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十七章　傳教士

1917年春，我橫穿河南省西部，做了一次地理勘察。從陝西省邊界上的潼關出發，我沿著黃河一直向東，前往陝州。勘察途中，經過洛陽時，大家（我、我的助理徐先生還有我的僕人）留宿了一晚，以便等待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車，前往隴海鐵路西頭的終點站——山西省大同市的觀音堂鎮。 女孩（E. Long所畫） 第二天早上六點左右，我們就起床了。這麼早起床，外面還有些涼意。我們發現此次西行的火車只有一節旅客車廂，並且是一節貨車。此外，我們與一些苦力和年老的村婦，擠在一節車廂里。 在車廂里，我看到了一位外國女子坐在狹窄的小木凳上。她身著樸素的藍色長裙、身材矮小、謙恭有禮，眼中充滿了善意和機智。我們攀談起來，就像其他身在中國的外國人，如果在旅途中邂逅，總會寒暄幾句。起初我講英語，她也講英語，但很快我們就發現彼此竟是同胞。我們互通了姓名，我得知，她叫瑪麗亞·皮特森（Maria Pettersson），生於瑞典西格斯特蘭（West Gothland）的龍茲布龍鎮（Lundsbrunn）。如今她在河南省的新安縣傳教已多年了。大概一小時後，她到站了。皮特森女士下了火車，我則繼續我的旅程。 之後我又多次造訪新安縣，每次前往，我都會在她那小小的傳教站逗留幾日。和藹的皮特森女士總是格外熱情地款待我，並對我的科學工作給予幫助。 位於新安縣的傳教站，隸屬於瑞華會（the Swedish Missions in China）。這個小傳教站里，只有兩位女性傳教士：瑪麗亞·皮特森和瑪麗亞·哈爾特克蘭茨（Maria Hultkrantz）。前者來自西格斯特蘭的一戶農民家庭，後者則是在維姆蘭省（Vermland）的莊園裡長大的。她們二位背景迥異，但相處卻很融洽，這一點著實有趣。在我印象中，農家女出身的那位，反而更具有領導力，尤其是在宗教問題方面。 一群中國小孩 瑪麗亞·皮特森從事傳教工作多年。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多年，她就紮根於新安縣了。她回憶起那難忘的一年，讓我聽起來既奇怪又荒謬，宛如神話故事一般。 她和其他幾位女傳教士被迫逃命，徒步走了650英里，一路從河南走到了南京。但是，儘管經歷了幾周的顛沛流離和性命之憂，瑪麗亞·皮特森最珍視的回憶，竟是逃亡路上充滿幽默的小插曲和她們這些逃亡者受到的優待。儘管有人辱罵和毆打她們，有時候也有人偷偷塞給這些外國女人一點兒吃的。 一次，有位好心的地方官請這些逃命的人吃大餐，足足有二十二道菜。瑪麗亞·皮特森苦笑了一聲：「但是，我們當時飢腸轆轆、狼吞虎咽，真是白白糟蹋了那些美食啊。」 後來，局勢又逐漸恢復如常。皮特森女士重返新安縣，如今她希望在這個無名小鎮上繼續傳教，並最終安息在她的第二故鄉。 正是在1918年晚秋時，我初次拜訪了她的傳教站。逐漸了解她之後，我愈發讚賞這位耶穌基督的信徒，因為她謙恭有禮、堅定不移、無所畏懼。 此行我的目的是根據之前發現的蹤跡，來確定第三紀哺乳動物的精確遺址。如願以償，我們也成功收集到大量第三紀哺乳動物的標本。瑪麗亞·皮特森請了一天假，在新安縣的鄉間小路上為我帶路。第二天早上準備動身時，我得知目的地附近經常鬧土匪後，我問她是否要帶上我的自動手槍，她說不必。 出城後，我們步行了整整一天，翻山越嶺，路經了許多小村莊。路上，她風趣地講著有關土匪的故事。有一戶農民，他家正在地里干農活的兩個兒子被土匪擄走，之後再無蹤影。她猜想，兄弟二人可能被當成奴隸賣了，賣到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去挖金礦了。還有一次，土匪們偽裝成出殯的隊伍，路經一個村莊。當隊伍行至村子正中時，槓夫們放下靈柩、掀開頂蓋，裡面不是一具遺體，而是一堆槍支。