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綱要 · 附 訂戴
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以攻宋儒。近人亟稱之，謂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創一新哲學也。予謂戴氏之說，足正宋學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學之言則多誤。宋學末流之弊，亦有創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宋學之弊，在於拘守古人之制度。制度不虛存，必有其所依之時與地。而各時各地，人心不同。行諸此時此地，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未必其行諸彼時彼地，而仍有當於人心也。欲求其有當於人心，則其制不可不改。是以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此猶夏葛而冬裘，其所行異，其所以求其當同也。宋之世，去古亦遠矣。民情風俗，既大異於古矣。古代之制，安能行之而當於人心乎？宋儒不察，執古之制，以為天經地義，以為無論何時何地，此制皆當於理。略加改變，實與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當時。夫古之社會，其不平等固甚。宋時社會之等級，既不若古之嚴矣。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視以為不足與之並，亦不若古之甚矣。宋儒執古之制而行之，遂使等級之焰復熾，與人心格不相入。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屑措諸意。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夫使尊者、長者、貴者，威權益增；而卑者、幼者、賤者，無以自處，是誠宋學之弊，勢有所必至。由其尊古制，重等級，有以使之然也。（東原又謂：「今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曰理者。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辭者理屈。」此則由人類本有強弱之殊，理特其所藉口耳。不能以此為提倡理者之罪也。）至於以理責天下之人，則非創宋學者之所為，而為宋學末流之失。戴氏又謂「理欲之說行，則讒說誣辭，得刻議君子而罪之，使君子無完行」。夫以宋儒克己之嚴，毫釐不容有歉，因推此以繩君子而失之嚴，事誠有之。至於小人，則宋儒曷嘗謂其欲可不遂，而不為之謀養生送死之道哉。橫渠見餓莩，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經日。嘗以為欲致太平，必正經界。欲與學者買田一方試之，未果而卒。程子提倡社會，朱子推行社會。凡宋儒，講求農田、水利、賦役之法，勒有成書，欲行之當世者，蓋數十百家。其志未嘗行，其書亦不盡傳，然其事不可誣也。鄉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謂已足；不復知世間有相生相養之道；徒欲以曠世之高節，責之人民，此乃宋學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學乎？宋儒所謂理者，即天然至善之名，戴氏所謂必然之則也。戴氏稱人之所能為者為「自然」，出於血氣。其所當止者為「必然」，出於心知。與宋儒稱人之所能為而不必當者為氣質，為欲，所當善者為義理，為性，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夫特異其名而已。戴氏則曰：「吾所謂欲者，出於血氣。所謂理義者，出於心知。血氣心知，皆天之所以與我，是一本也。宋儒謂理出於天，附著湊泊於形體。形體者氣質，適足為性之累。是二之也。」夫宋儒曷嘗謂氣質非出於天哉？謂「義理氣質，同出於天，則氣質不應為義理之累。宋儒謂氣質為義理之累，是二之也」。然則戴氏所謂血氣者，任其自然，遂不足為心知之累歟？謂任血氣之自然，不足為心知之累，則戴氏所謂「耳目鼻口之欲，必以限制之命節之」之說，為不可通矣。謂性必限之以命，而聲色臭味當然之則，必以心為之君；則宋儒之說，戴氏實未有以易之也。若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知之自然能好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自然能好聲色臭味。以是見義理之具於吾心，與宋儒謂義理之性原於理，而理出於天者不同。」則宋儒固亦未嘗不謂理具於吾心也，特本之於天耳。即戴氏謂義理之悅，天然具於吾之心知，而推厥由來，亦不能謂其不本之於天也。戴氏謂「飲食能為身之養者，以其所資以養之氣，與所受之氣同。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是也。安得謂宋儒「更增一本」乎？
戴氏曰：「宋儒所謂理，即老氏所謂真宰，釋氏所謂真空也。老釋自私其身，欲使其身離形體而長存。乃就一身分為二，而以神識為本。推而上之，遂以神為有天地之本。以無形無跡者為有，而視有形有跡者為幻。宋儒以理當其無形無跡者，而以氣當其形體。故曰心性之郛廓。」老氏、釋氏是否自私其身？是否歧神與形而二之？今不暇及。宋儒之辟釋氏也，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其所謂理，與老釋之所謂神識非同物，則彰彰明矣。宋儒蓋病老釋以萬物為虛，獨吾心所知見者為實，則一切皆無定理，猖狂妄行，無所不可，故欲以理正之。宋儒所謂理者，乃事物天然之則，即戴氏所謂「有物必有則」；而其所謂義理之性，則吾心之明，能得此天然之則者，即戴氏所謂「能知不易之則之神明」也。安得視為虛而無薄之物乎？
