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十九章　上海的五卅慘案

美國地質學家、考古學家拉斐爾·龐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在他的自傳《我的回憶》1中曾經講述過1863年他在上海的一次親身經歷： 一艘剛修好的汽船，載著許多像我一樣在上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外國人在吳淞江上遊覽。當汽船全速行進時，我們看到遠處駛來一艘滿載磚塊的舢板船，上面有四個中國苦力正在艱難地划船前行。他們看到我們的汽船駛來，馬上意識到河道太狹窄，於是使出全身的力氣，試圖給汽船讓路。在汽船快接近舢板船時，遊客們站在汽船上，看著舢板船費力、緩慢地滑動時，我正在試圖去聽，看汽船是否鳴笛，以示暫時熄滅發動機，減速慢行。那隻蹩腳的小船，仍然在溪流中央，船上的苦力們一邊甩開膀子，用力划船，一邊苦苦請求汽船幫忙減速，避免相撞。事實上，當時汽船仍有足夠的時間避免相撞。此時，汽船領航員問船長：「船長先生，我們可否停一下？」「不！」船長大吼一聲，「繼續前進。」汽船並沒有躲讓他們。聽到這樣冷血的回答，我感到異常恐怖，我屏住呼吸，等待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聽到一聲大叫，接著是「啪」的一聲，我們乘坐的汽船晃了一下，繼續沿著小河前行。我跑到船尾，只看見一個苦力，一動不動地躺在水裡。在甲板上的許多外國人，很少有人流露出應有的神情。船長和大副從汽船的欄杆處平靜地瞥了一眼，檢查船槳的輪子是否撞壞，他們的談話根本就沒有提及舢板船上那些可憐的受害者。我補充一下，當時只有少數幾位遊客看到了事情的經過。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如果發生在現在，肯定難逃法網。 龐佩利先生的描述是毋庸置疑的，對此，不需要做太多評論。很明顯，這位外國船長表現出的傲慢及其草菅人命的行為根植於那些年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的傳統中。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這種傲慢至今仍然存在於生活在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外國人居住區中。 在我開始講述去年春天在上海發生的災難性的事件之前，作為一個背景介紹，我想描述一下1920年我在中國的幾次小小的經歷。這些事情看似不起眼，但卻能幫助我們了解旅居上海的外國僑民對待中國的態度。 1920年1月，我在南京地區考察遍布長江沿岸的鐵礦開採地點。那時，我早已經開始研究自然史，後來一直沒有間斷過。當時我身邊有兩個幫手，他們是中國人，每日不辭辛苦地幫我為瑞典皇家博物館收集了大量的自然標本。經過多方協調，我最終順利地將這些標本帶回了瑞典。這兩個人中有一位姓陳。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動物、鳥類標本剝製方面的專家，曾在美國博物學家羅伊·查普曼·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手下干過，這一點倫伯格教授可以證明。另一位姓姚，他同山西太原府附近一位也許是最富有、最知名的化石收藏家陳嘉瑜（Chen Chia Yü）有聯繫。現在瑞典皇家博物館化石標本收藏分館中的許多保存完好的動物、鳥類化石標本就是從陳嘉瑜那兒收集到的。我講這些細節就是想說明，這兩個人是真正有能力的野外博物學家。 我的採集員陳德廣 有一天，我決定去上海。在上海，我有很多事情要辦。但此前我從未去過上海。於是，在離開南京前，我跟陳先生和姚先生說，我要離開南京幾天，這段時間你們可以稍事休息。 陳先生走過來問我，他和姚先生能不能和我一起去上海。他說：「我們兩人已經為瑞典博物館收集了很多動物標本，但是，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過一個博物館。我知道上海有一家博物館。如果我們兩人能去的話，我們會自己買火車票，付旅館住宿費。」 這個要求不錯，這說明他們對自己的工作特別感興趣。我欣然答應，並表示自己也很願意支付他們的交通食宿費用。於是，我們就動身出發了，但我們不知道，兩個中國人要進上海的博物館有多麼困難。 周日傍晚，我們坐著夜間火車從南京出發，周一凌晨抵達上海。周一上午我去拜訪亞瑟·史丹利（Arthur Stanley）醫生。