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十章 滿人與革命
皇朝最後的繼承者是滿人。1644年，滿人舉兵入關，攻下明朝都城北京，登上了龍椅。
在過去數年間，國立北京大學國學門（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一直在努力整理、匯編內閣大庫中海量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是北大歷史學家收集的無序手稿，此前一直放在紫禁城中，無人問津。
如今，這批寶貴的文獻存放於研究所的展覽室，其中包括各大行會的請願書，字裡行間都是對新朝的恭順感激。向我展示這些官方文獻的那位教授學識淵博，他表示，已有確鑿證據證明這些文獻系偽造，其史料中的各種細節也純屬子虛烏有，一切不過為了向後人證明，清自立朝以來一直備受萬民擁戴而已。
若繼續考究清朝檔案，學界可能會有更多發現，也可能會重新評估正史。但無論研究結果如何，清朝在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幾大特徵早已顯現。
首先，我們發現，明清交替與史上其他王朝更迭有相似之處，即篡權者雖武力超群，文化上卻稍遜風騷，因此便努力學習華夏文化。幾位偉大的清朝皇帝，如康熙、乾隆都對文學和藝術興趣濃厚，大力支持漢人的高雅文化，促使其發展到又一巔峰。康乾盛世，戰果顯赫，國力強盛，乾隆治下六十年間人口翻番，足見一斑。
城門前的駱駝隊
清廷檔案資料（所謂內閣大庫檔案）在交付給北京大學國學門時的情形就是這樣
國學門的教授和學生們在對內閣大庫檔案進行整理時的情形
但是，康乾之後，盛世落幕，榮光不再。嘉慶繼位後，清朝開始走向衰落：國力羸弱，政治頹敗。這在很大程度上因腐化墮落，深宮政治所致。結果，康乾盛世不再，王朝日漸式微。
但有一點必須明確，皇室衰微只是其中部分原因。沉疴宿疾不斷湧現，清朝統治在劫難逃。
內顧之憂中，人口過剩首當其衝，而前文所提之事也加劇了這一問題。中國無法通過大規模海外移民緩解人口過剩，因此饑荒和革命就成了平衡人口的非常手段。
當時，這兩種方法都起過作用。19世紀上、中葉發生大饑荒，五千萬人因此喪命。隨後掀起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但其破壞力相對有限。1851年到1864年間，太平天國運動席捲長江流域各省，導致中國人口從4.25億減少到2.6億，不過這一數據可能略有誇張。
對於太平天國運動，我們西方人認為是查理·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的「壯舉」——人稱「中國戈登」——結束了（中國這場）大規模流血衝突。但在這個歷史問題上，中國人的看法與我們有些許不同。戈登的軍事行動僅限於十里洋場的上海周邊地區，他所鎮壓的起義，在中國人眼中，卻是反對腐朽清朝統治的正義之舉；另一方面，中國評論家也不像仰慕戈登的洋人那樣認為他的干預具有決定性作用。
然而，對於清政府和中國百姓而言，最大的絆腳石其實是下一章所說的「白禍」，這一因素形態嶄新、變化無常，但它卻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民眾的生活。外國勢力，特別是歐洲勢力的影響持續增強，進而觸及清廷命脈，「白禍」也應運而生。
午門——紫禁城內部最重要的大門，在午門大理石的欄杆後面皇帝通常會檢閱來朝貢的各國使臣進入。雄偉壯觀的大殿現在用作歷史博物館的展廳。因為這些建築比周圍的建築要高出很多，因此在午門上可以自由地鳥瞰整個北京城。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博物館有這樣的一個周邊環境，可以與紫禁城的富麗堂皇及其歷史意義相提並論
高本漢教授在其著作《19世紀的東亞》中，已生動明了地講述了這些事件。因此，此處只需介紹19世紀中國與列強關係的主要特徵。
中國和西方列強交涉之初困難重重，因為雙方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截然不同。
中國自認天朝上國、唯一的文化大國，周邊的戎狄夷蠻全是天子的附庸，其統治者和使節覲見天朝皇帝時，必須俯首叩頭以表達最誠摯的敬意。
但對於歐洲使節來說，他們代表的則是世界強國的一國之君，要求這群頑固的英國貴族用同樣卑微的姿態表示臣服，簡直荒謬絕倫。歐洲列強派出的第一批使節在訪問時，也許根本就沒有深入了解過，中國那些要求的背後到底存在什麼邏輯。
1792年出訪的馬戛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使團以及1816年的阿美士德勳爵（Lord Amherst）使團，不僅在所有談判中都一事無成，還加深了雙方的誤解。
