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生 · 泛論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非無系統 中國哲學家多無精心結撰，首尾貫串之哲學書，故論者多謂中國哲學家多無系統。然所謂系統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統，與實質上的系統。中國哲學家的哲學雖無形式上的系統，但如謂其無實質上的系統，則即等於謂中國哲學不成東西，中國無哲學。形式上的系統，希臘較古一點的哲學亦無有。蘇格拉底本來即未著書。柏拉圖之著作，用對話體。亞里士多德方將其所研究分為政治、倫理等部分，每部分皆有條理清楚之論文討論。按形式上的系統說，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較有系統。但在實質上，柏拉圖的哲學，亦同樣有系統。依威廉·詹姆士說：一大哲學家必有其自己之「見」，以此「見」為中心，而推而應用於宇宙之各方面。應用愈廣，則其哲學系統亦愈大。故大哲學家之哲學，皆如枝葉扶疏之樹，其中首尾貫徹，一切皆是一片。故一哲學家之哲學，如可稱為哲學，則必須有實質的系統。所謂大哲學家之哲學系統，即指其之實質的系統也。中國哲學的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及西洋哲學家，而實質上的系統則固有也。 中國哲學非無進步 論者又多謂中國哲學無進步。孔子講堯、舜，董仲舒、何休講孔子，朱晦庵、王陽明講孔子，戴東原、焦循仍講孔子。在表面上觀之，似古人有一切，今人一切無有。但考其實際，則孔子自是孔子，董仲舒自是董仲舒，何休自是何休。若知孔子所說之唐虞三代，自是其自己之理想境界，若知郭象的莊子注，自是郭象的哲學，則中國哲學進步之跡，即顯然矣。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皆日在進步中。蓋宇宙事物之由簡趨繁，學術之由不明晰至於明晰，乃是突然的，並非當然的。凡當然者可以有然有不然，突然者則不能有然有不然也。 或者以為郭象所說，在莊子已有其端，郭象不過發揮引申，何能以之為其自己的哲學。推而朱晦庵、王陽明等，亦不過發揮引申《大學》、《中庸》上所說，所以亦無新貢獻之可言。不過我們即承認這些哲學家真不過發揮引申，我們亦不能輕視發揮引申。發揮引申即是進步。小兒長成大人，大人亦不過發揮引申小兒所已潛具之官能而已。雞卵變成雞，雞亦不過發揮引申雞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我們豈可謂小兒即是大人，雞卵即是雞？用亞里士多德的名詞說，潛能（Potentiality）與現實（Actuality）大有區別，由潛能到現實便是進步。欲看中國哲學進步之跡，我們第一次將各時代的材料歸之於各時代，以某人之說話，歸之於某人。如此則各哲學家的哲學之真面目見，而中國哲學進步之跡亦顯然矣。 從前研究中國學問者，或不知分別真書偽書，或知分別而以偽書為無價值；此亦中國哲學之所以在表面上似無進步之一原因。我們如以《關尹子》為真書，我們當然覺得有些佛學中之道理，春秋時人已說。我們如以《管子》中之《心術》等篇為真是管仲所作，我們當然覺得原來道家大半是「述而不作」，無多大進步。但我們如將《關尹子》放在唐、五代之時，如把《心術》、《白心》等篇放在戰國時，則進步之跡又即顯然可見。我們研究哲學史，對於史料必須分別真偽者，正以非如此不能見各時代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為研究哲學起見，則我們只須注重書中所說之話之本身之是否不錯。至於此話果系何人所說，果系何時代所有，則絲毫不關重要。某書雖偽，並不因其偽而失其價值，如其本有價值。某書雖真，並不因其真而有其價值，如其本無價值。為研究哲學史起見，偽書雖不能代表其所假冒之時代之思想，而乃是其產生之時代之思想，正其產生之時代之哲學史料也，如《列子·楊朱篇》雖非楊朱學說，而正是魏晉間一種流行思想之有系統的表現，正魏晉時代哲學史料也。故以《楊朱篇》為偽者，非廢《楊朱篇》，不過將時代移後而已。 中國所以無科學之原因 科學之目的在求真。世界文明古國，皆有科學之萌芽；唯近世西洋人始認真研究科學，以增進知識與權力。其所以如此者，因其持一種哲學，以知識權力為好，故努力以求之。（參看拙著《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第八章、《人生哲學》第七章）中國哲學家則多未以知識權力之自身為有其好，故不為知識而求知識，為權力而求權力。不但不為知識而求知識也，即直接能為人增幸福之知識，中國哲學家亦只願實行之以增人之幸福，而不願空言討論之。所謂「吾欲託之空，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國人向不十分重著書立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身，其次有立言。」中國哲學家多講「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實有聖人之德，實舉帝王之業，如柏拉圖所說哲學王者。至於不能實舉帝王之業，以推行其聖人之德，不得已然後退而立說焉。故著書立說，中國哲學家視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後為之。在此情形下當然無人為知識而求知識矣。至於無限地控制天然之權力，中國哲學家亦不以為好。觀道家及儒家之哲學為見。總之中國哲學家多注重於人之是什麼，而不注重於人之有什麼。聖人即毫無知識權力，亦是聖人；惡人即有無限之知識權力，亦是惡人。王陽明以精金喻聖人，以為只須成色精純，即是聖人；至於知識才器，則雖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鎰之金與九千鎰之金，分量不同，然實毫無關係。金之成色，屬於「是什麼」之方面，至其分量，則屬於「有什麼」之方面。中國人重是什麼而不重有什麼，故不重視知識權力。不重知識權力，故不重科學。不重科學，故僅有科學的萌芽，而無正式的科學。（參見拙著Why China no Science, et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32, No 3） 所可注意者，則西洋人既以持一種哲學而有正式的科學，而科學之研究既廣，其形式及內容，又足以與哲學以大影響及輔助。故自近世以來，西洋哲學益有進步。中國哲學，既未真受正式的科學之影響與輔助，其觀點雖有足以自立，而與西洋哲學比，則問題較簡單，論證較缺乏。此亦吾人所毋庸諱者也。 知識論及邏輯所以在中國哲學中不發達之原因 中國哲學之所以未以知識問題為哲學中之重要問題者，固由於中國哲學家之不喜為知識而求知識，然亦以中國哲學迄未顯著地將個人與宇宙分而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覺。「我」已自覺之後，「我」之世界即分而為二：「我」及「非我」。「我」是主觀的，「我」以外之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於是主觀客觀之間，乃有不可逾之鴻溝，於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問題，乃隨之而生，於是知識論乃成為西洋哲學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國人之思想中，迄未顯著地有「我」之自覺，故亦未顯著地將「我」與「非我」分開，故知識問題未成為中國哲學上之大問題。 中國哲學家未竭全力以立言，已如上述。因此之故，所以除一起即滅之古名家外，亦少有人有意識地將思想辯論之程度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邏輯亦不發達。 192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