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十六章　春天的預兆

軍閥之間相互爭鬥、背叛、斡旋，農村遭到破壞，城市慘遭掠奪，農業人口銳減，而此時人民意識中的精神力量正在凝聚，一個人們期盼已久的新領域正在形成，儘管現在還未有明顯跡象。 宗教、社會和文學的復興，預示著精神上的春天即將到來，儘管內部分歧依然存在，也沒有阻撓新時代的降臨。 困難時期讓強者走上了一線。憂強大深愛之祖國，愁古老文化之將傾，諸多文人志士放棄了日常工作，發起文學改革、宗教覺醒和社會實驗，為人民做準備。特別值得注意，年輕人也在期盼著這場復興。 「必須做些什麼」的想法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迴蕩，中國的動盪時局和鬆散體制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精神上的強烈衝動。 儘管爭議聲不斷，其中一些聲音還非常刺耳，但人們的思想已然覺醒，舊式文體已不復存在，科舉考試也已廢除，年輕人站在新時代的大門口，尋找新的旗幟。 宗教信仰是近代中國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內容。近代中國和許多西方人想像的不同，並非一個毫無法度的異教徒國度，它已經遺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過啟發和敢於自我犧牲的傳教士在這裡照亮了人們的精神黑暗。 一群女孩兒 當今中國在拚命尋求精神支持，不僅在基督教傳教士那裡。 「孔教」——先賢孔子有著兩千年歷史的道德教義，就處於爭論旋渦的中心。許多近代思想家認為，孔子以其對祖先的崇拜和其權威的無限奉獻以及對個人主動性的束縛，很大程度上是中華文化過時的主要原因。然而，其他人也在嘗試為儒學注入新的活力。 中華民國成立的最初幾年曾想宣布孔教為中國國教，但沒有成功。但是，新儒家的學者們並非毫無作為。北京的孔廟，計劃開辦孔子大學，軍隊中設置儒學導師，甚至閻錫山將軍還在太原府設了「自省堂」，這位都督在他與世隔絕的理想環境中，親自帶頭崇拜孔子——這些都證明了儒學這門中國古代學問的生命力。 一處孔廟的前院1 孔廟 講到這裡，我們再看看新佛教，新佛教的領袖是來自浙江省天童寺的大和尚太虛。他努力使佛教與現代社會運動相結合。新的佛學宗派在浙江和江西等省份立足。在許多城市，舊廟宇重建，新廟宇興建，佛教經文翻新，還有些雜誌闡述了新運動的意義。 1922年夏天，在太虛法師的主持下，江西省九江市附近的廬山牯嶺召開了佛教領袖會議「世界佛教聯合會」。會上，挪威傳教士艾香德（K. L. Reichelt，1877—1952）就基督教與佛教的關係發表講話。 在三大宗教中，地位最低也是最富迷信色彩的道教甚至也顯示出了新的精神力量。道教的「道院」運動得到了發展。這是儒釋道三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結合。 除了這些大眾信仰外，中國還有許多小教派，通常是為某些特殊目的而形成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護社會思想，保護國家免遭腐朽的政府或充滿敵意的外國人侵害，以及預防疾病，饑荒和洪水。許多優秀的基督教教徒都來自這些圈子，他們給人的印象大多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激進主義與宗教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特別是在學生圈子中，激進主義正在迅速傳播。 易卜生和尼采以及後來的其他西方作家的著作廣受歡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點在學生中廣為流傳。各種教義得到了討論，所有傳統真理都受到了質疑、討論，重新評價。各種各樣的反聯合活動大行其道：反資本主義、反宗教、反家庭傳統等都在其中。 為了讓學生與西方最先進的思想保持聯繫，北京成立了一個協會——講學社，邀請各國最重要的學者來華講學。 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教授約翰·杜威在中國待了兩年，在許多地方進行了演講，吸引了很多聽眾。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伯特蘭·羅素在北京住了一年，傳播他關於社會和心理問題的激進思想。羅素研究會也隨之成立，以羅素的思想為指導開展工作。德國心理學家漢斯·德里施是第三位被邀請的人。但最富詩意的還是印度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來華，每場講學無不深受歡迎，高朋滿座。