。孫中山和他在廣東領導的國民黨公開與蘇聯共產黨合作。蘇聯也在上海開展了宣傳工作。據說，馮玉祥和他的西北軍也得到了蘇聯的援助，而最近他本人還在莫斯科受到款待。此時他正在北京北部與張作霖和吳佩孚作戰。後果是，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局勢異常緊張，因為北洋政府的首要目標就是消滅馮玉祥。 蘇聯積極支持馮玉祥，日本則協助張作霖，雖然是以比「蘇馮聯盟」更加隱蔽的形式。在馮玉祥和張作霖衝突的背後，實際上是蘇聯和日本的對抗，這兩國是爭奪東方霸主的宿敵。沒有什麼比外國勢力捲入中國內戰更讓愛國知識分子震怒了。以金錢和軍用物資為形式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幫助敗軍之將東山再起。外國的干涉使任何強者都無法將對手斬草除根，進而統一全國，所以干涉實質上延長了內戰。 由於美國外交官們對中國展示出的公正和考慮周到，列強之中，美國的地位令人尊敬。 在19世紀臨近結束時，歐洲列強們瓜分了中國的沿海地區（請參考《滿人與革命》一章），他們的「勢力範圍」威脅到整個中國的領土。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給歐洲列強和日本的通知照會中提議：要保證中國的民族獨立；各國在中國享有平等的權利。海約翰提議背後的原則被稱為「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只有英國充分肯定這一政策，但是他的照會有力地幫助美國打擊了其他列強在華建立「勢力範圍」的計劃。 義和團運動後，中國要向各國賠款。1908年，美國政府決定從中國向美賠款總額中退還其中將近1100萬美元。正是用這筆錢，在北京城西北角之外建立了清華學堂，學堂的目的是派遣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從正式運營的1911年起，該學堂大概派遣900名學生赴美。毫無疑問，這有助於在中國傳播對美國文化的興趣和熱愛。 庚子賠款是分多年分期支付的。最近，美國又帶頭髮起了退還所有庚子賠款的運動。美國政府已經向中國歸還了所有的賠款，用以發展中國的科學和文化等事業。管理這筆經費的委員會有十一名成員，其中八名是中國人，只有三名是美國人。 英、日、法、俄這四國也宣布願意放棄中國尚未支付的餘款，省下來的這筆錢最好用來發展中國的教育。但是，比起美國政府，四國政府顯示出對這些基金有更強的控制欲。例如，英國人幾乎壟斷了其名下的基金會，僅允許一位或最多兩位中國人進入。日本人則想讓東京的外務省來領導位於中國的教育基金會。經過漫長的談判後，他們才同意基金會的成員中，兩國代表各占一半。 中國人民熱情稱讚美國的做法，對於英日處理類似問題的做法，則深表懷疑。 因為倡導門戶開放政策，海約翰在中國人中備受好評。最近，美國政治家們在中國又取得了新的勝利。 為了報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貢獻，協約國把原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劃給了日本。中國雖然較晚時才加入協約國，而且並未直接參與戰事，但是由於中國派出大批苦力做志願軍，在後方提供了寶貴的後勤支援。所以，中國認為有權收回德國曾經強占的青島及其在山東霸占的礦權和鐵路。但是《凡爾賽和約》的決定有利於日本，激怒了中國，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在1921年華盛頓召開的裁軍會議上，美國幫助中國取得了更好的解決方案。日本承諾把曾屬於德國、後據為己有的山東利權歸還中國，之後也履行了協議。 會上，英國也承諾把威海衛歸還給中國，儘管雙方進行了長期談判，目前尚未歸還。 我在本章中使用「白禍」這種措辭，肯定讓很多讀者震驚。之所以用「白禍」，部分原因是1890年代列強們對中國的掠奪性政策；部分原因是外國人控制之下租界內的管理不善，這導致了我在《上海的五卅慘案》那一章中所描述的於去年爆發的悲慘事件。 白種人耀武揚威地橫行於世界，鋪路的卻是侵略者們屠戮當地人民後的累累白骨。 白種人在北美大陸定居後發了橫財、蓬勃發展，他們人多勢眾、逐漸排擠了文化相對落後的族群。