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書 · 第七章 奈良時代（公元700-800年）

新時代就要誕生。全亞洲的思想通過遙遠印度的抽象普世性，不斷掀起波瀾。佛教使抽象普世性成為可能，承認最高的自我覺醒位於宇宙本身。在後來的時代里，這次浪潮越來越粗俗化，越來越傾向於庸劣、僵硬的象徵主義。這種象徵主義取代了原先的直觀洞察之美。但此時此刻，精神追求跟物質合為一體。迦梨陀娑、李太白和灰田的詩歌抒發了最初合體的喜悅，從烏賈因（Ujjain）、長安一直傳到奈良。這個輝煌燦爛的開明時代肇始於三位偉大政治家。在6世紀的印度，超日王推翻了匈奴人的統治，喚醒了阿育王以後一直沉睡的北印度民族意識。100年後，唐朝第一個皇帝李世民結束了300年的分裂，重新統一中國。他的帝國幅員遼闊，僅次於成吉思汗。天智天皇是李世民的同時代人，他摧毀了貴族世卿的權力，暫時將帝國置於皇權之下。 在印度，《奧義書》開啟的關於抽象和永恆的討論，在2世紀的龍樹菩薩身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現在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瞥見學術浪潮在這個國家綿延不絕，流入這個世紀。印度推動智力進步，向全世界散播種子。早在佛教以前，她就產生了數論哲學和原子理論。5世紀，阿耶波多體現了數學和天文學的繁榮昌盛。7世紀，婆羅摩笈多（Brahmagupta）觀測天體，在代數學方面大有突破。12世紀，婆什伽羅（Bhaskaracharya）和他著名的女兒成就矚目。再來到19和20世紀，數學家漢姆·錢德拉，物理學家賈格迪斯·昌德爾·鮑斯都才華橫溢。 我們現在關注的從無著和世親時代開始。佛教將全部精力投入感官和現象的學術研究，第一批成果是有限靈魂演化的精密心理學研究：靈魂經過52個階段的成長，最終在無限中獲得解脫。整個宇宙體現於每一個原子。因此，一切多樣性效力相同，並非與事物的統一性毫無關係。這種信仰解放了印度的科學精神。甚至在當代，這種精神仍然如此強大，足以打破專業分工的外殼。由此，印度之子能夠通過最嚴格的科學證明，溝通無機和有機兩個世界，跨越二者假想的鴻溝。這種信仰秉承早期的熱忱，有著旺盛的精力，自然會刺激造就阿耶波多（Aryabhatta）一流天文學家的偉大科學時代。阿耶波多發現：地球在自己的軸上自轉。他的傳人瓦拉米希拉（Varamihira）同樣著名，在《經藏》名下將印度醫學推上了最高峰。這些知識最後通過阿拉伯人之手，澆灌歐洲。 這也是詩人的時代。迦梨陀娑、巴拉哈特、吉納·拉維基蒂出類拔萃。他們創造了豐富的形象和隱喻，後來印度教《往事書》（Puranic）的知識來源於此。 現代人認為：平和是佛教藝術的主要特徵。這種特徵始終產生於精神與物質的協調，有賴於兩者間的協調性。印度藝術精神酷似古典希臘的理想，希臘萬神殿的寧靜表情與此非常相似。雕塑出類拔萃，形式最適合這種設想。埃洛拉的廷達爾（Tin Tal）石佛雖然剝去了原有的石膏層，比例依然和諧，恢宏自足之美依然如故。我們在這些雕塑中發現了唐代和奈良雕塑藝術的靈感之源。 中國唐朝吸收了前代的血統，重獲新生，統一黃河與長江流域。唐帝國的勢力越過了帕米爾高原，印度交通更為便利，大批朝聖者前往佛國，印度人同時流入中國，日盛一日。玄奘和義淨雖然以著述聞名，但也只不過是兩國之間來往的無數旅客中的兩例。唐太宗的征服剛剛打開了通過西藏的道路，在原有的天山南北道之外增加了第四條路線。洛陽當時有三千印度僧人和十萬印度家庭，印度宗教和藝術給中國土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他們能給中國象形文字提供音韻，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巨大影響。8世紀，現在的日本字母表由此產生。 大陸文化融合的偉大成果至今仍在日本遺存。有一篇古雅的傳奇，講述印度、日本和中國的三位旅行者在洛陽見面的故事。