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書 · 第十四章 明治時代（公元1850-今）

1868年，現任天皇繼位，明治時代正式開始。當時形勢嚴峻，日本面臨史無前例的新考驗。 我們在前面已經描繪過，著色風格一直是民族宗教和藝術生活的標誌：奈良的理想是閃爍的琥珀色微光。藤原時代有嫣紅艷麗的秋色，消失在鎌倉的碧海或足利的銀月中。各種著色風格依次向我們展現其榮光，猶如青枝綠葉在滂沱夏雨中。不過，明治新時代已經過去了34年，其盛衰興廢時時刻刻都帶來偉大的新計劃，以自相矛盾的迷宮包圍我們，極難概括和統一基本觀念。 的確，批評家談起當代藝術，總會面臨走不出自己陰影的危險。斜陽從他身後照過來，在地上留下了巨大、怪誕的陰影。今天，日本人的心靈受到兩種強大力量的奴役。這兩條龍相互糾纏鬥爭，都想完全主宰生命的珠寶，都一再迷失於騷動的海洋中。一種是亞洲的理想，充滿了偉大的宇宙直觀，橫掃一切具體與個別。另一種是歐洲的科學和組織文化，以分門別類的知識為武裝，精力旺盛，銳意進取。 150年前，兩種對立運動幾乎同時喚醒了意識。第一種試圖讓日本找回統一的感覺；無論中國和印度文化的多次浪潮帶來什麼樣的色彩和力量，終究會越來越模糊混融。 日本的民眾生命集中於皇室，天皇萬世一系，孕育了無與倫比的純潔和光榮。但我們居於奇特的孤立處境，長期缺乏對外交流。因此喪失了一切自我認識的機會。在政治上，藤原氏貴族政治以及其後的源氏、足利、德川幕府軍事獨裁已經過濾了我們神聖的有機共同體。 日本從幾百年的昏睡中醒來，原因甚多，其中包括：第一，明代儒學復興反映在德川早期的學術上。推翻元朝的明太祖本人是和尚。不過，他認為：宋代學者的新儒家個人主義以印度思想為基礎，有害於大帝國的統一。因此，他壓制新儒家，同時清掃蒙古人帶進中國的西藏密宗，然後試圖重建本土的最高政治權威。既然新儒家是佛門詮釋的儒家，皇帝這種政策其實是要回歸純粹的儒家。於是，明代學者重返漢學註疏[1]。博古研究的時代開始了，在皇帝和太后統治的清王朝達到高潮。 日本學者追隨這個偉大的先例，將注意力轉向古代歷史。200年前，水戶藩主下令編撰《大日本史》。此書大力彰顯捨生取義的英雄，例如在鎌倉末期光榮地自我犧牲的正成[2]。讀者渴望大政奉還，為時已久。 這一時期有一段重要對話。一位傑出學者以敬畏印度和中國聖哲著稱，論敵問他：「如果你五體投地的這些大師率軍入侵日本，佛陀任大元帥，孔子任副元帥，你會怎麼辦？」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砍下釋迦牟尼的頭，醃了孔子的肉！」 100年後，火炬傳到三洋[3]手中。他提煉的敘事史詩激勵了今天日本青年的祖輩投身革命，今天的日本青年仍然能夠體會詩歌熊熊燃燒的激情。 在本居宣長[4]和村田春海[5]兩位大師推動下，純粹的日本古史研究開始流行。他們對語法和文獻學做出了巨大貢獻，現代學者沒有多少東西可以補充。 這自然導致神道教復興。神道教是日本人在佛教以前的純粹古代崇拜。但長期以來，尤其是由於空海的天才，採用了佛門的詮釋。這種民族宗教總是集中於天皇個人，天皇是神的苗裔。因此，神道教復興是愛國主義自我意識覺醒的一種形式。 幕府授予佛教世襲的特權，保持和平和世故的態度，因此削弱了佛教。佛教完全無力同化覺醒的神道教。事實上，佛教寺廟和禪林的財富灰飛煙滅，流落四方，令我們非常難過。這時，僧侶和祭師不得不改信神道教，否則立刻就面臨滅頂之災。確實，新皈依者的狂熱經常給強制改教火上澆油。 民族意識重新覺醒的第二個原因無疑是西學侵蝕亞洲，對我們的民族獨立構成潛在威脅。荷蘭商人讓我們跟外界的潮流保持接觸，我們由此知道歐洲的征服大軍正在向東方步步緊逼。 印度是我們最神聖的紀念地，由於政治冷漠，缺乏組織，瑣屑的利益衝突而喪失了獨立。我們由此吸取了教訓，清楚地意識到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統一國家。