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書 · 第六章 飛鳥時代（公元550-700年）
552年，日本第一次從百濟引進了佛教。這個時期稱為飛鳥時代[1]，因為首都位於飛鳥國，直到710年最終遷往奈良。飛鳥時代標誌抽象唯心主義在日本的最初潮流。佛教經阿育王和迦膩色伽鞏固後，把新的信仰之水引至中國。
當然，阿育王派傳教使團前往中央帝國，可能正好遭遇秦始皇的暴政。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留下了一點痕跡。我們可以證實的歷史記錄始於公元59年。這時，可能在迦膩色伽統治下的大月氏使節向中國學者景盧提供佛經譯本。公元65年，漢明帝夢見金人巨像，他醒來讓大臣圓夢。景盧這時已經是有名望的學者，能夠解釋西方的佛教。第二年，景盧和十八名隨從奉命出使大月氏。公元67年，他帶回佛陀的圖像和兩位僧人：自稱來自印度中部的摩騰（Kasyapa Matanga）和竺法蘭（Dharmaratna）。據說，他們住在專門安置外賓的洛陽宮殿。洛陽是東漢的首都，漢朝以天下之主自居。這座宮殿後來改為寺院，稱為白馬寺，今天仍然可以在洛陽郊區看到。這座都城古代曾經盛極一時，現在滿目丘墟。據稱，摩騰在宮牆上作壁畫：一座舍利塔圍繞著一千戰車和騎士，暗示桑吉和阿馬拉瓦蒂的佛塔和廊柱，當然是那個時代的風格。他們帶來的佛像幾乎不為人知。
下一位僧人安世高（Ansei）來自帕提亞人（Parthians）的國土安息（Arsaie），他的隨從來自大月氏的鄰邦。據記載，159年，一位使節取道交趾來中國。這些傳道士翻譯的佛經屬於北宗（積極的唯心主義）。大約3世紀末，《阿彌陀經》（Amida-Sutra）譯成。
阿彌陀佛（Amita）這個詞意味著無法估量的光明，代表沒有個人色彩的神聖理念，跟釋迦牟尼代表的個人神聖相對應。印度《奧義書》稱偉大永恆的洞見為婆羅門。佛教南北二宗的區別就在於這種基本認同的差異。南宗修道的最終目的是涅槃，從世界的相對性當中解脫出來；北宗卻認為這是新的光榮開端。第一次闡明理念，應該歸功於馬鳴。這是我們從亞洲早期哲學獲得的共同遺產，佛教就是從共同遺產中成長起來的。
佛教之樹在中國紮下了根。這時，匈奴北狄破邊而入，建立了後來所說的北朝，突然給佛教的發展增加了推動力。因為這些部落在野蠻時代就已經皈依佛教，雖然他們的信仰還帶有迷信和偏見的色彩，不過就他們的野蠻程度而言，這是自然而然的。在華南或本土王朝的文明世界，清談家的哲學機鋒和理念親和，與其大相徑庭。
據說，傳道士佛圖澄是印度僧人，對狂暴兇猛的匈奴軍人影響很大。據說他擁有超自然的力量。人民對他極其敬畏，甚至不敢向他的方向吐口水。他能運用個人的影響，制止北趙王朝的殘暴和血腥。他的學生道安前往南方，跟義安合作，協助宣傳阿彌陀的信仰，為救贖而沉思，向西天理想中的佛陀祈禱。鳩摩羅什（Kumarajiva）的父親是大月氏人，母親是印度人，自己大概是龜茲土著。他在當時如此聞名，以致北方皇帝派兵帶他到中國傳道。401年，他抵達中國。獻身於翻譯佛經的事業，碩果纍纍，奠定了佛學的基礎，6世紀末在天台山盛極一時。
重要的傳道士前赴後繼，其精神源遠流長，說明思想家在此期間不斷從印度向中國流動，產生了有趣的交流。似乎除了從孟加拉經錫蘭到長江口的海路，還有兩條重要的陸路。它們都從中國開始，抵達奧克蘇斯河（Oxus）以前，在大戈壁分為天山北路和天山南道，就此前往印度河。使節大概走海路。