雙方首次明確的衝突源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販運。廣州當地官員違背清廷意志，擅自對非法進口的貨物進行大額補貼，但這並不能成為洋人販煙的藉口，更有甚者，大量鴉片都是通過非法走私船甚至海盜運進來的。
中國大力禁菸，洋人卻堅持從事利潤豐厚的非法鴉片貿易，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中方節節敗退，最終於1842年簽訂了《南京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英國人與中國達成了「共識」；同時，還向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大通商口岸。香港被迫割讓英國後，中國部分領土慘遭列強瓜分，引起國內輿論譁然，尤其是19世紀最後十年，民眾怨聲載道。
紫禁城內
因此，衝突很快再次全面爆發，但鏖戰雙方都未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切都源自中方天朝上國思想和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原則之間的尖銳對立，前者絕不容許任何國家與中國平起平坐，除非遇到了不可抗拒的武力破壞。
歐洲人對當權的理解與天朝上國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國的理念在中華文化大地上發揚光大，但卻在面對來自現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戰時敗下陣來。雖然歐洲的外交官理論上在為所謂正義而努力，但遺憾的是，那些「正義」的理念卻由於鴉片貿易、亞羅號事件以及歐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蠻行徑而損毀了。
《南京條約》簽訂後，鴉片貿易愈發失控，走私和海盜活動塵囂而起。
1856年，廣州當局得到消息稱，數名臭名昭著的海盜躲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避難，該船經英國當局同意懸掛著英國國旗。中方對該船進行了一番搜查後，抓獲海盜，帶走船員，並摘下了英國國旗。根據西方國際法，中國當局的做法顯然侵犯並嚴重辱沒了英國國旗。但當時中國正鉚足全力，強力禁菸，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卻拒絕妥善處理「亞羅號」事件，還藉口開戰，實在為人不齒。戰爭爆發後，法國也想為一名法國傳教士之死索要賠償，於是英法結盟。歐洲盟國在這場戰爭中一再輕鬆告捷，英方也於1858年6月在天津和平解決了此次事件。中英談判雙方分別是欽差大臣桂良、另一位中國代表，以及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及其助理布魯斯和翻譯李泰國、威妥瑪。年長的翻譯李泰國先生性情強悍，朝著中方代表亂發脾氣。連額爾金勳爵自己都寫道，他也被迫「舉止粗暴」。
天安門，紫禁城最外面的一道門
此次東西會晤生動典型，情狀躍然紙上。一邊是英國貴族勳爵，身倚英式制勝法寶，又有鐵血翻譯李泰國的加持，另一邊是中方特使，身受千年傳統束縛，舉止周到得體，表達克制內斂，將絕望鬱塞心中，夾在洋人的冷言惡語和京城皇室的不悅之間，默默退讓，步步妥協。
《中英天津條約》為此後外國人在華安家行事打下了基礎。英國獲得了一系列權利，包括在北京設立常駐使館（中國在倫敦也有相應的權利）；長江通航、新一批通商口岸開放；英國國民有權持護照進入中國內地；基督教傳教士享有傳教自由、享受傳教保護；治外法權得到承認，即按照規定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僅由本國領事法庭管轄。
英國人開創了此類條約的先河，隨後列強也紛紛效仿。《中英天津條約》簽署次日，法國特使葛羅男爵（Baron Gros）便代表法國與中方簽訂了類似條約。
在交換條約批准書時，清廷竭力將令人生厭的外國使節拒之門外。條約規定，批准書應在北京交換，但朝廷卻希望將這一程序轉移至天津附近的海濱小鎮北塘，法使節企圖藉助武裝艦隊強闖海河，但修繕一新的大沽炮台抵住了進攻，英法使節無計可施，只好放棄入侵北京。
1860年，額爾金勳爵和葛羅男爵兩位公使再度歸來，隨行的還有一萬一千名英國士兵和七千名法國士兵。清軍多次與之交鋒，卻屢戰屢敗。1860年10月3日，北京首度落入歐洲軍隊之手，咸豐皇帝逃往熱河。
但清軍無力繼續抵抗時，暴力無處釋放的英法聯軍便洗劫了北京城外的夏宮圓明園。額爾金勳爵竟然還下令將其燒毀！
多蔭的長廊以及枝繁葉茂的樹木使得紫禁城的西海成了具有田園風光的一片淨土，儘管如此，這裡有時也會上演真正的悲劇