戴氏謂：「老釋內其神而外形體。舉凡血氣之欲，悉起於有形體以後，而神至虛靜，無欲無為。宋儒沿其說。故於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慾之甚輕。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慾求之，使之無疵。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慾求之，使之忍而不顧。故用之治人，則禍其人。夫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故欲不可無，節之而已。謂欲有邪正則可，以理為正，以欲為邪，則不可也。」此為戴氏主意所在，自比於孟子不得已而言者。吾聞朱子之言曰：「飲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則朱子所謂天理，亦即欲之出於正者。與戴氏謂「欲其物，理其則」同。未嘗謂凡欲皆不當於理也。人之好生，乃其天然不自已之情。自有人類以來，未有能外之者也。世固有殺生以成仁，亦有殺以止殺者。彼以為不殺其身，不殺殺之可以止殺之人，則於生道為有害。其事雖出於殺，其心仍以求夫生也。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以死為可歆，生為可厭者。戴氏以為宋學者不欲遂其生為慮，可謂杞人憂天之隊矣。若謂欲遂人之生者，先不能無自遂其生之心，則又有說。世無不肯舍其生而可以救人者。蓋小我之與大我，其利害時有不同。於斯時也，而無捨己救人之心；亦如恆人，徒存一欲遂其生之念，則終必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此成仁之所以必出於殺身，而行菩薩行者，所以必委身以飼餓虎也。彼行菩薩行者，寧不知論各當其分之義，固不當食肉以自養，亦不必委身以飼虎哉？不有純於仁之心，固無以行止於義之事。彼行止於義者，其心固純於仁。所以止於義者，以所能行之仁，止於如此；不如此，則轉將成為不仁；故不得已而止於此，而非其心之遂盡於此也。心之量，苟適如其分而已，及其行之，未有能盡乎其分者。而戴氏所謂戕人之生以遂其生之禍作矣。故以純乎理責恆人，宋儒未嘗有此；其有之，則宋學之未失也。至於以純乎理自繩其身，則凡學問，未有不當如此者。抑強天下之人，使皆進於高節則不能。誘掖天於之人，使同進於高節，則固講學問者，所當同具之志願。而非至天下之人，真能同進於高節，天下亦決無真太平之望也。
戴氏謂：「老釋以其所謂真宰真空者為已足，故主去情慾勿害之，而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宋儒之說，猶夫老釋之說，故亦主靜。以水之清喻性，以其受污濁喻氣質。宋儒所謂氣質，即老釋所謂情慾也。水澄之清，故主靜，而易其說為主敬存理」云云。主靜之說，發自周子。其說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以人之所行，不越仁義。而二者名異而實同。義所以行仁，而仁則所以為義立之體。無義固無以行仁，無仁亦無所謂義。當仁而仁，正其所以為義；當義而義，亦所以全夫仁；所謂中也。止於中而不過，則所謂靜也。何以能靜，必有持守之方焉，則程子所謂主敬也。主敬而事物至當不易之則（宋儒所謂理）存焉矣。宋儒所謂靜，非寂然不動之謂也。戴氏之說，實屬誤會。
戴氏謂：「宋儒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此亦宋學末流之失。若程朱，則「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兩端固並重也。抑進學亦必心明而後能之，故反身自勘之學，終不能不稍重於內。戴氏曰：「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求其至當，即先務於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此說與程朱初無以異。又曰：「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知，則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知哉？」此說亦與朱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同。蓋天下事物，窮之不可勝窮，論明與蔽者，終不得不反之於心也。然與戴氏力主事物在吾心之外，謂心知之資於事物以益其明，猶血氣之資於飲食以益其養者，則未免自相矛盾矣。
戴氏謂：「心之能悅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能悅聲色臭味。接於我之血氣，辨之而悅之者，必其尤美者也。接於我之心知，辨之而悅之者，必其至是者也。」夫口之同嗜易牙，目之皆姣子都，耳之皆期師曠，亦以大致言之耳。鴟梟嗜鼠，即且甘帶，人心之異，有不翅其若是者矣。謂義理之尤美者，必能為人所悅，其然，豈其然乎？乃戴氏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於我，能盡之乎？以我之人則理明。」故曰：「去私莫如強恕。」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固有此視為不能受，彼視為無難受；此視為不能盡，彼視為無難盡者矣。若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只是私心。」則非待諸私慾盡去之後不可，因非凡人所能持以為是非之准也。凡人而度其所能受以施諸人，度其所能盡以責諸人，適見其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樊然淆亂而已矣。戴氏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未至於同然者，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此說安能見之於實。如戴氏之所云，亦適見其自謂義理，而終成其為意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