在這裡，我們掌握了一個偉大時代的線索。印度西北部是兩個偉大帝國的中樞，遊客、朝聖者、商人絡繹不絕，創造了共同的文化。大概穆斯林征服印度西北部，才迫使雙方的巨額貿易停頓。這個隱秘的過程奪走了東方的威望，使得地中海和波羅的海人以為整個東方都是「發展停滯」的受害者。
這個時期的藝術嘗試不勝枚舉，有些規模巨大。但民族的主要觀念是：將佛教納入道教的萬神殿，給印度宗教披上一層中國漢代藝術的外衣。就是這樣，早期基督教的廟宇和圖形採取了古羅馬建築和雕塑的風格。
在建築方面，如前所見：中國宮殿在棄絕的衝動下變成了佛教廟宇，只有這樣的變化才能滿足新需要。早在迦膩色伽時代，舍利塔通過基座的演變，分幾步發展成中國的形式。在木結構建築的條件下，舍利塔變成了今天在日本如此聞名的木製佛塔。佛塔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形式，後者仍然保存了最初的圓頂形式。
217年，最初的佛塔在里肯建成，一定是模仿漢代已經存在的碟形塔尖和多層寶塔。碟形塔尖源於天蓬或華蓋，象徵君主的權威。多層代表精神的層級，三層顯示聖人，九層顯示最高的佛陀。木製佛塔從6世紀開始建築，幸運地保留了一些記錄。這些佛塔越來越接近印度裝飾風格，我們在頂部發現巨甔，明顯讓人想到玄奘提到的菩提伽耶舍利塔的裝飾品。菩提伽耶舍利塔與阿瑪拉·辛格（Amara Singh）存在於同一個世紀，後者是超日王宮廷「九寶」之一。
塑像似乎經歷了一個平行的發展過程。一開始，印度類型在中國人心中實屬怪異。4世紀雕塑家戴安道獻身於新類型的演化，不斷改變其比例。戴安道亟須誠實的批評，於是在雕塑後面掛上帘子，自己藏在後面聽取公眾評論達三年之久。朝聖者法顯的記錄證明，存在一個傑出的中國雕塑流派。某些邊境國家的雕塑風格完全是中國式，跟另一些地方的印度風格截然不同。他把這種風格的起源歸因於一位占據邊境的中國將軍呂光的影響。不過我們認為：這只是加強了大月氏人在旁遮普發展起來的雕塑風格，在馬土拉同樣可見。確實，據我們所知，在特色、材料、裝飾方面，現存的這一時期樣本主要是漢代風格。
我們能夠回想起的最典型例證是洛陽附近的龍門石刻。龍門石刻源於516年胡太后建立的石窟神廟。神廟雖已荒廢，仍然氣勢恢宏。石窟不僅代表這一時期的藝術，而且自身就是一個完美的博物館，藏有一萬多尊佛像。根據權威人士的判斷，這些佛像有的屬於唐代，有的晚至宋代。石窟前後相繼，都是尖頂穹窿，裡面主要是凹凸不平的浮雕，主要人物被大刀闊斧地刻在岩石上。
一位中國詩人拜訪此地，題詩岩上：「摩崖成佛性，頑石亦慧根。」龍門風景絕佳，摩崖佛像下臨伊闕激流，對岸有一座小廟，名叫香山寺。我們敬愛的唐代詩人白居易故居就在這裡，保存至今。
佛教在飛鳥時期第一次傳入日本時，蘇我氏[2]像後來的藤原和源氏一樣大權獨攬。蘇我氏始祖武內宿禰[3]輔佐神功皇后經略三韓，以後蘇我氏一直是帝國的甲第膏粱。在後來的繪畫中，他的形象是表情嚴肅的美髯公，把幼主抱在懷裡。從此，蘇我氏世襲外務大臣之職。他們由於家族傳統之故，自然喜愛、尊重外國文化和制度，而其他本國君侯更趨向於保守國粹傳統。政權一般掌握在皇座周圍的大貴族手中，他們以皇室名義治國。這是「諸神會議」的餘音。
