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歷程 · 第六講 面向理想的生活

一、競爭與生存 二、勞煩的工作 三、奮鬥的意義 四、悠閒的生活 一、競爭與生存 如果你隨便問一個美國人，或是一個英國商人：「妨礙你的生活快樂最大的是什麼？」他會這麼回答：「為生存而奮爭。」他這話是由衷之言，他相信確是這樣。 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的，但是從另一層意義上來看，這是完全不正確的。為生存而奮爭這種情況確實會發生。如果我們遭遇不幸，我們就得去為生存而奮爭。 例如，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小說家康拉德小說中的主人公福爾克就是如此。在一艘被人遺棄的船上，水手中只有兩個人有武器，他就是其中之一，這時除了其他水手以外，已別無他物可充飢了。當這倆人吃完了原先一起分享的最後一點食物後，一場真正的生存奮爭開始了。福爾克贏了，但此後他成了素食者。這並不是商人說的「為生存而奮爭」的含義。商人運用這一意義不確切的詞語，只是為了誇大那些實際上是無甚價值的事件的重要性。 試問，在他這一生活階層的人當中，又有幾個是死於飢餓的；再試問一下，在他的朋友破產以後，會發生什麼情況。誰都知道一個破了產的商人在物質享受方面，比起一個從來還沒富裕到可能破產的人來，條件要好得多。因此，人們平常說的為生存而奮爭，實際上是追求成功的鬥爭。他們在鬥爭中感到恐懼的並不是第二天早晨能不能吃到早飯，而是他們將不能勝過自己的鄰居。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人們似乎很少意識到，他們並未處於一個無法擺脫的機械裝置的支配下，而是在一架踏車上，他們之所以依然處於原來的位置，只是因為他們沒注意到是踏車未能把他們送到更高一些的地方上去。 當然，我是指那些獲得成功的大商人，他們已經有了相當可觀的收入，只要他們願意，完全可以賴以生活下去。但是，在他們眼中這樣做似乎是可恥的，猶如面對敵人臨陣脫逃。假如問起他們的勞動是為了何種公共事業時，他們會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試想一下這種人的生活吧。我們假定：他有舒適的住房、美麗的妻子，還有可愛的兒女。清早，在妻兒們還在酣睡時，他已早早起身趕到辦公室去了。在那裡，他的職責是展示一個大經理的風度才幹：他下顎緊繃，說話乾脆果斷，目的是要給每個人都留下一副精明強幹、謹慎持重的印象。他口授信函，和各色要人通話聯繫，研究市場行情，然後和那一位正在或打算與他交易的人共進午餐。同樣的事情整個下午又繼續進行。然後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裡，換好衣裝去赴宴。 餐桌上，他和另一些疲勞不堪的男子們還得在女賓面前裝作快活高興的樣子，而這些女賓還無從感受過如此的疲倦呢。難以預計要過幾個小時，這個可憐的人才能逃脫這種場面。直到終了，他才進入夢鄉，在這幾個小時裡他繃緊的神經才得以鬆弛一下。 這種人在勞動生活里，心理猶如百米賽跑。但是他參加的是這樣一種賽跑，其唯一的目的地就是墳墓。那種對百米賽跑來說很合適的全神貫注，在這裡最終就發展到了極端。 他對自己的兒女有什麼了解呢？平時他每天都在辦公室里，星期天則是在高爾夫球場度過。他對自己的妻子了解嗎？他早上離開她時，她還在夢鄉。整個晚上，他和妻子出席社交活動，這種場合里是不可能進行親密交談的。他在男人中或許沒有一個真正可靠的朋友，儘管他另有一些所謂朋友，但他對他們的親熱是裝出來的。在春天和收穫季節，他只有在它們對市場帶來影響時才有所感覺。他或許遊歷過幾個國家，可是眼神里卻顯得滿是倦怠。書籍對他來說毫無用處，音樂更是故弄玄虛。 一年又一年，他變得越來越孤獨，他的精神越加專注到生意和事業上，除此之外的生活變得更加枯燥無味。 我在歐洲看見過一個這種類型的美國人，年齡已過中年，在和他的妻子、女兒們一起旅行。顯然，是她們勸這個可憐的傢伙該度個假了，該讓女兒們有個機會來看看舊世界歐洲。母親和女兒們興奮地圍著他，向他指點每一件使她們感到新奇有趣的事物景象。這位一家之長呢，則是極端疲倦、極端厭煩，此時此刻他還在擔心辦公室里的業務進展如何，或是棒球場上的比賽情況。他的一家人最後都對他失去了希望，認為男人們全是菲利斯人。她們從未想過：他是她們貪心的犧牲品。而且真的，在一個歐洲旁觀者眼中，他實在同殉夫自焚的寡婦一般。或許十有八九，這個寡婦是個自願的犧牲者，為了貞潔、名譽和教規戒令，準備去自焚獻身的。 商人的宗教和榮譽感要求他去掙更多的錢。因此，像印度的寡婦一樣，他是愉快地去接受這種痛苦的折磨的。如果這個美國商人要想使自己變得幸福些的話，首先他得改變自己的宗教。只要他不僅在追求成功，而且是完全相信一個男人的職責就是追求成功，認為一個不這樣去做的人就是一個可憐蟲；只要他的生活依然這樣緊張集中、令人焦躁不安，那麼他就不會得到幸福。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方說投資吧。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會選擇利潤百分之八的風險投資，而不要百分之四的安全投資。結果是，貨幣的損失常常出現，人則一直為之擔憂煩惱。 就我來說，我希望從金錢中得到的是安逸快活的閒暇時光。但是典型的當代人希望得到的則是更多的金錢，以此來炫耀賣弄，並且勝過原來同自己地位一般的人。 美國的社會等級是不確定的，不斷處於上下波動之中。因此，各種勢利意識較之社會等級固定不變的地方更顯得波動不已，儘管金錢本身還不足以使人聲名顯赫，但是沒有金錢也是很難達到顯赫聲名的。此外，一個人掙錢多少成了公認的衡量智力水平的尺度。一個發了大財的人一定是個聰明的人，反之，沒發財的人就肯定不聰明。沒有人希望被人看作傻瓜。於是，當市場處於不景氣局面時，一個人便會像年輕人在考場上一樣惶惶不安。 阿諾德·本涅特作品中的克萊漢格，無論他變得怎麼富裕，始終擔心害怕死在工廠里。我不懷疑，那些在童年時代受過貧窮、痛苦折磨的人常常為這種恐懼所困擾，擔心自己的兒女遭受同樣的命運，而且會產生這種想法，覺得難以積聚百萬錢財來抵擋這一災難。這種恐懼心理在創業者一代中恐怕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對那些從不知曉貧困為何物的人則可能沒有什麼影響。不管怎樣，它們不過是問題中一個較小的、偶然的方面而已。 問題的根本在於，人們過分地把競爭的成果看作是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不否認，成功的意識更容易使人去熱愛生活。比方說，一個畫家在整個青年時代都是默默無聞的，那麼如果他的才能得到公認之後，他多半會變得快樂幸福起來。我也不否認，在某一點上，金錢是極為有助於增進幸福的，而過了那一點，事情就不一樣了。 總之，我認為，成功只能是幸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不惜以犧牲其他一切來得到它，那麼這個代價就太昂貴了。 問題的根源是商界流行的那種生活哲學。說實在的，在歐洲，其他一些行業仍享有崇高聲譽。在有些國家，貴族階層依然存在。在歐洲各國的那些需要學問的職業，除了少數幾個小國外，各國的軍隊、海軍都受到尊敬。 的確，現在不管一個人從事什麼職業，成功中總有競爭的因素。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為人們所尊重的不僅僅是成功，還有優異的表現，不管其形式如何，但成功是依賴於此的。一個科學工作者可能去從事掙錢的事業，也可能不這麼幹。如果他去掙錢，也不會因此受到更多的尊敬。 看到一位著名的將軍或是艦隊司令生活清貧，沒有人會覺得驚奇。的確，在這種情況下，從某種意義上說，貧窮還是一種榮譽呢。由於以上這些原因，在歐洲，完全為了金錢的競爭鬥爭僅限於某些行業圈子內，而且它們多半不是影響最大的，或最受尊敬的。 在美國，情況正相反。軍隊在國民生活中的作用，根據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是太小了，不足以產生什麼影響。