在野外生活中，那些生龍活虎的土著們開發出高度發達的機能，他們至少有生存的權利。 在白種人占領全球的過程中，最黑暗的就是西班牙人征服了大部分的美洲大陸。蒙特祖瑪（Montezuma）和印加文明（the Incas）曾是美洲最發達的土著文明，但是他們的王國被殘忍地夷為平地了。 印度古文明的家園、澳大利亞輝煌的石器時代世界、非洲的大草原和雨林，更不用說兩極地區白雪覆蓋的海岸，都有萬惡的侵略者肆虐的痕跡。「有色」人種，還有陸地上、海洋里的大型野獸，都被驅逐和屠戮。征服摩洛哥的槍炮聲剛剛消逝。甚至南太平洋那些沐浴在陽光下的小島，也難逃厄運，因為外國人帶來了險惡的烈酒、梅毒和肺癆。 了不起的是，位於遠東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成功頂住了白種人的進攻。這要歸功於日本快速且成功的革新，以及中國和平抵抗的驚人耐力。儘管此刻的中國內戰頻仍、亂成一團，但是列強們不再想著瓜分中國了。可以看到，中國一開始雖然無能為力，但這位東方巨人正在逐步贏回民族獨立。在「五卅慘案」中，外國人知道最後有所讓步是可取的，例如在關稅方面。尤其是美國，甚至討論過廢除治外法權。 外國人越早認識到這是對待中國唯一可能的方法，就越容易解決東亞這一道難題。最重要的是，讓中國人自行解決內部的紛爭。此外，在華的洋人務必謹記，自己只是客人。既然作為客人，就必須尊重並體諒主人家的風俗習慣。所有列強越早且越徹底地一致支持這種胸襟開闊的人道主義政策（迄今為止僅有美國支持），才能越早解決世界政治中最艱巨的難題之一。 在我力爭對待中國要公平的同時，我也絕不無視以下事實：各國駐京的大使館也有任務：要代表並維護其重要利益。 任務之一就是要保障各國對華貸款的安全。其中第一筆貸款是1913年北洋政府的重組貸款，高達2500萬英鎊，以鹽稅為抵押，由中外共同監管。近些年，這筆款項越來越多地被「我行我素」的將軍們沒收。任務之二更加重大，就是確定治外法權的問題。「治外法權」這一龐雜的短語，表述的是外國人通過條約在中國獲得的特殊地位，包括外國在華僑民不受中國的司法管轄，以及確保他們僅接受本國領事法庭的審訊和判決的特權。 「治外法權」同樣在日本和土耳其也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是，最近土耳其強悍的凱末爾政府毫不客氣地廢除了這些「投降條約」。 毫無疑問，北洋政府的「投降條約」也會不復存在。但很顯然，中國現在的司法體系專橫武斷、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穩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國那樣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護給外國人。要根據中國司法效率提高的進程，分步驟、分階段地廢除治外法權。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一方面，我強烈譴責列強們對待中國的某些方針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白種人大大拓寬了中國人的精神視野，並使其掌握了改善物質生活的強大槓桿。我十分要好的一位中國朋友曾經告訴我，西方世界給中國文化的最佳禮物就是科學的方法，即系統收集數據並藉助一切可能的比較方法去分析它們的能力。在這一方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非常願意感謝我們文化的貢獻。 然而除此之外，中國人更多的是懷疑。很多我們稱之為人生格言的話，在他們眼中要麼像枯葉，要麼更糟，是嘲諷的對象。 不管怎樣，我們可以欣然並自豪地斷言，大批曾在東方工作過的外國人贏得了中國人民的愛戴和敬重，因為他們技術精湛、清廉誠信、滿腔熱忱地對待職責。哪怕是經常處理棘手任務的外交官們，中國人只要提起他們中一些人的名字，也都是讚不絕口。 為中國政府工作過的外國人大多口碑不錯：他們從不收受賄賂，而且有很強的職責神聖感。其中很多人能力一般，還有一些人雖勇氣可嘉但力不從心。