佛教傳入日本，民眾騷亂隨之而起，蘇我氏和物部氏[4]的宿怨由此而生。物部氏世襲地方軍元帥，獲得藤原氏始祖中臣鐮足的支持。藤原氏世襲祭司長，更適當地說，他們是古代典禮的守護神。他們自然傾向於國粹，反對新宗教。奧姆氏世襲日本海軍大將，巡視朝鮮海岸，傾向於蘇我氏，至少在爭執中保持中立。災難性的權力鬥爭後，蘇我氏獨攬大權，並伴隨著無法遺忘的暴政和幾次天皇廢立。對今天的日本人而言，這是最可悲的事情。不過，當時的形勢酷似明治天皇復辟時期：進步和保守兩派目的不同，觀念不同，鬥爭不已，不過態度比較溫和。
皇權經過蘇我寡頭政治的侵奪，已經無力節制雙方。於是，欽明天皇13年，聖明王遣使來聘，贈釋迦牟尼銅像及簾幕、華蓋和種種佛經。使節致辭：「藩臣百濟王聖明敬奉貢品。金身入朝，大佑皇極，闢土開疆，佛力無邊，及于海東。」天皇自然樂於接受貢品，但對佛像猶豫不決。他詢問廷臣，蘇我稻目主張以禮祭拜，物部尾輿[5]和中臣鐮足主張拒絕使節和佛像。物部尾輿是物部守屋[6]的父親，他連名字都有憎惡佛教的含義！
天皇決定寬容，將佛像交給蘇我稻目，供於小墾國田家中。但來年瘟疫和饑荒流行，給蘇我氏的敵人提供了極好的藉口。他們立刻宣布：災難源於供奉外來神明。於是，他們獲准焚燒一切佛物，將佛像投入附近的湖中。不過，顯然早在宮廷接待僧侶和佛像以前，佛教已經舉國皆知。在這之前三十一年，中國南朝梁有個著名的雕刻家司馬達止[7]，他遷居到了日本。他的女兒成為日本最早的女尼，他的孫子鞍作止利更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和當時最傑出的藝術家。554年，朝鮮僧侶道謁和道什遷居日本。據說，南朝人錢總十年後帶來了佛像和佛畫。雖然保守派迫害，佛教仍然蒸蒸日上。百濟和新羅國王競相供佛。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繼承了父親的首相職務，於584年建立佛寺。574年，著名的上宮廏戶豐聰耳[8]皇子，也就是通稱的聖德太子誕生。聖德太子是諸王子當中的聖徒，象徵佛教的第一次啟蒙。他為姑母推古天皇攝政，撰寫了日本憲法十七條。這份文獻弘揚盡忠天皇的義務，教誨儒家倫理，偉大的印度理想貫穿全文——由此體現了那個時代日本國民追隨的生活之道。聖德太子注釋的佛教經藏不僅說明他有極高的漢學造詣，還清晰地闡明了公元2世紀龍樹菩薩的要義，表現出天才的洞察力和靈性。朝鮮人和中國人對此書驚嘆不已。621年，聖德太子去世，舉世哀悼，人們捶胸頓足，好像在黑夜中失去了明月。工匠和藝術家仍然將他作為一切藝術的保護人來崇拜，尤其在大阪的天王寺[9]。
588年，敵對家族之間的鬥爭達到頂峰。雙方都試圖將自己信仰的支持者推上寶座，結果物部和中臣敗北。遇刺的繼任天皇選擇蘇我馬子攝政，蘇我馬子立自己的外甥女，天皇的孫女推古為天皇。推古天皇享國長久，統治時期從593年到628年。聖德太子攝政，形成了佛教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因她得名為推古時代。她定都於飛鳥國，大約在奈良以南12里。自欽明天皇以來，朝廷常駐奈良。不幸的是，飛鳥時期的藝術品沒有保存下來。朝廷遷都奈良後，飛鳥全境棄為丘墟，若干寺廟散布其間，桑樹林中猶有一些大理石基座遺存，獨自標識昔日的偉大。
