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和文心雕龍 · 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一、文體論 上文曾說，在《文心雕龍》第五篇到第二十五篇中，劉勰探討了三十五種文體。這三十五種文體是：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和記。他的探討工作，分為四個步驟：第一，說明每種體裁名稱的意義；第二，敘述各種文體的起源和演變；第三，就古人作品中，舉出每種體裁的代表作，加以評論；第四，闡述每種體裁的寫作的道理，藉以表明各體的特點。 怎樣說明體裁名稱的意義呢？先從字義上解釋各種體裁的名稱，如：「詩者持也。」（《明詩》）「賦者鋪也。」（《詮賦》）這種用讀音相近的字來解釋的辦法是不很適宜的，因為不易說明這個「名」的確切的含義。接著再附加幾句，如在「詩者持也」後說「持人性情」，在「賦者鋪也」後說「鋪采摛（chī）文，體物寫志也」 [1] 。這類解釋，結合下面第四個步驟的內容來看，倒是或多或少地有助於對這些體裁的了解的。 怎樣敘述文體的源流演變呢？就是對每種體裁，說明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的情況。例如《樂府》篇，追溯到歌曲的萌芽，講到傳說中的葛天氏的八首歌、黃帝時的《咸池》、帝嚳(kù）時的《五英》等等，然後論述漢代的樂府和曹操父子、繆襲、傅玄、陸機等人的作品，並指出後代某些樂府詩不一定合樂。又如在《詮賦》篇內，他也從《詩經》、《楚辭》說起，來說明辭賦的開端，接著講到漢代辭賦的繁榮，下及魏、晉各家的作品。他對文體的分析是和文學史的探索相結合的。 怎樣在每種體裁中挑選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評述呢？如《雜文》篇中主要談到三類創作：一是「發憤以表志」的作品，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等篇，巧妙地用假託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如枚乘《七發》、傅毅《七激》等篇，以動人的文辭，對讀者有所告誡。三是「辭雖小而明潤」的作品，如揚雄、陸機等人的「連珠」，篇幅短小精悍，說理卻能新穎、明暢。此外，還指出曹植《客問》、桓麟《七說》、杜篤《連珠》等作品的缺點，如「辭高而理疏」、「枝附影從」（模仿前人）、「多貫魚目」（質量低劣）等等。在《史傳》篇中，也評論了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等歷史散文，說明它們的成就與局限。當然，由於劉勰文學觀點上有許多不足之處，所以他的挑選有時不很恰當，他的評價有時不免錯誤。舉例來說，陸機的《連珠》就不值得那麼推重，而司馬遷也不應貶為「愛奇反經（常）」。 怎樣闡述寫作的道理，來說明各種文體的特徵呢？例如《詮賦》篇在解釋名稱、敘述源流、評論代表作之後，劉勰表達了這樣的論點：古人所謂「登高能賦」，是說由於看到外界事物，才引起內心的情感；所以賦的內容應該明顯而雅正，文辭要做到巧妙而華麗；認為「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他批評有些人違反立賦的「大體」，只注意微末的小節，而不注重根本，結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礙了枝幹，太多的肥脂損害了骨胳一樣；因而寫出來的賦，對於勸戒諷諫沒有多大用處。又如《論說》篇中，明確了論的目的在於「辨正然否（是非）」，所以提出「義貴圓通，辭忌枝碎」的要求。這些意見，不僅扼要地說明了賦和論的寫作特點，也涉及一般的創作法則。 總體來看，劉勰對文體論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在他以前，如曹丕《典論·論文》的「四科」（即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實為八類）、陸機《文賦》的十類（即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就顯得太簡略一些；至於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翰林論》，就現存佚文看，也沒有對各種文體作全面的說明。到齊梁間，由於文學創作的演進，體裁較前日益多樣化。劉勰在這基礎上，分文體為三十五類，論述就比較完整些。而且，他對每類文體的說明，都是和文學發展歷史的敘述、作家作品的評論、寫作方法和要求的闡明等等，一一結合著。這就使文體論的內容更豐富充實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各種體裁的創作經驗，作了初步的總結。除上述關於賦和論說的意見外，他論騷時講到寫實與幻想相結合，論詩時講到四言要求「雅潤」而五言要求「清麗」，論樂府時講到以辭為主，並體現盛衰興廢，論頌讚時反對「弄文而失質」等等。缺點在於他處處以儒家經典為唯一的準則，使他的論點中雜有不少封建性糟粕。同時，他把一些與文學關係不大的體裁，如詔、策、章、表之類，都摻雜進來，可見他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有不夠清楚的地方。 