他的演講激起了學生們的熱情，他們都側耳傾聽，直到泰戈爾身體過度勞累不得不中斷演講方才罷休。 1919年的時候，渴望獲得國外知識的年輕學生，同時又喚起了民族自我意識，第一次有機會將祖國大地從外國篡奪者手中解放出來。 今年春天，從歐洲傳來消息，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當時在北京有一個親日派，隸屬於所謂的安福黨，成員通過接受日本的國家貸款獲得了好處，並將許多中國最寶貴的國家資源拿去擔保作為回報。 當巴黎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傳到北京時，人民憤慨的情緒爆發了。5月4日上午，代表33家機構的一萬五千名學生遊行穿過街道，首先前往使館區請願，遭到拒絕後，隊伍轉頭前往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被認為是安福系日本人的走狗。曹汝霖此時正與另外兩名「叛徒」——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和東京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坐在一起。曹、陸二人成功地通過後門遁逃，三個人中罪責最輕的章宗祥卻被嚴厲地處理了。曹家府邸趙家樓也被燒。 政府試圖懲罰學生，但隨後在校長和教師的支持下，各校宣布了總罷課。學生的下一步是一系列的街頭演講，每百米街道分配一個學生，抗議日本人和安福系。這一運動迅速蔓延到整個國家，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的學生們也開始了類似的示威。事已至此，政府決定逮捕參與者，一千人被軟禁在大學宿舍里，由警察看管。但是到了第二天，成千上萬的學生來到宿舍，要求警方告知被捕同學的命運。警察試圖將他們趕走，但到了傍晚，上百名學生背上了睡衣，準備睡在宿舍前面的空曠的廣場上。警察對學生的行為不知所措，在與政府進行了電話溝通後，最終釋放了被軟禁的學生。這次示威遊行後，被認為責任最大的三位安福系部長被迫辭職。 學生運動的首要目標得以完成，隨後繼續展開，商人階層也加入其中。儘管損失慘重，商販還是參加了抵制日貨的活動。這一運動迅速蔓延，威脅到了日本在華貿易，導致日方認為有必要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抵制日貨還具有另外一層含義，即抵制對象的並非所有日本商品，而是「劣質」商品。 中國民眾的聲音使得他們在巴黎和會上的中國代表得到了必要的道義支持，從而拒絕簽署使日本獲得德國原先在山東的特權的「和平」條約。中國代表的拒絕也促使了1921年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同意將山東主權歸還中國。 1919年，中國學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發揮的作用。從那以後，學生運動變得越來越強大，並且已經形成了一個組織，一旦有針對中國的行動發生，全國學生圈子就會立即做出反應。外國人也終於有機會了解到這一切了。這從本書《上海的五卅慘案》一章中可以看到這一點。 當然，學生運動絕非無可指責。近年來，學生常常對他們的校長或一些不受歡迎的教授發動罷課，但我卻認為作為學生最好的方式還是安靜地學習，同時，這些學生的布爾什維克思想與中國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貌究竟是否契合也值得考量。很容易理解，這些學生血氣方剛，對國家之不幸感到絕望，但是中國人的天性溫和中庸，似乎能找到其他解決自己民族問題的辦法。 在他們的所有行動中，學生已成為中國爭取國家統一的強大力量。儘管學生運動不成熟、缺乏大局觀，但其理想主義的動機，與督察長的專斷和職業政客的陰謀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中國，現代學生運動的趨勢主要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反對外國的侵略和被認為是叛徒的國家領導人的賣國行為。但是科學研究和社會調查也為中國精神生活中的這一新現象打下了烙印。自1917年以來，出現了廣泛而多樣的期刊文學，部分創作於特殊社團或其他協會的組織。這些期刊的形式現代，涉獵廣泛，尤其專注文學、社會和科學。 學生們迫切希望在面對特殊誘惑時能夠增強人們的精神抵抗力，他們將精力轉向大眾啟蒙運動，尤其是向社會底層的文盲們傳授一些閱讀和寫作方面的知識。在簡化字書寫過程中，人們做了各種實驗，比如開設「千字文」等課程。學生和教師在業餘時間為工人、人力車夫和其他渴望學習書面語基礎的人免費授課。 