即便如此，還是有佼佼者脫穎而出，他們是我們的榮耀，也給中國人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上海的紀念像 愛爾蘭人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可能是這些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名的了。他重組了晚清的國內消費稅制度，並且使海關的工作走上正軌。海關的關稅成為清政府最可靠的收入來源，即使在最動盪不安的時期，海關也始終是穩定的財政支柱。赫德的改組工作不僅僅局限于海關的關稅。他還以奇高的效率創建了覆蓋全中國的郵政服務。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為了解決棘手的難題，他還身兼兩職。這員干將還幫助晚清發展了科學事物。他積極創建了北京的一所高等院校——京師同文館。他孜孜不倦、高瞻遠矚，海關掌控出版了優秀的統計信息，是了解中國最好的渠道之一。 安格聯爵士（Sir Francis Aglen）是現任海關總稅務司。他與赫德爵士不同，但他代表了另一種英國人的優良品質，那就是絕對的誠信和對自己職責的堅定信念。他致力於鞏固政府內部貸款，還讓海關免受外部的盲目影響。他兢兢業業、明智審慎，這使他成了為中國服務的外國人中的一位典範。 1913年北洋政府為了籌措重組貸款，以鹽稅作抵押，所以鹽稅管理要被重新安排，讓外國人也參與其中。英國人理察·戴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承擔並且出色地完成了這一艱巨的監管任務。戴恩爵士之前在英格蘭效力。當他來華走馬上任時，已經上了年紀，他腳步沉重，幾乎是在跛行。即便如此，他每天上下班都要步行很遠去位於財政部的辦公室。當他因公長時間出差時，年輕的部下吃驚地發現爵士耐力很好，而且鍾愛狩獵這一費力勞神拼技能的英國傳統運動。就像英國駐印度的公務員基普林（Kipling）一樣，他也是能文能武，無論是在辦公室、俱樂部，還是在叢林、沙漠，都同樣出色。雖然在重組工作中，他鐵腕應對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但這位老人依然贏得了中國人的敬重。 在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外國人名單上，誠然有不少人沒怎麼上過學，卻想在中國攀龍附鳳。但更多的是能力出眾、業務出色的骨幹。我想花點兒時間談談一個人，部分原因是我很樂於向這位備受欽佩和愛戴的同行致敬，還有部分原因是他風趣幽默、富有創意。他固然沒有承擔任何顯赫的領導職位，但是卻有技術在逆境中完成艱巨的任務。這位同行就是葛利普（Amadeus W. Grabau）教授，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學家，同時也是北京大學古生物學教授。 中國地質學會成員的集體照。最右側為葛利普教授。這一在近年來首先在古生物學、地質學和考古學方面有過重大發現的學會，都是中外科學家出色的合作範例（這幅照片是由當時大美利堅探險隊的成員，當時在蒙古工作的勃克教授拍攝的） 身為地質調查所創始人的丁文江博士，在歐美考察時曾四處詢問，目的是為中國地質調查所請回一位能幹有才的外國古生物學家。因其研究享譽國際，哥倫比亞大學的古生物學教授葛利普被選中了。他宣布自己願意離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學府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和在那裡的顯赫地位，前往北京去擔任薪資不甚豐厚的職務。 當葛利普抵達中國時，已將近52歲且飽受風濕病折磨之苦，這嚴重妨礙了他的體力活動。但是，即便身體備受折磨，他卻熱情似火：每天挑燈夜戰似乎已成為他的生活常態，工作之餘，他喜歡散步或者邀請朋友小聚，到他家中吃頓便飯。即便是他最年輕的學生，他也關懷備至、勉勵鞭策。他在北京奮鬥至今已有多年，根據廣大地質工作者和他的學生收集的材料，他已經完成了一部科學巨著，並受其學生崇敬不已。當地質調查所所長想要派他的兩名學生前往雲南進行機會難得的科考時，二人懇求暫留北京：「此刻我們的恩師病重，我們也知道他老人家時日不多。所以，只要還有時間，我們就想留在這裡，聆聽恩師的教誨。」 