土匪們紛紛掏出槍來，勒令村民們保持安靜，然後把村子洗劫一空。 河南新安縣的傳教點 我一邊聽著故事，一邊後悔把槍留在了傳教站。幾周後，我與附近傳教站的傳教士們談及此事時，他們笑著對我說，在新安縣的地界上，無論是誰跟瑪麗亞·皮特森出門，都絕對安全。我這才明白，即便是當地的土匪們，也敬重她幾分。 一天晚上，新安縣附近的土匪和當兵的打了起來，雙方的傷員都到她的傳教站去包紮傷口。形勢十分危急，因為軍隊的援兵到了，看起來要在傳教站的庭院裡接著打。這時瑪麗亞·皮特森開始指揮調度： 「士兵在西，土匪在東。都規矩點兒，誰再吵鬧，我就撕開他的繃帶，把你們都轟出去。」自從那晚之後，這個一向寡言少語的小個子女人被新安縣的土匪奉為聖人。 第二年，即1919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安縣。當時新安縣周邊一帶都在鬧饑荒，百姓們一邊眼巴巴地盼著秋收，一邊把黏土和少量野菜揉成窩頭，靠吃烤「窩頭」勉強果腹。兩位瑪麗亞（瑪麗亞·皮特森和瑪麗亞·哈爾特克蘭茨）全力投入到救災之中。她們站在大鍋邊上，分發食物給那些赤貧的饑民。而出現飢餓症狀的兒童，一律被抬進一間狹小的育嬰室。那些鄉下饑民家送來的孩子最危急，只有一息尚存。但是這些孩子在育嬰室被悉心照料的時間越長，就能越快轉危為安、恢復健康。「這些孩子好髒啊。」我魯莽地說了一句。因為這句話，瑪麗亞·皮特森義正詞嚴地給我上了一課。她使我深刻反省自己，並進而敬重兩位異國他鄉的女性連續幾周的救災工作。毫無疑問，她是正確的。那種認為給這些孩子洗衣服或者徹底擦乾淨身體的想法，實際上是很荒唐的。畢竟，人家二位傳教士正在爭分奪秒、夜以繼日、想方設法地搶救孩子，而飢餓的孩子們正在各村的人群中等待一線生機。 後來我又去了新安縣一次。這次，瑪麗亞·皮特森正在全力以赴地為那些被父母拋棄的女嬰重建一個家。這一直是她的夙願，如今即將得償所願，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芒。 親愛的瑪麗亞·皮特森，如果你看到這些文字，請允許我向您致敬，向您不屈不撓的勇氣、樂觀開朗的性格、濟弱扶傾的大愛表示我的敬意。無論是信仰上還是行動上，您都證實了自己是神的信徒，因為神所宣揚的正是對孩子們的愛。正是以您為代表的傳教士們，使得傳教的工作被中國人民敬重和尊崇。貪得無厭的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各種滔天罪行，正是你們，在替他們贖罪。 喬爾·埃里克森（Joel Erikson）何時來中國傳教、怎樣來的，我都不得而知。1919年，我初訪他的傳教站時，在當地蒙古人心中，他已經是位值得信任的「名醫」了。無論是被強盜打傷，還是被惡狗咬過，他都能救治。婦女生育難產了，他也能接生。咳嗽、消化不良、各種疑難雜症，他基本都能治癒。當時許多蒙古族成年人都感染了梅毒，根治梅毒是當務之急。年老體弱的部落頭領們，染病後無法開口講話，甚至無法起身站立。還有的人，已經被病魔折磨得沒了人樣了。類似的病人，都被送到他這裡。幾周的水銀療法創造了奇蹟。頭領們竟能騎著馬回家了，並送回一頭奶牛給他作為酬謝。很快喬爾「大夫」就在草原上威名遠播了，甚至遠方的蒙古人也慕名而來，向他求醫問藥。在蒙古人的圈子裡，外國傳教士的工作一向鮮為人知。但是大家對攻克梅毒的陌生人反而興致勃勃。最後，當形勢最嚴峻時，甚至傳授蒙醫的寺院，竟也派出喇嘛，來請教喬爾大夫。 1919年初傳教會由於饑荒而安置的孩子們。背景是瑪麗亞·皮特森和瑪麗亞·哈爾特克蘭茨兩位牧師及傳教站的三位中國工作人員 瑞典蒙古傳教點中哈倫烏蘇（Hallong Osso）傳教站 喬爾·埃里克森於美國人在北京創立的醫學院接受了系統培訓。1921至1923年期間，他休假時回到瑞典。多虧了卡爾·威南（Carl Winan）教授的多方聯絡，我為喬爾·埃里克森爭取到了一個機會，讓他到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的多個診所分享了自己的行醫實踐。 