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書 · 第三章 儒家

——華北 在6世紀接觸佛教前，日本藝術沐浴了第一波大陸春風，這就是漢代和六朝時期的中國。 漢代藝術本身是中國原始文化成熟的產物。中國原始文化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周朝登峰造極，其理念泛稱儒家或孔教，得名於體現和闡明中國人基本觀念的偉大賢哲孔夫子。 中國人是從事農業的，他們從遠古時代起，就定居在富饒的黃河谷地。他們衍生出偉大的大同主義體系，跟他們留在蒙古大草原上的遊牧兄弟判若兩人。不過，在最早的時期，同樣的元素之核無疑已經在那些高原城市中存在了，儒家的萌芽已經就緒。那個時代已經迷失在史前的黑夜中，從那時到現在，黃河谷地的居民依然如故。韃靼牧馬周期性打斷他們自己的發展，然後被同化為農業民族。 牧民的利劍變成了農民的犁頭。這個過程削弱了新公民的抵抗力，使他們周而復始地遭遇「長城以後」的命運。就這樣，中國漫長的朝代記錄總是由新興部落領導國家，當原來的情況再次出現，便繼續循環往復。 不過，中國人雖然在平原上居住了許多年，卻仍然保持古代政府的觀念。古中國分為九州，其總督號稱「方伯」或「祭師」。他們信仰祖先神，以「上天」為象徵。在上天保佑下，數學般準確地劃定人類的命運。漢語「命運」的詞根是「命」或「命令」，意思是宿命論。他們將宿命論傳給阿拉伯人，變成穆罕默德教義。他們仍然對無形世界的各種精靈保持敬畏。他們所保持的女性理想，後來成為東方的閨房傳統。他們保存了高原茂草中收集的天文知識和圖蘭二元論神學。尤其是，他們還延續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這是從阿穆爾河到多瑙河的一切牧人民族的共同遺產。事實上，中國牧民是農民的先驅者。這反映在他們的神話中：第一位皇帝伏羲氏[1]是畜牧業的導師，他的繼承人是神聖的農民神農氏。 在長久的平靜的年代裡，隨著農業社會越來越完善，產生了基於土地和勞動的偉大倫理和宗教系統。直到今日，土地和勞動仍然是中國永不枯竭的力量來源。千真萬確，他們有祖傳的組織，在值得讚美的社會主義中自給自足，他們有孩子，不談政治，繼續辛勤耕耘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周朝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闡明和體現了這種偉大的共同勞動理想，值得每一位現代社會主義者深入研究。他獻身於倫理宗教的實踐以及人與人的奉獻。對他而言，仁就是上帝，他的最終教義是生命的和諧。讓印第安人的靈魂翱翔，融入無垠的天空；讓功利的歐洲人探索大地和物質的秘密；讓基督徒和閃米特人遨遊在夢想的天國中——讓他們所有人都去吧，儒家一定要堅守其博大的普遍理性及其對普通人的無限悲憫。 《易經》是中國人的《吠陀經》（Veda），充滿了暗示，祭司能夠通過暗示抵達不可言喻的存在。《易經》差不多是不可知論者的禁區。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根據中國人的倫理學，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由分級的服從體系組成，人民跟皇帝同樣重要。皇帝以家長式統治者的身份進行管理，天下大同，兄弟互助，完全基於社會的本意和選擇。 生活的最高法則就是為社會犧牲個人。藝術為社會道德契約服務，從而獲得褒獎。值得注意的是，音樂是居於最高等級的。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協調人與人、社區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因此，周朝貴族青年的第一項課程就是研究音樂。 根據孔子生平的某些回憶，不僅有幾段對話記載了他對音樂之美的熱愛，還有故事說：他先齋戒再聽音樂。