二、批評的標準和原理 劉勰的批評論，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關於批評的標準和批評的原理；一是他的批評實踐。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主要表達在《文心雕龍》最後的《才略》、《知音》、《程器》等篇里。同時也散見於其他篇章，與文體論、創作論結合在一起。 關於批評的標準與原理，我們主要分析《知音》篇，也聯繫到《宗經》等篇。 上文曾說「徵聖、宗經」是劉勰論文學的基本觀點。對他的論創作和論批評來說，也是如此。《徵聖》篇一方面指出創作上「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一方面指出批評文章也一定要用儒家經典作標準。要「徵聖」，必須通過學習聖人的著作才能實現。學習聖人，就要學習經書。這就是創作和批評都必須「徵聖、宗經」的原因。 劉勰認為，聖人著作的優點，主要是「銜華而佩實」（《徵聖》），即內容充實，形式華美。具體地說，就是《宗經》篇提出的「六義」。「六義」是六種特點。劉勰相信，若學習聖賢著作來寫文章，就可做到下列六點：一是「情深而不詭」（感情真摯而不欺詐）；二是「風清而不雜」（教化意義純正而不雜亂） [2] ；三是「事信而不誕」（所寫事物真實而不虛妄）；四是「義直而不回」（意義正當而不歪曲）；五是「體約而不蕪」（風格簡練而不繁雜）；六是「文麗而不淫」（文辭華麗而不過分）。這六點既是劉勰對創作的要求，也是他論文的六個批評標準。 從這六點要求來看，劉勰的批評標準顯然是把內容和形式結合起來的。他不僅要求感情真摯，教化意義純正，事物真實可信等，也要求形式的華美，並能準確地表達內容，有簡約的文風、華麗而不過分的文采等。 應當看到，他這些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所謂感情真摯，意義純正等都有鮮明的階級性的。正因為這樣，他認為文章受人的德行的決定，德行又通過文章表達出來（「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要求人們不僅在砥礪封建道德品行上向聖人學習，而且在文章寫作上也要以儒家經典為楷范。 對於批評原理的一般探討，主要在《知音》篇。「知音」本來指對音樂能有正確理解，這裡借指對文學的正確評價。 《知音》篇的第一句就是慨嘆文學批評的困難：「知音其難哉！」秦漢以來的文學批評，也確是毛病很多。劉勰舉出三種典型的例子：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偽迷真」。他在批判這些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對文學批評的一些正面主張。 劉勰對文學作品主張文質並重而又把內容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從創作的角度看，是首先有了思想感情的衝動，然後用文辭來表達它。文學批評的任務，首先便是探討作品的內容。這是劉勰批評論的一個重要觀點。它不僅說明內容在創作和批評中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從創作過程和批評過程的關係中，說明了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原理。過去一般批評者所忽視的正在於此。劉勰在《序志》篇對魏晉以來許多文學評論進行了檢閱，發現其共同缺點就是「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這裡所謂「葉」與「瀾」，即指作品的文辭形式；「根」與「源」，即指作品的思想內容。這就是說，他們只停留於表面的「文」，而未能深入到「情」。這就不可能把文學批評做好。 因此，他在《知音》篇提出「披文以入情」和「沿波討源」的主張。他說：「將閱文情，先標六觀。」為了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提出先要考察六個方面：一是「位體」，看作品採用什麼體裁 [3] ；二是「置辭」，看作品的遣辭造句；三是「通變」，看作品對前人的繼承和創新的關係；四是「奇正」，看作品的表現手法；五是「事義」，看作品用典的意義；六是「宮商」，看作品的音節。 這六個方面常被人誤解為是劉勰的全部批評標準。由上述可知，這只是「披文以入情」的步驟或手段。這六個方面大致都屬於「文」，文學批評正是要從「披文」著手，進而探討其所表達的「情」，也就是過去評論家所忽略的「根」與「源」。當然，這中間也要考察這六個方面的運用是否得當，能否很好地為內容服務；如體裁是否與內容相稱，遣辭用句能否表情達意，等等。 這是劉勰對文學批評的基本主張。此外，他還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批評者對文學批評的特點應有所認識。因為「文情難鑒」，文學作品比較抽象和複雜，不如一般具體的事物容易鑑別；加之批評者的見識不同，偏愛各異，在批評時很容易帶上個人主觀色彩。這些情形，批評者應該了解，並注意避免。 第二，文學批評要儘量地實事求是，「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愛憎」，從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像天平那樣準確，像鏡子那樣清楚。