學生間的這種多樣運動以燎原之勢蔓延開來，如果不了解自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及其對近代中國精神生活的深遠影響，就很難理解個中緣由。 直到最近，中國官方在特殊的情況下仍在使用我們如今已經鮮有使用的文言文書寫官方文件、學術論文、文學作品，以及官員與其他受過教育者之間的往復書簡。公元前120年，漢朝名相公孫弘在表達對皇帝的悼念中抱怨稱：「國家法令和法律無論表達得多麼優雅、富有智慧，這些是教育程度較低的官員無法理解的，更無法向人民做解釋。」2 因此，兩千多年以來，文言文一直是人們刻板印象中的文學瑰寶，文人階層一直對其嚴加保護，將其用於科舉考試，讓學習經典和使用傳統語言成為晉升的唯一渠道。 1905年9月，科舉被廢除，普及寫作的第一個主要障礙被打破，奠定了現代教育的基礎。但是，文言文仍然保留並成為書寫和印刷的官方媒介。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論文《中華遠古之文化》描述了對史前中國的第一次調查——這是一部有關考古學的現代作品——但它的漢語譯文卻是用文言文翻譯的，是一篇普通人無法理解的兩千年前的文體，這種語言簡潔、清晰、優雅，卻是一種「死語言」。因此，儘管中國復興晚於歐洲，卻在這點上和歐洲處於相同的情況，廣大人民無法理解和使用官方和文人的矯揉造作之語言。唯一的本質區別是，歐洲使用的是死去的拉丁語，是大多數國家借來的語言，而中國人使用的語言則直接屬於本國文化。 除了這種很早以前就已經形成的官方文體之外，數百年來，廣大中國民眾使用的語言也在不斷變化，通俗文學對此影響最大，主要是敘事文學。也許有人會說，通俗文學是在文學語言的流暢和優雅的冰層下流淌而出的。 如今，為數不多的思想家和詩人已大膽地在冬天的冰層上切開了一個大洞，為中國精神生活的暖流涌動開闢了道路。 這場文學革命的領袖是胡適博士，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哲學家和詩人。他的詩歌、他的文學開創性，以及他令人靈感迸發的個性讓他成為新青年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 我對北京最美好的回憶與胡適息息相關。有時候在我家，有時候在他安靜的小書房裡，我們和幾位朋友就時下的熱門話題或流行的科學問題展開討論。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聽地質學家丁文江博士帶著他毫不掩飾的懷疑主義，對當時的政壇人物進行辛辣的刻畫，而胡適總能巧妙地為這樣的描述再添上思想上的註解。 胡適發表了兩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率先對語言進行了改革，後者發表在北京大學的《新青年》上。他表示，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眼中，「通用於各種文學形式的真正國話」應該是廣大民眾所用的語言。 胡適 胡適取得非凡成就的秘訣，一方面是他具有出色的風格，另一方面，他的論點大膽而可靠，令人折服。 下面的文字摘自胡適為外國民眾所撰寫的《中國的國語》（China's National Language），下面的場景闡釋了他和朋友們開始改革運動時中國的語言狀況： 想像一下，近代歐洲剛剛走出中世紀，融入了一個統一的、以拉丁語為官方語言的大帝國。這套語言體系一直持續了兩千年，政治解體卻只花了短短的兩三個時期。更進一步，統一的公開考試要求考生掌握閱讀和撰寫愷撒、西塞羅和維吉爾講話的能力，而且這套系統已經用了兩千多年。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民族語言（義大利語、法語、英語和德語）還有機會發展，終究也只能被當作當地方言，而拉丁語到今天則仍是唯一的官方語言。 他接著描述了歐洲民族語言如何從拉丁語的統治中的解放：托斯卡納方言在義大利如何通過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傑作成為民族文學語言；在英國，英格蘭中部方言之所以能成為標準語言，部分原因是因為喬叟和威克里夫用這種方言進行了創作，贏得了廣泛的關注；巴黎的宮廷演說最後發展成了法語的文學語言。 在簡單回顧了眾多漢語方言之後，他表示北方官話，也就是北京話，應該成為中國新的文學語言。 北京作為幾個世紀以來的政治中心，其方言——北京話自然是北方方言中最傑出的代表。在所有方言中，北京話吸收了最多的蒙古語元素，迅速成為一門豐富多彩、充滿活力的語言，其發展方式與中國東南部保守的方言截然不同。 我不知道像高本漢教授這樣的語言學家對胡適的論斷有什麼意見，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為實現胡適提出的目標提供了有力的宣傳。 