如今，除了先前的療法，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治療手段。我還得知，他甚至成功地進行了精細的白內障外科手術。 同一傳教站有幾位訓練有素、手腳麻利的護士，在庫倫的工作一直很順利。後來由於蘇聯的態度轉變，她們被迫撤回。就在最近，又有一位訓練有素的內科醫生加入了他們在蒙古的傳教站。有了新人的支持，喬爾·埃里克森就可以進一步開展救死扶傷的工作了。 瑞典在蒙古的傳教活動，雖然只能以醫療救助的形式才能順利進行，已經算走運了。因為喇嘛人數眾多，喇嘛教（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影響力簡直太大了。較之於中國其他地區，在蒙古傳教的任務困難更大。想要一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傳教士們能擔起責任，一直支持皈依者及其家人。喇嘛們會詛咒皈依者，而引火燒身的「叛徒」絕對會被蒙古族人排擠出去。 喬爾·埃里克森，這幅照片中不僅展示了一位優秀的傳教會的醫生，同時也可以看到高粱豐收。在哈倫烏蘇附近的中國拓荒者也能在好的年份有所豐收 在這種天然不利的水土條件下，醫療救助就像是犁，可以疏鬆土壤，讓傳教士們得以播撒基督教的種子。喬爾·埃里克森，雖身材矮小，但是衣著整潔、性格陽光、天真爛漫。馬格納斯·約翰遜（Magnus Johansson），這位同事年齡稍大、動作沉穩、極有毅力。安妮·埃里克森（Annie Erikson）、格爾達·奧倫（Gerda Ollén）、胡爾達·維克隆德（Hulda Wiklund），這三位都是女助手，她們開創性的工作帶來了物質援助和精神教化。蒙古人不太願接受後者，他們曾經雖強大但野蠻、好逸惡勞。 身在甘肅的喬治·芬德利·安德魯（George Findlay Andrew）也曾幫助過我在蒙古的研究工作，就像河南省的瑪麗亞·皮特森和蒙古的喬爾·埃里克森一樣。在作為我的助手的傳教士中，以上三位最為重要。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精神飽滿、生機勃勃。我相信，他們性情中這種自然的活力，僅僅是心胸開闊的一面而已。正因如此，才能使他們對我的工作也感興趣，而我的工作與他們的天職截然不同。 安德魯與人相處時，總是充滿了幽默。事實上，他幽默背後、深藏於心的卻是嚴肅與赤誠。由於這些品性，他在當地人心中頗有威望。 1924年春，海外傳道部（Board of Missions）把安德魯從蘭州調往山東煙臺的一所英語學校任職。甘肅的陸洪濤省長曾兩次嘗試通過海外傳道部留安德魯在甘肅。省長是位老將軍，竟想讓這位外國人留在身邊，這著實讓我吃驚。後來我逐漸發現了他此舉的動機。安德魯向來直言不諱，在眾多場合都仗義執言。不同於司空見慣的唯唯諾諾，正是這種坦誠，既無所畏懼，同時又大快人心，贏得了將軍的信任。將軍覺得，危急時刻，當別人都緘口不言時，唯有安德魯能提醒他以解燃眉之急。 安德魯的社交對象，以及他本人的研究主題，都是甘肅的穆斯林。關於他們，他還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書。甘肅有五位桀驁不馴的將軍都姓馬，人稱「五馬」，都是他的朋友。他結識的其他穆斯林也是各行各業、形形色色。從下文的一段逸聞趣事，讀者們能體會到安德魯對他的穆斯林朋友們的確直率。 一天，安德魯安排一位穆斯林請我倆吃飯。對方積極有為但是有點兒粗暴，他盛宴款待，對安德魯格外敬重。宴席之上，安德魯說：「安特生博士，請大膽設想一下。當本市新建的監獄落成後，咱們這位似乎有點過度興奮的主人，將會第一個入住。」 一位穆斯林，竟會貌似喝高了？這真是荒唐之至！我魯莽地面露驚色，朝馬將軍看去。很明顯，馬將軍也略顯吃驚，但很快他就點頭同意了安德魯的判斷。