至於說到那些需要學問的職業，外界無人能知曉一個醫生究竟懂得多少醫學知識，或是一位律師是否確實精通法律，於是判斷他們成就大小的簡便方法就是根據他們的生活標準來看其收入多少了。說到教授，他們不過是商人僱傭的僕人，同那些古老的國家比較，他們受到的尊敬要少多了。 這一切的結果是：在美國，專家跟在商人後面亦步亦趨，而不是像在歐洲那樣自成一家。因此，在整個美國富有階級中，沒有什麼東西能夠用來削弱為了金錢成功的爭鬥。 美國的兒童從很小的時候起，便知道這是唯一要緊的事，如果哪一種教育里沒有金錢的價值，他們才不願去為此下功夫呢。教育曾經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欣賞和享受能力的訓練，這對完全無教養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18世紀，作為「紳士」的標誌之一，是對文學、繪畫和音樂的鑑賞情趣。今天我們可能不同意他們的愛好，但至少這是確實存在的。 今天的富人則往往是另一種類型。他們從不讀書。如果他們要建立一個藝術畫廊，那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聲望，對於繪畫作品的選擇，他們得依靠專家們去做，他們從中得到的快樂並不是對這些作品的欣賞，而是因防止別的富人擁有這些繪畫而產生的那樣一種快樂。說到音樂，如果自己正巧是個猶太人的話，他們或許真有點鑑賞力，否則，就像在其他藝術方面一樣，他們也沒有任何教養。 這一切的結果是，他們根本不懂得如何打發閒暇時光。他們變得越來越富有，掙錢也越來越容易，到後來，一天裡五分鐘所掙的錢就多得叫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去花了。於是這些可憐的人因為自己的成功而無所事事。只要成功本身被當作生活目的，其結果就必然如此。 除非一個人受過教育，懂得獲取成功以後如何應對它，否則，成功的獲得必然會使他成為厭煩的犧牲品。 心理的競爭習慣很容易侵入本來不屬於競爭的領域。我們以閱讀為例。讀書有兩種動機：其一，是因為你欣賞它；其二，你可以因此炫耀一番。在美國，小姐們每個月讀幾本書成了一種風氣：有的把書都看了，有的只讀第一章，有的只看評論，但是他們都把這些書擱在桌子上。可是卻什麼名著都不看。 從來沒有哪一個讀書俱樂部推薦過《哈姆雷特》或者《李爾王》；從來沒有哪一個月似乎有必要讓人們知道但丁。因此，人們讀的那些書完全是現代人寫的平庸之作，從來不是名家名著。這也是競爭的影響之一，雖然並不全是壞事，因為我們提到的那些小姐，如果讓她們自己去選擇的話，她們讀的書比那些「文學大師」向她們推薦的還要低劣糟糕，更不必說閱讀什麼名著了。 現代生活中對競爭的過分重視，同文明準則的普遍衰退是相關聯的，這種文明的衰退在奧古斯都時代以後的羅馬一定出現過。人們已顯得沒有能力欣賞更為志趣高尚的娛樂了。例如，談話的藝術在18世紀的法國沙龍里已發展得臻於完善了，在40年前依然為人們所繼承。這是一種極為高雅的藝術，為了某種幾乎是瞬息即逝的事物，將人的最高官能發揮至極點。 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誰關心這等閒事？在中國，10年前這門藝術還很繁榮興盛，不過我看到，僅在50年或100年前，高雅的文學知識在受過教育的人當中還很普及，可是今天只有少數幾個教授才通曉此道。所有高雅的娛樂都被拋棄了。 在一個春天，有幾個美國學生帶我到他們校園邊上的樹林裡散步，那裡開滿了各種絢麗多彩的野花，可是我的嚮導竟沒有一個能說出哪怕是其中一種花的名稱。具備這樣的知識有什麼用呀？它又不給人增加任何收入。 問題不僅是在個人方面，而且任何一個個人在其孤立的情況下也不可能防止其出現。問題在於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學，根據這一哲學，生活是一種爭奪、一種競爭，尊敬則給予競爭中的勝利者。這種觀點導致了以犧牲各種感覺和才智為代價，對意志的培養的過分強調。這樣，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清教徒道德家們總是強調現代人的意志，儘管本來想強調的不過是信仰。或許清教主義時代產生了這樣一種人，他們身上的意志力過度發展，而感覺和才智則橫遭壓抑，因而這種人把競爭哲學看作是最適合自然的哲學。 不管怎樣，這些現代恐龍，就像史前恐龍一樣，寧願要權力而不要智慧。他們巨大而驚人的成功使得自己到處被人模仿，他們成了世界各地白人的典型，在今後幾百年里這種情況可能日益為盛。不過，那些沒有跟隨此潮流的人盡可放心，因為遠古的恐龍最終並沒有贏得勝利，它們互相殘殺，而智慧的旁觀者則繼承了它們的王國。 我們的「現代恐龍」正在毀滅自己。一般說來，他們每次婚姻生育子女不到兩個。在這一點上，他們從清教徒祖先那裡繼承的過於狂熱的哲學顯示了與世界的不相適應。那些對生活的看法使他們如此感受不到幸福的人，沒有了生兒育女的欲望——人在生物上註定要滅亡的，過不了多久他們將被更為歡樂愉快的一輩所替代。 把競爭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這種觀點是太冷酷、太頑固了，使人的肌肉繃得太緊，意志過於專注集中。如果將它用作人生基礎的話，連一二代人都難以持續。過了這樣一段時間後，它一定會引起神經疲勞、各種形式的逃避、對快樂的追求同對工作的追求一樣緊張艱難（因為鬆弛寬懈已經不可能了），最後，因為不育症導致整個家族消亡。 不僅勞動受到競爭哲學的危害，悠閒生活也同樣深受其害。那樣一種閒情安逸、使人神經放鬆的悠閒生活，被看作是令人厭煩無趣的。接踵而至的必是連續的加速運轉，其自然的結局是吸毒和崩潰。 治療的方法在於，應該承認，在平衡的理想生活中，健全的、溫和的快樂享受是必要的。 二、勞煩的工作 疲勞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較起來，有的疲勞對人的幸福的障礙要更大一些。純粹體力上的疲勞，只要不過度，倒往往會成為幸福的原因之一。這種疲勞使人睡眠酣暢、胃口大開，倍增人們假日裡玩樂遊戲的勁頭。不過，如果疲勞過度，就會對人帶來很大危害。除去那些高度發達的地區以外，貧窮地區的農婦多因過度辛苦勞動，到30歲就已衰老了。在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兒童的生長發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甚至常常因勞動過度而夭折。這類情況在工業革命剛剛開始的中國和日本仍時有所見，也程度較低地見於美國南部各州。 體力勞動過了某一極限便是對人的殘酷折磨，而且常常發展到使生活本身變得不堪忍受的程度。然而，在當代世界最先進的那些地區，由於工業生產勞動條件的改善，體力上的疲勞已經大大減輕。在今日的發達地區，問題最嚴重的是神經疲勞。奇怪的是，這類疲勞最常見於富裕人家，比較起實業家和腦力工作者來，僱傭勞動者身上要少見得多。 要避免現代生活中的神經疲勞是非常困難的。首先，對城市勞動者來說，在整個工作時間，甚至在上下班時間裡，不斷受到噪音聲干擾，儘管他們學會了對大部分噪聲不去有意識地注意，但是噪聲依然在折磨人，而且由於潛意識中竭力去避開這些噪聲的緊張過敏，反而使人更為疲乏。 我們未意識到的產生疲勞的原因是，陌生者連續不斷地出現。同別的動物一樣，人的自然本能也習慣於對同類的每一位陌生者進行探究打量，以決定究竟用友好的還是敵視的態度與他相處。這種本能在高峰時間裡乘坐地鐵的人身上受到了抑制，其結果是，他們對所有陌生者，對這些非出本願而被迫與他接觸的陌生者產生了一種普遍的憤怒。 另外，急著去趕早班火車的緊張情緒會引起消化不良。因而等趕到辦公室，一天的工作剛剛開始，這位職員的神經已經緊張疲乏，對整個人類產生一種討厭的情緒。他的僱主呢，也帶著同樣的情緒上班，對雇員身上的這種情緒無意消除打發。雇員出於擔心被解僱的恐懼，不得已而顯出恭敬的態度，但是這種不自然的行為只會進一步加劇神經的緊張。要是允許雇員們一個星期有一次機會去捏捏老闆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對老闆的真實想法，那麼他們緊張的神經就會得到放鬆。 