有一次，他為了觀察節奏對人們行動的影響，便饒有興趣地跟隨著一個敲打砂鍋的孩子。後來，他去齊國旅行，欣賞到了從太公時代流傳至今的韶樂。 中國人利用類似的方式，把詩歌視為促進政治和諧的途徑。君主的天職不是命令，而是建議，臣民要表達心聲不需要通過諫言，而是諷喻。這些都以詩歌為公認的媒介。這種理論暗示：就像中古的歐洲一樣，鄉野民歌承載了愛、勞作和大地的美，邊塞舞曲迴蕩著金戈鐵馬的鏗鏘，以怪誕的異域謠曲體現邊塞的荒涼。這些都是公認的形式。只有在這類元素極其豐富的時代，這種理論才能形成。其中，體現個人意識覺醒的詩歌尚未誕生。賢哲收集的中國古代歌謠體現了夏、殷、周三朝黃金時代的風貌，這些歌謠可以證明相關的省份在當時是繁榮昌盛還是破敗落後。 甚至繪畫也被視為教誨道德的實踐手段。孔子在《家語》中提到：他拜訪周朝列王的陵墓，描繪周公輔成王的壁畫。他對照另一幅桀紂（古代暴君）圖，看到榮辱有別，不禁衷心喜悅。 據說周朝的甔[2]和其他青銅器雖然宗風各別，但其純正性不輸希臘。確實，它們的配件，例如純淨精美的玉器，與閃耀著個人主義的玉器相比，更體現了東西方裝飾品截然不同的理念。我們在金匠和玉匠的作品中，也發現了同樣的渴望和諧的思想，同時代的畫家和歌手也同樣對此心醉神迷。 周朝的大一統持續了500年，最後由於強大封建世卿的崛起而被削弱。大約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了中國。 古代儒生對這些暴君極其憎惡與恐懼，但他們畢竟是實現周朝統一的因素。他們用長城和道路統一了中華帝國；他們的行省制度類似波斯帝國；他們發明，或者更準確說，選擇了民族的字體。是他們正式將中國解除武裝，首先採用皇帝的稱呼和頭銜。總而言之，雖然秦人隨後就被推翻了，但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實現了中央集權，開闢了帝國的普遍傳統。 甚至秦人對文學的敵視和迫害都未必是對儒家學者或壓迫自由思想的牴觸。他們在學校以吏為師。 在這個時代，偉大的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出現。雅典是一個活生生的範例，亞歷山大人開始理解基督教。大陸東陲，暴秦學術昌盛。他們實行審查制度，號稱「秦火」[3]。但很有可能，令後世悲慟惋惜的各種文獻，其實是毀坏於短命帝國持續了近20年內戰的戰火。 漢（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繼秦後，遵循大部分秦制，只有一點不同：漢代第三位皇帝規定儒學為文官考試的必修課。這種制度非常有利於吸引最優秀人才為國家服務。不過，考試基本內容被嚴格限定，阻礙了其發展和演變，儒家學說越來越僵化。 這段時間裡，儒家的影響確實極其強大。基督紀元1世紀，宰相王莽登上皇位，聲稱他的即位是當時賢哲的選擇，是符合傳統規範的。 有趣的是，王莽天賦卓絕，他建立了新朝。在14年的短暫統治中，他的錢幣遍及已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據說，「支那」這個詞最初就來自「新朝」。不過，從更早的印度文獻看，他可能只是強化了這個詞的用法。新朝是第一個下詔廢除奴隸制的王朝。王莽遵循儒家的理想，下令給人民平分土地，遭到了貴族集中力量的反對，因此倒台。公元23年，王莽遇害。他的死亡經歷是儒家宿命論的絕好例證。他坐在宮殿里，手握玉尺，仰望群星，對周圍的激戰視若無睹。他平靜地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敵人衝進來殺害他，他安坐不動，毫不反抗。 漢代藝術光大了儒家的理想，正如羅馬光大了希臘文化。鮮明的色彩和華麗的圖像，以及廣大一體的奢靡生活是漢代意識的一部分，在大賦中留下了痕跡。有趣的是，作家總是為鋪陳放縱的華麗辭藻尋找倫理基礎，很大程度上從社會認知角度看問題。任何中國學者都能回憶起《子虛賦》和《上林賦》。