這就必須反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不良風氣。 第三，要加強批評者的自我修養。劉勰指出，過去有的批評者自己學識淺薄，因而「信偽迷真」，被人嗤笑。他認為：「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沒有彈過很多的樂曲就不會懂音樂，沒有察看過很多的刀劍就不能認識兵器。因此，要能全面正確地評價作品，唯一的方法就是：「務先博觀。」只有批評者經過廣博的觀察學習，提高了鑑別能力，才有可能正確而全面地評價作品。 以上是《知音》篇中的主要論點。把《宗經》與《知音》等篇結合起來看，劉勰的批評標準與原則大略可以有了個輪廓。對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他有一定的貢獻。主要缺點在於他太崇信儒家聖人與儒家經典了，他的主張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理論上的階級局限，必然要影響到他的批評實踐的正確性。 三、作家論 對於劉勰的批評實踐，我們就作家論與作品論兩方面分別舉例說明。現在先根據《才略》、《程器》等篇來介紹他的作家論。 《才略》篇主要評述歷代作家在創作上的成就，也就是他們的才華與識略在作品上的體現。全篇只有一千多字，卻是「縱述九代之文」，論及大小作家不下百人。讀過此篇，真使人有《時序》篇說的「終古雖遠，曠焉如面」之感。本篇對歷代作家的評論，當然並不全對，值得注意的是他評論作家中所持的態度和方法： 第一是以簡要的評語，指出不同作家獨具的特點。如說曹植的特點是「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曹丕則「慮詳而力緩」，但其「樂府清越，《典論》辯要」等成就亦不可忽視。又如陸機、陸雲兩兄弟，陸機比較「深廣」，又「巧」而「繁」；陸雲則比較「朗練」，又「鮮」而「淨」。此外如談建安七子，阮籍、嵇康等人，也能注意其不同特點。由此可見，劉勰是注意到作家作品的複雜性的，大都根據各個作家的不同特色去找出其獨特的成就，很少作誰高誰低的武斷之論。不過在評論作家的特色時，較多地偏重形式技巧方面。 第二是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如東漢馮衍因獲罪而作《顯志賦》。劉勰便抓住這點，說他不得志於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蚌身上結珠本來是「病」，馮衍的獲罪本來也是件不幸的事，但卻正因蚌有此「病」，衍有此罪，才使之產生出珠，寫成較好的《顯志賦》。又如說「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chén）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正是西晉末年時局的危亂，劉盧二人都深臨敵境，歷盡千辛萬苦，才使他們悲壯的情懷表現在作品之中，而具有雅壯多風、情發理昭的特色。這裡可以看出，劉勰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多少注意到尋根溯源，把作品的思想傾向和作家的生活遭遇聯繫起來研究。 第三是有一部分作家評論中，貫徹了內容與文辭並重的觀點。如司馬相如的作品「理不勝辭」，「文麗用寡」，語言雖美，但缺乏充實有用的內容，這是劉勰所批評的。相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內容的豐富雖有可取，但缺乏文采，仍為劉勰所不滿。只有「文質相稱」的荀況，「華實相扶」的馬融，才是劉勰所稱許的。從這幾家現存作品來看，他所賞識的荀、馬的「質」和「實」，主要是指儒家思想，而這正是司馬相如的作品所缺乏的，因而司馬相如的作品被他認為無益於封建教化。 這些意見，都是上文所說的他的批評標準和原則的具體體現。 《程器》篇則從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政治修養上來評論歷代文人，可以說是《才略》的姊妹篇。 劉勰認為，作家從事於文學創作，首先要有現實價值：「摛文必在緯軍國。」寫出文章，最好是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一定的作用（就是要為封建政治服務）。否則，只在辭采上「空騁其華」（《議對》），那就如揚雄、司馬相如等人，「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那麼，寫出的文章，怎樣才能夠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作用呢？劉勰認為，作家必須具備高度的封建道德品質和政治修養。一個作家要是「雕而不器，貞干誰則」？外表雖然美好，但無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為人表率的。從這一點出發，他批評了一些作家，讚揚了一些作家。 劉勰深感「可悲」的是文人的「有文無質」。他歷數了兩漢魏晉一些文人的不端行為：司馬相如好色又受賄，揚雄貪酒而不理家計，班固獻媚竇憲以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爪牙而貪污，潘岳陰謀陷害愍懷太子，陸機逢迎賈謐(mì）和郭彰，等等。在劉勰看來，這些歷史上著名的文人的行為既然不符合封建政治道德的標準要求，那就不可能對封建政治教化作出太多的貢獻。