「我們在這裡會面，」最後，中國人說道，「好像一把扇子。中國人代表扇紙，印度人代表扇骨，我們的日本客人代表雖小而必不可少的樞軸！」 這是寬容的時代，到處都可以預料到印度文化無孔不入的滲透。儒、道、佛三教並尊，景教教父們獲准在長安傳教，此事見諸大秦景教碑。祆教也獲准在帝國重要城市建立拜火寺。中國裝飾受到波斯和拜占庭的影響。印度也有同樣的寬容，亞索瓦罕（Yasovardhan）和曲女城的戒日王（Siladitya）一視同仁地敬奉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於是，中國三教並行。杜子美、李太白、王摩詰分別代表三類詩歌理想，多多少少也體現了唐代的偉大和諧。文中子早已表述過同化思想，他的弟子魏徵就是唐太宗本人的主要顧問。合流論預示著未來宋代的新儒家，儒佛道融為民族的整體意識。 佛教在這一時期居於統治地位，當然，是第二期佛教。玄奘受教於世親的弟子蜜多斯那（Mitrasena）。他從印度取經歸來後，致力於譯經注經的偉大事業，創立了新唯識宗。唯識理念甚至早在玄奘以前就存在了。8世紀初，賢首在中印度的吉桑南達（Gissananda），南印度的菩提盧奇（Bodhi-ruchi）協助下，進一步推動這場運動，創立了華嚴宗。華嚴宗的教旨是心物完全融合。這一時期的智力成就酷似現代科學，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浩瀚宇宙的可視化，集中於佛陀。因此，它設想浩瀚無涯的維度，佛像成為無限的毗盧遮那佛（Vairochana）。毗盧遮那佛是律法之佛，而非慈悲之佛阿彌陀佛——釋迦牟尼本人的化身。 現存毗盧遮那佛像的最佳樣本就是我們以前提到的龍門石刻。龍門佛像酷似埃洛拉佛像，高度超過60英尺，佛塔佇立於龍門山絕壁，背後山勢雄駿，足下激流洶湧。 另一座毗盧遮那石佛位於長江畔樂山附近，由孤山巨崖刻成。佛像之雄偉，可以從以下事實想像：一棵巨大的松樹占據要津，不會明顯影響石佛螺旋頭飾的和諧。佛像以通常的風格，腳踏蓮花寶座。佛像由紅砂岩刻成，因此大部分特徵已經磨蝕殆盡。長江從佛像腳下流過，因此即使在原始狀態下也難以研究。 在日本，天智天皇於645年粉碎了蘇我氏集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一直持續到首相鐮足的後裔藤原氏再次以貴族政治侵奪君權。過去各國守由世襲君侯擔任，現在改由天皇任命。日本效法唐朝宮廷，編撰律令體系。司法交給特別任命的法官，整個國家煥發出全新的活力。道路得以修建，交通體系在更健全的基礎上予以規範，驛站制度建立。內政全面革新，但外務大權或有所失，日本日益繁榮昌盛。710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在更廣闊的大和平原建立新都，現在稱為奈良。奈良成為偉大的佛教中心，僧侶團體的勢力後來足以威脅皇室和貴族。 日本僧人道昭[1]在長安師從玄奘，677年返回日本。他和覺真在8世紀中葉將唯識、法相二宗引入日本。於是，在這些思想得以吸收後，日本開始加入新形式北宗的偉大運動。 因此很容易理解，奈良時代的藝術反映初唐風格，甚至可以直接聯繫到其印度原型。因為這一時期許多印度藝術家渡海來歸。偉大的中國僧人鑒真在這一時期建立了律藏宗，他的隨從岡坡大概是錫蘭雕塑家。岡坡的作品跟阿努拉德普勒（Anarajapura）雕塑非常相似，顯示了整個笈多時代全印度的主導風格。日本採取同樣的主題，不僅具備印度的抽象美，唐朝的力量，還增加了精細和完整。奈良藝術不僅滿足了民族的自豪感，亦堪稱第二期亞洲思想表現的最高形式。 奈良時代以豐富的雕塑藝術著稱，始於藥師寺釋迦三尊像。30年後，藥師寺又鑄成藥師三尊像。無疑，奈良藝術的最佳樣本莫過於此。在這方面，還有必要提及普度寺觀世音和開莫寺藥師。 不過，奈良毗盧遮那佛像才是巨型銅像的巔峰，是全世界最大的銅佛像。銅像兩次遭遇火災，遺骸至今仍然存在。一次火災發生在1180年天平時代，佛像頭和手被毀。