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見證了外國勢力對華關係的一段段血腥歷史。列強上演了瓜分中國的大戰。
1882年至1884年，法國在中國西南邊境挑起爭端，並決定進一步控制越南北部地區政治局勢。
然而，首將外國侵華推向高潮的，卻是1894至1895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日本雖固守東亞精神文化，但在使用西方武力，或曰廣義的西方物質手段方面，卻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它打了中國一個措手不及，輕鬆完勝。中日《馬關條約》規定：名義上獨立的朝鮮由日本控制，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島，賠償白銀兩億兩。
俄國也對遼東半島虎視眈眈，因為那裡有個太平洋不凍港。於是，它聯合德法兩國，迫使日本放棄了這片重要領土的要求，而作為補償，日本可多獲得一些戰爭賠款。
俄國因歸還遼東半島有功，獲得清廷特許，將西伯利亞鐵路線延長至奉天（今瀋陽）和旅順，縱貫東北。俄國後來也藉此占領旅順，將其變成實力雄厚的俄國使用的軍港。
1897年11月，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德國政府以此為藉口，施行德國著名地理學家馮·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1833—1905）早就提出的想法：以良港青島為基地，開發山東。於是，德國「租借」了青島所處的膠州灣，德國企業也在此開展殖民活動，雖然青島因此有所發展，但無故霸占中國領土的事實是無法掩蓋的。
英國對俄國強占旅順感到驚慌，它要求中國割讓威海衛和香港對岸部分大陸領土作為補償；法國則占領了海南島對面的廣州灣。
此類事件層出不窮，列強變本加厲，對待孤立無援的中國，他們的狼子野心可謂昭昭在目。各國紛紛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法國打算占領雲南和廣西，英國占領長江流域，日本占領福建，俄國占領東北。中國地圖用不同顏色標明了各列強的勢力範圍，而這種五顏六色的地圖也開始在歐洲印製、流傳。
對於一向充滿自豪感的民族而言，受到外來者這般對待，內心肯定深受震撼，因為半個世紀前，那些外來者還只是他們眼中俯首稱臣的蠻夷之輩。
中國會有這種反應實屬正常，當時全社會都敵視外國人，孔子故里山東尤甚，時至今日他們仍視外國入侵為奇恥大辱。在中國被稱為「義和拳」（部分西方國家稱之為「Boxers」）的成員們，熱衷舞刀弄矛，操練古代武器，他們堅信自己就算以血肉之軀對抗列強的槍炮也不會受傷。清王室和許多官員都十分支持義和團，1900年初夏，清朝官兵甚至公然與之交好。
紫禁城中的金鑾殿
5月底，數百名外國駐軍奉命護送公使團從天津前往北京，但英國水師提督西摩爾（Edward H. Seymour, 1840—1929）麾下的一支救援大部隊卻被義和團和清軍逼退至海邊。
6月20日至8月14日，北京使館區屢遭圍攻。若非中方長官還在猶豫是否使用武力，進攻躊躇不決，兵力不足的外國軍隊很有可能抵擋不住人數眾多的義和團與清軍。
兩萬人組成的八國聯軍殺入北京後發現，除德國公使外，各國公使都毫髮無損。圍攻開始前，德國公使在前往總理衙門的路上遭刺客槍殺。
供皇上及其宮廷使用的長廊，即便是在雨水比較充足的夏季，皇上和大臣們要走過不同的幾個大殿，也不會使他們繡有豐富圖案的絲質官服被大暴雨所淋濕
北京再度落入外國軍隊之手，外國人再次施展暴行，紫禁城和清朝貴族府邸都被洗劫一空，場面野蠻至極。
早在八國聯軍逼近京城時，慈禧太后、光緒帝以及部分皇室成員就逃往陝西省首府西安府避難。
數月來，義和團刺殺了直隸和陝西眾多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不過，華中和華南巡撫沒有聽從京城指示，對當地洋人實施了保護措施，阻止了事件蔓延。
義和團事件令渴望宣洩的中國人一時情緒高亢，民族精神振奮，但最終，該事件以簽署合約告終，清政府承諾以關稅作抵押進行大額賠償，中外政府將共同管理關稅的徵收。
早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就有人秉持現代精神，試圖在中國進行改革。事實上，1885年，著名軍事家、政治家、軍機大臣左宗棠就曾在臨終遺折中提出宏大的改革方案。其中，他強調要修築鐵路，發展海軍、加強海岸防禦工事建設，學習外國的採礦方法，改進制造業，制定穩健的財政政策，並鼓勵學子出國留學。
由於甲午之戰慘敗，中國人意識到了中日間的差距。作為彈丸島國，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更強大的統治手段，施策堅決、大獲成功。於是中國人開始遠赴東洋學習新思潮，大批留學生湧入日本的高等學校。