而且，劉勰進一步還對歷代許多文武將相卑鄙無恥的行為，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財好色等等，痛加斥責，認為其醜陋之多，是「不可勝數」的。 對於班固、陸機等人的醜行，劉勰的批判是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身居將相，擔負國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況那些官卑職小的人和窮困的書生呢！將相雖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卻遭到過多的諷刺。這不過是因為「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罷了。這是極不公允的。劉勰這樣的揭露，在門閥森嚴的六朝時期，是有一定意義的。 和上述的批評相對照，劉勰又讚揚了屈原、賈誼等忠貞愛國、文行兼善的優秀作家，為文人們樹立了表率。 劉勰要求作家有文有質，既有美好的文才，又有美好的品德，這固然有一定的意義。不過他對作家道德品質的要求，完全是從封建道德標準出發的。因此，他的論點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從這種要求出發來評論作家，就往往不能評價得當。如他所批評的「相如竊妻」（指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等是文人的「瑕累」，就完全是用封建道德觀念來衡量的。又如他所肯定的鄒陽、枚乘、徐幹等的逃避現實，顯然就不正確。這是我們研究其作家論時所必須注意的。 四、作品論 最後，我們介紹劉勰批評實踐的另一方面——作品論。這方面的意見分散在全書中，特別是在文體論部分。現在舉《辨騷》、《明詩》等篇為例來說明。 《辨騷》篇專論《楚辭》，是劉勰作品論中值得注意的一篇。 漢人對《楚辭》已有過一些評價，有的評價過高，有的評價太低，劉勰都不同意。他認為，漢人評論之不當，是因為他們無論「褒貶」、「抑揚」，都只著眼於表面，常常不合實際；他們視而不察，鑒而不精。所以他主張必須從具體分析《楚辭》本身入手。 漢代班固、王逸等人評《楚辭》，有的認為與儒家經典完全符合，有的認為完全不符合。劉勰指出，《楚辭》「同於《風》、《雅》」的有四點：第一是《離騷》中對古代賢君的讚美，這是「典誥之體」。第二是《離騷》中對桀紂等昏君的諷刺，這是「規諷之旨」。第三是《離騷》、《涉江》等作品中用虬（qiú）龍和雲霓來比喻好人和壞人，這是「比興之義」。第四是《哀郢》、《九辯》等作品中關懷祖國，慨嘆楚王的深居宮中，難於接近，這是「忠怨之辭」。他還指出，《楚辭》中「異乎經典」的，也有四點：第一，如《離騷》中「托雲龍，說迂怪」等，這是「詭異之辭」。第二，如《天問》中說「康回（即共工）傾地，夷羿（即后羿）彃（bì）日」，《招魂》中說有的怪物「一夫九首」，有的「三目虎首」等，這是「譎（jué）怪之談」。第三，如《離騷》中說屈原要效法彭咸以投水自殺等 [4] ，這是「狷狹（急躁狹隘）之志」。第四，如《招魂》中寫男女雜坐，狂飲作樂等，這是「荒淫之意」。 這樣評論《楚辭》，有不少缺點：首先是盲目推崇儒家經典，以合於經典者為「正」，不合者為「奇」。其次是把神話傳說看作奇談怪論，不理解其中所蘊藏的積極意義，把運用神話傳說排斥在藝術誇張手法之外，這就削弱了下文「酌奇」與「翫華」的主張，也對於奇偉、幻想的理解帶來缺陷。最後是以愚忠的觀點貶低屈原的投水自殺，也是錯誤的。 但他從作品本身出發而作了些具體的分析，卻有值得注意之處，如： 第一，他指出了《楚辭》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僅次於《詩經》，而為「辭賦之英傑」。其後的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和揚雄等人，都曾深受其影響，因而寫出奇偉絢麗的作品。 第二，是總評其藝術成就和特色：「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就是說，屈原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他認為，屈原文氣超越古人，而辭藻又橫絕後世，這種驚人的文采和高度的美，是別人「難與並能」的。 第三，在對《楚辭》作總的評價之下，他又分別指出各篇不同的特色。如《離騷》、《九章》明朗華麗而又抒情哀婉，《九歌》、《九辯》辭句美妙而表情動人，《遠遊》 [5] 、《天問》內容奇偉而文辭巧妙，等等。 第四，綜合起來，說明《楚辭》在抒情狀物上的獨到成就：在抒寫怨抑的情感或離情別緒上，能使讀者深深感動而為之哀痛；在描繪四時景物上，則可使讀者從字裡行間看到山川的狀貌和四季不同景色。 由於《楚辭》具有這些優點，歷代作家向它學習的很多。雖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宏偉的思想意義，但更多的人只注意於它華麗的辭采、山川的描繪和香草美人的比喻。在這裡，劉勰從學習《楚辭》出發，提到一個創作上的重要論點：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貞），翫（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 他認為：如果在寫作時能夠依據《詩經》，掌握《楚辭》，吸取其奇偉的東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華艷的事物，但又不違背實際；那就可以輕巧地發揮文辭的作用，窮究文章的情趣了。