飛鳥時期寺廟遺址只有一處遺存：安科因（Ankoin）青銅巨像。根據歷史記錄，巨像鑄於推古天皇十五年。巨像體型過大，通不過大廟門，雕塑家托里（Tori）的才能因此經受了考驗。他通過辛勤勞動獲得報酬，在宮廷身居高位，在各省占有大量地產。塑像經歷了火災和其他災難，一度瀕臨毀滅。在不幸的德川時期[10]，塑像經過修復，原先的特徵大部分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只有根據手臂、衣袖、前額、耳朵來推測傑作原有的風采。
幸而奈良附近的法隆寺[11]大量保存了飛鳥時期的建築物和藝術品，聖德太子的駐地就在法隆寺不遠處。在近藤或金廳，聖德太子命托里鑄成的釋迦三尊像仍然可見，時間大約在公元600年前後。另一座藥師三尊像大約在公元625年前後，包括光暈在內，三者都有7英尺高。我們在這些塑像中發現了漢代風格，跟100多年前的龍門石刻一模一樣。
金廳還有一座百濟觀音（觀世音菩薩立像）塑像，高10英尺，用木頭和上漆的石膏鑄成，估計是某一位朝鮮國王送的禮物。塑像要麼在朝鮮製成，要麼就是當時有大批朝鮮藝術家雲集日本。另一座觀音塑像，即同一寺廟的夢殿觀世音菩薩數百年未向公眾開放，保存狀況值得關注。我們可以依據這兩座塑像評判佛教藝術體現的純粹漢代理想風格。它們的比例並不完美——手腳比例失調，風格的僵硬近乎埃及雕塑。不過，雖然有這些不足之處，我們還是在這些作品中發現了極度優雅和純粹的精神，只有偉大的宗教精神才能做到。在民族意識形成的早期，神性猶如抽象的理想，遙不可及，神秘莫測，不和諧也賦予藝術一種可怕的魅力。
但日本人的心靈似乎天然傾向於熱愛美和具體性，不能滿足於中國和朝鮮導師提供的抽象類型。因此，我們在與這些作品同時代的雕塑中發現了一種新運動，目的是軟化僵硬的線條，改善比例。長谷寺[12]的木製觀音像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長谷寺是一座尼姑庵，由親王的女兒建立，隸屬法隆寺。據信，這座塑像大約在飛鳥時期製成，雖然嚴守漢風，但表情溫柔，比例勻稱，令人嘆為觀止。同一座寺內除了佛陀和菩薩，還保存了金剛（「護法尊者」，支持宇宙四方）塑像，稱為「四大法王」。這些近期的塑像有山口、小口、久須志、鳥子的簽名。山口在別處提到過，是7世紀中葉的著名藝術家。這些法王塑像有一個顯著特點：頭盔和鎧甲精雕細琢，仍然保持著早期石棚發現的漢代遺風。
飛鳥時期繪畫只有一例尚存，由推古天皇神龕的漆飾組成，是漢代風格的優秀樣本。
長谷寺還保存著一幅描繪極樂世界的刺繡，稱為天壽國繡帳[13]，由聖德太子遺孀及其侍女根據一位朝鮮藝術家的設計織成，寄託懷念之情，為太子升入天堂樂園祈福。我們根據推古天皇神龕的樣本，解釋這個時期的著色與構圖，刺繡證實了我們的解釋。
神龕遺墟本身就是一個典型實例。廣為稱道的近藤金廳雖然在一百年後重修，但仍然符合這個類型。附近法隆寺和法貴寺的寶塔也是同一種風格的樣本。
【本章補說】
1.這部簡史的日本歷史分期多多少少流於泛化。以下概略較為精確，可資參照。
A.飛鳥時期 從552年引進佛教起，到663年天智天皇即位結束。這個時期，佛教在中國唐代極為活躍，日本深受影響。
B.藤原時期 從897年醍醐天皇即位，到1186年平清盛家族沒落結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藤原氏貴族統治下的佛教藝術和哲學發展純粹的民族形式。
C.鎌倉時期 1186年-1394年，從源氏幕府在鎌倉崛起到足利幕府。