看起來，安德魯想藉此場景以幽默的方式意味深長地提醒朋友：喝酒適可而止，醉酒則下不為例。 在我的桌子上有一本小書《中國對基督教的挑戰》（China'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該書精妙地分析了在中國傳教的現狀，還毫無保留地分享了發展傳教事業的種種方法。 這本書基於對中國人的深刻理解，對中國文化也十分尊重。 中國人，品性善良、冷靜、平和、守法、富有活力而且耐性十足。 中國人有悠久豐富的文化遺產，與他們接觸，開展傳教工作時要心懷敬重和理解：敬重中國文化獨特和珍貴的特點；理解中國人的性情和中國文化創造的生活之道。越是敬重和理解中國人，就越容易以基督之名與之相處。 我為這本書感到自豪，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他就是心胸開闊、寬容大度的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他是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兒子，從小就熟悉漢語和中國人的性格。他在美國上的大學，回到中國時竟自稱「留學生」，即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後歸國的中國學生。博晨光先生操著流利的漢語，讀漢字也輕鬆。他學貫中西，能迅速判斷中國的局勢，著實令人羨慕。 他先在北京美以美會差會（the Mettodist Mission at Peking）主辦的高中當了幾年老師，然後追隨夏德教授（Professor Hirth）到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兩年名譽教授，主講漢學。在美國執教兩年後，他再度返回北京，在那裡與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1880—1959）一道組建了燕京學社（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該學院受到了美國的大力資助，學院的宗旨就是促進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研究。 在中國的所有傳教士中，博晨光先生學識最豐富，視野也最開闊。正是由於他和與他類似的英才，我們才心存希望，希望心胸狹窄和自以為是不會扼殺傳教事業的蓬勃發展。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思想開明，這些骨幹們才能領導我們讓傳教事業渡過難關，免受排外運動的沉重打擊。這場排外運動完全是外國人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現在傳教士們卻被牽連其中、深受其害。 瑪麗亞·皮特森，是神淳樸、忠實的僕人。喬爾·埃里克森，是成功的業餘醫生。喬治·芬德利·安德魯，是被漢人和穆斯林都信任的朋友。博晨光是具有高等學歷、胸襟開闊的老師。以上諸位是我在華工作中遇到的眾多傳教士中的優秀代表。除此之外，我還要補充幾位：最近離世的奧貝格（Oberg），是包頭薩拉齊鎮（Saratsi）孩子們的良師益友。范·迪克（Van Dyk）生活在寧夏，是訓練有素的藝術愛好者。還有許多，恕我不能在此逐一列舉了。 客觀公正地說，如今在華工作的傳教士中，也有一些人表現平平、心胸不夠開闊、接受的教育不夠全面。 我也必須強調一點：我對於傳教士問題的見解，幾乎完全是基於本人與新教接觸的經歷。相比之下，我與天主教的傳播接觸不多。天主教的傳教士們都宣誓禁慾獨身，所以他們都分開居住。與新教的自由思考相比，他們接受的靈性訓練也嚴格得多。