他是外國僑民居住區的一位內科醫生，是一位業餘自然史研究愛好者，也是一座並不起眼的自然博物館、不拿薪水的志願館長。 我先做了自我介紹，然後描述了我在中國的職位，以及長期以來我作為自然歷史調研員從事的各種活動。史丹利醫生以一位英國人對待陌生人時特有的那種得體、冷淡、拘謹、但又禮貌的方式接待了我。我參觀博物館沒有任何障礙。白種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參觀，平時上午、下午都可以，周日也開放幾個小時。作為博物館館長，他甚至非常禮貌地請我有機會在適當場合對博物館和裡面的展品發表評論。 但是，當我問到能否允許我的兩位中國標本採集員一起參觀博物館時，我遇到了最棘手的問題：史丹利醫生明確表示，博物館只在周六下午對中國人開放。 凡是了解英國人習慣的人都會完全明白，他這個話意思是什麼。周六下午是周末，中國人很少會想著去參觀博物館。相應地，那也是上海博物館管理層認為適合讓中國人參觀的一小段時間。除非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可以規定一些人不得入館參觀；但多數情況下，給本地人參觀博物館規定時間，並令他們處於一個低人一等的位置，對他們進行種族歧視，他們一定會感覺，一周只給一個下午的時間參觀博物館，實在是令人氣憤的一件事。 我跟史丹利醫生解釋說，我帶來的兩個人需要在周三回到南京，因此，我必須在周一或周二帶他們參觀博物館。我詳細介紹了這兩個人的情況，說他們是動物、鳥類標本剝製能手，說他們是如何請求來上海參觀博物館，我已經保證幫他們實現這個願望。 史丹利醫生用生硬的口吻說道：「哦，安特生博士，你要理解，我們不能為中國人破例。」 我非常生氣，用禮貌的瑞典語回答道：「好吧，史丹利醫生。我就和我的兩個中國朋友一起進博物館，我想看看哪個人敢攔著我們。」 走在街上的時候，我顯得很激動，感覺剛才也許說的話有些過頭。我的兩個中國朋友在史丹利醫生門外不遠處等我，那兒離博物館就幾步之遙。我走到他們跟前，和他們一起朝博物館走去。我當時心裡非常緊張，擔心史丹利醫生給博物館打電話，命令今天閉館。 但是，感謝上帝保護了一個失去理智的納克人2！我們來到博物館門口，特別有趣的一幕發生了。值班的是三個中國人，其中領班是陳先生的老朋友。他們兩人曾一起跟一位美國傳教士學習過動物標本剝製，他現在是史丹利醫生的動植標本製作師，認出了陳先生。陳先生的老朋友特別興奮，張開雙臂歡迎他和姚先生進博物館。 陳先生站在博物館的台階上，看著我，帶著不確定的口吻問他的老朋友：「這是我的上司，安特生博士，他不能進來嗎？」 「當然可以了，」陳先生的老朋友說道，「安特生博士，當然歡迎你了！」 因此，碰巧了，本身不被允許進館的陳先生卻幫助我進入了史丹利醫生的聖殿，在那兒，我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發現。後來，我給博物館主任寫了一封信，特別請他注意，博物館裡的野豬不是猛獸，流星僅僅是棕色的鐵礦石，蕨類植物化石也只是樹枝化石而已。3 第二天上午，我和姚先生去上海市本地一條街採買一些「龍牙」和「龍骨」。這是中國人給地質學上第三紀哺乳動物的牙齒和骨頭起的神奇的名稱。他們認為，這些東西是中藥，能治百病。這些化石是在中國進行常規採礦時發現的。在中國醫藥典籍中，「龍牙」是特別重要的藥物。 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去一家中藥批發經營店詢問有關「龍牙」「龍骨」化石的情況，希望了解到一些新的種類或者發現地點。 上海所有的大藥房都在一條街上，它們都相互挨著，離得很近。我們從一家藥店到另一家藥店，詢問「龍骨」的情況。但是，每到一處，我們都得到同樣簡短且令人不解的答案。聽到我們的需求後，過了一會兒，有店家說他們店裡不經營這些東西；但有些店家，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是不想跟我們做生意。 我問姚先生，這種不友好的回答是什麼意思，但他無法給我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在四家藥店都一無所獲後，我們走進另一家藥店。這家藥店的主人看起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紳士。這次，我乘興而來，不想再敗興而歸。於是，我拿出自己的中文名片，請姚先生跟這位老先生解釋，說我們三人從北京來，我為中國政府工作。 老先生仔細地看了看我的名片，然後轉向他的幾位助手，低聲地跟他們說了一些話。最後，他打開一間清淨的房間，彬彬有禮地請我進來。我被安排在貴客座椅上，僕人給我端上茶，遞上煙。然後，這位年老的商人開始說道。 「非常抱歉！