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洋鬼子 · 第四章　中國經濟

一天晚上，我們在河南和陝西旅行時，沿著從河南府向西通往陝西的大路，走進了硤石村1一個樸素的小客棧。天黑了，我在院子裡踱著步，等著我們遲到的僕人和馱著行李的牲口。 突然，一個苦力悄悄地從大門溜了進來，他扛著兩個同樣大小且重量相等的擔子。與苦力在扁擔的壓力下移動時明顯的困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個子的矮小使我很是好奇。接著進來一個又一個，一共五個人，他們熟悉這片土地，走進一個小房間，放下他們的擔子，喝了一碗溫水，點燃了他們的菸斗。 我忍不住叫來我的助手鄭先生，請他把這些「旅客」的差事告訴我。後來我才知道，這些苦力是從陝西的西安府來的，要前往河南府，有二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他們的擔子裡裝的是「現金」，也就是說中國的舊銅幣，他們長途旅行的目的是把這些銅幣兌換成銀幣。幸運的是，幾天前我就曾深入地了解過這件事，這讓我立刻明白了銅和銀兩者之間的關聯。由於大戰期間銅價的上漲，一些聰明的日本人發現，把中國銅錢買來，將其中的銅還原出來是件好生意。通過這種方式，中國開始向日本大量出口現錢，這一貿易最終呈現出如此規模，以至於中國財政部也認為，應該開始從流通的銅錢中收集和提取黃銅。 有教養的中國人及其搬運工 但還是讓我們回到苦力的話題上來吧。根據鄭先生提供的信息，每個苦力攜帶的兩個擔子的價值約為4美元50美分，以瑞典貨幣計算約為17克朗。換言之，在中國，在一個地方廉價購買流通的銅錢，將這些價值10美元的擔子運到250公里以外的地方賣掉是值得的。買賣雙方的差價最多也不過是每人一擔貨物盈利幾克朗，為了這個價格，苦力不得不往返十天的路程，此外還要有足夠的錢來支付他們的工資。而且，此事可能並不是苦力能承擔的，他們只是西安府一個商人的手下而已，他們將銅錢賣給了河南府的另一個商人，這樣一來，前者就可以在交易中分得一大筆利潤。 路邊小草房中的乞丐 類似的例子我還可以舉上很多，它說明了中國勞動者的工資之低以及他們極其簡樸的生活水平。 至於交換手段的使用，在許多地方，現金（流通的銅錢）是唯一使用的，一枚銅錢的價值約為1美分的1/35，這便使得人們有興趣去深入理解中國零售交易的簡易之處。 如果僱主是中國人，每天5.5分至7分錢的工資是可以接受的，而沒有經驗的外國人可能會很高興地以17分至22分錢的價格獲得一個搬運工或一個助手。 如果我們認為，不僅要為苦力本人，而且還要為他的家人（通常包括一大批兒童）提供較高的正常工資，那麼很明顯，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對一個美國勞工來講，實際上是不可想像的。 肉類是一種奢侈品，只有在每年的重大節日，特別是新年才會出現。對於華北的中國人來說，我們也必須放棄他們每天都吃米飯的觀念。大米是富人的飯食，窮人靠小米、玉米、高粱、各種豆類、捲心菜和洋蔥養活自己。樹葉有時甚至是他們菜湯的主要成分。儘管價格極其便宜，但從營養的角度來看，這種飲食還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當然，我在一些地方看到過肚子餓脹的孩子們，但一般來說，中國男人瘦而結實，女人的肩膀強壯而寬大，孩子們長得胖乎乎的，他們的眼睛清澈、明亮。 鐵皮做的汽油桶在中國內地特別受到人們的喜愛，可以作為水桶或其他目的使用 鄉下人不需要購買商品就能維持其簡單的生活。在山西南部的山區村莊裡，除了鹽2和少量的鐵器外，農民幾乎能生產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如果這些人懂得知足常樂的話，而且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心地善良的人是不會經常地被強盜和稅吏的恐懼所騷擾的，儘管有時也會有蝗蟲、乾旱和發洪水等天災，但他們的生活一般來講會非常幸福的。 中國國內經濟的一個自然階段是對所有廢物的利用，其程度是我們歐洲人做夢也想像不到的。從富人家的廢渣堆里扔出來的煤渣，馬上就圍上了滿身灰塵的小男孩，他們挑出未被燒盡的煤渣。收舊衣裳的人的生意非常重要，尤其是婦女，她們常常背著舊衣裳包，抱著一個正在哺乳的孩子，安靜地走著。 中國街上小販的全部貨物（花生和柿子）常常不值一塊銀元 中國人熱衷於儲存的主要東西自然是天然肥料。如果你在直隸省的道路上走上很長一段路的話，就會注意到一個特殊的地方，這是專供過路的馱畜休息和「出恭」的特殊場所。這只是在道路旁挖掘的一英尺深的長方形的坑，其整個的寬度和長度足夠容納一頭騾子，裡面鋪著高粱秸稈之類的東西，一則提示疲累的騾馬這柔軟的地方可用來歇息；二則也可收集它們留下的糞便。一旦有一匹騾子、驢子或是小馬率先在這塊地方排下自己的糞便，後來的牲口勢必難以自禁，停下來照葫蘆畫瓢。假設一個旅行者帶著一支由十隻馱畜組成的商隊前進，騾馬在這裡排便，既是對牲口本身的盤剝，也耽誤了旅人的時間，唯一可安慰的是道旁不斷高聳的那座臭糞堆，證明它們的「供品」沒有白費。 