因此，他們已經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容易體會。 在自我保護方面，天主教的傳教士們要勝過新教的同行們，尤其是動盪時期。在新教的傳教過程中，大家好幾次都慣性地對劇變採取逆來順受的方式；天主教的同行們卻不滿足被動地依賴上帝的保護。他們的傳教站有充足的武器和彈藥。 動盪時期，天主教的傳教站也被認為是「安全堡壘」，甚至有些中國的地方官員在不得已時會逃往教堂里避難。 在蒙古邊界上我聽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就是關於一位招惹不起的神父，值得講一講。 蒙古的一個天主教傳教站，不斷受到一夥兒強盜的騷擾，他們尤其熱衷於搶劫附近的村莊，村民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漢人。這位神父幾度嘗試要收拾一下這伙強盜，可惜都未成功，絕望之餘，他動員自己的部下進行反擊。他們踏上征途時，多數強盜正在遠方搶劫。所以，神父只找到了強盜中的兩位守衛和五十匹馬。保護馬群時，兩位守衛被擊斃。假如天主教徒們把馬當作戰利品帶走，結果肯定是強盜們殺回來再搶馬。但是，神父更擅長心理戰，他的做法嚇壞了他的信徒和強盜。他親手射殺了很多匹馬，然後放心地班師回朝了。 他的心理戰成功了。強盜能明白他率眾偷馬，卻搞不懂他為何大量殺馬。心有餘悸的強盜覺得這個神父摸不透也不好惹，最好與之和談。他們主動提出和談的條件，雙方也迅速和解了。條件是強盜不再騷擾該傳教站的漢人教徒，神父不再射殺對方的馬。 在北方，蒙古邊界的神父們日子過得不錯。晚餐有紅酒、餐後有雪茄，對他們來說習以為常。相反，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的新教同行們，對此一定怒髮衝冠。曾經有位天主教主教請我吃午飯，他談吐優雅、富有教養、每處細節都精緻考究。他的一番顯擺，馬上迷住了我。他喝完咖啡，又吸了一會兒雪茄後，提議出去參觀一下他的傳教站。外面的一切井然有序：有為皈依的年輕人建立的學校；花園是精心布置的；教堂也巍然肅立。我們走到教堂門口時，他把雪茄放在牆上的壁龕內，顯然壁龕是用來專門暫存雪茄的。他走進教堂，在神壇前屈膝行禮，又在胸前畫了個十字。隨後他帶我參觀了教堂，然後又走出去，拿起雪茄繼續抽起來。 一些新教同行覺得，虔誠的神父竟滿足於餐桌上的快樂，真是難以置信。但是反過來，這種謠言也可能是由於天然的同行相忌或者造謠者天馬行空的想像而已。 天主教的傳教士們非常輕率地利用條約給予教團的特權，在中國四處圈地。教團擁有周邊大量的土地，並且把地出租給皈依天主教的民眾，使他們在各方面依賴差會。誘人的優惠待遇，使得入教容易退出難。 天主教還給教徒們提供法律援助，其形式就是向地方當局施加壓力，這讓中國人對此深惡痛絕。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各教派布道傳教時，都有上當受騙的風險。一些中國人有高度發達的財產意識，他們打著皈依的名義，實際上謀求並能輕易獲得物質利益。就中國的這一點，一位權人士發明了「稻粱基督徒」這一術語，這一發現深深傷害了傳教士們，但無疑也指明了他們的劣勢所在。所謂「稻粱基督徒」，指的是為了確保將來能獲得渴望的飯碗（字面也罷，象徵也罷）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 起初，教會給眾教徒的工作，既體面又收入豐厚。其次還有好處：如果誰有位傳教士朋友，就可以推薦自己的孩子、兄弟或者表親給外國人和有權勢的中國人。此外，有些腦子靈活的中國人有上千種方法利用傳教會。如果有一天上帝詢問傳教的結果，想傾聽所有傳教士的心聲，他會聽到忠實的門徒們長吁短嘆，大吃一驚：這些熱心腸的人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他們的好意未必有好報。