1898年，數名深受日本模式影響的維新分子勸說光緒皇帝發動「戊戌變法」。不幸的是，變法迅速夭折。此前長期以來，清政府的實際掌權者都是慈禧太后，她精力充沛、貪戀權力，此次事件後再度執掌大權。1898年9月22日，在光緒皇帝頒布改革詔書百餘天后，慈禧太后廢止了變法，將光緒皇帝囚禁於瀛台，並處決了未能及時逃亡的維新派改革者。
鎮壓義和團及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種種慘痛經歷，終於讓慈禧太后意識到了西學東漸、改造中國的必要性。1902年1月7日，慈禧首次乘坐火車，從內地起駕返回北京，隨後便主導改革運動。同年，長江流域任職的多名巡撫也共同制定了詳細的改革方案，奏承君上。
「老佛爺」——慈禧太后幾十年來以鐵腕統治著中國。她標誌著從前曾經如此強有力地施展過其力量朝代的最後輝煌；1908年11月15日她去世之後，腐朽的皇室走向滅亡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獲勝，從外部刺激了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國1902年至1908年間聲勢浩大的新政改革。此次改革最突出的特點是於1905年廢除了沿襲千年的科舉制，制定了新式教育計劃，著重強調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
1908年11月14日，命運多舛的光緒帝駕崩。次日，慈禧太后也溘然辭世。最後一位鐵腕人物逝去，清王朝只剩頹敗腐朽了。
張之洞和袁世凱兩位曾支持慈禧的政治家，也與清政府無關了。張之洞逝世，袁世凱由清廷遣走，讓他回河南老家「養病」，未留情面。
梁啓超，1898年在光緒皇帝悲劇性的短暫變法中曾出過主意的革新家之一。他躲過了太后的震怒，成功逃離；他後來成為中國最有學問的作家，他以高雅且簡潔的文體而著稱
幼帝宣統尚未成年，攝政王執掌朝政，管理得一塌糊塗。誰出的錢多，誰就能在宮裡謀得一官半職，掌權的王公個個中飽私囊，無所不用其極。
民眾開始覺醒，並意識到必須要從腐朽的清廷統治中解放出來。多方革命力量蓄勢待發。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倒台，中華民國宣告成立。
總的來說，這場革命並不血腥，倒台的清廷也得到了寬容對待，彰顯了中國的中庸之道。遜帝宣統年俸四百萬兩銀元，有權居於紫禁城內，拜祭祖廟和皇陵。
辛亥革命最根本的意義在於推翻了清王朝。除此之外，它僅是大變革中邁出的一步。與法國和俄國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並非偉大變革時代的開端，也未能解放深受壓迫的人民，釋放強大的群眾力量。目之所及，大部分改造工程都是晚清的功勞。比如，現存大部分鐵路早在1911年就已完工，當時的行政部門已初具如今的雛形，且如前文所述，老舊的科舉制度早在1905年就廢除了。
在許多方面，中華民國都可謂分崩離析。內戰不斷，近兩年（1924—1925）軍閥割據，爭相徵用、扣留鐵路列車，給通信和商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人民生活條件異常艱苦。與此同時，北洋政府權威弱化，甚至不及處於頹勢的帝制時代。
舊的政治體制支離破碎，新組建的政府又不過暫行其力，漏洞百出。總而言之，新政府內部幾乎沒有多大的進步。但即便內戰頻發、管理不規範，缺少政府扶持，工業和商業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即使資金短缺，高等教育也依舊取得了很大進步，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讓人們對未來信心倍增。接受現代教育的新一代已經長大，人們改變國家命運的能力逐年增長、對未來的希望日益夯實。
辛亥革命雖然向著艱苦的復興之路邁進了一小步，但同時也摧毀了許多具有審美價值的東西。象徵皇權的所有物品一掃而空，其高超的藝術價值無人顧及。精妙絕倫的龍旗被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穿戴傳統民族服飾的前朝官員如今也身著禮服，頭戴高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當數建築，不洋不土，奇形怪狀，沒有一人敢為這怪物一樣的建築物的存在來擔責。
審美品位退化，以往對舊式風格的自信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鋪中各種華而不實的裝飾。我認為，這些比內戰和政府缺位更糟糕。
但藝術、建築和手工業勢必會迎來復興，人們必將高喊重拾偉大民族傳統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