胡適繼續描述通俗文學的發展史。公元最初6個世紀的佚名歌曲和民謠如此美麗，甚至被文學界接受為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以《樂府詩集》（Old Song Collections）而聞名。 通俗散文是由禪宗的佛教僧侶在9世紀發展起來的。這種文學形式發展之迅速，在10世紀和11世紀，已經有很多長篇文獻和信件都由通俗散文寫成。這種風格非常適合對哲學作闡釋，以至於宋代及以後的新儒家哲學家用它來保存重要的言論，並以此作為哲學討論的媒介。這有助於賦予通俗散文形成良好的風格，成為散文文學建設中的重要一步。 12世紀，女真韃靼人統治了中國北方，後來蒙古人於1279年又統治了整個中國。當時，古典教育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西南地區，北方的統治不利於古代經典學習。在蒙古人統治下，科舉考試中斷了將近八十年的時間（1237—1313年），打破了兩千多年來不變的傳統。經典學習的重要性降低，為通俗文學自由和迅速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元雜劇應運而生，專門為人民而寫，有些作家甚至來自社會底層。 需要指導那些粗俗的中國人了解該國的偉大傳統，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散文文學，稱為「演義」，即通俗史。演義很快發展成歷史小說，然後發展成各種小說。到了16世紀，四大奇書都已問世，3作者都是些不知名的作家，有些故事流傳甚久，經過了很多集體和個人的修訂。戲劇的興起，特別是偉大小說作品的發展，讓通俗文學在文學界地位有了顯著提高。17世紀4中葉的一位偉大評論家宣稱，沒有文學作品可與《水滸傳》相提並論。 這些小說還規範了民族語言。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北部或中原方言寫的，有趣的是，很多還是南方人寫的，他們還是通過研究小說對當時的民族語言有了了解。 胡適的作品頗具爭議，掀起了一場短暫而熱烈的爭論。舊派文人認為他在破壞古老的文化瑰寶。年輕的學生、老師和作家們對這一新運動表示熱切的歡迎。當時各種材料都需要合適的形式書寫，以通俗「白話」為媒介的文學流派興起了。因此，據說僅在1919年創刊的雜誌就達到了四百多種。第二年，教育部規定白話文應從小學就開始教授，當局對此給予了部分認可。 文言文仍在政府圈子中使用，但胡適所謂的通俗語言或「國語」已成為在舊知識分子階層之外傳播知識的媒介。毫無疑問，1919—1920年的文學革命對中國人的精神發展意義遠大於1911年的政治革命。 學生運動與文學革命之間存在著一種奇特的相互作用。1919年及以後，學生運動需要一種媒介來傳播給廣大人民，而原有的語言對此毫無用處。胡適和他的朋友們恰好推出了「白話」，它非常適合學生用於宣傳。1919年，學生們在與安福系和日本的角力中贏得了道義上的勝利，白話文也經受住了重大考驗。國語為中國的民族事業做出了貢獻，新語言的地位也因此在中國的文化資源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路邊指路的苦力 中國仍然處於危險之中。於外，外國列強的帝國主義勢力威脅尚在，於內，內戰仍在繼續，對於希望為挽救祖國於水火之中而儘自己一份力量的年輕學生來說，前路漫漫，困難重重。 如今，我們瑞典的學生都身著優雅的服裝，卻很少有機會想起自己國家的風風雨雨，準備考試、欣賞爵士樂，優哉游哉，每到這時，我的思緒就又回到了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中國學生們身上。我認為，中國學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為他們生活在布滿風暴和壓力的時代，當麥稈被風吹倒，當紮根不深的樹木倒下之時，只有強壯的飛鳥才敢努力振翅高翔。 * * * 注釋 1．此圖應為北京西北郊壽安山南麓臥佛寺的琉璃牌坊。——譯者注 2．此語出自《史記·儒林列傳》，原文為：「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編者注 3．原文裡此處是6世紀，應該是有誤的。此處四部書約指《金瓶梅》《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按當前較為通行的說法，其中較晚的《金瓶梅》大概成書於16世紀末。——譯者注 4．同上注，原文有誤。17世紀評論《水滸傳》的評論家可能指的是金聖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