可以理解，他們也不願自己的灰心失望被公之於眾。我言必有據，姑且列舉幾個親身經歷吧。 我多次旅行，有一次竟被自己的一個僕人徹底矇騙了。為了鄉間長途旅行輕鬆些，我派他先去租四輛馬車。結果讓我惱怒的是，我不得不支付比預計要高出很多的租金：租一輛馬車，要200美元；四輛，合計800美元。但是，通過其他僕人之口，真相漸明。最後，當事人主動承認，每輛車他只付了160美元的租金，剩餘的錢都落入了自己的腰包。當然在中國，抽取「少量」佣金的做法極為普遍。租一輛車抽5美元，十分合理；抽10美元，我忍痛接受；但是其他所有僕人都認同我的意見，他抽的佣金高得離譜了。事情敗露後，他本人驚慌失色並主動請辭。他離開時心存感激而且謹小慎微，這倒令我十分吃驚。他的父親，就是典型的「稻糧基督徒」。 還有一次，我被迫與新教傳教站的一位「福音傳教者」結清賬目。冠以「福音」二字，可能是華人傳教士孤芳自賞的噱頭而已。 上文中的「福音傳教者」，幫我在他兒時的村莊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發掘，對此我心存感激。我被安排暫住在他弟弟家，剛到住處，我吃驚地發現很多相當新的托盤，它們和我之前存放標本的托盤竟是同款。起初，我很高興，因為他替我提前安排，考慮很周到。但很快賬單就到了，我疑心頓起，因為報價是之前其他地方售價的兩倍。我做了些調查，才發現在旁邊的小鎮上，我竟可以半價就能買到。 因為幫助我，他撈了一把。結賬時我怒不可遏，因為他不信教的弟弟說，這都是蓄意安排的，就是為了雙倍要價。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讓當地政府抓他歸案，但後來我把此事移交給教會了，部分原因是讓傳教者入獄很荒謬，還有部分原因是我想放他一馬。結局是，這個道貌岸然的傢伙把騙我的錢都捐給了教會的孤兒院。 是的，傳教士們經常有痛苦的經歷，他們並不是每一位都像那位身材矮小的女牧師一樣坦白直率，她頭頂因有聖潔的光環而且直言不諱。周日早上，教徒們進來做禮拜之前，她找到身為客人的我，請我把門口附近所有東西統統拿回自己的房間。她說：「因為，禮拜日他們更愛順手牽羊。」 我經常聽說，傳教士們之所以選擇這份職業，不僅是出於熱衷宗教引領，而且出於現實的考慮。有幅傳教站的漫畫就詮釋了這一觀念。在畫裡，前景是豪華氣派的大別墅；背景是看起來不太體面的小教堂，畫上有一句話：我們用建教堂時多餘出來的磚頭，為自己蓋了間小茅屋。 對我來說，這樣毫無根據的說辭貌似在有意無意地誹謗傳教會。毫無疑問，傳教士多了，總會有不擇手段的敗類（個別傳教士把教堂建在北戴河與廬山牯嶺的避暑勝地，這些特例並不能代表大多數傳教士）。總的來說，我敢公開聲明：絕大多數的傳教士都勇於自我犧牲、心靈純潔、投身於自己的使命，他們從不計較物質的得失。我震驚地發現，某些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教士被迫在赤貧環境中工作。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一位英國傳教士，讓我見證了他日常家務的艱辛。為此，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並祈求上帝創造奇蹟，以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 還有一些訪華的外國人，他們作為商人、外交官或者中國政府的雇員，能力不俗。我想警告他們，不要輕率地譴責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雖身處險境，卻淡泊名利、心甘情願。無論他們的工作成果多麼微不足道，身為「洋鬼子」的他們，至少也有所補償，輕微緩解了西方列強施加給中國的不公正。 到目前為止，我在評估在華傳教教團時，一直僅僅關注外圍議題，而沒有對中心問題表態。