中國的鴉片戰爭，東方各國相繼屈服，黑船臨海，威力無比，展現了韃靼艦隊的可怕形象，召喚婦女祈禱，男人磨劍。在300年的太平歲月里，寶劍已經生鏽了。當今聖上的父皇孝明天皇作了一首簡練深刻的詩，充滿了自恃自信的男子氣概：「竭盡你靈魂的全力，獨自跪下；祈禱伊勢神風，逐回韃靼艦隊。」美麗的寺鐘習慣於奏出愛與安息的曲調，離開了古老的鐘樓，鑄成保衛海岸的大炮。婦女將銅鏡扔進愛國主義的熔爐。不過，當國大佬完全清楚國家面臨的危險，要抵抗所謂的西方野蠻人，過於倉促，準備不足。他們的任務是慢慢抑制武士的狂熱，同時打開國門，跟西方交流。許多人像井伊一樣，公開宣稱國家沒有做好準備，不能一意孤行，因此喪失了性命。我們應該永遠感激這些人，以及美國的武裝使節。他們打開我們的國門，不是為了擴張，而是為了啟蒙教化。 還有一種（第三種）推動力來自南方的大名。他們的祖先是豐臣秀吉的貴族，德川家康的同僚。德川幕府的絕對主義不斷侵蝕他們的權力，幾乎將他們貶低到世襲藩臣的地位。薩摩、長州、肥前、土佐的君侯始終沉浸於昔日的光榮中，為觸怒江戶宮廷的逃亡者提供了避難所。因此，革命的新精神可以在他們的領地上自由呼吸。實力雄厚的政治家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了新日本的基礎。當今統治日本的偉大精神可以追溯到他們的領地內。這些強大的家族為倒幕準備了將軍和士兵。不過榮譽應該歸於幕府的水戶、越前二藩，他們的聯合迅速給帝國帶來了和平。歸於所有大名和武士，他們做出偉大的犧牲，將源遠流長的封邑奉還皇室，跟最卑賤的農民一樣，變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 因此，明治復辟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精神。民族的忠誠讓宗教起死回生，轉化為拱衛天皇的光環。德川教育制度已經將讀寫能力擴大到所有男女兒童，他們在本村小學念書，本村神職人員就是教師，奠定了本朝第一個義務教育法的基礎。於是，貴賤合流，舉國震動，最卑微的應徵士兵都像武士一樣，享受死亡的榮譽。 1892年君主制定的憲法自然或不自然地產生了爭執，但一句聖旨仍然能安撫政府和反對派，讓雙方在最激烈的爭論中安靜下來。 諭旨頒布了道德法典，是日本倫理的基石，在學校里教授。所有其他暗示都抵不上包羅萬象的崇敬。 另一方面，100多年前，現代科學的奇蹟已經給長崎的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長崎是唯一允許荷蘭商人貿易的港口。他們通過這個渠道獲得地理學知識，開闢了人類的新前景。西方醫學和植物學開始獲得研究，但困難重重。武士自然希望獲得歐洲的戰爭技術，因此陷入危險處境。因為幕府將軍認為所有這種企圖都是在挑戰他至高無上的權威。閱讀這些西方科學先驅者的歷史，令人震撼不已。他們像考古學家通過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解讀古文明一樣，自己私下摸索，解讀荷蘭語詞典。 17世紀基督教擅自傳教，導致島原基督徒慘遭屠殺。由此，超過一定噸位的船舶禁止建造。任何人不經官方許可接待荷蘭人，私自跟外國人交往，其罪當死。這就像一道銅牆鐵壁，將日本和西方世界隔絕。冒險的年輕人需要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和英雄主義，才能找到偶然在日本海岸迷路的歐洲船舶。 但渴望知識的火焰無法熄滅。幕府勢力和南方的大名為了準備內戰，引進法國軍官。法國的野心油然而生，想藉此阻礙英國在亞洲的擴張。 美國佩里[6]（Perry）准將的出現最終打開了日本的門戶。西方知識的洪流一擁而入，日本歷史標誌幾乎蕩然無存。這時，日本民族生命的意識重新覺醒，亟欲穿上新衣，拋棄過去的殘餘。