「酌奇」、「翫華」這兩句名言已經接觸到文學創作上寫實和幻想相結合的問題了，這是值得注意的。 《明詩》篇專論歷代詩歌創作，特別是四言詩和五言詩。全篇內容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現在只就他評價各個時期詩歌創作的優劣的意見，扼要地介紹一下。 先看劉勰所肯定的作品，除傳說的古曲外，他主要談到：當夏禹治水成功，政治上了軌道的時候，有人作詩來頌其功德；後來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歌表示怨恨 [6] 。從這裡看出古代詩歌「順美匡惡」的悠久傳統。《文心雕龍》對《詩經》的評價雖然很高，但由於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劉勰對《詩經》意義的認識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本篇主要從詩歌發展的角度來談，指出風、雅、頌和賦、比、興的全面形成，使詩歌創作進入新階段。此外，在《徵聖》、《通變》、《情采》、《比興》、《誇飾》、《時序》、《物色》、《才略》等許多篇中，對《詩經》的各個方面，都有較高的評價。如《情采》篇說到《詩經》的諷刺作用，是「為情而造文」的典範；《物色》篇談到《詩經》中「寫氣圖貌」的一些例子，是千載難及的典範，等等。所以，劉勰認為漢以後的詩歌，內容方面的「匡諫之義」，形式方面的比興之法等等，都是繼承《詩經》來的。 《詩經》之後，評價較高的是《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他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五言之冠冕」。建安時期（196-220）的詩歌創作，更是空前活躍：詩人們激昂慷慨地抒發自己的志氣，光明磊落地表現他們的才情。抒情寫景，都有獨到的成就。其後只有應璩（qú）的《百一詩》 [7] ，還稍有建安時正直的遺風。到晉代以後，雖作家輩出，但其風力都遠不能和建安詩歌相比了。 劉勰在本篇所批判的詩歌，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玄言詩 [8] 。劉勰說：「正始 [9] 明道，詩雜仙心，何晏 [10] 之徒，率多浮淺。」詩歌裡面硬塞進一些道家思想，當然會浮淺乏味的。到了東晉，詩歌創作幾乎完全淹沒在玄風裡面，作者們大都恥於關懷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這樣的詩歌，就難怪鍾嶸在《詩品》中要批評它們類似《道德論》了。 第二是晉以後的輕內容而重形式的文風。劉勰指出：晉代作家雖多，但大都浮淺綺麗，辭藻上比正始時繁雜，內容上卻比建安時無力。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以靡麗的筆調自逞其美。這樣發展下去，到劉宋初就達於「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極點。作家們既然致其全力於成篇的對偶和一字一句的新奇，其文辭的輕靡，內容的空泛，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上述評論來看，其褒貶還未能完全抓住要害，他在肯定和批判作品的具體尺度上，不僅有明顯的局限性，而且也不統一。如稱讚《古詩十九首》偏重於語言藝術技巧；而對其思想內容或消極頹廢，或失志傷時，或相思別離，或諷刺權貴，都未加明辨。但評論中也有可取之處，如他所肯定的《詩經》中的某些詩和建安詩歌，他所指責的玄言詩和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等，也確是這時期內詩歌創作中應該肯定或批判的。 總之，劉勰的作品論和作家論一樣，其中精華與糟粕是同時存在的。 * * * [1] 「摛」是發布，「體」是體現。 [2] 有人把這個「風」字當作風格，這不合於《文心雕龍》全書的用法。後邊第五項的「體」字才是風格。有人把這個「體」當作體裁，但「約而不蕪」的說明只能應用於風格，而不適用於體裁。 [3] 有人因為劉勰重視內容，所以儘量把「六觀」聯繫到內容上去，如把「位體」解釋為指「文章的思想、主題」。但「體」字在《文心雕龍》中是沒有這樣用法的。 [4] 彭咸相傳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而投水自殺。 [5] 《辨騷》篇提到《遠遊》、《悲迴風》、《卜居》、《漁父》、《招魂》等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曾被人疑為不是屈原的作品。 [6] 太康是夏禹之孫，因荒淫而失國，某弟五人所作歌，載《尚書·五子之歌》。 [7] 應璩是三國中期作家，他的《百一詩》的主要內容是勸戒統治者。 [8] 玄言詩是宣揚老莊思想的詩，這種詩在從魏正始到劉宋初的一段時間內極為盛行。 [9]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240-248）。 [10] 何晏是三國中期的學者兼玄言詩人。