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生 ·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馮友蘭 《理想人生》
廖平說: 《六經》,孔子一人之書;學校,素王特立之政;所謂道冠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劉歆以前,皆主此說,故移書以《六經》皆出於孔子,後來欲攻博士,故牽涉周公,以敵孔子,遂以《禮》、《樂》歸之周公,《詩》、《書》歸之帝王,《春秋》因於史文,《易傳》僅注前聖。以一人之作,分隸帝王周公,如此是《六藝》不過如選文選詩。或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則孔子碌碌無所建樹矣。蓋師說浸亡,學者以己律人,亦欲將孔子說成一教授老儒,不過選本多,門徒眾。 〔1〕 康有為說: 孔子為教主,為神明聖王,配天地,育萬物,無人無事無義,不範圍於孔子大道中,乃所以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也。……漢以來皆以孔子為先聖也。唐貞觀乃以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孔子以聖被黜,可謂極悖謬矣。然如舊說,《詩》、《書》、《禮》、《樂》、《易》,皆周公作;孔子僅在刪贊之列。孔子之僅為先師而不為先聖,比於伏生、申公,豈不宜哉?然……《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為大聖,為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為教主,《六經》為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2〕 這是清末「今文家」的學說。孔子本來已經是一般人所承認的先聖先師,本來已經是一部分漢儒所承認的素王。清末「今文家」猶以為未足,乃於先聖、先師、素王之外,又為上一「教主」的尊號。孔子的地位,於是為最高;其風頭亦於是出得最足。 然而「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孔子的厄運,也就於是漸漸開始;他的地位,也就於是一天低落一天。在以前,孔子是教主素王,製作《六經》之說,雖未必為盡人所承認,但他是先聖先師,曾刪《詩》、《書》,正《禮》、《樂》,贊《易》,作《春秋》,則否認者極少。但現在多數人的意見,則不但以為孔子未曾製作《六經》,且「並刪正之說,亦欲駁之」。於是孔子乃似「碌碌無所建樹矣」。廖季平所反對之意見,正現在多數人所持者。由素王教主之地位,一降而為「教授老儒」,「比於伏生、申公」,真孔子之厄運也。 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證明孔子果然未曾製作或刪正《六經》;即令有所刪正,也不過如「教授老儒」之「選文選詩」;他一生果然不過是一個「選本多,門徒眾」的「教授老儒」;但他卻並不因此而即是「碌碌無所建樹」;後人之以先聖、先師等尊號與他加上,亦並非無理由。 關於孔子未曾製作或刪正《六經》的證據,前人及時人已經舉過許多,現在只需附加幾個。《易》及《春秋》,依傳說乃孔子畢生精力之所聚。一個是他特別「作」的,一個是他特別「贊」的。他作《春秋》以上繼文、武、周公;他贊《易》,作《彖》、《象》、《文言》、《繫辭》等,「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現在只說這兩部書是否果為孔子所「作」所「贊」。 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之目的及功用,在使「亂臣賊子懼」。然《左傳》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趙穿弒晉靈公——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予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崔杼弒齊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即書矣,乃還。 據此則至少春秋時晉齊二國太史之史筆,皆能使「亂臣賊子懼」。不獨《春秋》為然。趙穿弒晉靈公,而董狐卻書「趙盾弒其君」,則所謂「誅心」及「君親無將,將則必誅」等「大義」,董狐的《晉乘》中,本來亦有,《春秋》不能據為專利品。孟子說: 晉之《乘》,楚之《檮機》,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3〕 「其義」不止是《春秋》之義,實亦是《乘》及《檮機》之義,觀於董狐史筆,亦可概見。孔子只「取」其義,而非「作」其義。孟子此說,與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說不合,而卻似近於事實。 但亦或因魯是周公之後,「禮儀之邦」,所以魯之《春秋》,對於此等書法,格外認真,所以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他特注意於「魯《春秋》」,或者「魯《春秋》」果有比「晉之《乘》」、「楚之《檮機》」較特別的地方。所以在孔子以前,就有人以《春秋》為教人的教科書。楚莊王(公元前613—前591)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問於申叔時,叔時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4〕 可見《春秋》早已成教人的一種課本。不過這些都在孔子成年以前,所以也都與孔子無干。 《春秋》之「聳善抑惡」誅亂臣賊子,孔子完全贊成;這卻是實在情形。《論語》上說: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同》) 觀此可知孔子以亂臣賊子之當討,為天經地義。他當然贊成晉董狐齊太史之史筆,當然贊成《春秋》的觀點。孔子主張「正名」,是《論語》上說過的。不過按之事實,似乎不是孔子因主張「正名」而作《春秋》,如傳說所說,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書之義而主張「正名」,孟子所說「其義則丘竊取」者是也。不過孔子能從「晉《乘》」、「魯《春秋》」等裡面,歸納出一個「正名」之抽象的原理,這也就是他的大貢獻了。 