但是從僱主的角度來說，他也有自己的困擾，這樣做並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雇員擔心的是被解僱，僱主擔心的則是破產。的確，有的僱主已經足夠富裕強盛，不必再為此擔憂了，但是在他們取得這樣的地位之前，他們一般都得經過多年頑強激烈的奮鬥。在這期間，他們得時時保持警惕關注世界各地的行情變化，不斷地設法挫敗對手的計謀。這一切結果是，當真正的成功到來之時，一個人的神經已經崩潰了。他已經習慣於焦慮憂愁，甚至在這種焦慮過去之後，他仍未能擺脫這一習慣。 是的，富人們也有子孫後代，但是他們多半也會給自己製造出焦慮來，而且這類焦慮同他們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時可能遭受的焦慮幾乎一樣。他們聚眾賭博，因而招致與父輩同樣的不快，他們犧牲睡眠，通宵達旦尋歡作樂，弄垮了自己的身體。待他們平靜下來，也已同其父輩一般，無力去享受幸福了。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選擇或需要，大多數現代人過的是傷神傷筋的生活，長期以來要不是靠酒精的刺激，他們早已因為過於疲憊而喪失享受生活樂趣的能力了。 對這些愚笨的富人我們不想贅述，我們還是來考慮那些為了謀生而付出艱苦勞動的普通人，考慮他們身上的更為常見的疲勞問題吧。在很大程度上，這類疲勞是由憂慮產生的，但憂慮是可以通過一種更為健康的生活哲學和一定的心理修養而加以避免的。 大多數人對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他們在面對那些自己一時未能採取有效措施的問題時，依然未能阻止去想這些問題。男人們深夜上了床，在他們本該去好好恢復體力以便對付明天的問題時，卻依然在為工作上的事情擔憂，他們腦子裡翻來覆去，冥思苦想，而實際上此刻他們對這些問題又無能為力。他們這般思慮，並不是去找一個明天可行的方案，而是帶有一種精神錯亂的狀態，而這正是失眠症伴有的思維紊亂的特點。黎明來臨，但是半夜裡的那種精神瘋狂依然緊緊纏繞著他們，模糊了他們的判斷力，使得他們脾氣更為急躁，使得每一個困難障礙都令人惱怒。 但是對於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煩和困難，除那些必須即刻處理的以外，是可以把它們暫且擱置起來的。在對大腦的思維經過系統訓練以後，既能增進人的幸福，又能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因為我們只在適當的時候才去考慮某一問題，而不是不適當地、無間歇地思考。在要做出一個困難的、使人費神的決策時，應該等到有關的數據信息收集齊備，即給予最充分的考慮並做出決定，在決定做出以後，除非得到新的事實證據，勿要隨便加以修正。沒有什麼比猶豫不決更使人精疲力竭、更無成效的了。 通過對引起憂慮事物的無價值的、無意義的認識，大多數的憂慮是能夠加以削弱、克服的。我一生中曾經作過多次公眾演說。最初，每一位聽眾都使我覺得恐懼，神經緊張使我講得極不成功，我對這一折磨覺得如此害怕，甚至常常在演講之前希望自己的腿跌斷了才好，在演講結束後，則因神經的緊張而感到精疲力竭。後來漸漸地，我教會了自己這麼去想，不管我說得成功與否，都沒有什麼關係，無論怎樣，宇宙依然在運轉。後來我發現，我對自己的演講成功與否擔心越少，我說得反倒越不怎麼壞，神經的緊張漸漸削弱以至於沒有了。許多種神經疲勞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治療。 我們的作為並非如我們自己想的那麼重要，我們的成功或失敗歸根結底並沒有多大關係。巨大的悲傷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生幸福永不歸來的困難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退卻消失，以致到後來使人難以記起這些困難以前顯得多麼巨大。但是，在這些以自我為中心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到個人並不是整個世界的一個大部分。 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超越於自我的人，也就能夠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寧靜安逸之地，而這對徹底的利己主義者來說是不可能的。 人們對神經衛生的研究是開展得太少了。確實，工業心理學對疲勞作過詳細的調查，統計數據證明，在連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專門從事某一活動後，人最終會感到非常疲倦——這一結果其實不需要很多的科學知識也大體可以猜出來。心理學家對疲勞的研究主要是關於機體的疲勞方面，儘管對學校兒童的疲勞也作過部分研究。但是這些研究都沒有觸及這一重要問題。 對人來說，在現代生活中，情緒上的疲勞一直是主要的形式之一。純粹腦力的疲勞，同純粹機體的疲勞一樣，只需通過睡眠即能得到補償。一個人進行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緒捲入的腦力勞動以後，比如，煩瑣複雜的計算等——只要在每天工作後通過睡眠即可把疲勞消除。過度勞動帶來的危害遠非在這一點上，而是某種形式的憂慮和焦躁。 情緒疲勞會妨害人的休息。一個人越疲倦，就越覺得難以止息這種疲倦。這種瀕臨神經崩潰的症狀之一，就是認為自己從事的工作極端重要，似乎要是去度一天假就會使事情不可收拾。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會給任何一個認為自己工作最重要的病人開個休假的處方。那種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經崩潰，事實上都是由某種情緒障礙引起的，病人只是企圖通過工作來擺脫這種障礙。他之所以不願意放棄工作，是因為一旦如此，他將無以驅散解脫縈繞在他心頭的不幸，無論這種不幸是怎樣的。 當然，問題也可能是對破產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工作直接與憂慮聯繫在一起，即使這樣，憂慮很可能使他長時間地撲到工作上去，以至於他的判斷能力愈加低弱，破產反而會來得更早一些。不管怎樣，引起神經崩潰的是情緒障礙，而不是工作。 憂慮的心理絕不是簡單的。我前面已經談到過心理修養，即在適當的時刻思考一定問題的習慣。這一習慣的重要性：第一，在於使我們花較少的時間思考而又能完成一天的工作；第二，它提供了一個治療失眠的方法；第三，它有助於決策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但是這類方法並不能觸及潛意識或無意識方面，當某一障礙相當嚴重時，任何方法如不能深入意識層次之下，便不能產生什麼作用。 在無意識對意識的作用方面，心理學家已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對於意識對無意識作用的研究就很少了。然而後者在精神衛生方面有極大的重要性，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於無意識王國，就必須認識了解這一作用。這在解決憂慮問題上尤為重要。嘴上說某一不幸萬一發生的話並不怎麼可怕，這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它仍停留在意識信念里，這種自我安慰在夜深人靜難以入眠時就不會起作用。 我個人認為，一種有意識思維，只要賦予其足夠的活力和強度，是可以植入無意識思維中去的。無意識思維大多是由本來就情緒強烈的有意識思維組成的，現在則隱伏了起來。這種隱伏過程有可能是有目的地去加以實現，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無意識思維做許多事情。 