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生 · 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
主席、各位先生:
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講演,我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所說的很有意義,並不是我在這裡講演有什麼特別的價值,而是我能夠在此地講演這件事情有重大的意義。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北平有許多教授,隨著「抗戰」軍事的變遷退到後方,一步一步退到西南;勝利以後,又回到北平。我今天能在此地講演,實在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中國在歷史上,遇著重大的外侮不能抵擋的時候,往往退到南方去,在歷史上給一個專名詞,稱為「南渡」。第一次是晉代避五胡之亂,遷到南京;第二次是宋代避金元之侵犯,遷到杭州;第三次是明代避滿兵之進掠,遷到福州等地。以上幾個朝代,都是因為抵抗不過外侮的侵略而南渡的,歷史上各朝代的南渡,都是偏安在一隅,以至敗亡,沒有一代能再回來的。所以歷史上有「東晉」、「南宋」、「南明」等時代,而且都是掙扎的餘波而已。
我國此次「抗戰」,在開始時,許多敗北主義者,都認為又和歷史上各朝代的南渡一樣。我在離平之前,遇見一位自以為是日本通的人,他說:「中國這次抗日,結果一定很壞。」問他將要壞到什麼程度,他說:「幸而亡國。」又問他「假如不幸呢」,他說:「不幸更要滅種。」他以為這是無可逃避的命運。這次中國的勝利,的確是打破歷史上的成例,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因為我們不希望以後再有南渡的事情,所以不必說是「後無來者」。
今天所講的題目,各位在報紙上已經看到了,就是「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這一個題目包含兩個名詞——中國哲學是一個名詞,民主政治又是一個名詞。我們現在先解釋這兩個名詞。
說到中國哲學這個名詞,內容非常的廣泛,而且其中的派別又非常的多。但在中國哲學上占重要地位的,只有儒道兩家,我們現在就以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莊為代表。
再就「民主政治」一名說,近來報章雜誌上,對「民主」或「民主政治」談到的特別多。民主的意義各人所見不同,解釋也非常的多。現在因為時間有限,也沒工夫討論它的定義。簡單地說,民主包含有平等、自由等概念,它的含義就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等。政治的設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稱為「民主政治」。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比如,有兩種以上的政治措施,哪一種越能使人得到平等自由,就是哪一種越比較民主。這是今天所講的題目簡單的解釋。
今天所以要講這個題目的意義,就是要說明中國哲學的思想哪些合於民主政治。許多人以為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中國哲學是封建社會所孕育產生的。由封建社會所產生的思潮,自然是要維護封建社會,而為封建制度理論的根據。這種說法,固然有他的道理;但中國哲學中表現民主思想,而可以為民主政治的根據者,也很不少。這正是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
一提到中國哲學史上的民主思想,馬上就有人聯想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類的思想。把人民看得最重,把國君看得甚輕,的確可以為民主政治的依據。不過這種理論即已為人所共知、所常說,我們也不必再加申述了。
此刻說到本題,我們先說在民主政治的社會裡,人對於人應當有怎樣的了解,和應該持怎樣的態度,然後再研究中國哲學中有沒有此種理論的根據。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分為以下幾點來說:
第一點,要有「人是人」的觀感,而確實知道「人是人」。一說「人是人」這句話時,一定有人覺得無甚意義,而以為是滔滔邏輯,就等於說建國堂是建國堂,並沒有新的意義。可是我們不能有這麼淺膚的看法。「人是人」這句話,應有以下兩種解釋——
