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字義通釋 · 道

《說文》云：「道」，所行道也。蓋道路之道，人所共行，故道德之道，即由道路之道引伸。鄭君注《中庸》曰：道猶路也，出入動作由之。朱子亦曰：道猶路也。即孟子所謂夫道，若大路然也。中國前儒分天道、人道為二，以氣化之流行者為天道，如《易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橫渠曰：有氣化有道之名，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朱子：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又《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程傳亦以陰陽釋之。蓋陰陽為天之作用也。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為人道。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曰：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又曰：人倫日用之所行，皆是道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為道。是故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為道。亦分天道人道為二。是道字之義與行字同。凡事之懸一定準則，以使人共行者，皆謂之道。 特欲溯人道之起源，則各說不同。或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春秋繁露》。或謂道起於三人居室，章學誠《文史通義》。或謂道為人心所固有，呂與叔語。三說均非。夫人之初生本無一定奉行之準則，風俗習慣各自不同，則所奉善惡亦不同。一群之中，以為善，則相率而行之，目之為道，習之既久，以為公是公非之所在，復懸為準則，以立善惡之衡。一群人民以為是，則稱為善德，一群人民以為非，則稱為惡德。然溯其善惡之起源，則以人民境遇各殊，以事之宜於此群者為善，以事之背於此群者為惡。其始也，以利害為善惡。然一國多數人民之意向，既奉此善惡為依舊，及相習成風之後，即不能越其範圍，此道之起於風俗習慣者也。蓋善惡之起源，一由於境遇，一由於嗜好。因境遇之不同而嗜好遂不同，因境遇嗜好之不同，則利害亦不同，利害不同則所奉善惡亦不同。如殺人享神之事，文明之民視為極惡者也，而野蠻之民則迷信宗教，以為非此則不能使神降福，則因利己之故而稱為善矣。又如謙讓不爭，中國人民視為極善者也，而太西之民則競爭權利，以為若此則放棄自由，則因不利於己之故而稱之為惡矣。推之回民善堅忍，則以殘害他教人民為善。西人倡強權之說，則以征服野蠻人民為善。既以為善，則必奉之為當行之道矣。即學士之論說，國民之輿論亦莫不皆然。則道德又豈有一定哉？ 又上古之初，一國之權操於強者之手，而人民遵其命令，罔敢或違，非惟握制定法律之權也，並握制定道德之權。見其有利於己，則稱之為善，見其有害於己，則稱之為惡。善德者，民之當為者也，惡德者，民之不當為者也。凡專制之君主莫不皆然。愚民不識不知，奉君命如帝天，而強者所定之道德，遂為一國人民所共遵。及人民漸摩濡染，遂本之以定是非。如中國人以弒君為大逆，以忠君為美德，以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為聖訓。此何故哉？則以君主制定道德時，非是不足以固一己之權，乃中國人民則以為天理之當然矣。又如中國人民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為粹言，以一夫多妻為習慣，以女子再嫁為不貞，此皆父權夫權盛行之時，制定此種道德以抑子權女權，而中國人民則又以為天理之當然矣。即有察其弊者，而愚民則信之至深，莫之或悟，承認三綱為至道，不敢稍疑，亦莫敢不從。蓋法律之范民不及道德之范民也。戴東原謂「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此之謂也。此道之原於政體法律者也。則天下豈有一定之道哉？ 然天下雖無一定之道，及一群之中奉為定則即有範圍眾庶之權，故中國前儒於道字之界說析為三端：一以道體為無所不被，即《中庸》所謂不可須臾離，陳安卿曰，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道不可須臾離，求道者就人事中盡得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是陳氏謂道即理也。及道不遠人是也。朱子曰，道者，凡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嘗不遠於人。而趙岐則曰，道舒之則彌六合，包絡天地稟授群生者也。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亦可被以道名。朱子《中庸注》以道為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是也，如《中庸》以五倫為天下之達道。而鄭君《禮記·樂記》注曰，道謂仁義也。即用《周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說。又注《周禮·大司樂》曰，道者，多才藝者也。則道字又包一切德行而言矣。一以道理為不可或易，即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見《春秋繁露》，而《韓詩外傳》亦曰，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與董說同。蓋此語稍誤，夫天下本無一定之道，則謂道理不變及道理無以易者，皆非也。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謂之道。如《易. 文言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時行者即地道之有定理可循者也。若夫今地圖之有赤道、黃道，亦地球上一定之軌道也。《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即指此言。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謂之道，以其不可變及不可易也。一以人道為不可不從，如《論語》言何莫由斯道是也。《論語》以戶喻道，猶孟子以大路比道。故事理懸一當然之的者，亦稱之為道。《中庸》言，道之不行，由於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由於知者過而愚者不及。朱子注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也。故道之為用與法律同。 特儒家之言道也，或就事言，或指理言，以事之平易近人者為道，如《孟子》言道豈難知是。復以理之適於中正者為道，如《孟子》言中道而立是也。皆屬至精。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若道為性中所固有，而其原則出於天立說，稍誤。蓋一國一群之民既奉所定之道為準則，人生其間，自總發以來，耳濡目染習與性成，而人民之意中即具一篤於信道之心，一國之民莫不如是。古人不知其由於習染也，見道為人心之同然，遂疑道為人心所固有。呂與叔曰，人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道也。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心所固有也。既以道為人心所固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子以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釋之，亦此意也。復推原道具於心之故，道疑其源出於天然。《中庸》有言，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以身踐道也，道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中庸》又言，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即自然之則，人道即人為，言以人力而踐自然之則耳。即誠者自誠二語，乃言誠自為誠，道自為道，誠與道為二物，猶之言道為一物，而踐道別為一事耳。則道非性中所固有明矣。宋儒解自為己，未明《中庸》之文法也。則道非心中所固有明矣。率性為道一語毋乃誤與。 然周代之時，道字之訓日歧，孟子言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則以一己之宗旨為道矣。《論語》言以道事君亦然。《學記》言大道不器，則又以人身所具之才能為道矣。皆非道字之本義。若老莊之學稱為道家，於空虛恍惚之中堅求道體，以道字為絕對之詞，與真宰真空相若，此則視道為至高。蓋老子之義，以世人奉行之道不過由風俗習慣政治法律而生，然於習俗未成政法未備之前別有一自然之道。 故於世人奉行之道，悉加摧毀，以求道體之本然。故老子書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摶之不得名曰微。又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為惚恍。又曰：道之為物，唯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法自然。又曰：道常無名。又曰：大道已兮其可左右。又曰：道生一。又曰：道者萬物之奧。此皆於未有道名之先，求道體之真，故於世人所奉之道，悉加摧毀。如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欲去一切之道名，以世人所奉之道非真道也。故又言：唯之可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善惡不可據，則世人所奉之道亦不足為圭臬明矣。此老子所言之義也。然道訓為行，道體非可行之物，道必寓之於人事，然後可行可由。故老子所言，循名責實只可謂之太極，亦不可謂之道也。兩宋諸儒以道為形上，乃隱襲道家之說，如朱子注《論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云：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即用老子恍兮惚兮之說。又注「子在川上」章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儒家不言道體，道體亦道家之說也。惟復以日用事物之理為道。見《朱子語錄》。 蓋道分為二，一為本體之道，一為作用之道也。惟《宋史》又立《道學傳》，而道字之義不僅屬於實行，即窮理亦該於其中。若道統之說，則始於昌黎，繼於二程，然道而有統，則是由道而行者，僅周代及唐宋數人，而他人皆為背道而行之人也。名之不正，莫此為甚。今欲正名，其惟改道統之名為學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