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綱要 · 秦漢移民論

上 《王制》言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管子》曰：「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霸言》若是乎，人之與地，不可不加以調劑也。然欲事調劑，必不免於移徙，而移徙之事，行之無弊甚難。故自晉以後，能行之者遂寡；惟秦、漢去古近，其事尚時有所聞耳。 秦、漢時之移民，其首要者，蓋為強幹弱枝之計。秦始皇甫定六國，即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於咸陽。漢人論議，凡事皆懲惡亡秦，獨於此則承之。高祖甫滅項氏，即徙諸侯於關中；後復以婁敬言徙齊、楚大族是也。《漢書·地理志》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侯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併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則婁敬之策，漢且世世行之矣。章邯破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此則所謂弱枝之策也。 非獨王室如此也，即諸侯亦競務徠民以自強。《史記·吳王濞列傳》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又曰：「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勿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淮南衡山列傳》亦言：淮南厲王「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二王之所為，誠屬別有用心。然如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為治家室，賜以財物、爵祿、田宅；則固拊循其民者所應為。《祖功臣侯表》言：「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其所以能如此者，諸侯王之各自拊循，必有力焉。此雖非移民，其效亦與移民等。齊悼惠王之封也，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廣強庶孽之謀，固與強本弱枝無二致矣。 移民實邊之事，漢世亦屢有之。文帝始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皆規模頗遠。按《食貨志》言：武帝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則武帝所行，實踵始皇成規。漢高祖立趙佗詔曰：「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今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則秦於北胡、南越之地，皆嘗移民以實之矣。實非全用謫戍也。 《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又云：「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賦。」其所以待之者頗優，欲相代者恣聽，且賜及其妻父母，無非冀其占著所在，勿萌去志耳。 後漢舊制，邊人不得內移，見《後漢書·張奐傳》。建武時，徙雁門、代、上谷、定襄、五原之民以避胡，蓋有所不得已也。故南單于甫降，即命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之民，歸於本土。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五萬。所以待之者亦頗厚。 移民之政，最為根本之計者，則調劑土滿與人滿也。漢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可謂知本矣。然徒曰欲徙者聽，民尚未必能自徙也。《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四年，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平準書》云：「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後「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又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則其所以維護之者，可謂周至矣。然其行之果善與否，亦殊難言也。伍被為淮南王劃策，欲詐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以恐動其民。可知漢世移民之弊深矣。 漢世恩澤，莫如徙諸陵者之厚。據《漢書·本紀》：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桀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大始元年，又徙吏民豪桀於茂陵、雲陵。宣帝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成帝鴻嘉二年，徙郡國豪桀訾五百萬以上者五千戶於昌陵。其所徙者多高訾。豪桀訾或不必中徙。然郭解徙茂陵，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豈有豪桀任俠，而以乏財為患者哉？然其所以賜之者：則景帝五年，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武帝建元三年，賜徙茂陵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四年，徙三輔富人云陵，賜錢戶十萬。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是繼富也，國何賴焉？徒使「五方雜厝，風俗不純」而已。「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姦」，秦人敦樸之風，自此散也。 秦、漢時之移民，本有為化除惡俗者。《史記·貨殖列傳》言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漢書·地理志》云：秦既滅韓，徒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於邊是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征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其行之雖虐，其意則猶是也。主父偃說武帝曰：「天下豪桀兼併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成帝時，陳湯言：「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是則充奉陵邑之意，亦欲以摧浮淫兼併之徒。然《漢書·宣帝紀》言：帝微時喜遊俠，鬥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則弋獵博戲之風，有愈甚耳。即以摧兼併論，亦豈易言哉？《後漢書·賈復傳》：子宗，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謫發其奸。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徙人貧弱者為居人所僕役，徙人富豪，而國家又優假之，則又將僕役居人矣。不能齊之以禮，裁之以法，雖日事遷徙，奚益哉（《漢書·李廣蘇建傳》言：李陵征匈奴時，關東群盜妻子徒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亦可見徙邊者之流離失所）。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遺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吏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言其效或大過，然一時有摧陷廓清之功，則必非盡誣。所以然者，惡人必有黨與，黨與不能盡去，故惡人雖其居，即無能為也。吳漢平史歆、楊偉、徐容之亂，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趙熹守平原，平原多盜賊，熹討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請一切徙京師近郡；可知當時多以此為弭亂之策，然亦特弭亂之策而已，久安長治之規，要當別有在也。 《後漢書·樊宏傳》：族曾孫准，永平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准上疏曰：「伏見被災之郡，百姓雕殘，恐非振給所能勝澹。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睏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征和元年之事，漢書不載。觀此，知其曾有徙貧民而留富人之舉，其所以撫綏之者，亦頗備也。 中 後漢之末，喪亂弘多，疆場之役，一彼一此，乃競務移民以自利。《三國魏志·張遼傳》：從攻袁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鍾繇傳》：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是太祖初基，實務移民以自益也。《張既傳》：張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和洽傳》：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杜襲傳》：隨太祖到漢中。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是當時之視得人，實重於得地。《張傳》云：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而《蜀志·張飛傳》云：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則意本僅欲得其民，非欲得二郡之地也。其後三國相爭，視民亦不減於視地。《曹仁傳》：仁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之民於漢北。