例如，我發現，如果我要寫作某一較為困難的題目，最好的辦法是，在幾個小時或幾天裡，集中全力予以認真深刻地思考。在這段時間過後，即發出指令，比方說，要求這一工作轉到地下進行。過了幾個月後，我有意識地回到這一題目上，便發現這一任務已經完成了。在我發現這一技巧之前，我常常會在以後的幾個月里，因為任務沒有進展而憂慮不止，但是我並沒有因為憂慮而使問題解決得更快些，而這期間的幾個月時間卻浪費了。現在呢，我就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從事其他工作了。在解決焦慮的問題上，也可以運用在許多方面與此相同的過程。 當某一不幸襲來時，我們可以嚴肅認真地思考一下，可能發生的最壞的結果是什麼。在正視之後，我們就感到有確切的理由認為，它並不是極其可怕的災難。這類理由總是存在的，因為說到底，我們個人碰到的任何事情並沒有什麼普遍的重要意義。當你認真地考慮了這種最壞的可能性後，懷著信心對自己說：「嗯，畢竟這問題不是那麼嚴重緊要。」這時你就會發現，自己的憂慮減小到了最低的程度。這一過程可能要重複幾次，但是到最後，如果你面對最壞的可能性都沒有退縮躲避，你就會發現，自己的憂慮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振奮昂揚的情緒。 這是避免恐懼心理的更為普遍的技巧方面的一部分。憂慮是恐懼的一種形式，任何形式的恐懼都會產生疲勞。一個人學會了消除恐懼心理，就會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疲勞大大減弱了。當我們不希望出現的某種危險發生時，恐懼便以其最有害的形式產生出來。 究竟恐懼的是什麼，每個人不一樣，但是幾乎人人都有潛在的恐懼：第一個人害怕得癌症；第二個人擔心經濟上破產；第三個人擔憂不光彩的隱私被人發現；第四個人受著懷疑心理的折磨；第五個人則在夜晚因為想到年幼時聽到的地獄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毛骨悚然。或許以上這些人用的都是一種錯誤的對付恐懼的技巧，無論何時恐懼進入了他們的頭腦，他們都試圖去想別的東西，他們用娛樂、工作或其他手段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這種不敢正視現實的做法，反而加劇了各種形式的恐懼。轉移自己思考對象的做法是由於鬼怪幽靈的恐怖所致，人由此轉移了自己注視的目光。 對付任何一種恐懼的正確方法是：理智地、沉靜地對其進行思考，思想須全神貫注，直到對它完全熟悉了解為止。最後，由於對它的熟悉而削弱了它的恐怖可怕，這整個對象就變得令人厭煩，我們的思想由此而轉移開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樣，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純粹是由於對該事物缺乏興趣所致。 當你發現自己在對某一事物進行沉思默想時，最好的辦法是用比自己平時更認真的態度進行更多的、更嚴肅的思考，直至最後它失去了令人可怕的吸引力。 現代道德中最為缺乏的東西之一，是對付恐懼的方法與態度。是的，人在體魄上的勇敢，尤其是在戰場上的勇敢，是社會所期望於男子的，但是社會卻並不期望他們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氣，而對女子來說，人們則不希望她們具備任何勇氣。一個勇敢的女子要是希望有男人喜歡她，還不得不把這種勇氣掩蓋起來。一個男子除了在身體上受到攻擊時應表現出勇敢外，在其他方面如果也有這種表現，便會遭人冷眼。例如，對公眾輿論的冷漠態度，便被認為是一種挑釁，公眾便會盡其所能對敢於蔑視其權威的人予以懲罰。這一切同應該採取的態度恰恰相反。 男子或女子身上體現的任一形式的勇氣，同士兵所具有的勇氣一樣，應同樣被予以頌揚。年輕男子身上普遍具有的體魄方面的勇氣，就證明了公眾輿論可以激發人的勇氣並可加以培養。 勇氣越大，憂慮就越少，疲勞也就更為減弱。人們身上出現的大多數的神經疲勞，無論是意識層次還是無意識層次的，大多是由恐懼引起的。疲勞極為常見的原因之一，是對興奮的愛好追求。 一個人如果把閒暇時間用於睡眠，他便身體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卻煩悶單調，他覺得在自由支配的時間裡需要尋找快活娛樂。問題在於，最容易獲得的、表面看來最吸引人的娛樂活動，多半是容易使人神經疲勞的。追求興奮的欲望，過了某一極點後，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氣質或是某種本能不滿的標誌。 在從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數男人並沒有興奮的需要，但是在現代世界，婚姻常常得延遲一段時間，到最後經濟條件具備時，興奮變成了一種習慣，它只能在短時間裡得到某種抑制。如果輿論允許男子在21歲便結婚，而又不需承擔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經濟負擔，那麼許多人就絕不會去要求同他們的工作一樣疲勞的娛樂活動了。然而，提倡這麼做被認為是不道德的，這或許從林賽法官的命運便可看出來。儘管他長期從事這一光榮的職業，卻因為他希望青年人不再遭受由於他們兄長的固執褊狹而招致的不幸，他因此而受到了誹謗斥責。 就單個個人而言，他不可能改變社會法律和制度，因此是很難對付那些專制的道德家們製造和長久維持的局面的。但是，我們有必要認識到，使人興奮的娛樂並非通向幸福之路，儘管只要使人更滿足的快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個人會發現，除非通過興奮的刺激，否則生活是難以忍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穩健慎重的人唯一能夠做到的是約束自己，不允許自己去尋找那種有損健康、影響工作的過分而又使人疲勞的快樂。 對付年輕人煩惱的根本療法是改變公眾的道德觀念。同時，年輕人也應該認識到，他最後總要走上婚姻這條道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使得幸福婚姻成為不可能的話，那是不明智的，而神經的緊張和娛樂能力的缺乏，很容易造成這類生活方式。 神經疲勞的最嚴重的特徵之一是，它在人和外部世界之間設立了一道屏障。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無聲無息。一個人不再去注意周圍的人，除非被某些小騙術和怪癖習氣所激怒。對他來說，菜餚乏味，日月無光，往往只對少數幾件事物表示強烈關注，而對其他一切都漠然置之。這種狀況使得人不可能得到休息，疲勞則不斷增加，到後來需經醫療才能解除。這一切說到底，是對我們在前一節討論過的與大地失去聯繫的一種懲罰。 但是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的情況下，怎樣保持與大地的聯繫，確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這裡我們又發現自己處於重大的社會問題的邊緣上，但這類問題我不準備在這裡展開討論。 三、奮鬥的意義 工作應算在幸福的因素內，還是算在不幸福的因素內，或許仍是疑問。的確有許多工作是極其使人厭倦的，過度的工作又總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依我看來，只要工作量不過分，那麼即便最枯燥的工作，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也比閒著無事要好受些。工作有各種等級，從單為解悶的到最深刻的歡樂，視工作的性質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絕大多數人非得做的絕大多數工作，本身乏味無聊，但即使是這類工作也有一定的益處。 首先，一個人無須決定做什麼，工作便可以讓他消磨一天的好多時間。