這兒出了點誤會。我們從其他商鋪得知，有一位外國人想看『龍骨』。我們這些藥商很少跟外國人接觸。我們上海的中國人不喜歡外國人對待我們的方式。因此，我們藥界有一個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儘量不跟外國人來往，所以，您所到之處，得到的回答是我們沒有『龍骨』。 「現在我了解到安先生（我的中文姓是『安』）從北京來，他為中國政府工作。他對我們中國人的態度跟別的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對我們的態度不一樣。 「對於剛才發生的事情，我代表我們這兒所有藥商對您表示歉意。我們這條街上有的所有『龍骨』，一會兒都會送到這個房間，所以，安先生不需要到其他藥店，就可以看到。」 確實，幾分鐘後，一籃子又一籃子的「龍骨」「龍牙」化石相繼送了過來，我所要做的就是挑選自己想要買的東西了。 上海的外國人聚居區，也就是公共租界，連同附近的法租界，組成了一個特殊的行政單位。它在很多方面，帶有現代版漢薩商業同盟城市的特點。這個區域由外國市政委員會，也就是「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來管理，其法律事務交由一個綜合司法系統執行，即「會審公廨」（Mixed Court）；其警察由專人組成，完全由外國人控制。經過多年發展，這個大商業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政運作模式。它幾乎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在維護區內外國人的利益，它把居住在租界的中國居民當作二等公民或僕人看待。這些中國人的存在是有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租界，他們沒有參與社區事務的權利。 在天津、漢口、廣州也有從中國司法權中劃撥出來的外國中心。但在這些外國人聚居區不是國際區，而是外國租界，如英租界、日租界、意租界等。每一個租界都由外國人控制，中國人沒有任何影響力。 另一種外國人聚居區是像北京那樣，由外國使館占據的地區，也就是使館區。這一地區由外國外交使團管理，區內有自己的警察，也有各國分遣隊組成的安保部隊。各國使館聚集在一起，周圍是一個防禦圈。南面是滿人居住區的城牆，東面、北面、西面是使館牆，牆外是一段斜坡，那是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後修建的。 在很多方面，特別是衛生條件方面，這些外國人居住中心是模範社區。他們的做法也漸漸為臨近地區及更遠的中國城鎮所效仿。 在天津的義大利海軍 但是，有關生命財產安全方面，這些外國人居住社區並不是模範社區。在北京，除了使館區以外，全城警察部隊完全是由中國人管理。在這兒，人身安全保障方面無疑要比像瑞典斯德哥爾摩那樣的城市好。但是，上海外國人聚居區社會治安差，堪稱世界之最。在那兒，各種不法之徒，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經常聚在一起，從事非法勾當。那兒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租界巡捕房行事效率低下，不像北京的警察，能夠快速有效地處理各類治安事件。 中國人對在華外國人聚居區的不滿，也許主要是因為在這些國際社區及租界內，中國的法律和秩序無法得以貫徹實施，這些地方往往成為當時中國一些「政治罪犯」躲避懲罰的理想之所。這種情況，表面看來，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它已經對中國現代政治構成了威脅。這種制度已經成為對那些不知廉恥的政治冒險家的獎賞，使得那些真正的愛國人士無法永久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 每一位在北京以不誠實的手段擢取權力或者謀取一官半職的政治人物或將軍們都知道，如果事情不順利或者第一次不成功，他們可以在使館區尋求庇護。然後，從那裡，他們可以隱藏身份，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去位於天津的這個或那個租界。在此，我舉幾個過去幾年政治動盪中出現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917年張勳復辟，總統黎元洪逃到使館區一家法國醫院；1923年黎元洪第二次擔任總統時，在直系軍閥曹錕等人的威逼下，被迫逃往天津。