「人是人」的第一種解釋,就是說,人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平等,決不能拿任何人做工具。這是講民主政治應有的常識,也是應持的態度。在中國哲學史上,儒家道家都具有這種見解,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又說「堯舜與人同耳」。這些話實在含有人人平等的意思。人人都可以為堯舜,堯舜和一般人相同,這是最平等的思想。如在印度,階級觀念極深,而且看的非常嚴格,便不能說是平等。至於所謂「人人皆可成佛」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名言,乃是中國佛家的話,和印度思想顯然不同。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人們的能力知識儘管不同,而在道德價值上,倒是人人平等,人人可以為堯舜,自然不能以別人為工具。世界上最不道德之事,就是以別人為工具,而達他自己的目的。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也說道:「德就是不能以人為工具。」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句話乍看起來,似嫌迂闊,以為執政者殺人不當的時候是常有的。如果說不冤殺一人,未免過於理想。不過事實上殺人儘管有殺錯的時候,而在理論上,的確不能枉殺一個人。如以殺人為手段而圖達任何目的,那就是罪惡,就是不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違反民主,那是絕對不應該的。也許有人要說,軍官下命令教部下什麼事情,以至於冒險犧牲,是不是以人為工具呢?這倒不然,因為任何一種社會組織,任何一個團體,都要有組織、有紀律。軍官命令部下做事,以至冒險犧牲,都是在法定組織中執行的任務,並不是以人為工具,而是他的職權應該如此。
「人是人」的第二種解釋,是「人不是神」。有神沒有神,我們固不必論。但就神的概念說,神是超乎人的,可以沒有過失的。人則不然,人不是超人,不是沒有錯誤的,有錯誤就可以加以批評。也就是說,人可以受批評,但批評只限於批評其錯誤,而不應涉及其他事情。人人可以批評別人,人人可以接受批評,這是民主社會裡應有的風度。孔門中論人,特別重視改過,而不說人能無過。《論語》裡邊講改過的地方很多,比如「過則無憚改」,「過而能改」等都是注意改過,孔子最喜歡顏淵,他稱讚顏淵,不像現在人誇獎人完全無過,而說他「不貳過」。有不貳過的改過精神,也就很可貴了,每人都可以有錯誤,都可以受批評;這種能受批評的容忍態度,在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上,是很需要的。
第二點,對一切的事物都有多元論的看法。就是說,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是多方面的,不能執一種見解而概括一切。我們覺得唯什麼論,唯什麼論,都是不對的。比如在「抗戰」時期,有人特別主張武器的重要,人家就稱他為「唯武器論者」;又有人特別注意組織,於是也有人稱他為「唯組織論者」。說武器重要,或組織重要,都不算錯;但如以一件事項概括一切,那就不對了。他們的意思原不算錯,但加上一個唯字,一唯就「唯一」壞了。沒有武器固然不能打仗,但僅有武器,也不一定能夠打仗。單靠物質不成,單靠精神也不成。所謂「唯物論」,在英文原為Materialism,可譯作物質論,原文並無唯字的意思。但譯者加上一個唯字,讀者望文生義,以為唯物主義者就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終日專在物質享受上過生活。所謂「唯心論」,英文為Idealism,一稱觀念論,也沒有唯字的意思。加以唯字,意義就迥然不同了。如以為唯心者專靠精神生活,什麼都不吃、不喝、不用,那也一樣的錯。所以人們應該持多元論的看法。道家對於此理,特別注意。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特彆強調。人如有所不同,最好聽其自然發展,各適其適,順其性情,不必使其整齊劃一。比如莊子說:「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去之則悲。」就是,以為鴨的腿短,不夠標準,給他接上一點,它就受不了。以為白鶴的腿太長,超過標準,要給它去一點,它也受不了。道家對此等道理,特別重視,例子也多得不可勝舉。