有許多人，當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其閒暇時，他們竟然想不出什麼快活的事值得一做。不管他們決定做什麼，他們總感到一定有別的更快活的事情，這使他們苦惱不堪。能明慧地充實空閒時間是文明的最後產物，而目前很少有人能達到這一程度。 其次，進行選擇的本身也是很費勁的。除了有特別主見的人之外，一般人總喜歡由別人告訴他一天中的每個小時該做些什麼，只要這些命令不是太讓人感到不快而受不了。像是免於苦役而付出的代價，大多有空閒的富人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煩悶。有時他們可以在非洲獵射猛獸，或環遊世界，以減輕這一感覺，但這類驚人之舉是有限的，特別是在青春年華流逝之後。於是比較聰明的富翁便埋頭工作，就像他是窮人一樣，而有錢的女人，大多忙於難以計數的瑣碎小事，她們對其驚天動地的重要性信以為真。 工作之所以為人們所需，首先是作為解除煩悶的手段，因為一個人在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中所感到的煩悶，與他無所事事不知如何打發晝夜時所感到的煩悶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與工作的這一種益處相關的另一種益處是，它使假期變得分外香甜。只要一個人沒有因過度的工作而大傷元氣，那麼在其自由的時間內，他準會比一個整天閒遊的人有著高得多的興致。 大多數有報酬的工作和部分無報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個益處是，它給予人們獲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機會。在大多數工作中，成功是靠收入來衡量的，而且只要我們這個社會繼續存在下去，那麼這是無法避免的。唯遇到最優秀的工作，這種衡量方法才會失去用處。人們想增加自己收入的願望，其實就是想獲得成功的願望，想以較多的收入來獲得額外安適的願望。 不管工作多麼索然寡味，只要它是建立名聲的手段，那麼它就變得可以忍受了。目標的持續是長久幸福的最根本的成分之一，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主要是在工作中得以實現的。在這方面，那些終生忙於家務的女人，比男人或在外工作的女人要不幸得多。家庭婦女沒有工資收入，缺乏改善自身的手段，其丈夫認為她命該如此，他並不看重她的家庭工作，而是賞識她的別的優點。 當然，如果有足夠的金錢和時間把房間和花園搞得漂漂亮亮的，讓左鄰右舍羨慕不已，這樣的女人不屬此例。但這種女人相當少，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家庭工作所給予的欣慰，遠不如其他工作給予男人和職業女子的歡樂。 多數工作能給予人們消磨時間和施展抱負的快樂，這一快樂一般能使工作乏味的人比沒有工作的人要幸福得多。然而，如果是一件有趣的工作，那麼它便能給予人一種更為高級的快樂，而不僅僅是解悶。 多少有些趣味的工作可做一個從上到下的排列。我將從趣味平平的工作開始講起，到那些值得一位偉人傾注其全部心血的工作為止。 有兩大因素使工作變得有趣：一是技巧的運用；二是建設性。 凡是具有某項特殊技能的人，總樂於顯露身手，直到它失去新鮮感，或不再有任何進展。這種行為的動機始於孩子的幼年，一個能豎蜻蜓的男孩，是不願意好端端地站著的。許多工作所給予的樂趣，與技巧遊戲所產生的樂趣相同。律師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橋牌一樣，一定包含了愈加美妙的樂趣。當然，這不但包括技巧的運用，而且還有與高明對手的鬥智。 不過，即便沒有這種競爭的成分，單是這些絕技的施展也足以令人大快。一個能在飛機上表演特技的人感到莫大的快樂，以至於甘冒生命之險。 一個幹練的外科醫生能從精湛的手術中得到滿足。相同的樂趣能得自於許多較不顯眼的工作，不過強度略低一些。我甚至聽到水管工也喜歡他們的工作，雖然我不曾有幸結識一名水管工人。 一切技術性的工作都是令人愉快的，只要需求的技術變化不劇烈，或者能加以不斷地完善。倘若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當一個人的技巧完美無缺時，它便不再有趣了。一個3英里的長跑運動員，一旦過了破其紀錄的年齡，就再也不會感到這賽跑有什麼樂趣了。幸好在相當多的工作內，新的情況需要新的技術，於是一個人便能不斷地、不同程度地對此加以完善，直至中年。在某些技術性的工作中，如像政治之類的，工作者的最佳年齡似乎在60～70歲，因為在這類職業中，至關重要的是具備廣博的閱歷。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們在70歲時常比同齡人更幸福些。他們在這方面的唯一競爭者是那些大企業家們。 然而最佳的工作還具有另一種成分，作為幸福的一處源頭，它比起技巧的運用來遠為重要，這便是建設性的成分。雖說不上大多數，但在某些工作中，當事情完成的時候，會留下某種類似紀念碑的東西。 我們能以下述標準來區分建設性和破壞性的差別。作為建設之前的破壞自然是必要的步驟，在這種情況下，它是整個建設性工作的一部分。但並不少見的是，一個人往往從事意在破壞性的活動，根本沒想到隨之而來的建設。他常常對自己隱瞞了這一真相，而認為他之所以破舊是為了立新，然而如果這是一種藉口，那麼人們也不難拆穿它，你只消問問他接下來將建造什麼。在這一話題上，他必定是含糊其詞、有氣無力的，而對於先前的破壞，他卻說得頭頭是道，神采飛揚。 我不否認，在破壞性工作中，不同在建設性工作中，存在著快樂。這是一種更為瘋狂的快樂，或許在剎那間更為強烈，然而它卻不能給予人們深的滿足，因為在那種結局中，幾乎沒有什麼是令人快慰的。你殺死你的敵人，他死了之後，你就無事可幹了，因勝利而感到的快意便很快地消退。相反，建設性工作完成時，人們會久久地凝望著它，欣喜不已，而且這工作並不完美無缺，以致無事可干。 最令人滿意的計劃能使人取得一個接著一個的成功，而不會走到死胡同的盡頭。就此而言，不是破壞，而是建設才是幸福的更茂盛的源泉。更確切地說，人們在建設中得到的滿足，遠大於愛好破壞的人在破壞中得到的滿足，因為一旦你內心充滿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別人一樣在建設中輕而易舉地獲得快樂。 同時，幾乎沒有別的事情能像做一件重要的建設性工作那樣，更易於治好仇恨的惡習。 一項偉大的建設性事業所給予的樂趣是人生所能奉獻的最大的快慰之一，即使不幸得很，這種卓絕超群的歡樂僅為不同凡俗的人所享受。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工作而獲得的幸福，是不可能被剝奪的，除非這項工作最終被證明是低劣的。這類快樂具有不同的形式。一個人依靠灌溉規劃而使荒地長出一片春綠，他的快樂便是最明確的一種。創建一個組織或許是項重要無比的工作。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工作也不例外，有少數政治家為此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在當代，列寧便是超群絕倫的榜樣。 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藝術家和科學家。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18首中對詩作如此評價：「只要人們還活著，眼睛還能看，這詩便不會死去。」這種想法無疑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寬慰。在其14行詩里，他強調，對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歸於好。但我不得不懷疑，比起那位朋友本身，這些他寫給朋友的14行詩在達到這一目的方面更富有成效。