積肥的人用他難聞的桶嚇走了孩子們（李姓畫家的作品） 一個外國人曾經告訴我，在古時的中國宴席上，走進後院來報答主人的好客是一種好的形式，儘管這一說法也許並不完全可靠。然而，事實上，收集糞便是一項與收舊衣裳的人享有同樣高聲譽的職業，儘管與此相反，收集糞便更是男人從事的工作，不僅包括孩子和老人，實際上也包括壯年的男人。拾糞的設備是一個截短了的圓錐形狀的木製容器，用一把放在後面的小鏟子，能很便利地收集起街道上的糞便，然後可以巧妙地從肩膀上扔到容器里。這不僅有騾馬（equus）、狗（canis）的糞便，也有豬（sus）和人（homo）的糞便，這是因為人以及這些牲畜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街道上的緣故。 在北京，一車糞肥能帶來12美分左右的驚人價格，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一工作是有利可圖的。在一個名叫齋堂的山村，我偶然發現在一座廟宇後面有個小男孩從糞堆里偷東西往籃子裡裝，看到他那負罪感的神情，我感到滑稽。 在任何一個方面，這種急切的收集都沒有比獲得燃料更值得人們注意的了。沒有可燃的東西經過家門，孩子們只能走出村莊去收集樹枝和乾草。他們不僅收集高粱的粗秸稈，高粱可以長到一個人的兩倍高，我還見過他們將草連根挖出，然後把土抖掉，剩下的草用來做燃料。 但這種為生存而辛勤勞作的做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在他們採集樹枝和可燃草的許多地方，其實在只有幾英里遠處就有極好的無煙煤，但由於道路簡陋，加上缺乏購買力，煤炭只能供當地消費。更糟糕的是，山裡的人用可憐的樹枝生火，而自從原始森林被砍伐以來，山里就沒有樹木了，每一棵樹的枝條都被小小的砍柴人無情地砍掉。在寺廟中或在斷崖上無法接近的地方的樹木，還沒有被砍伐，人們可以看到這些樹木現在就生長在可憐的裸露的山上。林業是一個神奇的詞語，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它將改變中國北方廣大山區的景觀，創造新的生命源泉。但要取得任何重大成果，都需要鋼鐵般的意志力，因為任務是極其艱巨的，特別是考慮到9月至第二年6月的乾旱少雨的情況。 裝在手推車上用臭不可聞、滿是糞便的筐運輸的半液態的糞肥，靠近的人都會被嚇跑 貧窮的女人和孩子在有錢人家倒出的煤灰中尋找沒有燃盡的小煤塊 收集作為燃料用的乾草的年輕人 缺乏適當的道路對旅行的外國人來說是極其不快的。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建立了絕不可輕視的鐵路網，但是鄉村公路是個大問題，似乎還沒有引起政府要員們的關注。這個國家被許多非常古老的公路所橫穿，其中有些地方的交通非常擁擠，任何一個習慣了我們建設得比較好但空無一人的道路的人，都會覺得這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但是，這些大動脈日夜都聚集著旅行者、馱畜、趕車人、兩輪車、獨輪車和其他運輸工具，除非陡峭的山口或水道使得一些地方的人不得不進行干預，大部分的道路都不是人工建造的。否則，這些著名的帝國道路就要穿越平原和山脈，其間也會有繞道的現象，並不斷與耕地發生衝突。事實上，這些無定形的道路被允許在耕地上尋找新的道路，這有趣地證明了中國農民的隨和寬容，他們滿足於在新的道路上挖幾個淺而曲折的坑而已，而在類似的情況下，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會求助於法律的保護，或者如果沒有法律的保護，會求助於鐵絲網和獵槍。 孩子、狗和豬在垃圾堆中找尋東西 西方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可以說是支配性的，是通過簡化貨幣和採取措施，打破稅收壁壘和消除中間商，努力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流變得簡單和便宜。在中國，這種趨勢似乎恰恰相反。 洋元兌換 人們只需要對這個國家的貨幣體系有點實際的認識就可以明白這一點。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們只能粗略地談一談。 北京和其他城市通常的兌換標準是墨西哥鷹洋（約合48分）。1鷹洋名義上分為100分，每1分又可以分為10厘現金：但消息靈通的經紀人會知道，此時每一枚銅錢的價值已大幅下降，1鷹洋可以換成110枚到130枚的銅錢。相反，如果我拿1鷹洋到一家商店去買一件價值30枚銅錢的東西，而且由於缺乏經驗或考慮不周而沒有零錢，我只能拿回70枚銅錢；換言之，店主就可以從中多賺10到30枚銅錢。 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去天津做一次為期三天的火車旅行，在帝國飯店用一張北京簽發的鈔票付賬，就只能打一定的折扣，這就意味著無論在哪裡兌換，都必須準備損失一筆或多或少的本金。這是從流通貨幣中到處提取微利的常規程序。 每一個新來的外國人都對這種錯綜複雜的反覆無常情況感到驚訝，並要求進行貨幣改革。