在他做最後掙扎、試圖保住自己總統大位時，他把自己的小妾送往一家法國醫院，她手裡拿著象徵總統權力的國璽。 我們再談談1917年7月的政治鬧劇。張勳復辟後沒有幾天，就重複了黎元洪的命運。7月12日晚，張勳復辟失敗後，在北洋政府軍眾目睽睽之下，乘坐外國車輛，進入荷蘭使館尋求政府庇護。他在那兒待了幾個月。 1920年夏，親日派「安福系」在直系軍閥曹錕和吳佩孚攻擊下垮台。親日派趕緊躲進日本領事館，新一屆北洋政府宣布將他們處以極刑。 以上只是幾個例子，說明中國政治人物是如何利用外國地盤謀一己之私；結果，這些地方變成了破壞中國政治生態的禍根。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賭一把，沒準我會贏。但假如情況不妙，我只能冒險逃往使館區或者我在天津外國租界的房子裡」。這些政治投機分子快樂地策劃自己的政治陰謀，結果，北洋政府的政治道德信譽不斷下降。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迫使中國人至少在表面上對外國人表現出尊重，這種尊重並不是因為他們糾集了兩萬多士兵攻破北京，更不是因為這些外國士兵在大清帝都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中國人開始認識到，外國人開始聯合在一起，就連日本人也開始和美國人、歐洲人站在一起了。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大戰這種踐踏人類文明、違背人類良知以及白人爭霸世界的惡行意味著他們在中國的聲譽徹底瓦解。 起初，協約國害怕德國人，後來他們打敗了德國，並對德國進行瘋狂的報復。這都讓警覺的中國人陷入了思考。1918年11月11日晚上，當停戰的消息傳到北京時，身處中國首都的外國人深切感受到，他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嚴重受損。法國士兵試圖推倒前德國公使克林德紀念碑，但沒有成功。克林德是德國駐華公使，1900年在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殺。法國殖民當局的士兵搶劫使館區幾家德國商店，又放火焚燒一家德國銀行，結果差點殃及法國使館的房子。多虧美國海軍及時趕到，趕跑了這幫法國混蛋，撲滅了火。對於這種愚蠢的行為，這些法國士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直到1919年3月，協約國才實現了他們在一些商業領域裡希望實現的目標，那就是，將那些積極進取的德國商人遣返回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四年間，他們雖然人在中國，卻一直牽掛著戰場上發生的事。中國人也得體、老練地向這些最令人害怕的外國人——這些德皇的子民們下手。 歐洲歷史上「三十年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幾位大臣被扔到了窗外的糞堆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因為一位王子在塞拉耶佛遇刺；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老閘英國巡捕房前面發生的大屠殺讓旅居中國的外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當年春，上海日資工廠發生騷亂。據說，一家日資工廠的工頭殺害了一名中國工人。無論事件起因如何，其結果是激起了上海學生的強烈抗議。英國巡捕逮捕了一些學生，把他們關押在老閘巡捕房裡。 5月30日，憤怒的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來到巡捕房前要求釋放關押學生。人民群情激憤，堅持要求英國巡捕房放人。在場指揮的英國軍官認為這對巡捕房構成了威脅，因此下令向逼近巡捕房大門口的人群開槍，造成多名學生死亡，更多人受傷。 這事如果發生在一座沒有外國人的中國城市，開槍的也是中國人，或許不會引起那麼大的關注。然而，由於一些特定的因素，這個案件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首先，在接下來的調查中，無法證實，有任何一位學生攜帶了槍支，從而給人的印象是，涉事警察在當時環境下過度使用武力。 事實上，這個悲慘事件的直接責任不在這個人，而在於這個制度本身。這個問題首先錯在當地警察對於這個事情的嚴重性判斷有誤，另外，他們也缺乏必要的手段以更加溫和的方式應對情緒失控的人群。