大藝術家和大科學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當他們從事這一工作時便准能獲得敬重，它給予他們最基本的權力，即控制人們思想和感情的權力。他們也有最充足的理由認為自己好。人們會以為，這種種幸運的因素結合起來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以米開朗琪羅為例，他是極為不幸的人，而且聲稱如果不是非得還清那些窮親戚們的債務，他可絕不會願意費什麼精神去創作藝術品。雖說並不總是如此，但創造偉大藝術品的力量往往與氣質上的憂傷相連，若非為了其工作的歡樂，這種極大的憂傷足以驅使藝術家走上自殺的道路。因而我們不能斷言最了不起的工作就一定會使人幸福，我們只可以說它能減少一個人的不快。科學家可不像藝術家，其氣質上的憂傷遠遠少得多，因而總的說來，從事偉大的科學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其幸福主要來自工作本身。 當今知識分子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在於，沒有能自由的各顯神通的機會，而只得受僱於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製作那些荒誕無聊的毒物。如果你去問英國或美國的記者，他們是否信仰他們為之奔忙的報紙政策，我相信，你會發現只有少數人是這樣的，其餘的人都為生計所迫，而將其技能出賣給他們認為有害無益的種種工作。 這類工作絕不會給予人以真正的快樂，而且當一個人出於無奈而勉強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他會讓自己變得玩世不恭，以至於他不能從其他任何事情中獲得滿足。但我又不能貶責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因為忍飢挨餓實在不好受，不過我還是以為，只要有可能從事一項能滿足一個人建設性衝動的工作而無凍餒之虞，那麼他最好還是從其自身幸福的角度去作選擇，拋棄那種報酬高，但本身又不值得他去做的工作。沒有了自尊，便絕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而將自己的工作引以為恥的人，簡直沒有了自尊。 在現實生活中，建設性工作的快樂是少數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這少數人可能為數並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這一點，其他一切認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當技巧的人均有同感。培養令人滿意的孩子，是一件能予人以極大歡樂的工作。凡是取得這一成就的女人能感到，由於她辛勤操勞的結果，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價值的東西，要不是她的勞動，這世界就不會有那種東西的。 人類在將其各自的生活視為一個整體的傾向上差別甚大。對有些人來說，這一看法是很自然的，並且能相當快樂地這麼做是幸福的關鍵。在另一些人眼裡，生活便是一串並不相關的事件，缺乏統一性，其運動也沒有方向。我認為前者比後者更易獲得幸福，因為前者會漸漸地造成他們能從中得到滿足和自尊的環境，而後者會讓命運之風吹到東、刮到西，行駛不到任何一個港口。 視人生為一個整體的習慣，不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教育應極力倡導的內容之一。始終如一的目標不足以使生活幸福，但它幾乎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條件。而始終如一的目標，主要體現在工作之中。 四、悠閒的生活 像大多數同輩人一樣，我曾受到這個諺語的教誨：「撒旦要捉弄懶漢。」我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兒童，相信所受的一切教誨，並由此而萌生了自覺性。這種自覺性雖然支配著我的行動，但我的看法與過去的完全兩樣。我認為如果工作過於繁重，工作即美德這種信念就會造成極大的危害，在現代工業國家，所需要宣傳的東西同以往一向宣傳的東西很不同。大家都聽說過一個到那不勒斯旅行的人的故事，當他看見大街上十二個乞丐躺在那裡曬太陽時，他想施捨一個義大利里拉給其中最懶惰的人。有十一個乞丐一下子躍起乞討，於是，他把里拉給了第十二個乞丐。這個旅行者所做的當然是對的。在那些享受不到地中海日光的國家中，閒散並非易事。 每當某個人早已滿足生活所需，但他仍準備從事某種平常的職業時，人們就會對他說，這樣等於從別人口中奪食，因此是不義之舉。如果這個論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只需遊手好閒就能飽食終日了。這樣說是忘記了下列事實：一個人所賺得的通常就是他所消費的，而由於消費需要，又為他人提供了職業。只要一個人不斷消費他所賺得的，那他為別人提供餬口之食的數量就像他從別人口中奪得餬口之食的數量一樣多。從這個觀點來看，真正的罪人是節約者。正如法國人常說，一個農民如果把他節約下來的錢放在一隻長襪中，很明顯這錢不會為別人提供職業。如果他把節約下來的錢用來投資，事情雖無多大了不起，結果卻完全不同。 把節約下來的錢貸給政府，這是最通常的一種做法。貸款給政府的人就與莎士比亞劇中僱傭兇手的壞人同屬一類。此人節省而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使他貸給國家一筆款，用來增長國家的武力而已。如果他用掉賺來的錢，即使是用來酗酒或賭博，那也顯然要好得多。 但是，人們會這樣告訴我，如果把節省下來的錢用於投資工商企業，情況就完全不同。如果這種企業辦成了，生產出日常的用品，這種做法就無懈可擊了。然而，今天沒有誰能否認大多數企業是失敗的。那就是說，大量人力本來可以用來生產供人們享用的東西，卻消耗於製造機器上了，等到機器造出來之後又放在一邊，於人無用。因此，把節省下來的錢投資於最終將會破產的公司的人既坑了自己又害了他人。如果他把錢花在宴請他的朋友上，他的朋友將得到快樂。這樣凡領受他的錢的人，無論是屠夫、麵包師傅或販賣私酒的人都會高興，但如果他把錢用來在某地修築電車軌道，而這個地方並不需要，這樣就把大量勞動力消耗在不能給任何人帶來快樂的地方，然而這種人因投資失敗而窮困潦倒時，人們會把他看成是一個不應該遭到不幸的犧牲者，而對那種慷慨疏財、博施廣濟的人，人們則會把他看作是一個迂腐而又輕薄的人。 上述只是個引子。我想認真說明的是，把工作視為美德的信念在現代世界造成了大量災難，通向幸福和繁榮在於有計劃地縮減工作。 什麼是工作？工作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改變地面上的或接近地面的一個物體同另一個物體的位置；第二種是告訴別人如何做。前一種是人們不喜歡做而且報酬也低的工作；後一種是人們喜歡做而且報酬也高的工作。第二種是工作的範圍可以無限擴大：不僅有發號施令的人，而且有指揮發號施令人的人。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那就是兩個黨派同時提出兩種對立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政治，這類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不是某種專門的知識，而是能文善辯之才，也就是宣傳鼓動的能力。 自文明之初直到工業革命之前，一般說來，一個人辛勤勞動所能生產的東西，除維持自身和家庭的衣食所需外，所剩無幾，即使他的妻子像他一樣辛勤勞動，他的孩子稍大一點兒就開始勞動以補充他們的勞作，這樣也不會有什麼剩餘。在維持極簡單的生活所需之外的微小剩餘，並不為生產者所有，而被那些不從事生產的武士和僧侶侵吞。遇到饑荒沒有剩餘之時，武士和僧侶卻仍然像平時一樣索取，其結果只能是逼得很多勞動者餓死。這種社會制度在俄國一直持續到1917年為止，而在東方各國直到今天仍在實行。