中國和印度文化將日本囚禁在東方的幻象下，因此對民族獨立極其危險。新日本組織者的當務之急，似乎就是拋棄這些束縛。他們不僅追求西方的武備、工業和科學，而且追求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他們的眼睛還沒有經驗，覺得西方的理想光彩照人，而且分不清光明和陰影。日本人以同樣的熱情歡迎基督教和蒸汽機，接受西服和機關槍。政治理論和社會改革在自己的母國已成陳詞濫調，在這裡跟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陳貨一樣重新大受歡迎。 這種熱愛歐洲的狂熱大肆破壞國粹古俗，受到偉大政治家岩倉[7]和大久保[8]毫不猶豫的譴責。但即使他們也認為：為了國家在新競爭中不致落敗，任何犧牲都不過分。因此，現代日本地位獨特，解決了史無前例的問題；或許只有15-16世紀生氣勃勃的義大利精神才能與之媲美。那時的西方也必須努力應對雙重困境：一方面有奧托曼土耳其崛起，希臘羅馬的歷史遺產；另一方面有科學和啟蒙的新精神，宗教改革的誕生，自由思想的崛起，有助於超拔中世紀的陰霾。這雙重的吸納構成了文藝復興。 義大利各小共和國在鼎盛時期競相尋找新的生活之道，提出的目的就是為了接受爭論的考驗。明治時代就是這樣，到處冒出自以為是的自信，對世界充滿了無可比擬的興趣，只是立刻染上了感傷和荒謬的色彩。 個人主義的狂野旋渦把自己狂暴的意志變成了法律，現在以其毀滅性的爆發響徹雲霄，又一次狂躁地引入西方宗教和政治的新片段。如果沒有堅如磐石的忠誠構成不可動搖的基礎，這些片段就會造出一片沸騰，把國家撕成碎片。 萬世一系的君主制養育了奇特的民族韌性，中國和印度人拋棄了他們創造的理想，而我們卻保存了這些理想的純粹形式。民族韌性讚賞藤原文化的精細，同樣享受鎌倉武風的狂歡，默許豐臣的豪奢，同時熱愛足利藝術的古樸純潔。民族韌性保存了今天的日本。雖然遭遇不可理喻的西方思想潮流，仍然完好無損。她雖然接受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新色彩，仍然忠於自身。她從祖輩的訓練中獲得了阿德維塔（Adwaita）[9]理念，自然是她的根本所系。她成熟的判斷歸功於東方文化本能的折衷主義，因此她從許多不同的來源選擇她需要的當代歐洲文明元素。150年來，我們民族的活力一直在表現自己，自然又有所增進。當時元老政治家遠見非凡，這些也在他們預料之中。我們現在變成了新興亞洲強國，面臨巨大的問題和責任。我們負有使命：不僅要回到過去的理想，還要體會和復興古老亞洲共同體沉睡的精神。西方社會的悲慘問題促使我們在印度宗教和中國倫理中尋找更高的解決方案。歐洲自身的趨勢在德國哲學和俄羅斯精神中發展到最高境界，傳入東方，有助於我們恢復更微妙更高貴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可以引導這些國家在物質的暗夜中接近星辰。 明治復辟的雙重性體現於藝術領域。藝術像政治意識一樣，為了更高的和諧而鬥爭。歷史研究的精神和古代文獻的復興將藝術帶回德川以前的時代，超越浮世繪的大眾民主理念，立刻回到土佐派和鎌倉英雄時代。學者的考古研究豐富了歷史畫的材料，歷史畫越來越流行。為康和泉春是鎌倉復興的先驅者，通過養斉的作品影響京都自然畫派，甚至反映北齋的大眾化風格。同時，戲劇和小說也發生了平行的運動。 藝術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奢侈品，在愛國主義犧牲的關鍵時刻是致命的。於是，佛教禪林沒落，大名寶庫散失。藝術精神面對古代藝術迄今未知的一面，猶如文藝復興早期的義大利人面對希臘羅馬的傑作。由此，日本具體藝術協會領導的明治時代第一波重建運動就是保存和模仿古代大師的作品。這個團體由貴族和鑑賞家組成，每年展出古代傑作，舉辦保守主義精神的競爭性沙龍，自然淪為形式主義和毫無意義的重複。