大賦描繪了皇帝輝煌的行獵隊，閃閃發亮的戰車，遠方的大象和獅子，宴會和舞女。最後他們補充說：「天下太平，可喜可賀，因為這樣諸王才能窮奢極欲！」他們還描繪了帝國名城的宏偉，結束時提示：京師真正的美不在於高塔和盛飾，而在於人民歡樂的面容。 這一時期的建築大多是宏大的宮室，雕梁繁紋主要代表了道德生活。這些秦朝真正的繼承人建造了磚木結構的高塔巨宅。秦朝皇帝留下的長城，西起隴右，東臨黃海，與後來的羅馬邊牆有異曲同工之妙。長城象徵著盛極而衰，它耗盡了政府的資源和威望。但許多後來的朝代仍繼續修築長城。不過，這一時期的另一些建築成就，例如巨型青銅像和鐵像，當時的文獻經常提到，現在卻已消失蹤跡。部分原因是中國皇帝習慣在失敗時焚燒財物，還有部分原因是改朝換代時的破壞。 當然，漢代繪畫的風格已經無法復原了，除非我們能通過山東摩崖石刻、漢末地方貴族祖墳，在腦海中喚起漢代藝術的富麗與成熟。這些壁畫描繪了中國的神話和歷史，講述了中國早期的生活與習俗。 我們要尋找美妙的漢代工藝品樣本，就必須求助於日本皇室藏品、神道教廟宇和石棚發掘物。我們接受了漢代藝術品，因此很有可能早在朝鮮學者王仁傳授儒家經典之前，就已經熟悉中國文獻了。大量漢文銘刻證明了早期影響的存在，說明他來後不久，日本人就已經熟悉了這種語言。就這樣，在中國和日本，儒家為後來佛教的成長奠定了基礎。 大批中國和朝鮮移民是藝術家和工匠，作品多體現漢代風格。他們製作的鏡子、馬韁、劍鞘和美麗的青銅與黃金甲就是證明。於是，新興佛教在阿育王時代廣泛傳播時，日本的藝術教育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我們的偉大雕塑家鞍作止利[4]不是一夜間誕生的，而是長期孕育的結果。在他身上，我們能發現文化長時間耕耘後的豐收。 不過，儒家理想、儒家二元論，相信部分從屬於整體，必然會限制藝術自由。藝術受到倫理的束縛，自然發展緩慢。確實，中國的藝術思想傾向於裝潢——中國紡織品和陶瓷便是很好的例子。有了道家遊戲人生的個人主義和後來傳入的佛教教義，中國藝術才有了主導的理想。但即使它停留在裝潢層面，也絕不會降到資產階級的水平，因為亞洲藝術最不可能走向這種失敗，她博大的普世精神和客觀的心靈永遠會提供救贖。 【本章補說】 1.《易經》 中國古籍，經夏、殷兩代不斷積累，由周文王完成，孔子作注，儒生認為這是《易經》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著重點在於：人是在天地衝突的中心點產生的，並由此演化出了天下大同哲學。另一方面，道家無視儒家的注釋，重新解釋了《易經》，其著重點在於衝破物質的桎梏，獲得全身心的自由。這本古中國的《吠陀經》可以描繪為自然哲學而非創世記載。它涉及一切二元內在的統一性，天之四季與地之八脈的關係。總共包括四卷。 2.太公時代 太公是周朝第一位國王（推翻殷人的周武王）的大臣。作為封賞，他獲得了齊國（山東）封地。 * * * [1] 伏羲氏是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最早的王之一，所處時代約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他根據天地萬物的變化，發明創造了八卦，成了中國古文字的發端，也結束了「結繩記事的歷史」。 [2] 甔，相當於瓶。《列子·湯問》：「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 [3] 秦火，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毀書籍、坑殺儒士，對中華文明危害甚大，史稱「焚書坑儒」。 [4] 鞍作止利，生卒年不詳，飛鳥時代和尚。祖父司馬達止是第一位把佛教帶到日本的梁朝渡來人。他本人是蘇我馬子與聖德太子的老師，法隆寺釋迦三尊與飛鳥寺飛鳥大佛是他的作品，有鮮明的北魏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