中心問題就是：基督教在中國人心靈生活中的積極作用。 這個問題很具挑戰性，我缺乏實據來詳盡地回答它。然而，我想嘗試提供一些觀察視角，以期對解決這一難題有所貢獻。 我們必須從歷史基礎出發：中國人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他們在不斷傳承中保留了令人自豪的傳統，這些傳統可以追溯到輝煌的青銅時代。 供奉祖先、孔子的社會訓導，都是中國悠久傳統中珍貴且神聖的組成部分，這些對傳教士們而言，是無法理解、無關緊要的，正是那些「異教徒」可憎之處。高本漢教授曾精妙地描述了傳教會與中國文化中神聖傳統的盲目鬥爭，請允許我引述如下： 「傳教士們使得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不再敬畏祖先的神靈，使他們把孔子視為虛假的先知。更糟的是，他們還讓中國人不再支持其族群維護的宗祠和儀式。他們導致家庭不和，而家庭是族群的基礎。最終，他們使人數不多的信教小團體對抗整個大環境。」 在中國古老文明的基礎之上，中國人不斷繼往開來、奮發進取，他們同化了新的有佛教色彩的文化元素。近些年來，數以百計的留學生帶回了從歐美學到的西方科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逐步熟悉了我們的教育。結果是，中國奮起直追、迎頭趕上。例如：我的家鄉納克（Närke）地區有很多樸實的農家小伙子，沒有經過傳教會的培訓，就被派到了中國。當他們遇到舉止文雅的現代中國官員時，著實吃了一驚。 如果在華的傳教團想要成為一股鮮活的宗教力量，我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紮實的通識教育和開闊的精神視野，足夠與受過教育的華人平起平坐，否則，誰也別想在傳教團里濫竽充數。 我們必須還要考慮另一個元素：歷史稟賦。孔子的教誨，還有佛教的影響，都賦予中國人豐富的宗教指引以供其選擇。恕我才疏學淺，無法以基督教為參照物來評估這些迥異的宗教運動。但是，無論是中國的孔子，還是印度的釋迦牟尼，都曾居於二位所處環境的文化巔峰。貌似他們在某些方面，都比耶穌基督更有感召力，更能贏得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響應。 想要知道基督教及其傳教會對中國百姓的心靈有何影響，必然是徒勞無功。天主教的統計數字顯示，有很多中國人已經皈依，實際上這些數字毫無價值。基督教對普通老百姓的影響，也很難確定。我的個人看法是，我們可能高估了外國人在宗教和其他領域的影響力。總的來說，影響甚微，微不足道。不可否認，我們物質文化的影響力堪稱深遠。鐵路、機關槍、飛機、電影——這些都是我們成功的標誌，但這樣的成功價值不大。 如果想了解傳教會實實在在的影響，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個人貢獻。 對中國人而言，傳授教義和信條毫無價值。真正吸引他們，贏得他們尊敬、關懷和友誼的，是以身作則。因此，瑪麗亞·皮特森、喬爾·埃里克森、喬治·芬德利·安德魯、博晨光和上百位類似的好心人，他們通過自己的善舉，提高了傳教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在他們眼中，問題的關鍵不是讓人云里霧裡的「三位一體」，也不是最後晚餐中「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要傳達的大道理。他們感興趣、想聽的是耶穌教導世人要同情弱者、關愛兒童、尊敬父母、誠實守信、追求真理，因為兩千多年前中國自己的古聖先賢諄諄教誨的道德規範，就是這些。 當他們看到，品行高潔的傳教士們，親自實踐主的教導時，才恍然大悟，原來萬惡的「洋鬼子」中也有好人。 瑞典在雞公山（Kikung=shan）的瑞華學校，在河南和湖北的交界處。