在英國，雖然工業革命早已興起，但在拿破崙戰爭時期這種制度仍然存在，直到100年前新的工廠主階級得勢時為止。在美國，這種社會制度隨著大革命的興起就結束了，但在南方卻要到南北戰爭才宣告結束。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延續已久，而且直到最近才結束，因此很自然地會在人們的思想和觀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人類孜孜不倦工作的願望大都來源於這種社會制度，然而適用於工業化社會以前的並不一定適用於現代世界。現代技術的進步可以使閒暇在一定限度內不為少數特權階級所專有，而為整個社會所享受。努力工作是奴隸的道德，然而現代世界不需要奴隸制度。 很明顯，在原始社會中，農民享有自由，他們不願意把生產上所剩的一點結餘分給依賴這種奉獻為生的武士和僧侶，因此他們會少生產點或者多消費點。起初，他們被強制而不得不從事勞動，並奉獻出結餘，但漸漸地，他們發現能夠誘使他們信奉一種道德。這種道德使他們相信辛勤勞動乃是他們的義務，即使把生產得來的一部分拿出來供養那些閒暇之人也是理所當然的。依靠這種方法，減少了強迫性，管理費用也縮減了。今天，如果有人提出國王不應比一個工人收入多，99％的英國工人都會感到吃驚。從歷史上來說，「義務」這個概念是掌握權力的人用來掩蓋這一事實，使人相信他們的利益同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過有時這也是真的，例如，雅典奴隸主利用他們的一部分閒暇，對文明的事業做出了永久的貢獻，但在公正的經濟制度情況下，這是辦不到的。對於文明的發展來說，閒暇是重要的。在過去，少數人的閒暇只有靠多數人的勞動來提供。而多數人的勞動之所以價值很大並不是因為勞動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為閒暇是有益的。現代技術進步，已有可能公平地把閒暇分配給大家，而無損於文明的發展。 現代技術的進步使得每個人為維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勞動力有可能大大縮減，這在戰爭期間是顯而易見的事。那時所有參加軍隊的男人，所有從事軍需品生產、從事偵探活動、從事戰爭宣傳工作或在政府中擔任有關戰爭公務的人，全都不再從事生產事務。儘管如此，協約國方面一般工人的總物質福利水平卻高於戰前和戰後。這一事實的重要性為財政方面的狀況所掩蓋：債務似乎使人以為未來可以供養現在。然而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畫餅不能充飢。戰爭確實說明了，依靠科學的生產組織，僅用現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保證全人類過上美好舒適的生活。戰爭期間為了使得人能夠從事戰鬥和製造軍需品，創造了科學組織。戰後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組織，那麼將每日工作時間縮減為4小時，一切都還會是很好的。然而情況正相反，戰後，從前那種混亂狀況恢復了，那些由人支配自己工作的人又得勞累終日，另外一些人則因失業而忍飢挨餓。這是為什麼？因為工作是一種義務，一個人的工資收入不是以他生產多少來衡量，而是以其表現勤奮的德行來衡量。 這就是在今天完全不同於當初的情況下實施的奴隸制的道德。無怪乎其結果一直悲慘至極。讓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假定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定的人數從事鐵釘生產，每天工作8小時，他們生產出來的鐵釘足以滿足世界上的需要。當有人發明新技術，使得同樣的人能生產兩倍的鐵釘。但全世界並不需要這麼多鐵釘。即使釘價再降，銷路也不會再增，在某個理性的世界中，所有經營鐵釘的人都會把8小時工作改為4小時，這樣其他一切就會照常進行下去了。但是在現實世界中，人們認為這樣做會引起混亂，因此仍堅持8小時工作，於是鐵釘生產過剩，有的工廠主破產，半數從事鐵釘生產的工人失業。究其原因，空出的剩餘勞動時間同上面講到的情況正相同，但由於有一半的人完全空閒在那裡，因此另一半人就仍需過度工作。這樣看來，原是普遍幸福源泉的不可避免的閒暇必定造成到處悲慘景象。試想還有什麼事比這更愚蠢呢？ 窮人也應該有閒暇，這種觀念一直是富人所害怕的。在19世紀初的英國，男人一般每天勞動15小時，兒童經常每天勞動12小時，有時也要干15小時。如果有愛管閒事的人提出，一天工作這麼多小時太長了，那麼人們會對他說，工作能防止成年人酗酒，防止兒童做壞事。當我還是兒童時，在工人取得選舉權後不久，他們按照法律規定也有了一般公民享有的假期，然而這件事卻引起上流社會極大的憤慨。我記得曾聽到過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說：「窮人要假期做什麼？他們只應該工作。」今天的人雖然不像過去的人那麼直言不諱，但這種看法仍很頑固，這也正是現在許多經濟糾紛的根源。 讓我們現在拋開迷信，以坦率的態度考慮一下工作的倫理道德。每個人在生活的過程中必須消費一定數量的人類勞動產品，假定勞動是大家全都討厭的事，那麼某個人消費了多於他生產的東西就是不公道的事。當然一個人也可以從事商品生產以外的職業，例如，從事醫生的職業，但他也應做出某種貢獻以抵償他吃住方面的消費。在此限度內，必須承認工作的義務性，但也僅僅以此為限。 如果實行某種組織，那麼普通工人每天工作4小時就足以養家餬口，失業現象也不會有。這種想法會使那些富人感到震驚，因為他們確信，窮人不會懂得如何使用這麼多的閒暇時間。在美國，有些人雖然早已富有，但仍然習慣工作很長時間。很自然地，這種人認為閒暇是對失業者的嚴厲懲罰，他們對給有工資收入的工人以閒暇的想法是極為憤怒的，事實上，即使他們的兒子閒暇下來也會遭到譴責。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希望兒子努力工作，致使他沒有時間受教育，但對其妻、女無所事事卻滿不在乎。對閒暇自得羨慕不已的勢利眼光，在貴族社會的男女兩性中都有，而在財閥政治的社會中只限於婦女，但是這並不說明它就更合乎常理。 必須承認，明智地利用空餘時間是文明與教育的結果。一個習慣於整天長時間工作的人，一旦空閒下來一定會感到厭煩，但一個人一生中若沒有充分的閒暇，就接觸不到許多美好的事物。今天沒有任何理由剝奪多數人應該享有的這種權利。只有一種代人受苦的愚昧的禁欲主義逼使我們仍然堅持過量的工作，而不顧現在已不再需要這樣了。 在俄國無產階級取得的勝利，同在某些國家中女權主義者取得的勝利相比具有某些共同之處。以前，男子承認女子的崇高地位，並因女子的才智較低，故宣揚地位比權力更值得追求，以此來安慰女子。女權主義者終於決定要兼有這兩者，因為她們中的倡導者完全相信男人對她們所說的美德可貴，但不相信男人對她們所說的權力是無用的。在俄國，對於體力勞動者也是同樣的情況。富人和奉承他們的人發表讚美可敬的勞苦工作的言論，頌揚簡樸的生活，宣傳一種教義，那就是所謂窮人比富人容易進入天堂。總之，他們竭力使體力勞動者相信改變物質在空間中的形式及其位置的工作是特別高尚的，所有這些就同男人竭力讓女人相信，她們之所以特別高尚在於她們性的約束一樣。在俄國，一直認真地讚揚體力勞動高尚，從而使體力勞動者備受尊重。復興這種信仰的目的同過去不一樣，從本質上說，他們所做的是宣傳工人們應該投入特殊的任務。體力勞動成為擺在青年人面前的理想，而且是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礎。 就目前而言，這樣做可能是有好處的。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大國有待開發，而這種開發是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艱苦的工作是必要的，會產生很好的效果；然而，當達到不必長時間工作就能使每個人都過上舒適生活之後，那又將如何呢？ 