《王基傳》：襲步騭於夷陵，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陳留王紀》：咸熙元年，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蜀志·後主傳》：建興六年，諸葛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延熙十七年，姜維出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皆是。吳人當初興時，地狹民寡，尤以擄掠為急。孫策破皖城，得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皆徙詣吳。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攻屠其城，徙其部曲三萬餘人。建安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復征黃祖，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傳於建安二十五年，特書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赤烏六年，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恪傳言恪欲出軍，諸大臣同辭諫恪。恪乃著論以諭眾意，言「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今所以能敵之者，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損半，雖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此時用兵形勢，與戶口登耗關係之大，可以想見。無怪袁淮欲捐淮、漢以南，以避吳之鈔掠矣。 此時移民，頗多一切不顧利害之舉。《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駛河南。時連蝗，民飢，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大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觀毗諫爭之切，可知當時移徙詒患之深。《盧毓傳》：文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磽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觀此，而文帝之愎諫可知矣。《張既傳》：為雍州刺史。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三郡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楊阜傳》：轉武都太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蔣濟傳》：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俱見移民之非易也。 《杜襲傳》：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強備守。吏民嘆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著，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陳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夷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者如歸。此喪亂之際，民無所依，故易與之俱徙。《管寧傳》言：胡昭居陸渾山中，縣民孫狼等作亂，縣邑殘破，陸渾長張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召集遺民，安復社稷，同此理也。當時士民，率多流竄山谷，所謂山越，實多華人，予別有考。《鄭渾傳》：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御，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御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令長亦欲徙而守險，無怪民之爭保山澤矣。此亦亂世民之移徙者也。惜開闢山澤之法，尚未盡善，亂定旋復棄之耳。然山澤之因此而開闢者，亦當不少也。 下 安土重遷，人之情也。然當喪亂之際，死亡迫於眉睫，人亦孰不欲遷徙以自安？所以猶不樂徙者：則以上之所利，非必民之所利；或雖為民所同利，而迫蹙驅遣，所以徙之者非其道耳。職是故，喪亂之際，民之自行移徙者，實較官所移徙為多。觀後漢之末，民徙交州及遼東西者之多而可知矣。邊方之開闢充實，實有賴焉。自清之季，喪亂頻仍，民之移居關東者日益眾。至今日，都計關東之民，漢人居十五分之十四。日本強據關東，國際聯盟派員調查，其所撰報告，猶以是為關東當屬中國之證焉。是則喪亂於內，而拓殖於外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秦、漢距部族之世近，故其人民之移徙率成群，而其士大夫亦多能為之率將。田疇入徐無山，數年間，百姓歸之者至五千餘戶。邴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者數百家。管寧至遼東，廬于山谷。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王烈之在遼東也，東城之人，奉之若君，皆以此也。然士大夫究有黨援，故亂平後多復歸；小民則不然。《管寧傳》曰：「中國小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客人指士大夫言，不該凡細民也。此邊徼之開闢，所以多食貧居賤者之功與？ 當時士大夫之流徙者，族黨之間，亦率能互相救恤，此宗法社會之遺風也。許靖之在交趾也，袁徽與荀彧書，稱其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晉世陽裕，為慕容皝所擒。史稱其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猶有其遺風焉。諸賢之於齊民，所以能為之立約束，興教化者，亦以其去部族之世近，民素聽從耳。故知社會必固有綱紀，然後賢者能因而用之，若真一盤散沙，雖有管、商，亦無以善其後也。慕容廆之據遼東西也，流亡士庶，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及皝，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仍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所以必如其故郡區處之者，亦以其民固有綱紀也。觀此，可知僑置郡縣之所由來。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新豐縣，高祖七年置。《高帝本紀》：十一年四月，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注》皆引應劭曰：「大上皇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市裡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此乃傳說繆悠之辭。實則豐人之從祖入關者，與以田宅，為築市里耳。高祖之為漢王而之國也，楚與諸侯子慕從者數萬人，豐人安得不成市里？又高祖稱蕭何之功曰：「舉宗而從我」，高祖戚黨之從者，又安得不多邪？此亦喪亂之際，民之成群遷徙者也。 《地理志》言河西諸郡，「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所致。」夫豈天之獨厚於邊郡？亦豈吏至邊郡則賢？蓋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使然也。《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內郡人眾，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蹠來而耕，負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囿圃，卻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以珍怪異物、為利，未之敢聞。匹夫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恐亦言之大過。乘者厭者，豈真齊民邪（文學曰：「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陳。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可厭？」按《平準書》言孝武初之富庶曰：「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牸牝者，擯而不得聚會。」而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之擊胡，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列傳》言：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其軍如此，況於民間騎乘？故知御史之言，必非其實也）？然其言畜牧之利則真矣，可與《漢·志》之言參觀也。近世關東之民，自山東徙者最多。其勤苦不如其在故鄉之時，而富樂過之，亦以新土地廣民稀，利源未盡辟也。 然新土之利，亦有未易言者。《三國魏志·倉慈傳》：太和中，遷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豪強兼併，豈二十年中所能為？則敦煌土地之不均舊矣。此即先漢之末，「谷糴常賤，有和氣之應」之地也。故知無政，則舊邦俗，漸染新邦，若置郵而傳命也。《倉慈傳》又曰：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陽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然則中外交市之利，亦為豪右所專矣。而曰：匹夫乘堅良，民間厭橘柚，乘者果匹夫？厭者信齊民邪？《梁習傳》：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邊方無政，吾民有反為人用者矣。楚、漢分爭，而冒頓控弦之士三十餘萬；隋末雲擾，而突厥控弦之士至百萬；其中豈無華民歸之者邪？耶律阿保機立漢城以並八部，德光遂用之，以反噬燕、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