瑞典老師的一個小小的教鞭就在這裡尋找到了傳教團與他們在遠方家鄉的一條紐帶 傳教會並沒有徹底成功，我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成功的路上還有一些特殊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就是基督教本身，它被分成了很多教派和分支，這一點中國人理解不了。對於邏輯有些僵化的中國人來說，既然基督教只有一位上帝，那麼也應只有一個教派，這是無可爭議的。其次，各個主流教派各自為營、壁壘分明，甚至經常彼此敵對，整件事對無宗教信仰者就更加費解了。 還有一個阻撓差會傳教的障礙，就是歐洲列強對中國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基督的教義。英國傳教士既然倡導基督仁愛，又怎麼為鴉片戰爭（1840—1842）辯護？當中國人質問，信奉基督教的各國政府為何派出八國聯軍以「鎮壓」為名入侵北京無惡不作時，那些可憐的傳教士們又何言以對？從1890年起的十年間，自詡為先進文明的西方列強，幾乎都沉迷於強迫中國割地賠款，甚至提出無理要求，企圖瓜分中國，劃出各自的「勢力範圍」。這一切，如何讓尷尬的「文明使者」粉飾侵略、美化暴行？ 長城上的一座門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期間，歐洲的恐怖殺戮讓和平之君（耶穌基督）派往中國的「和平王子」（the Prince of Peace）使者們名聲掃地、威望一落千丈。 最後，也是最糟糕的。去年（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一位莽撞的外國警察朝一群手無寸鐵的鬧事學生開槍，當時他們是為了愛國主張遊行示威的。這次謀殺就像火花，助燃了上海一些外國人的囂張氣焰，他們自命不凡、自吹自擂、自我膨脹，不料卻激起了全中國一致對外的熊熊怒火。幾十年來，中外有識之士們埋頭苦幹所促成的深厚友誼和相互理解，全部付之東流，剩下的唯有令人絕望。只有到為時已晚時，外國專家們才覺察到，比起1900年時犯下可悲蠢事的舊中國，當今的中國，雖有內部紛爭，卻也暗中精於算計，是個更加強大的對手。 與1925年「五卅慘案」完全無關的傳教士們，此時遭殃了。為了贏回在過去一年中失去的陣地，他們要再奮鬥幾十年。 除少數例外，當時的外國人基本被分成迥異的兩大類：一類是傳教士、為數不多的醫生和大學老師，他們生活簡樸，妻子們也承擔了分內的責任。另一類是商人、租界內華人行政部門（實為外國人控制）中的外國雇員，公使館和領事館的職員。第二類群體有很多奢侈的習慣。很多男人多數時間在「俱樂部」花天酒地；女人們多數午飯時才起床，下午互訪和跳舞，幾乎每晚參加晚宴和舞會。 這個群體中當然不乏許多勤勞善良的人，他們有理想中的生活並為之奮鬥。但作為一個整體，這種窮奢極欲的西式生活畫面，給中國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電影進一步強化並鞏固了這種誤解。 去過中國電影院的人，觀影后定會吃驚和反省。放映的多是美國電影，大致分兩類，它們交替播放。一類是刺激的劇情片：江洋大盜、入室的小偷、蒙面的強姦犯、各種縱情酒色。另一類是所謂的喜劇片，不幸的是，很多喜劇之所以滑稽，是它們讓外國人看起來荒誕可笑。中國老百姓不懂英文，只能像孩子一樣從怪誕和粗獷的畫面中找樂子。實際上，外國人看起來越荒誕，中國人越覺得逗樂兒。 我應該簡要地補充一下，中國也放映了一些異常好看的美國電影。我非常欽佩美利堅民族，因為他們最懂得怎樣以平等、慷慨、主動的精神去面對中國人，以便輸出美國文化。美利堅民族朝氣蓬勃且豐富多彩，如果能夠洗去自己名聲上唯一的污點（某些低俗的電影），那就十全十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