但經過仔細研究，人們就會發現，中國人對利潤的巨大興趣強烈反對改變的做法。在我看來，在荒山上種植綠色的樹木比改革中國的貨幣體系更容易些。 如果我想租房，通常不可能跟房主本人談，我根本見不到他。取而代之的似乎應當由一個中間人來安排此事。但當一切都清楚了之後，他會告訴我，一個半月至兩個月的額外租金，必須支付給他和其他三個或四個先生作為佣金，不過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交易有關。如果我生氣，中間人會對我的無知抱歉地微笑。我很快就發現，這種奇怪的安排是一種既定的習慣，他們會據此行事。 毫無疑問，這種創造非生產性利潤的做法是使剩餘人口獲得生計的眾多手段之一。其他的謀生手段，如偷盜和賄賂，雖然沒有合法化，但卻非常普遍。 中國的土匪問題是一個多麼豐富而又引人入勝的社會學研究領域啊！然而，我缺乏必要的經驗和時間，因此我不得不滿足於一些外在的觀察。 土匪活動是一種現象，在對被燒毀的村莊、出其不意被攻擊的商隊、懲罰性的征服以及其他技術改進進行現實描述之後，可以看出這是無法消除的。中國人天生是不愛惹事的，他們本質上就是農民和商人，因此成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這是跟上述兩種生活方式背道而馳的。 在山西的一次旅行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也許能說明上述的問題。聞喜縣（Wen His Hsien）的縣長給我們講了一個極其精彩的強盜團伙的故事，據說這個團伙在我們要去的山路上實施搶劫。我們實際上被當作囚犯關押，因為縣長對我們之後的行動並不負任何責任。 當時已經旱了很久了。這種情境對農業非常不利，在向水神「龍王」求助未果後，這一地區的人們終於束手無策，只有懇求外國傳教士向他們的上帝祈雨了。 我們跟縣長在一起開了一個長會，最後答應等一天，之後無論如何會有結果。第二天早上我們醒來時，窗外下起了傾盆大雨，我的助手鄭先生高興地向我敬禮：「現在他們不再搶劫了，得回家種地去了！」 這種認為做土匪是他們干農活以外的一個行當，是一種季節性的職業，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去從事的觀點，我對此有很多話要說。1915年10月，我和新常富（Erik Nyström）教授在中國北方的紅山上從事挖掘工作，當時大約有五十名苦力幫忙，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表現很好的傢伙中有許多人在閒暇時候，在沒有更好的工作的時候，會從事搶劫活動。 在我們繼續山西之行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異常和藹可親的警官，他負責護送我們，曾經親自抓捕了許多強盜，而且掌握了大量與這些強盜相關的信息。在我問到有關強盜的來源問題時，他有把握地說，只有大約百分之十的強盜是由於行竊的惡習而成為強盜的，而其餘百分之九十都是迫不得已才去作惡的。 但是，儘管可以通過和平方式、社會改革和開闢新的就業領域來打擊土匪，但如果對賄賂採取比現在更嚴厲的措施，對中國社會來講也不會有什麼壞處。 這樣嚴厲的制度在古代是受人尊敬的。一位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年輕中國人最近告訴我，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是乾隆皇帝（中國的太陽王）統治下的一位宰相，正是在乾隆的統治下，中國迎來了最後一次的昌盛。清朝統治末年的腐敗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袁世凱的大量嚴厲懲罰措施表明，這種習俗並沒有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而消亡。 但在這一領域，我們也必須為充滿悖論的經驗做好準備。看來，按自古以來的慣例，收取佣金至適度限額的制度是得到支持的，要打破這一制度，將比貨幣改革更為困難。對於微不足道的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完全聽天由命了。 在我來北京的頭幾個月里，有一個漂亮整潔的小學生到我家裡來，他在假期里四處推銷絲綢刺繡，我當時覺得這些東西非常漂亮，但後來發現卻很普通。我買了一些，總共花了不少錢。當他拿到錢就要走的時候，卻要我跟著他走出門，不然看門人會從他身上榨取一定比例的提成。我對這種事情感到憤慨，按他的要求做了，看到他並沒有受到干擾就走到街上。 但從那時起，我對在這裡的生活已經有了很深的了解，我意識到，在那一次，我是如何讓一個小偷搶走了我自己僕人合法的財產，並堂而皇之地溜出了大門的。 * * * 注釋 1．原文作Sui Shih，經多方查證，應為石壕古道上的硤石村，因為當時只有此地處於官道之上，且可住宿。由於當地的方言比較特別，安特生很可能沒有聽清楚這個地方的真正發音。——譯者注 2．鹽要繳納至少十倍於生產成本的國家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