在西方，對付這個問題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們並不企圖在西方實現經濟上的公平合理，所以生產總量的大部分流入那些大都不勞動的少數人手裡。由於對產品生產缺乏集中統一的管理，因此我們生產出大量社會所不需要的產品。由於一部分工人被迫做過度的工作，使得很多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因沒有工作而閒在一旁。當所有這些方法被證明不適用時，就只好訴諸戰爭：驅使一些人去製造烈性炸藥，另一些人去引爆，就像剛發現爆竹的兒童一樣。我們運用這些方法以保持這樣的觀念，那就是一般平民百姓註定要從事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 在俄國，由於經濟上已較為公平合理和實現了產品生產的集中統一管理，因此對這個問題應有不同的解決辦法。只要全體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基本的舒適能夠得到滿足，那麼對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就歸結為逐步地縮短工作時間。在各個階段，允許人民運用表決權來決定，是增加閒暇的時間還是組織生產更多的產品。然而，既然把艱苦工作作為高尚的美德，那就很難看出怎樣才能把多逸少勞的天堂作為奮鬥的目標。因此，看來俄國當局更恰當的辦法是：不斷地尋求新的方法，靠這些新的方法，使當前的閒暇奉獻於未來的生產。最近我讀了一些俄國工程師提出的一條妙計，建議築一道橫跨喀拉海的長堤，以增高白令海與西伯利亞北方海岸的氣溫。計劃之宏偉令人欽佩，但可惜的是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中，當勞動顯現出它的美德時，無產階級的幸福將推遲一代人。這類事情如果真的實行，那將是把艱苦工作的美德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達到不再需要艱苦工作的境地的一種手段。 也許有人會說，空閒時間少是工人們所樂意的，因為他們在一天24小時之中只工作4小時，就不知道其餘時間幹什麼好了。如果這種說法在現代世界中是正確的，它就是對我們今日文明的譴責。其實在過去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過去人們有時間休息，而現在由於講究效率，對此就有了一定的抑制。現在的人認為做任何事都是另有企圖的，絕不是為事情本身而做。例如，那些認真的人總是指責愛好看電影的人，他們認為看電影會教唆青年人去做壞事。但是所有與電影有關的工作又受到尊敬，因為這是一種工作，而且可以用來賺錢。這種認為賺錢是有出息的活動的觀念，使得世間一切事情都是非顛倒。那些供給我們肉和麵包的屠夫和廚師是值得稱讚的，因為他們是在賺錢。而你如果享用他們做出的食物，除非純粹為了增強你工作的力氣，否則你也是微不足道的。廣義說來，人們都認為賺錢是善行，而花錢是惡德。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就如同一個人以為鑰匙是好的，而鎖孔是壞的那樣的想法同樣荒謬。勞動產品的價值完全應該根據產品經過消費後所得到的好處去衡量。在我們的社會裡，個人為私利而工作，而他工作的社會目的卻在於消費他所生產的產品。個人和社會在生產目的上的區別，使人們在勤勞的動機上是為了營利，很難清醒地考慮問題。我們對生產考慮過多，而對消費考慮太少。這樣做的結果之一就是對享受和起碼的幸福太不重視，而且對生產不是以它能給消費者帶來的樂趣為標準而進行評價。 我提出把每天工作時間縮減為4小時，並不是主張所有餘暇時間都必須花在純粹的無聊活動之中。我的意思是每天工作4小時完全可以滿足一個人的生活所需和起碼的舒適生活，其餘時間可以由自己用於合適的事情上。對於教育應比現在更發達，而且教育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教給人如何善於利用空暇時間的社會制度來說，4小時工作制是它重要的組成部分。鄉村跳舞，除了窮鄉僻壤之外已經絕跡，但促使此種娛樂方式得到發展的願望必仍存在於人類的天性之中。城市裡人們的娛樂方式大部分已變成消極的，如看電影、看足球比賽、聽廣播等，這是由於人們的活動力量已全被一天的繁重工作所耗盡。如果人們的閒暇多了，他們仍會重新享受積極參加娛樂活動所帶來的愉快。 在過去，有閒階級的人很少，大量的人屬於勞動階級。有閒階級享有的種種權利，於社會正義上說是沒有根據的。於是必然出現壓迫、冷漠和製造出的種種謬論，以維護有閒階級的特權。這些事實大大有損於有閒階級的優點，然而儘管有這種缺點，它卻為我們所說的文明貢獻了力量。例如藝術的培養、科學的發現、寫書、闡述哲學和提出文雅的社會禮儀等。沒有有閒階級，人類絕不能脫離野蠻的階段。 但是，不承擔義務的世襲有閒階級特別浪費時光。在這個階級的成員中幾乎沒有一人受過刻苦的訓練，而就其一個階級整體來說也沒有什麼出色的才智。這個階級本來可以產生出像達爾文那樣的人，但結果產生出來的是同達爾文相反的成千上萬的鄉紳，他們除了獵狐和懲罰偷偷捕魚的人之外，不去想任何更有用的事。現在的大學用較為系統的方式提供了從前有閒階級偶然地、並作為副產品所提供的東西，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還存在一些缺點。大學生活與外界世界過於不同，這使那些生活在學院環境中的人並不了解普通的男人、女人的偏見和問題。而且，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往往不恰當，所以本應能影響民眾的，結果卻失去了力量。另外一個缺點是，由於大學裡設置的課程是固定不變的，這就使得有志於探索新奇方面問題的人可能受到妨礙。因此，大學雖有它的用處，但對院牆之外文明的利益卻不能給予有力的維護。而在院牆之外的人們過於忙忙碌碌，也無暇顧及非實用的事情。 在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世界中，每一個具有科學好奇心的人都能如願以償，每一個畫家都能從容地去塗料著色，對自己的畫刻意求新，而不必擔心挨餓受凍。眼下青年作家要靠經濟上的獨立才能去創作不朽之作，他們往往不得已要用刺激性的低劣作品去吸引人的注意，以求餬口，等到經濟上好轉時，又往往喪失了才氣和能力。在每天工作不超過4小時的世界中，就不會再有這種現象。在專業工作中，對經濟或管理方面有興趣的人，到那時將能發展其觀點而無學究氣，這種學究氣使得大學裡的經濟學家常常脫離實際。醫生也將有時間研究醫藥的進步，教師也不用賣力地沿用一成不變的方法去講授他們在年輕時學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可能已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了。 總之，在這樣的世界中，見到的將是幸福和愉快的人生，而不再是筋疲力盡和憂鬱消沉的狀況，適當的工作將足以使閒暇時間愉快度過，不會使人疲憊。由於人們閒暇時不勞累，他們將不只需要那些消極平淡的娛樂，至少1％的人將用其業務以外的時間來從事某些有關社會的重要的事情。由於人們的生活不依靠這些事情，他們的創造力將不受妨礙，而且將不再固守老一輩學者的陳規，閒暇的優點不僅表現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中。普通的男女由於生活過得愉快，必將變得更仁慈和更少有害人之心，更少對別人懷疑猜忌，好戰的心理將消失，這部分是由於上述的原因，部分還由於戰爭將會給全體人民帶來過度和繁重的工作。在一切道德品質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但善良的本性乃是快樂和安逸，然而，我們舍此而不取，使得一部分人勞累過度，另一部分人忍飢挨餓。我們至今還像在沒有機器的時代一樣，我們一直做了傻瓜，但絕沒有永遠做傻瓜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