不過，技藝精湛的雕塑家快慶在鎌倉時期進行了第一次修葺。從遺存圖像看，原有的比例保存得相當好。第二次火災發生在16世紀內戰期間，目前佛像的頭和手是200年前德川時期修復後的作品。那時，雕塑藝術處於最低谷，藝術家對原有風格和比例完全沒有概念。雖然目前的建築空間狹窄，限制了朝聖者的視界，但任何人看到佛像後，都會對作品的不朽之美和大膽構想印象深刻。原有的建築比目前的建築高45英尺，長80英尺。 我們將佛像的構想歸功於聖武天皇和他的皇后光明子，他們諮詢了覺真和尚。大和尚走遍日本東西南北，宣傳君主建造奈良毗盧遮那大佛的計劃，然後補充說：「我們希望每一位農民都有權為巨像添土拔草。」我們一定要記住，大佛的本意是要成為佛教藝術的中心。我們仍然看到蓮花座上精雕細琢的諸佛大千世界。 天皇自稱「三寶奴」，傾宮廷之力建造佛像。三寶是指佛、法、僧。據說，最高貴的命婦們用錦緞寬袖為巨像添土。奠基典禮極盡隆重之能事。中央的佛像用了兩萬日鎊精銅，覆以黃金。佛頭光環懸掛了300個金像，更不用說美麗的繡幔和簾幕。至今猶存的殘片證實了昔日的輝煌。婆羅門僧侶菩提來到日本，風燭殘年的覺真和尚來自聖地，向比自己更有資歷的客人致敬，並由他主持開幕式。第二天，覺真和尚就圓寂了，總算親眼見到大業落成。 那是佛教大興土木的時代。奈良七寺[2]奢麗無匹，西大寺[3]建築精美，四周金鳳口中含鈴，因而聞名於世。人們視之為鬼斧神工，媲美龍宮。他們下令各國各建一座寺院和一座尼庵。從九州南境到陸奧北境，遺址宛然可見。 聖武天皇駕崩後，光明子太后致力於擴建寺院。她的女兒孝謙繼任天皇並鼎力相助。太后有一首簡樸的詩歌，足以表現她高貴的靈魂。她說起向佛陀獻花：「採花恐污花，風吹芳草間。獻花過去、現在、未來佛。」另一首情感激越：「工具的聲音在佛像身邊響起，讓它響徹天堂！為了父親，為了母親，為了眾生。」灰田的頌歌和奈良時代其他《萬葉集》[4]詩人都流露出同樣莊嚴的感情。 孝謙天皇頗有陽剛之氣，對於佛教藝術的進一步發展很有裨益。有一次，西大寺鑄法王像，遇禍未成。據說她親自指導鑄模，終於大功告成。 法華堂不空羅索觀音像[5]的頭可以視為銀質阿彌陀佛，用琥珀、珍珠和各種寶石裝飾。這一時期的作品也應該提到過這座塑像。 奈良時代的繪畫藝術卓越非凡，顯示出了大和的天賦，甚至可以為阿旃陀石窟精品錦上添花。堀氏壁畫可以歸入8世紀初的作品，提供了奈良繪畫的實例。皇室奈良藏品有一幅山水畫，畫上有一種名叫琵琶的皮系樂器（顯然源於印度七弦琴），風格和奏法都與印度截然不同，令我們聯想起唐代道教畫派的精細感情。 帝國寶庫（正倉院[6]）也不同凡響，收納了聖武天皇和光明子皇后的私人收藏品。這是他們去世後，由女兒奉獻給彌勒佛的。收藏品原封不動地保存至今，包括他們的袍服、鞋子、樂器、鏡子、寶劍、地毯、屏風、御用紙筆，以及用於忌日的典禮面具、條幅和其他法器。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1200年前豪奢顯赫的生活。高腳玻璃杯、釉瓷鏡子暗示印度或波斯的原型，還有無數唐代精工佳作，造就了一個沒有火山灰的龐貝（Pompeii）和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規範嚴格，每個朝代都只有特定階層可以參觀，因此所有寶物保存完好，就像是昨日的舊物。 * * * [1] 道昭（629-700），日本僧人，俗姓船連。公元653年入唐，師事玄奘。公元677年（一說661年）歸國，建禪元興寺，開創日本法相宗。 [2] 奈良七寺，即南都七大寺，包括大安寺、元興寺、藥師寺、興福寺、東大寺、西大寺、法隆寺。 [3] 西大寺，位於日本奈良，南都七大寺之一，真言律宗總本山。 [4] 《萬葉集》，日本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 [5] 不空羅索觀音像，日本國寶。 [6] 正倉院，建於公元8世紀中期的奈良時代，是用來保管寺內財寶的倉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