D.足利時期 1394年-1587年，得名於武藏野。據說，幕府時期的源氏支脈原先住在那兒。
E.豐臣時期和德川早期 從1587年豐臣秀吉掌握最高統治權，到1711年德川吉宗繼承幕府將軍之職。
F.德川後期 從1711年德川吉宗繼任幕府將軍，到1867年幕府倒台。在這個時期，中產階級崛起，歐洲影響涉入，藝術現實主義流派出現。
G.明治時期 從1867年天皇親政到現在。
2.觀音 這個詞是觀世音或觀世音菩薩的縮寫，觀世音菩薩是見證之神。這個名稱顯示了大乘教義：不能普度眾生，誓不成佛。人們最初設想觀世音是一位青年，有些像基督教觀念中的天使。後來，觀世音不尋常地演變成女性和母親，在每一聲悲哀的哭泣、每一眼憐憫的目光中現身。觀世音有三十三種形式，代表存在的一切層次。《蓮華經》的主旨可以概括為：「飛蟲在哪裡哭泣，我就在哪裡。」他（她）代表棄絕帶來的滿足。因此，觀世音從不給予涅槃，只提供救贖前的必要步驟。他（她）不是佛陀，而是有情眾生的菩提。在印度佛教徒當中，他（她）以蓮花手菩薩，持蓮者聞名，與金剛手菩薩，持雷霆者相對。
* * *
[1] 飛鳥時代，約始於公元600年，止於遷都平城京（奈良古稱）的710年，因其以奈良縣的飛鳥（即藤原京）為政治中心而得名。
[2] 蘇我氏，日本從古墳時代到飛鳥時代，代代都出大臣的有力氏族，尤以蘇我稻目（506-570）、蘇我馬子（551-626）、蘇我入鹿（610-645）最為強勢。
[3] 武內宿禰（84-367），大和王權初期大臣，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為大和王權棟樑之臣，其眾多子孫更紛紛擔任要職，人稱「大臣之祖」。
[4] 物部氏，日本古墳時代統治河內國哮峰地區（現大阪府交野市）的一支氏族，傳說是日本神祇之一饒速日命（天照大神之孫，在日本歷史中也以宇摩志麻遲命之名出現）的子孫。
[5] 物部尾輿，生卒年不詳，6世紀中葉的豪族。
[6] 物部守屋（？-587），物部尾輿與弓削阿佐姬之子，飛鳥時代的有力豪族。
[7] 司馬達止，南朝梁人，又作司馬達。日本繼體天皇十六年（522）至日本弘傳佛法，被奉為日本佛師之祖，後被賜以「鞍部」村主之姓氏。其子鞍部多須那及女鞍部島皆出家，號為「德齊」及「善信尼」；其孫鞍作止利，乃製作飛鳥佛像之第一人。
[8] 上宮廏戶豐聰耳（574-621），即聖德太子，日本飛鳥時代的政治家，女帝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
[9] 天王寺，全稱四天王寺，別稱荒陵寺、敬田院、難波寺、難波大寺、崛江寺、三津寺。原址設於玉造東岸，後移往難波的荒陵，即現址。
[10] 德川時期，即德川幕府當政時期，日本第三個封建軍事政權，由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氏以江戶為政治根據地，開幕府以統治天下，故亦稱江戶幕府。
[11] 法隆寺，又稱斑鳩寺，位於日本奈良生駒郡斑鳩町，是聖德太子于飛鳥時代建造的佛教木結構寺廟。
[12] 長谷寺為日本真言宗豐山派總本山，位於奈良縣櫻井市（初瀨町）。
[13] 天壽國繡帳，又稱天壽國曼荼羅。現存斷片六個，色彩鮮明，刺繡精巧，為日本此類遺品中之最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