《易》之《彖》、《象》、《文言》、《繫辭》等,是否果系孔子所作,此問題,我們但將《彖》、《象》等裡面的哲學思想,與《論語》裡面的比較,便可解決。 我們且看《論語》中所說孔子對於天之觀念: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文主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 據此可知《論語》中孔子所說之「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個「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等中,沒有地位。我們再看《易》中所說之「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豫·彖》) 反覆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彖》)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咸·嚎》)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恆·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象》)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繫辭》) 這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暫不必管。不過我們讀了以後,我們即覺在這些話中,有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在這些話中,決沒有一個能受「禱」,能受「欺」,能「厭」人,能「喪斯文」之「主宰之天」。這些話裡面的天或乾,不過是一種宇宙力量,至多也不過是一個「義理之天」。 一個人的思想,本來可以變動,但一個人決不能同時對於宇宙及人生真持兩種極端相反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論語》上的話是孔子所說,又承認《易》、《彖》、《象》等是孔子所作,則我們即將孔子陷於一個矛盾的地位。因為上所引《論語》中的話,不一定都是孔子早年說的;我們也不能拿一個人早年晚年之思想不同以作解釋。 或者可以說《論語》中所說,乃孔子對門弟子之言,是其學說之粗淺方面,乃「下學」之事。《易》、《彖》、《象》等中所說,乃孔子學說之精深方面,乃「上達」之事,群弟子所不得知者。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但《論語》中所載,孔子所說「天之將喪斯文」,「天生德於予」之言,並非對弟子講學,而乃直述其內心之信仰。若孔子本無此信仰,而故為此說以飾智驚愚,則是王莽欺世的手段,恐非講忠恕之孔子所出。且顧亭林已云: 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難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若是其支也。 又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5〕 孔子所講,本只及日用倫常之事。觀《易·文言》等中,凡冠有「子曰」之言,百分之九十九皆是講道德的,更可知矣。至其對於宇宙,他大概完全接受傳統的見解。蓋孔子只以人事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所以他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6〕 根據以上所說,及別人所已經說過的證據,我以為孔子果然未曾製作或刪正《六經》或《六藝》。 不過後人為什麼以《六藝》為特別與孔子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由於孔子以《六藝》教學生之故。以《六藝》教人,並不必始於孔子,據上所引《國語》,士亹教楚太子之功課表中,也即有《詩》、《禮》、《樂》、《春秋》、《戰志》等。《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都常引《詩》、《書》;他們交接用《禮》,卜筮用《易》。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都讀過這些書,受過這等教育。不過孔子卻是以《六藝》教一般人之第一人。這一點下文再提。現在我們只說,孔子之講學,與其後別家不同。別家如道、墨等,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弟子誦《墨經》。但孔子則是一個教育家。他講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的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他教學生讀各種的書,學各種功課。所以顏淵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莊子·天下》篇講及儒家,即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六種正是儒家教人的六種功課。 唯其如此,所以孔子的學生之成就,亦不一律。《論語》上說:「德行:顏淵閔子騫;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遊子夏。」又如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有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皆能為「千乘之國」辦事。可見孔子教學生,完全要教他成「人」,不是要教他做一家的學者。 孔子以以前已有的成書教人,教之之時,如廖季平所謂「選詩選文」,或亦有之。教之之時,隨時講解,或亦有之。如《論語》:「『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易·繫辭》中對於諸卦爻辭之引申解釋之冠以「子曰」者,雖非必果系孔子所說,但孔子講學時可以對《易》有類此之解釋。