最後，此次事件最終責任在那些掌握行政權力的外國人身上。他們坐著舒適的汽車來往於辦公室、俱樂部、私人別墅之間，完全沒有意識到在上海的大街上，那些飽受鄙視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強烈反對外國人以這種侮辱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為了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請允許我把它放到我們瑞典的環境下。大家想像一下，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有一塊地由外國人占領，他們在那兒修建定居點。在這個外國人聚居地，瑞典政府無權管轄，瑞典法律也不起作用。想像一下，接下來，有傳言說，來自斯德哥爾摩北區的一個瑞典工人，比如說，在此被一個芬蘭工頭殺害。瑞典學生在長西街（Long Western Street）舉行遊行示威，結果許多學生被捕。後來，來自斯德哥爾摩北區學校、手無寸鐵的學生髮起了遊行示威，一位德國軍官下令開槍，導致許多學生傷亡。難道我們溫和的瑞典人民不會變得群情激憤嗎？ 上海宣布全市總罷工。商店關門，食品供應切斷，僕人和護士都離開了薪資不菲的工作崗位。 上海遊行示威的風暴很快延燒到北京。在6月的一個上午，大批遊行示威的學生向使館區方向前進，向外國公使表達強烈抗議。使館區嚴陣以待，士兵就位，機關槍都架在了牆頭。如果這兒再出現開槍或者流血事件的話，最近不幸的事件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災難。由於雙方保持了一定的謹慎和克制，學生最終未進入使館區，從而避免了一場危險。 儘管學生遊行示威的主要矛頭不再指向使館區，但是示威活動仍然持續了數日。在我乘坐黃包車往返於農商部的路上，我會經過大批遊行抗議的學生，但絲毫沒有感覺到行路不方便。必須要說的是，在這個動盪的年代，北京學生的行為還是令人欽佩的。在漢口、九江等其他地區，不少外國財產受到損失。 我希望記錄一下北京學生遊行示威中發生的一件小事，因為它能讓我們對上海5月30日發生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那是6月的一天，北京到處是宣傳傳單，每間房子角落，每座電話亭，都可以看到雪片般的傳單，白紙傳單對角畫著一支槍，上邊寫著幾個紅色大字：格殺勿論。 傳單上印著上海報紙上的一篇新聞報道，說5月30日下令開槍的警察在接受審問時談到了他一般情況下遵循的指令。他說，他遵循的指令是不到最後一刻，絕不開槍。但是，在這個案子中，對這些人要格殺勿論。 處於防衛狀態的公使館區的西大門，由美國海軍士兵和日本步兵把守著 這個傳單給我的感覺是，做得挺聰明的，但卻不負責任地歪曲事實。我直接去找一位在官方工作的熟人，請他給我提供準確的信息。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上海，警察接到的指令確實有「格殺勿論」這幾個字。 經過對5月30日事件參與者進行的各種調查和聽證會後，情況逐漸明朗，對學生開槍射擊是一件特別悲慘的事件。對此最應該承擔責任的那些警察逃離了中國，傷者及死者後代被給予了賠償。 中國代表和外國代表在北京關於修改關稅及其他相關議題的談判已經進行好長時間了。他們也談到了外國放棄治外法權的議題。 關於在華外國人管理的問題必須有徹底的改變。我們必須希望，在上海及中國其他城市的外國租界的管理必須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確保中國的司法權，二是保障外國人的安全。另外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關稅和鹽稅的管理問題。它們目前由外國人管理。希望不要在這些方面出現倒退。 從我個人角度來看，我不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已經達到了能夠保障外國人安全的標準。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放棄治外法權，因為是治外法權保障了外國人的安全。 * * * 注釋 1．Raphael Pumpelly, My Reminiscences. 1918. pp.34, 36, 37. 2．納克是瑞典的一個省，安特生的家鄉。此處「納克人」指安特生自己。——譯者注 3．一種帶有樹枝狀或苔蘚狀標記的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