另一方面，西方現實主義藝術的研究在德川晚期漸漸普及。柴犬和安多的努力顯而易見，現在有了自由發展的機會。西方的美學建立在科學、文化和工業基礎上。他們對西方的知識懷有熱切而深厚的仰慕，毫不猶豫地將最低級的彩色圖片當作偉大藝術理想的範本。 我們接觸的歐洲藝術正處於最低潮，直到世紀末唯美主義自贖其罪，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揭開傳統明暗法僵硬的面紗，米勒（Millet）和巴比松（Barbizons）畫派的畫家們掌握了光線與色彩的秘密，羅斯金（Ruskin）解讀前拉斐爾畫家高貴的純潔性。於是，日本官方藝術學校從襁褓開始試圖模仿西方，聘請義大利教師，就是在黑暗中匍匐前進。隨後，甚至在初有小成的時候就接受了風格矯飾的僵硬外殼，這層外殼直到今天還在阻礙其進步。但明治時代有積極的個人主義，在其他思想周期中充滿了生命，不可能滿足於在正統保守主義或激進歐化強加於藝術的框架內墨守成規。第一個十年過去了，內戰的創傷多多少少已經復原。這時，一批嚴肅的藝術工作者開始謀求第三種表現形式，在更高層次上完成日本古代藝術的可能性，以西方藝術創造最有共鳴的愛與知識為目標，試圖在新的基礎上重建民族藝術。民族藝術的基調應該是：「忠於自我。」這場運動產生了上野、東京的官方藝術學校。1897年，日本具體藝術協會的學院解體。以後，協會每兩年在谷中郊區舉行一次展出，代表當代日本的藝術活動。 協會認為：自由是藝術家最大的特權，但自由的意義始終在於進步和自我發展。藝術既非理想，亦非現實。模仿自然、古代大師，或同時模仿所有這些，就是個性表現的自殺行徑。在生命、人類、自然的偉大戲劇中，個性表現始終在發揮原創性作用。 協會還認為：亞洲的古老藝術是藝術衝動的存在理由，比任何現代流派更加根基深厚，原因在於理想主義的進程，而不在於模仿。事物有限，暗示無窮，這就是我們對藝術家的要求。隨後，藝術的力量表現為：筆觸和明暗體現美，色彩體現感情。所有自然主義的批評家追尋美，體現理想，可以視為有效的回應。 大自然的片段各有千秋：黑雲蘊藉沉睡的雷霆；松林寂靜雄渾；寶劍淵臨岳峙；縹緲白蓮出黑水而不染；星形梅花的香氣；英雄血點染貞女袍；烈士暮年垂淚；戰爭的恐怖與悲情；剎那芳華逝。這些情懷和象徵沉入藝術家的心靈，然後他以妙手揭開宇宙隱藏的秘密。 因此，藝術變成了片刻安息的宗教，或是愛在半意識停頓的片刻。這時，愛踏上追尋無限的朝拜之途，徘徊凝望功德圓滿的過去和影影綽綽的未來。藝術是暗示的夢幻，沒有什麼確定——但藝術是精神的暗示，無比高貴。 因此，技術變成了藝術衝突的武器。解剖學與透視學的知識就是支持軍隊的後勤部門。日本藝術安全地從西方接受了這些技術，沒有貶低自己的本性。然而，理想是藝術家心靈活動的模式，相當於一個國家在戰爭中策劃的戰役方案。戰役方案總是出自大元帥之手，他泰然自若，戰爭與和平繫於他舉手投足之間。 根據藝術自由的新概念，題材範圍和表現方法更加廣泛。當時的偉大藝術家狩野和橋本去世後，無數天才步其後塵。這兩位大師自己是幕府末年的狩野畫派主要教授，首倡復興足利時代和宋朝的純潔風格，研究土佐、光琳的著色法，同時沒有放棄京都畫派的自然主義。 這些畫家體現了民族神話和歷史編年的古老精神。從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到瓦格納（Wagner）和北歐詩人，所有偉大的藝術復興時代都是這樣。他們的繪畫給這些偉大的主題賦予了新的火焰和意義。 狩野芳崖[10]最後的傑作是《慈母觀音》。觀世音是宇宙之母，體現人類的母性特徵。她站在空中，三輪光環消失在純金色天空中。她手持玉淨瓶，潑灑創造之水，每一滴都會化作嬰兒。嬰兒裹在襁褓一樣的胎膜中，向她抬起無意識的眼睛，落向下面的雪山，雪山從深藍色迷霧籠罩的大地上升起。這幅畫著色的力量猶如藤原時代，輔以丸山作品的優美，體現神秘與虔誠，熱情與真實。 