如以此等「選詩選文」,此等隨時講解,為「刪正《六經》」,為「贊《易》」,則孔子實可有「刪正」及「贊」之事,不過這等「刪正」及「贊」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而已。後來儒家因仍舊貫,仍繼續用《六藝》教人,恰又因別家只講自家新學說,不講舊書,因之《六藝》遂似專為儒家所有,為孔子所製作,而刪正(如果有刪正)亦即似有重大意義矣。 《漢書·藝文志》以為諸子皆《六藝》之「支與流裔」。《莊子·天下》篇似亦同此見解。這話亦並非毫無理由,因為所謂「六藝」本來是當時人的共同知識。自各家專講其自己之新學說後,而《六藝》乃似為儒家之專有品,其實原本是大家共有之物也。但以為各家之學說,皆《六藝》中所已有,則不對耳。 總之孔子是一個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同上)正是他為他自己下的考語。 這樣說起來,孔子只是一個「教授老儒」;但他卻並不是「碌碌無所建樹」,並不即「比於伏生、申公」。下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要證明三點: 一、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眾化的,以教育為職業的「教授老儒」;他開戰國講學遊說之風;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 二、孔子的行為,與希臘之「智者」相仿佛。 三、孔子的行為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與蘇格拉底的行為及其在西洋歷史上的影響相仿佛。 上文已經說過,士亹教楚太子的功課表中,已有《詩》、《禮》、《樂》、《春秋》、《戰志》等。但此等教育,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受。不但當時的平民未必有機會受這等完全教育,即當時的貴族也不見得盡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機會。韓宣子系晉世卿,然子到魯辦外交的時候,「觀太史氏書」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昭公二年)。季札也到魯方能聽各國之詩與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可見《易》、《春秋》、《樂》、《詩》等,都是很名貴的典籍學問了。 孔子卻抱定一個「有教無類」的宗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如此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種功課,教讀各種名貴的典籍。這是何等的一個大解放!故以《六藝》教人或不始於孔子,但以《六藝》教一般人使《六藝》民眾化則實始於孔子。 我說孔子是第一個以《六藝》教一般人者,因在孔子以前,在較可靠的書內,我們沒有聽說有什麼人曾經大規模地招許多學生而教育之。更沒有聽說有什麼人「有教無類」地號召學生。在孔子同時,據說有個少正卯「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據說少正卯也曾大招學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莊子說:「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德充符》)不過孔子誅少正卯事,昔人已謂是假的,少正卯之果有無其人,亦不可知。莊子寓言十九,王駘之「與孔子中分魯」,更不足信。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以後則各家蜂起,競聚生徒,然此風氣實孔子開之。 孔子又繼續不斷地遊說於君,帶領學生,各處招搖。此等舉動,前亦未聞,而以後則成為風氣;此風氣亦孔子開之。 再說孔子以前未聞有不農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講學為職業,因以謀生活之人。古時除了貴族世代以做官為生者外,我們亦嘗聽說有起於微賤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時,皆或為農或為工或為商,以維持其生活。孟子說: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於市。 〔7〕 孟子的話,雖未必盡可信,但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別不事生產者,實未聞有人。《左傳》中說冀缺未仕時,亦是以農為業。孔子早年,據孟子說,亦嘗為貧而仕,「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但自「從大夫之後」,大收學生以來,即純以講學為職業,為謀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產,他遠不願教弟子治生產。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子貢經商,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他這種不治生產的辦法,頗為其時人所詬病。據《論語》所說,荷蓧丈人罵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微子》)此外晏嬰亦說: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8〕 《莊子》亦載盜跖罵孔子云: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盜跖》) 這些批評未必果是晏嬰、盜跖所說,《莊子》裡面的話,尤不可靠,但這些批評卻是當時可能有的。 戰國時之有學問而不仕者,亦尚有自食其力之人。如許行「與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仲予「身織履,妻辟 」以自養。但孟子則不以為然。孟子自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此其弟子彭更即以為「泰」,他人當更有批評矣。孟子又述子思受養的情形,說: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9〕 觀此可知儒家的一種風氣。