由洛克菲勒（J. D. Rockefeller）創立的協和醫學院的大門，一座讓人感到寧靜且壯觀的傳統中國建築風格，這所醫學院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是無與倫比的饋贈，也是促進中外合作的地方 協和醫學院通往一間實驗室的入口，請注意綠色琉璃瓦屋頂及其上面的動物，雕梁畫柱是傳統中國的風格，坡道石階是用漢白玉砌成的，中間御路的主題是龍 王寵佑博士（Doctor C. Y. Wang）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葛利普教授，他出身名門望族，如今是位成功的商人。一年前，他捐獻了一筆款項，用來打造「葛利普金質獎章」，以頒發給每年在中國地質學科研上有所建樹的學生。就在那一年，以葛利普的名字命名的第一塊獎章就頒給了備受敬重的葛利普教授本人。 總的來說，給中國捐款數目最大的外國人，據我所知，可能是從未踏上中國國土的美國石油巨頭洛克菲勒。據說他靠堅定執著積累了巨額財富。在仗義疏財方面，似乎他秉持了同樣的信念——矢志不渝，始終如一。 洛克菲勒捐款時，不像其他富豪那樣漫無目的、隨機四處撒錢。如果我沒弄錯的話，他會有條不紊地達成目標。他邀請了各個領域的眾多專家來幫他決策，決定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財富造福人類。 在眾多的捐款計劃中，他尤其關注一位醫生的提議，其目標是創建一個全球組織來使醫學教學標準化。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成立，就是基於以上的根本目標。這個龐大的基金會在各國展開了系統調查，並提供資助給最需要它的地方。 人口稠密的中國亟需優質的醫療救助。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創建了兩大密切合作的醫療機構。一個機構是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ese Medical Board），它密切關注全國的醫療形勢，並根據其一貫的宗旨提供資助。另一個機構是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School），這裡有中華醫學基金會的總部，同時培訓中國的醫護人員。這所醫學院在多個方面令人矚目：它於1921年竣工，耗資300萬美元，美方不惜一切將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院校。這個龐大的建築群的所在地，曾是清朝的豫王府（豫親王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鐸）。美國建築師按照中國的「復古」風格改造了豫王府——將古代宮殿的風格應用於二三層的現代建築上。這一大膽的嘗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字排開的醫院和各實驗室錯落有致，頂部全鋪著綠琉璃筒瓦，還有一排排中國傳統歇山頂式的角樓，渾然一體，顯得格外安靜祥和。甚至中國人也稱讚這位美國大師的傑作，並宣稱要想保留中國傳統、靜謐、高貴的建築風格，就務必要效仿這一標杆式的建築群。 勞拉·斯皮爾曼（Laura Spelman）之家——協和醫學院的護士之家。勞拉·斯皮爾曼是洛克菲勒夫人的娘家姓。漂亮的護士之家是古代中國家具與現代西方舒適的完美結合 美國各種科室的專家們，雲集在這座科學與慈善並存的恢宏聖殿里。他們被選拔時，都承諾嚴格遵守以下原則：院方付高薪，但醫生不得以任何形式開設私人診所。儘可能多的中國人來擔任醫療助理和從屬職位。洛克菲勒的計劃是：一旦中國人自己有能力充分使用這一饋贈了，就徹底、毫無保留地把整個協會醫學院移交給他們。 每年，大批受過現代培訓的醫生從協和走向全國各地。他們不僅有一流的醫療設備，還有協和人特有的妙手仁心和遠見卓識。 從故宮往外看 * * * 注釋 1．原文為北京—綏遠（Peking-Suiyuan），疑有誤，詹天佑於1905—1909年所建的系北京—張家口的「京張鐵路」。——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