橋本雅邦的畫《家老》兼有雪舟的有力風格和宗達的濃墨重筆，體現和重現了古老的道家觀念。魔法師面帶沉思的微笑，打量他剛剛從葫蘆里變出的驢子。畫面表現了遊戲人生的宿命論。 下村觀山的《佛陀火葬圖》令我們回想起平安時代的豪奢壯麗，輔以宋初的遒勁筆力，立體感與義大利藝術家不相上下。畫面表現偉大的阿羅漢和菩薩圍繞火葬堆，懷著神秘的敬畏，觀看縹緲的火焰吞噬神秘的棺材。有朝一日，佛陀的棄絕之光註定要充斥宇宙。 橫山大觀將狂野的意象和激盪的構想帶進了這個領域。他的《屈原徘徊荒野圖》呈現一片風中水仙——代表純潔沉默的花——仿佛暴風雨正在他的靈魂中鬱積。 今天的鎌倉史詩英雄圖對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入。神話以其太陽崇拜的意義獲得詮釋。就此，中國和日本的古代歌謠向我們打開了一片迄今未經探索的領域。 雕塑和其他藝術形式相去不遠。奇妙的琥山制釉法不僅復興了中國早期陶器，還重新創造了光琳式的夢幻色調。 漆器從德川晚期精雕細琢的風格中解放出來，恣意享受更加廣泛的材料與色彩。姊妹藝術刺繡、織錦、琺瑯、金工在廣泛的領域中煥發出新生命。於是，雖然藝術保護人已不存在，機械工業累人不淺，藝術仍然力爭上遊，表達當代日本民族靈感的生命力。但全面總結，時機尚未成熟。每天都會開放新的可能性和希望，大聲疾呼，為重新覺醒的民族精神尋找位置。中國和印度也在力爭新的表現形式，有待於未來的探索。 【本章補說】 1.三洋 日本作家，以其歷史和愛國題材的詩歌著稱。他生活在19世紀初，多年雲遊全國，為他的史書搜集材料。德川氏壓制民族意識，所以人民並不歡迎他。 2.阿德維塔理念 阿德維塔這個詞的意思是不二，用於偉大的印度教義：一切現存事物，表面上雖然繁雜，其實卻是一體。因此，探索一切真理都必須窮盡每一個細微差異。全宇宙一切細節無不相互聯繫。因此，一切都同樣珍貴。 * * * [1] 原文如此，但史學家一般認為明代以朱子學為主，漢學復興是清代的現象。 [2] 楠木正成（？-1336），幼名多聞丸，為鎌倉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時期著名武將。 [3] 三洋，日本19世紀初愛國詩人。 [4] 本居宣長（1730-1801），日本江戶中期學者，日本復古國學集大成者，為日本國學的發展和神道的復興確立了思想理論基礎。 [5] 村田春海（1746-1811），日本歌人，國學者。 [6] 馬修·佩里，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1853年，佩里艦隊的「黑船」，從大西洋繞好望角經上海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港，要求幕府派官階相當的代表來接受美國總統的國書。佩里拒絕幕府代表讓其轉往長崎登陸的要求，派出三四千名水兵強行上岸，將國書強行塞給不知所措的日方代表。佩里宣稱，美國總統要求日本政府改變鎖國政策，與美國締結友好通商條約，他第二年將來聽取回音。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直接迫使日本幕府敞開國門。 [7] 岩倉具視（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公卿、政治家，其思想觀念直接影響了明治維新的發展。 [8]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明治維新第一政治家，號稱東洋的俾斯麥（1815-1898，普魯士宰相兼外交大臣）。 [9] 阿德維塔，梵文意為「獨一無二」。 [10] 狩野芳崖，日本畫家。明治十七年（1884）與岡倉天心相識，二人協力創造明治新日本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