唯其風氣如此,於是後來即有一種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產而專待人之養己。這種士之階級,孔子以前,似乎也沒有。以前所謂士,多系大夫之士,或系男子軍士之稱,非後世所謂士農工商之士也。 《管子》書中《乘馬第五》有《士農工商》一節,《國語·齊語》亦述管仲語云: 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農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是故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 這也是管仲的話。一卷《齊語》,只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段事。似乎這段與《管子》書中所說,是同一來源。即令《管子》不是假的,這兩個證據,也只算一個。就上引管仲一段話而言,其中也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既曰士農工商各以世及,而又說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又須「以告」。「有此士也三萬人」之士,似乎又以士為軍士。韋昭於「士鄉十五」下注云:「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謂三軍。」若軍士非即士農工商之士,則豈非有「五民」嗎?此外又有一個反證,《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隨武子論楚國云: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若士農工商,已是當時普通所謂「四民」,為什麼隨武子不說士農工商「不敗其業」,而說「商農工賈」呢?孔穎達正義云: 《齊語》云:「處士就閒燕……」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眾,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 「發兵則士從征」,可見孔穎達亦以《齊語》所說士為非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 《管子》系偽書,其中所說,當系孔子以後情形。我所以以為,在孔子以前,似乎沒有以後所謂士農工商之士階級。這種階級,只能做兩種事情,即做官與講學。直到現在,各學校的畢業生,無論是農業學校或工業學校,還只有當教員、做官兩條謀生之路,這所謂: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10〕 孔子即是此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是其發揚光大者。 這種階級為後來法家所痛惡,韓非子說: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家何利焉? 〔11〕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12〕 孔子與希臘「智者」,其行動頗相仿佛。他們都是打破以前習慣,開始正式招學生而教育之者。「智者」向學生收學費以維持其生活,此曾亦大為當時所詬病。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他雖未必收定額學費,但如「贄」之類,是一定收的。孔子雖可靠國君之養,未必專靠弟子的學費維持生活,但其弟子之多,未嘗不是其有受養資格之一。所以我上文說,孔子以講學為職業,因以維持生活。這並不損害孔子的價值,因為生活總是要維持的。 孔子還有一點與「智者」最相似,「智者」都是博學多能的人,能教學生以各種功課,而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有作政治活動之能力。孔子亦博學多能,所以——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13〕 孔子教人亦有各種功課,即所謂《六藝》是也。至於政治活動,亦為孔子所注意,其弟子可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這即如現在政府各機關之向各學校校長要人,而校長即加考語薦其畢業生一樣。 孔子頗似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本亦是一「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學生收學費,不賣知識。他對於宇宙問題,無有興趣,對於神之問題,接受傳統的見解。孔子亦如此,如上文所說。蘇格拉底自以為負有神聖的使命,以覺醒其國人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言。蘇格拉底以歸納法求定義(亞里士多德說),以定義為吾人行為之標準。孔子亦講「正名」,以「名」為吾人行為之標準。蘇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的性質。孔子亦視人之完全人格,較其「從政」之能力,尤為重。故對於子路、冉有、公西華,雖許其能在「千乘之國」「治賦」、「為宰」,「與賓客言」,而獨不許其為「仁」。蘇格拉底自己不著書,而後來著書者多假其名(如柏拉圖之對話)。孔子亦不著書,而後來各書中「子曰」極多。蘇格拉底死後,其宗派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發揮光大,遂為西洋哲學之正統。孔子之宗派,亦經孟子、荀子之發揮光大,遂為中國哲學之正統。 即孔子為中國蘇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之地位。況孔子又為使學術普遍化之第一人,為士之階級之創立者,至少亦系其發揚光大者;其建樹之大,又超過蘇格拉底。謂孔子不製作或刪正《六藝》即為「碌碌無所建樹」者,是謂古之發明帆船者不算發明,必發明潛艇飛機,始為有所建樹也。 孔子為士之階級之創造者,至少亦系其發揚光大者,而中國歷代政權,向在士之手中,故尊孔子為先師、先聖。此猶木匠之拜魯班,酒家之奉葛仙也。 192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