有人以為儒家是主張整齊劃一的,實在儒家並不如此。主張整齊劃一的是墨家,墨家是主張尚同的,一同而無不同,乃是整齊劃一的極則。儒家主張「和而不同」,而且特彆強調「和」。和就必須有異,就是有所不同。把各種不同的異調和起來,就叫做「和」。比如做菜,同則只有一味,便覺得索然無味;必須加甜、加酸、加辣等作料,使成一種新的味道。這種味道也不是甜,也不是酸,也不是辣;但是也有甜、有酸、有辣,而這種味道,才可以稱為「和」,才能好吃。所以儒家不但不反對異,而且主張必須有異,儒家特別重視音樂,也是這種道理。音樂如果只有單音,便無趣味,如拉單弦,只有殺雞的聲音,使人聽了,只有聒耳,並不能引起興趣,必須絲竹合奏,宮商角徵羽,五音六律,男高音,女高音,調和配合,才能翕如純如,富有意義。英文稱音樂的和諧或合奏曲為Symphony,而且以諧和為音樂起碼的標準。儒家講和,還主張「中和」,中則無過不及。仍以廚師做菜為喻,他用鹽、用油、用醬等,都應不太多,不太少,樣樣恰到好處,才能得到中和,才能適口;如某一種或兩種過多或過少,那就不是中和,也就不好吃了。所以儒家講中和,以為任何一種東西能夠存在,就是得到和的條件;否則便不是常態,或致不能繼續生存。如人體中,某一部分特別發達,就是病態——如扁桃腺特別發達,就必須把它割去。常言稱人有病為「身體違和」,天地稱為「太和」,都是證明和的必要。民主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則,容萬有不同,而和合的發展。
第三點,要有超越感。就是要站在一切不同之上而有超越之觀感,切不可站在自己的觀點之上而權衡其他的一切。假如一個人沒有超越感,則必以為自己是絕對的,而別人的見解和自己不合之處,便以為是錯誤的。從前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向不出門的鄉下人,偶爾到一個很遠的生地方去,他說的話別人聽不懂,別人說的話他也聽不懂。他以為別人說的話,格里格拉的不清楚,他自己聽不懂是應當的;他自己說的話特別清楚,別人硬以為聽不懂,就是故意搗亂,實在不應該,他因此非常的生氣。其實他自己的話也許很清楚,人家的話也不見得不清楚,對聽不懂的話,就認為不清楚,那正是偏見的錯誤。在現在大家都是常常出門,且常到很遠的地方去,對別處聽不懂的話,都視為當然,已無生氣的感覺了。各地語言不同,本來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古人的觀感,倒並不是這樣。孟子稱楚人為「南蠻雞舌之人」;英語稱野蠻為Barbarism,本是由希臘語的Barbar變來的,形容一種聽不懂的語言為巴巴,深含一種輕鄙之意,所以就變成了野蠻的意思。一個人被自己的狹隘觀點所限,便不能有超然之處。《莊子·齊物論》說,「有儒墨之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互相爭辯,那是不對的。他主張「得其環中」,「和之以天倪」,對萬物不齊,即以不齊齊之,便是超越的觀感。有此見解,彼此互忍相讓,才能談到民主政治。
第四點,要有幽默感。幽默一語,是由英文的Humor音譯而來的,古語稱為「諧」,也稱為「諧趣」,幽默感在實行民主政治上也是很必需的。比如別人批評自己,自己不應因為被批評而難過,而憤恨,至多報以批評就可以了,或者「一笑了之」。此等「一笑了之」,就是幽默感。英美人士都富於幽默感,中國同胞也是如此。「抗戰」八年,歷時甚久,何以大家能夠受得了呢?不得已時也只是一笑了之。戰時在昆明,不論教授、學生,或別的人們,都有一條小口袋,裝上要帶的東西,一遇警報,大家一跑一躲,及至警報解除,大家又說又笑各自回家。這就是一笑了之的態度。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幽默感,一遇變化,或許會變成神經病,憑空要添許多痛苦。
不論做任何事情,總是失敗的機會多,成功的機會少。因為每做一件事情,都需要許多條件,齊全適合,才能完成,即佛經所謂「眾緣和合」。比如我今天在這裡講演,就需要許多條件:假如我不來北平,根本就講不成,或者臨時我生了病,或者是建國堂塌了,我今天都不能在這裡講演。所以凡事成功都不容易,不成功,只好「一笑了之」。如此,就是幽默感。不然的話,不成功就要煩惱發悶,也許會得神經病。如考試不及格、失戀、丟官等都是失敗,都可「一笑了之」。過去有些學者,以為古時的聖賢都是終日板起面孔,走四方步,其實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只有宋以後的學者才是那樣的。據我所知,孔子就不然。《論語》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憂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既能莞爾而笑,就不是整天板著面孔;既然說前言戲之爾,可知孔子也時常作戲言。這一段把孔子的活潑幽默,可以說是描繪入神。由此可以知道,真正的孔子,並不如大成殿里所塑的孔子那個樣。
以上四種態度,都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必須大家都具這種見解,抱這種態度,人人尊重此種作風,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國哲學家,實在具有此等見解和態度,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行,的確是相合的。
194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